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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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2日发(作者：)Vol.41No.1
Feb.2020
大连大学学报
JOURNALOFDALIANUNIVERSITY
第41卷第1期
2020年02月
学者的良知与真知
——伍铁平先生的学术精神
周流溪
（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摘 要：
本文阐述著名语言学家伍铁平多方面（尤其是理论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思想、自觉意识和创新成就，着重彰显其实事
求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维护学术规范和学者尊严的顽强斗争精神；他揭批那些偷换概念歪曲事实来反对文字现代化的不
良行为，保卫了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文中也记叙作者与他交往和向他学习的一些个人体会，以旌扬学者须有良知和真知的道理。
关键词：
语言学；学者；学术精神；学术规范；良知；真知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95(2020)01-0025-13
收稿日期：
2019-10-27
伍铁平先生（1928-2013）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
教育界的知名学者和坚强战士，其事迹已经为越来
越多的人所了解。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
的榜样和教导将永远启发后学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
前进。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在与伍先生交往中的
受益和体会。
一
伍先生出生于湖南湘潭，1945-1946年曾在昆
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6-1947年就读清华大学
（化工系）时，最后越过封锁线进入冀东解放区参
加了革命（投入土改工作）。1948-1950年他在哈
尔滨外国语专门（科）学校——黑龙江大学前身——
学习，后留校工作（曾主编外专校刊——后名《俄
语教学与研究》）。他一生中秉持坚定的思想和信念，
而理工类的教育也有助于他养成尊重科学的品格。
他对祖国的语言和文化充满热爱，但绝不走极端而
表现出沙文主义倾向；因为他具备良好的外语修养
和国际眼光。他早先曾是个俄语专家；但他对英语、
德语、法语等语言也很熟悉，一般学过的和了解的
其他语言还有很多。他收集的各种语言辞书达200
多部，那怎么也覆盖上百个语言了吧。从事语言研究，
如果不去尽量多了解一些语言，那就不可能具备通
达的眼光，甚至连那些旁征博引众多语言的外国有
关专著也读不下去，并容易仅凭自己的有限知识就
信口开河而动辄出错。
伍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
了20多年，担任过国外语言学研究室主任、主编过
《语言学资料》（后改名《语言学动态》）；大量
译介国外语言学著述的日常工作，使他不断扩展了
语言学理论的视野。但是后来其进一步加强普通语
言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并不曾受到研究所领导的足够
重视（那个小刊看其名称就不像个杂志，1980年才
改为公开发行的杂志《国外语言学》）。他在所里
只是副研究员（连研究员也未曾当上），在恢复研
究生制度后的第四年才招收了一名硕士生（姚小平）。
我在此处不是要批评我的老师和诸位前辈；语言所
没有在普通语言学研究方面带头，实在不是哪一任
特定所长的工作有多大欠缺。它在这个方面的投入
始终还不如一般高校；也许高校毕竟有教学的紧迫
需要吧，反正现有的几部“语言学概论”（或纲要）
之类的书都是高校教师写成的。1985年伍先生转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是语言理论教研室的领
头人，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
原因，他主持的语言学理论方向也还是没能获得长
足的发展。他在来师大第三年、快60岁时当上了教
授（这比我当教授的年龄晚了十年；不过我当教授
的年龄又比我的一些学生晚了十年，世道如此也不
是人所能预料的）；但他没能当上博士生导师。他
曾想在我们外语系加盟带博士生，而竟被外语系的
人拒绝了。当然，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也不完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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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他是否当上“教授”、“博导”。但就伍先生
