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摇号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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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8日发(作者：)388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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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随着汽车制造技术的革新，汽车价格也不断降低。因此，
汽车从原来的奢侈品已经逐渐演化成普通的代步工具。越来越
多的家庭买得起这种代步工具。经统计，从2000年到2016年，
国家汽车拥有量从1608.91万辆上涨到18574.54万辆，增长了10
倍以上。北京市的汽车拥有量增长也不甘示弱，据统计北京市
的汽车拥有量由2000年的104.12万辆增长到2016年的547.44
万辆。城市道路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带来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
堵问题，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同时，汽车排放的
有害尾气也对空气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和汽
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各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除了
增加了道路供给，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对汽车限行限购。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
控暂行规定》，规定以“摇号”的方式公平分配汽车号牌指标，
消费者购买汽车需要先“中签”拿到号牌指标。这一政策有效
的限制了机动车数量。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颁
布了“摇号”或“竞价”获取机动车号牌的规定。政策实施初期，
公众普遍认为“摇号”更为公平但缺乏效率。政策执行至今，
对于北京摇号上牌政策公平与效率的评判已不再明确。因此本
文将透过“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来详细分析北京采取的“摇
号”上牌政策。
二、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如何
平衡公平与效率更是经济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研究的重要
议题。这两者是天生的矛盾体，很难同时兼顾。我们只有处理
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才能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最大化地利用
有限资源。
对于“公平”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
目前我们可以分别从“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角度来理解
这一概念。厉以宁（1996）认为从伦理学角度，公平可以简单
地理解为机会均等；从经济学角度，公平是指平等地分配收入，
或者财产。
“效率”这一概念原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其亦具有伦理学
意义。在经济学角度，效率是指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从伦
理学的角度，效率还要兼顾对人体健康及环境问题的考量。如
果对环境造成污染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即使产出再高，
也是低效率（厉以宁，1996）。
人们通常难以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但一直在努力追求着。
人们有时会渴望更高的效率，与绝对的公平，但最终都没能实现。
其实应当把公平和效率看成一个整体，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
绝对的效率，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去平衡二者的关系。只有完
美平衡好公平与效率才能使社会不断向好发展。
三、北京摇号上牌政策分析
为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与交通拥堵问题，2010年12月23日
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摇
号”的方式无偿分配汽车号牌，力求实现“公开、公平、公正”。
规定的具体内容包括：车辆需要“摇号”来获得上牌资格，2011
年全年共计24万个牌照指标，平均每月2万个指标，个人指标
占总指标数的88%，即约21万个。
（一）政策的具体内容
根据2018年1月9日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
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申请摇号的个人或单位需要首先提出申请，
经审核通过后，可获得有效编码，即摇号资格。摇号中签后即
可获得“配置指标确认通知书”。
（二）政策的执行现状
“摇号”政策确实减缓了机动车数目的增长速度。通过配
置有限的机动车号牌数量，将机动车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张国栋,左停,&赵羽，2015）。但“摇号”政策治标不
治本，并没有从根本解决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
北京自2011年开始实行摇号政策以来，参与摇号的人数呈现
指数增长，从2011年的58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1253万人（如图1）。
而由图2我们能够发现指标配置总数却呈现减少的趋势。2014年到
2017年的年指标配置总数均为15万，而2018年总的指标配置数降
低为10万。另外，图2显示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逐渐重视
新能源汽车，并通过增加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数来鼓励民众购买新
能源汽车。2014年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数占总指标数的13%左右，
而2018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数占比已经高达60%。
图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第六期北京普通与新能源小客车有效个人申
请编码总数（万）
数据来源：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
公平还是效率？北京“摇号”上牌政策分析
刘卉安北京市第八中学
