新青年创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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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日发(作者：s5pv210)龙源期刊网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研究综述
作者：王玉
来源：《党政论坛》2018年第11期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与之相应，《新青年》研究颇具
规模，成果也较丰富，学者们从思想、文化、文学、报刊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在介绍
《新青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大多会提到6卷5号集中、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积极意义。《新青年》6卷5号出版于1919年5月，本期杂志刊登了7篇专门介绍马克思及其
学说的文章，其中包括李大钊的名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
专号”。现将有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整体研究的视角
把《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论文不多，较早的一个话题是关于
其实际出版时间。1960年8月4日，刘维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必要的“考据”——关于〈新青年〉六卷五号的出版日期》。
他根据《民国日报》刊登的广告，认为6卷5号《新青年》出版于1919年9月；又依据李大
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用了1919年8月3日出版的《每周评
论》第33号的内容，提出该文直到8月份仍在写作中。2009年，杨琥在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谈〈新青年〉6卷5号的编辑
和印行》一文中通过考证，将《新青年》6卷5号的出版时间具体到9月初即9月10日之前，
并认为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至迟也应在1919年8月初完成，但主体部分在5
月前已经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整体评价不
是太高。1958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介绍该期杂
志时说，李大钊通过《新青年》来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6卷1号起，《新青年》成立
编辑委员会，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李大钊同志便把他所主编的6卷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专号，以便引起对这种学说的注意。他自己写成了长篇论文《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但该书通过注释对《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作了一个定性的评
价，这一期刊物的若干主要文章是不好的。例如第一篇论文《马克思学说》，作者顾兆熊，即
后来成了国民党改组派重要人物的顾孟余，这篇文章是显然同情伯恩斯坦主义的。第二篇论文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作者凌霜，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后变成了国民党CC派的小头目
之一，即参加过所谓十教授宣言的黄文山。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他是根据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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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鲁泡特金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此外，还有一些曲解附会之说。因此，對于这整个专号
过分强调未必是恰当的。
这种不宜过分强调的观点，为部分学者承袭。张涛在《〈新青年〉第6卷个案分析》
（2000）中表示，《新青年》6卷5号的“马克思研究专号”是第6卷的重要特征之一。
“马克思研究专号”出版的意义，可谓是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深刻影响的反映，显示了十
月革命后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研究的实绩。但是对这一实绩也不可作夸大的评价。在6卷5号
上有关马克思研究的7篇文章有6个作者，除李大钊一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韩晗也在《“被中心”还是“被边缘”——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中心的考察分
析》（2011）中表示，《第五号》中所刊发“马克思主义系列论稿”的本质只是李大钊邀请诸多
学者“笔谈”马克思主义，而非意图以某种纲领，甚至“革命的预言”来推行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此种观点并不认可。如，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
国的传播启蒙》（2016）一书，对《新青年》6卷5号评价就很高。作者认为，马克思研究专
号包含各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这种现象在当时不可避免。该专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
蒙，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而这个思想潮流的导航，后来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视角
要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的历史地位是绝对不能忽略的；而要谈《新青
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专号”的历史地位也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中共
中央党刊史稿（上卷）》（1999）认为，6卷5号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期马克思研究专刊。冷溶在《〈新青年〉的历史贡献与历史意
义》（2005）中认为，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运动，而这一发展过程的标志就是《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9年5
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新青年》6卷5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一批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周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特点》（2013）中表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中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进行了大致介绍。这“卷帙浩
繁，学理深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
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
斗争学说。究其原因，则在于阶级斗争学说能够从根本上切实地解决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问
题。周凯同时指出，《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体现为不独断地认定“我
是最好”的，而是容忍了不同类型的主义的存在和讨论。在不断的争论中，也更加体现出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包容性，同时也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早期
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论战过程中进行的，具有较强
的论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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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江巍在《〈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起点初探》（2014）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
为，六卷五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不能看作是《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尽管这
一号由李大钊担任编辑，发表了八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分别是顾兆熊的《马克思学
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起明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陈启修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刘
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但这八篇文章的作者除李大
钊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外，其余要么是自由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态度也不都是肯定和赞扬。这些文章虽然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知名度有贡献，但
就传播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传播有明确的主旨，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和解决中国实
际问题，它不同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思潮的传播。
江巍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以〈新青年〉为中心》（2015）中
还指出，尽管在《新青年》6卷5号上，黄凌霜就批评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此时大部分知
识分子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未能作出回应。刘焕明在《新
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启示》（2015）也认为，黄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抹杀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伟大意义，并将其与进化论混为一谈，向马克思主义下了较为系统全