的情况而言，那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他的学问。
伍先生早年在哈尔滨外专（外院）跟苏联专家
学习俄语理论语法时阅读了苏联语言学大师们的著
作，加上在社科院多年主持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
因而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史都比较熟悉。他
在语言所跟丁声树学过音韵学（反切法）。后来因
为探索比较词源学，又通读过杨树达的著作（杨氏
是既通国学又能了解西方语言学的学者）。来到师
大这个语言文字学重镇后，他与陆宗达、萧璋、俞
敏、王宁等学者同事接触多了，在汉语文字学、训
诂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知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对中外历史语言学的了解，使他在普通语言学的教
学和研究中能有宽广的视野和足够的学术素养；这
也为他日后识别各种学术观点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伍先生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一
大批论文（如“语言词汇的地理分布”[1984]、“开
展中外语言学说史的比较研究——兼论语言类型学
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1989,1990]）和结集的《语
言与思维关系新探》（1986,1990）、《语言学是一
门领先的科学（1981年首发论文，1994年编著成书）、
《模糊语言学》（1999）、《比较词源研究》（2011），
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1993，2006）；此外
还有《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伍铁平1997/1998）、
《语言文字学学术批判和批评文集》(伍铁平2010)等。
他在杂志编辑和国外语言学的译介工作中也留下了
大量著述。《普通语言学概要》是一本广受欢迎的
教材。伍先生在中国首倡模糊语言学研究，影响深远。
他也是最早把语言类型学引进中国并运用于汉语研
究的人，其论文“男性直系亲属名称的类型比较”（载
于北京市语言学会编《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5）就是这种研究的成果。伍先生曾经长年下了
极大的功夫要编撰一部《俄语词源词典》；但出版
社由于俄语地位在中国的下降而取消了出版合同，
该书的编撰不能得到后续支持便夭折了。这是极为
可惜的事。
二
我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留在
研究室做语言学研究，而是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当
了英语教师（这主要是基于生活的考虑而做出的选
择）。后来我不想教英语了，就调到北京师大外语
系来。在这里我的工作是讲授语言学的相关课程（我
讲课都用英语，但我不是教英语）。从此我与伍先
生的交往便日益密切起来了。伍先生本是我在社科
院的师长辈，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见面都称我为
“老周”，这使我有点惶恐（他夫人称我为“小周”
我还觉得好些）。我们每逢见面（多是我去拜访他，
他住西郊时我就去过他家），我们谈的都是学问。
伍先生披览既广、交游也多，从他那里我获得了不
少知识、信息和联系。我们在语言学问题上有很多
共同见解，也在经营这一学问中互相支持（在我们
这里中文和外语两个阵地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当
然这也取决于双方人员的学业基础和交往意愿）。
伍先生和我都重视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力求准
确把握其精髓，连术语的使用都很注意。当然我们
也都想为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一些贡献。我在教
学生涯的最后十年招收过30多名博士生，他们几
乎都是研究语言学的，涉及该学科的不同路线和各
个部门。伍先生非常欢迎我的学生前去请教，把他
们当作自己的学生看待，总是给予耐心细致的指导，
并以自己的学风对他们进行熏陶。
在改革开放中，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学术的
发展，也出现了学术腐败现象。当学术骗子和行为
不端者恣意妄为时，很多人都视而不见、甚或姑息
放纵。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早就呼吁要开展学术批评
（参看杨玉圣1998[该文“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
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原载于香港《中国书
评》1998年复刊号]）。这时伍先生挺身而出，以
最实在、最坚定的工作大力进行学术打假和学术批
评。中国近现代史上屡见的“湖湘骨气”在伍先生