中图分类号：F407.471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674-1145（2018）10-388-02
摘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汽车价格的降低，消费者开始了购车热潮，北京政府为减缓汽车增长速度，实行了“摇号”上牌的政策。
这一政策切实有效的缓解了北京交通拥堵问题。政策实行至今，公众对于“摇号”政策的公平与效率的探讨从未停止过。本文以“公
平”和“效率”的视角对北京“摇号”上牌的政策进行了全面地分析。
关键词
公平 效率 摇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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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4-2018年北京普通与新能源小客车计划指标数（万辆）
数据来源：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
指标数减少，摇号参与者增加必然带来中签率下降，2011
年第六期（11月和12月）个人普通小客车摇号有效编码数为
577856，指标配置总数为17600，中签率为3.05：100；而到了
2017年，第六期（11月和12月）个人普通小客车摇号的中签率
仅为1.13：1000。由此可见，中签率急剧下降，“摇号中签”堪
称“彩票中奖”。
（三）政策的公平性分析
摇号上牌政策被普遍认为是更偏向公平的政策，因为“摇号”
给每个参与者相同的机会，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争取同一
个指标。但是这看似公平的政策也体现着诸多不公平。
在所有参与摇号的个人或单位中，只有一小部分对机动车具
有刚性需求(张国栋，左停，&赵羽，2015)，这部分参与者急需
用车满足日常需要。刚性需求参与者也应该是摇号政策真正惠及
的。然而，大部分摇号参与者对机动车并没有刚性需求，只是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参与摇号。这就导致许多人中签后并没有买车，
而真正有需要的人反而没有中签，最终导致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
置，对于那部分真正想要买车的参与者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表面上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相同的中签率，实则不
然。一辆车即可满足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为了提高中签
率，有的家庭全家老少齐上阵，发动所有满足摇号条件的成员
参与摇号。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中签率无疑提高了（何东明，
2015）。同样，已经有一辆车的个人或者家庭仍然参与摇号，对
于没有车的个人和家庭也是一种不公平。
（四）政策的效率性分析
北京摇号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减缓了北京道路汽车的增长。
由图3可以看出，在北京摇号政策实行之前(2000到2010年)，
北京民用汽车拥有量从104万辆上涨到了450万辆，平均每年增
长约35万辆。而政策实行之后，从2011年到2016年（2014年
的数据不可得），年平均增长约17万辆。由此可见，摇号政策
的实施切实有效地减缓了北京汽车总量的增速。
图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北京民用汽车拥有量（万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摇号政策在控制北京交通拥堵的同时，也为北京进行基础
交通设施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摇号政策让北京500万辆机
动车的出现推延了2013年。在缓解交通拥堵的同时，北京也在
全力建设公共交通设施。但是“摇号”政策也存在各种“低效”
问题：
1.政策造成资源分配不合理。摇号政策虽然秉承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但恰是这一原则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合理。
摇号上牌政策完全“公平”对待“刚性需求”与“一般需求的”
参与者（何东明，2015），不能及时满足真正想要购买汽车的人群。
具有刚性需求的参与者是指那些急需用车，并且已经为购车准
备了资金的人，一般需求的参与者则包括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想
好要不要买车，只是想试试看，部分参与者甚至没有购车能力。
由此可见，最好的摇号结果是所有刚性需求的参与者都能够获
得车牌，但实际上却是很多具有“一般需求”的参与者中签，
由于号牌不可买卖，出租也具有很高的风险，这部分中签的“一
般需求”参与者最终只能放弃号牌，造成了资源浪费，延缓了“刚
性需求”参与者中签的时间。相反，上海的竞拍上牌则在一定
程度解决了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相较于“一般需求”参与者，
“刚性需求”参与者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竞拍车牌，这一部分
人拿到车牌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2.时间成本过高。从时间成本角度，“摇号”政策看似“无
偿”，实则具有“隐性成本”。这个隐性成本即为时间成本。
参与者需要等待中签才能获得号牌，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参
与者需要找到替代“私家车”的其他交通工具来满足日常需要(侯
幸,彭时平,&马烨,2013)。等待时间越长，花费在其他替代“私
家车”的交通工具上的费用也越多，时间成本也就越高。随着
摇号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中签率越来越低，摇号的“隐性成本”
问题更加凸显。
3.民众满意度降低。大多数北京市民对摇号上牌政策并不
满意，认为摇号政策不仅没有及时满足市民的购车需求，也没
有改善交通拥堵状况。“交通缓堵民意调查”显示，在所有投
票者中，仅有52.77%认为北京的阻塞并未得到缓解；而对于“哪
些措施对缓解拥堵最有效”的问题，仅有1627名投票者认为“购
车摇号”最有效，为最低票数（何东明，2015）。可见民众对摇
号政策的满意度并不高，着急买车的用户也“叫苦连天”。
四、结语
本文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对北京实行的“摇号”
上牌政策进行了分析，得出，“摇号”上牌政策是偏公平的政策，
但是也存在“低效率”的问题，比如摇号政策造成了资源分配
不合理，时间成本过高，民众满意度降低等问题。但不可否认，
“摇号”政策确实缓解了交通堵塞问题，控制了道路汽车数量
的增长速度。
参考文献：
[1]张国栋,左停,赵羽.公平与效率:机动车“限购限行”
政策分析[J].前沿,2015(2):86-90.
[2]何东明.北京市摇号购车政策的公平与效率分析[J].
Doctoraldissertation,广西民族大学,2015.
[3]侯幸,彭时平,马烨.北京上牌摇号与上海车牌拍卖
政策下消费者成本比较[J].中国软科学,2013(11):58-65.
[4]厉以宁.经济的伦理问题——效率与公平[J].经济学
动态,199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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