面的挑战书。
还有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传播渠道时提到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周凯在《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特点》（2013）中指出，由于留日学生成为了《新青年》中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主力军，越来越多日本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社
会主义实践的文章就陆续翻译出来，并刊登在《新青年》月刊上。杨荣、程甜在《精神的日
出：〈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渠道研究》（2016）中也指出：《新青年》是日本主渠
道的标志性刊物，而6卷5号有5篇的底本来自日文。
三、人物研究的视角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的作者，有很多是民国时期的名人，如李大钊、鲁迅，要深
入研究他们，自然绕不过这一期杂志。因此，很多论文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新青
年》，但在进行人物研究时，对
“马克思主义专号”都有涉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编辑、灵魂人
物，而且在该期发表了名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关于李大钊及《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的研究比较充分。刘晓艳在《李大钊与〈新青年〉》（2015）
一文中指出，为了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打破了以往《新青年》设政治思想、历
史、文学、国内外大事记、通信、读者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常规，舍去了通信和读者论坛两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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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为中心的专题。此外，李大钊邀请鲁迅为专刊撰稿，鲁迅写下了
《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四篇随感录，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反动派对
布尔什维克污蔑为过激主义的险恶目的，呼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李大钊所编辑的《新青
年》6卷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刊行出版之时，《新青年》也就成为中国正式宣传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最早刊物。她还认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当时是最全面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文章，李大钊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凌霜是黄文山的别号，他是
“五四”前后我国“无政府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黄
文山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阐释无政府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因此，黄有东在《黄
文山与“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2008）中表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
进攻中，黄凌霜是一个积极的挑战者。”《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是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
主义的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挑战书”。但黄有东认为，在中国早期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的研究与论争中，黄文山的观点有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清马克思主义的真义，至少是极好的反
面资料。刘熙在《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看黄凌霜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推动》（2014）
中也持类似的观点。该文认为，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攻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的学说。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根本矛盾，但是当两者
的矛盾还没有明显激化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还是
不容忽视的。
渊泉是陈溥贤的字，他和李大钊渊源极深，早年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后又一起进入
《晨钟报》工作。陈溥贤在《新青年》“马
克思主义专号”发表的文章有《马克思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这两篇文章原刊于《晨报》，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只是作了转载。而这个转载，也从侧面反映了李大钊与陈溥
贤、《晨报》“马克思
研究专栏”与《新青年》“马克思主
义专号”之间的紧密关系。吴二华在《陈溥贤在李大钊接触河上肇马克思主义观点时的中
介作用》（2007）中认为，五四之际，李大钊协助陈溥贤在《晨报》开辟了
“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4月
《晨报》连载了渊泉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相继刊载了渊泉
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均为河上肇经典著作的译摘。李大钊是在陈溥贤在《晨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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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摘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情况下，逐渐接触到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写下了《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这一著名长文的。
刘秉麟，湖南长沙人，1913-1917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新
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刊载了他写的《马克思传略》。赵彦春在《〈共产党宣言〉在中
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2012）中指出，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简要介绍了被译成《共产党
宣言书》的成因及“其书大旨”，并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书》“传播最广，欧洲各国，均有
译本”，“书中一语，正如枪弹之一射。就其全书言之，几无一语，不经千次之呼吁”。
唐正芒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发表时间再考》（2016）中认为，《新青
年》“只有6卷5号和8卷1号没有他（周作人）的任何文字”。这是不准确的。起明，即周作
人的笔名，他在《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译文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这篇文章不是专门为《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专号”翻譯的，但由于涉及俄国革命，也受到了学者注意。周即平在《李大钊
与周作人》（1999）中表示，周作人一直是
《新青年》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周作人在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热
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周作人、李大钊二人同在一条
战线。孙郁在《鲁迅与果戈里遗产的几个问题》（2013）
中认为，理解俄国文学，实则应从哲学、宗教的层面入手。周作人就意识到过此点，他在
文学革命的初期就译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已经开始从政治和哲学的层面入手讨论问
题。
四、结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相关研究成果已然不少，但仍存一
些研究空白。比如，不少论文都肯定了《新
青年》在现代期刊史上的意义，并分析探讨其编辑思想，但未见到以
“马克思主义专号”为案例的。有些学者在研究李大钊编辑思想时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专
号”，惜未能作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作
更深入的探讨：第一，李大钊与《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的关系，比如李大钊与“马克思
主义专号”作者群、李大钊编辑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专号”。第二，《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
号”与《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的关系。第三，《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文章的内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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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比如顾兆熊《马克思学说》的底本。第四，《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编辑特色，比
如“马克思主义专号”与《新青年》其他专号的异同。
基金项目：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17年度课题“《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方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