身上又表现出来了。（当然别的因素也会发生作用。
他尝云在学习法语时得知pillage[掠夺、抢劫]的
转义是“抄袭、剽窃”时，那极大地加深了他对这
种现象的鄙视。人讲德义，中西皆然；伍先生可谓
善于从人类德性中汲取力量。）他自言“眼睛里揉
不进沙子”，决不能容忍歪风泛滥，在天降大任时
更是当仁不让、义无反顾。鲁迅所云民族精神的脊梁，
就是这种人物。伍先生在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语言
学科研规划咨询报告时普遍查阅各种书刊来全面了
解和掌握国内语言学研究现状，于中发现了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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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假冒伪劣产品；他从批评申小龙的抄袭剽窃克
隆和揭露徐德江的假冒教授兜售伪科学开始了学术
批评、学术打假的漫长斗争。为此他遭遇重重阻力；
他的文章固然有在较高级别的刊物发表的，但也不
止一次被一些刊物退稿，有的文章只能在级别较低
或地处边远的刊物登载。他在家庭经济和身体健康
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不屈不惧、坚持到底，
把生命的最后年华都奉献于此，甚至在住院临终前
的日子里还念念不忘。其行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响
应支持，支持者中不但有伍先生的同事及校内外的
朋友，还有外国学人。伍先生一些弟子也积极上阵。
徐德江冒称黎锦熙的“不一般的弟子”、自吹或雇
托儿吹捧他创造了“新阶段”的人类语言文字理论。
袁晓园、安子介写过错误百出的文章与徐德江呼应
（在袁、安、徐、申“四维架构”中徐之“公式”
妄称“普通语言学”）；他们偷换概念歪曲事实来
误导学界和群众，夸大汉字的“优越性”和被简化
的“百年冤案”，从而或明或暗反对国家的语言文
字规范化政策。但语文不规范化则无法走向现代化
和信息化！吕叔湘先生任《中国语文》主编时，曾
拒绝发表袁、安的文章（伍铁平2010：86）。伍先
生的一系列文章则从各个方面把徐德江的“理论”
批驳得体无完肤。可恶的是徐德江1995年11月向
法庭控告伍先生侵犯其名誉权而竟获法院受理（1996
年1月），出现了中国法政史上假教授状告真教授
的丑恶例子。这激起学界人士的义愤。以吕叔湘、
周有光等为代表的148位语文工作者签名发出呼吁
支持伍先生。王宁教授联络主持正义的律师为伍先
生辩护。而徐德江的律师竟然对签名者进行恫吓；
但那遭到了被恫吓者的反击，并导致更多的人们支
持伍先生。我在吕先生病榻旁向他报告情况并请得
了他的签名号令；他一呼百应使签名声援伍先生的
学者最终多达708人。法院面对这种情势不得不于
1998年7月宣布徐德江此案“不宜受理”，从而客
观上宣告了伍先生事实上的胜诉。
我的一些友生也积极与伍先生站在一起投入这
一学术打假和学术批评的行动。比如周利娟写了“不
争不‘明’——读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
方论丛》1997/6），文旭写了“《语言和文化评论
集》（重印本）述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1）；又李京廉有“学术批评和学术打假的意
义——读《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人民政协报》
2004.8.9）和“学术批评的意义——评《语言文字学
辨伪集》”（《中华读书报》2004.12.8）；李美霞
有“一部正本清源的学术著作——评《语言文字学
辨伪集》”（《学术界》2006/5）。庞建荣和伍铁
平合写了“模糊语言=文学语言？——评何南林文
的一些错误”（《渤海大学学报》2005/5）；王庆
和伍铁平合写了“正确的翻译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前
提”（屠国元主编《三湘译论》第6辑，湖南人民
出版社，2007）；王庆又写了“追求学术公平，弘
扬社会正义——批驳《汉字文化》2009年第2期的
部分言论”。（以上三文收录于伍铁平2010。）王
庆还有《推进学术批评纯净学术环境——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伍铁平先生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
2010/10）以及《论文字的本质及文字与语言的关
系——评张朋朋文章中的一些言论》（《当代外语
研究》2011/7）和别的学术批评文章。《语言和文
化评论集》出版后，我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中
加进了学风教育的内容，以此书为主要参考。我也
为它写过一篇书评，但未能发表。
伍先生对学界一些长辈、平辈和晚辈，对一些
名流或显贵，于其偏颇观点或过头言论以及著述和
学风的粗疏之失，还有围绕着他们的一些不实吹嘘，
都进行过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是针对“私敌”，
而是从原则出发的严谏或劝勉；其中处处体现了他
治学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的作风，其意见（包括批评
的观点以及批评所涉及的理论和语言材料）实可供
当事者和后学参考。伍先生还说：“我们呼吁并非
专门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人在没有深入研究语言
文字、语言文字学和我国当前语言文字学界的状况
时，不要再就语言文字学胡乱发表意见，须知几乎
每个成年人都会的语言和文字绝不等于语言文字学。
要想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往往要皓首穷经，付出毕
生的辛勤劳动。”（否则，这些非语言文字学工作
者就一定会说出许多外行话，受人批评。他们甚至
会起到干预或阻挠反对伪科学之斗争的作用。）针
对有些非语言文字学界的人随便同意在民间刊物担
任顾问和学术委员会职务，伍先生指出：“须知不
做实事，仅挂虚名，以扩大自己的声望，听任他人
周流溪:学者的良知与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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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己的名声为所欲为，是我国当前学风不正的
表现之一。”（伍铁平2010：69。）现在国家有关
部门已经要整顿这种情况了。
三
在和伍先生的多年交往中，我的教学和研究都
得到过伍先生不少启发、鼓励和帮助。
我在上高中时读过王宗炎著《英语语法入门》
（那是一本普及型的书，讲述的是教学语法），从
此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都不必再看英语语法书了。到
了在中学教英语的时候，我读到国外学者写的好几
种语法书（大部头的学术型著作），很受启发和鞭
策。但读这些书已经越出了学习和讲授英语的需要，
是研究的需要了。王力先生说过：他喜欢文学和语
言学，但更爱语言学，因为语言学是科学。我也有
这样的看法。文革后在报考社科院研究生的时候外
文所和语言所我都曾考虑过，最终还是上了语言所
跟从吕叔湘先生。国外多位语法学家都是英语教师
出身，吕先生也是从英语教师而成功为语言学家。
王力是中国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周流溪2001b:89-
91）。但我的学术志向，第一步是“兼王吕而有之”，
此外还有更高的理想。这不是狂妄，是后学要站在
前辈巨人的肩上向前远眺的态度。我在自己的论文
集《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开篇（周流溪2001a：
1-3）谈的是自己步入中年时的体会和认识：“语言
研究的学术层次”。就语法研究而言共有四层：教
学语法、学术语法、理论语法、语法理论，最后的
“语法理论”就是升华了的语言学理论。王力早在
1957年就指出（《中国语文》第3期）：“中国语
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的落后。
这一个薄弱的部门如果不加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前途就会遭受很大的障碍。”我在清华大学纪念王
力百年诞辰的“21世纪汉语语法及语法理论研究展
望研讨会”上的发言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周流溪
2001a：276）。伍先生2002年对申小龙谈“西方语
言理论”表现出盲目排外的情绪提出批评时，也引
用了王力这段话（伍铁平2010：164）。
我们在读研究生时有语言学基础的课程（吕
师安排从美国回归的廖秋忠先生来讲授）。我曾
把美国一本《语言导论》（Fromkin&Rodman,
An
IntroductiontoLanguage）的一章译出刊于《国外语
言学》。毕业前后我们在吕师指导下集体翻译了帕
默尔的《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
一版）。伍先生很关注这本书，他发现我们有几处
译错了，还被申小龙照抄了去（甚至反复地抄）。
我们已经错了，但申小龙把错误扩散了。在该书第
九章附注10里（1983：149）帕默尔引deLaguna
的话说：“这个世界里有‘赤色分子’和‘反动分
子’，有flappers（黄毛丫头）和loungelizards（在
时髦场所鬼混的男子），有livewires（生龙活虎的
人），也有morons（白痴）。”伍先生（1997/1998:
92）指出译文的不妥处；我在校阅《语言学概论》
第二版（2013/2016：179）时已经改正为：“……
有服装奇异举止轻浮的少女（flappers）和在时髦场
所鬼混的男子（loungelizards），有生龙活虎的人
（livewires），也有‘呆笨’的人（morons）。”
又，原译第六章有这样的译文（1983：99）：“在
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
（stylized）、简化了的图画的系统。……书面语言
是独立于(independentof)口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
的。”此处译文有误，尤其是stylized一词，应译为“线
条化了的”，因为style在这里指的是古代刻写用的
铁笔之类工具。由于该词用的是古代的本义，我们
太粗心而弄错了。伍先生很细心，又具有词源学的
功底，所以能辨析出来（伍铁平2010：226-227）。
在《语言学概论》第二版（2013：117），我已将此
处改译为：“在中国，一如在古埃及，文字不过是
一种线条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书面语
言并非总是受制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迁和变异。”
2000-2001年我曾为外研社引进的《语言学教程》
(Radford等编)、《历史语言学》（Trask著）、《语
言学综览》（Aronoff和Rees-Miller编）写过导读。
我力图不负出版社所望拿出最好的成绩。历史语言
学很多人视为畏途，我要给出可读的准确引导。《综
览》是一部800多页全面介绍语言学各部门的巨著，
名为“手册”而实不易对付；我要正确引导读者养
成全面关注语言学众多分支学科的态度，既要培养
对语言学的兴趣乐于探索，又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或孤芳自赏。《教程》是一部以生成语言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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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语言学入门书，我有准确评价它的义务。我
与沈家煊、林书武合译过乔氏的《支配和约束论集》、
《形式和解释论文集》；我们承认他在当代语言学
上的贡献也愿意介绍其新观点，但我们几个翻译者
都没有成为乔派的信徒。Radford等编《教程》的导
读已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在肯定该
书之优点的同时，我列举其不介绍语言学各种重大
问题的缺陷并对之作了最严厉的批评（那肯定是所
有几十部书的专家导读中仅见者）：“一部语言学
概论应该写入一些什么内容？……像这部书，对新
成果的介绍大部分是生成学派方面的或能与该派相
当地兼容的东西。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既需要有重点、有见解的新的语言学概论书，
也需要更客观的、涵盖面更广的新的语言学概论书。”
编者们应该看到这个导读及其批评，所以第二版做
了一些增补和改进。外研社又引进了该版并让我再
写导读；我因事忙而拖延了一年左右，但出版社很
宽容仍采纳拙文把比第一版导读篇幅翻倍（达19页）
的文本照单全收。这次我也肯定了编者做出的修改
并详细论述了国内开课教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但又
再次严肃批评了该版的不足之处。比如编者在谈语
音的第二章劈头就问：“英语里有多少个音？”这
是非常不合适的写法。你哪怕只做个样子也总得拐
个弯才提到你偏爱的英语吧？我引了布龙菲尔德《语
言论》的例子：他在前面有一章介绍世界上的语言，
讲语音也不限于英语，连梵语的四类爆破音都讲了
（斯足以祛除很多人的迷误痼疾——那很大程度上
是汉人学英语养成的坏毛病，以为送气的就是清音、
不送气的一定是浊音！）。这种大家手笔才是撰写
语言学概论的应有作风。针对乔派的句法分析我指
出：那里还有不易对付的问题，比如杜牧《阿房宫赋》
结尾那个四次用了“后人”的半真半假循环结构的
长句以及《庄子•齐物论》“以指喻指之非指”那
个复句（此处若无冯友兰的英译，原文颇难理解！）；
汉语句法灵活又无形态束缚，我们谅必需要在语法
的形式分析前[及分析中]考虑语句的意义内容[及
其思想精神]。至于像俄语那样形态丰富词序多变的
语言，要按大体上从英语归纳出来的生成分析法去
析解大概也不容易。
前苏联有些语言学家曾蔑视和狠批生成语言学，
这固然太过偏颇。但苏联人为何敢这样做？那是因
为俄苏自有可以屹立于欧洲和世界学林的语言学；
看看波铁布尼亚、库尔德内、福尔图纳托夫、沙赫
马托夫、谢尔巴、维诺格拉多夫、雅柯布逊等等名
字就可以知道了。库尔德内创立了喀山学派，他和
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对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采用他
们著作的观点并加以改造和发展。但库尔德内对布
拉格学派也有很大影响。谢尔巴等人（库尔德内的
弟子）创立了列宁格勒音位学派。而阿瓦涅索夫与
列弗尔马茨基等创立的莫斯科音位学派，早在1930
年代（比乔姆斯基和哈勒的生成音系学早30年）就
把音位看作由位置上交替的具体音素表现出来的、
具有单纯功能作用的抽象单位（《国外语言学》
1981.3:68）。苏联以语言学大国自许，很重视普通
语言学的研究和普及；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曾把
撰写一部代表苏联学派主张、概括本国研究成果[而
且具有协调业内观点作用]的大型系统著述作为重
点[国家]科研项目来攻关(1970-1973年出版了三
卷本《普通语言学》，随后又译为几种外语对外宣传)。
苏联高校俄语系和外语系本科一般在几年里开设三
门与普通语言学相关的课程：语言学引论（一年级
就开课，介绍普通语言学的起码知识和基本概念）、
语言学史（系统介绍国内外语言学理论思想的更迭
和各个流派的纵横）、普通语言学（该课在最后一
年开设，系统阐明苏联学派的语言观和方法论）。
从1963年起普通语言学作为必修课在高校语文系普
遍开设。在此前后出版了多种普通语言学教程，其
中最著名者为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1962
年莫斯科大学出版，中译本1981年出版[伍铁平参
与翻译和校对]）和柯杜霍夫的《普通语言学》（莫
斯科1973，中译本1987）。柯氏曾参与科学院三卷
本的编写，他的这部书分为（兼有）史、论、法三
部分，一体承担了前述三门课的任务。以上所述苏
联的普通语言学研究和教学，与中国的情况很不一
样（详见俞约法“苏联普通语言学教材建设沿革——
兼评柯杜霍夫的《普通语言学》”一文，《语言教
学与研究》1988/4）。诚然，中国也有很好的学术；
但一来学人素无创立独家思辨体系的“野心”（或
兴趣），二来学术范式也难与国际“接轨”，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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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的干扰，故而总体上我们在学科上还是落
后了。每当国外出现新理论，我们多只顾“进口”。
我们“出口”的东西太少。吕先生本来很早就提出
句子分析的“动词中心”说；但因为上述原因，那
功劳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国学者特尼埃尔独占了。
今天一谈起动词中心观，人们就只提到特尼埃尔的
依存语法。这岂不可惜？
我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
程不大正规（这与我看到的美国类似院系开设的
“LinguisticsI”、“LinguisticsII”那种分步升级的
课程颇有距离），因为英语专业研究生的主要方向
被定为“英语语言与教学”，后来竟然一度被篡改
为“英语语言教学”（本校研究生院也没有发觉和
质疑）。在那种环境下，更没有什么正规的语用学、
语义学，课程名称只是“意义与交际”！总之多数
课程只有一些实用主义的泛泛名称。这也难怪：我
们单位的默认目标只是培养外语教师，所以决策者
的眼睛只盯住外语教学。更有甚者，以前有一位校
领导说过：“外语系还能运转，系领导工作做得不
错。”而直到外语系改为外文学院之后，一次学校
某个分管学科工作的领导人还说：“外文学院的工
作开展得很好，现在公外的教师再不来学校闹事了。”
在他们心目中，外语院系能得过且过就算大善、万
幸。外语教师反正不[用]搞学问！外国语言、文学、
文化、教育，尤其世界上的语言学是什么东西，他
们既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谁叫那“语
言学”是没有用的东西呢？因此说来有趣：尽管我
瞎猜伍先生上课第一句话可能会说“语言学是领先
的科学”，但我上课第一句话却是“语言学是没有
用的”！这叫做当头棒喝的说教。（而这还是大实话：
靠语言学并不能生产面包，更不能造出大炮。）但
我马上会安慰学生道：“你们也别太丧气,因为有
人还要学习更没有用的东西——哲学。（
学生满堂
大笑。
）不过话说回来，许国璋指出：美国之所以
强大是因为它两百年来有一种持之以恒一贯不变的
强国哲学！这样看来，哲学应该是有用的。……那
么我们学习语言学应当做的事情便是要找出它的‘无
用之用’。”——然而总的说来，由于外部环境对
我的开课要求不高，这就助长了我的惰性：我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把语言学这门课讲得更好更透，
自己也没有把讲义编成高规格的教材。外文学院建
立后我当了分管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的副院长，我便
主持修订了培养计划而第一次明确地在我校外语学
科设立语言学、语法学、语用学等课程（我们也设
立学科教学论、西方文论等课程）。但工作仍不无
阻力而且好景不长，我推行的学科发展计划未能实
现。我自己在学科研究中也只能默默地积聚力量。
我还要继续在语言学研究中有新的作为。伍先生的
榜样一直在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至今我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心得多在宏观问题上。
首先，我很注意当代语言学的路线。这是要结合语
言学的历史和现状才能逐步看清的，路线也与研究
旨趣和方法密切相关。我的长文《近五十年来语言
学的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1998年分
三期连载）主要谈结构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已隐
含这是两条路线之意；该文也涉及“认知语法”，
但其势头当时还不够大，我也未曾从独立路线的高
度来评说它。不管怎样，它重视语义和语言的心理
现实性之特点还是得到中国学人较多的认可，它在
中国的传播发展也很迅速。在外研社引进的《语言
学教程》（2000）导读里我就指出：编者没有介绍
认知语言学（也没有提及认知语用学）是不妥的。
我在进行认知语言学的探索和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
逐步明确形成三条路线（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并大力宣传之。现在三条路线
似乎是客观存在的简单事实，为何吾说仍不失为一
家之言的“创见”？因为在各派自大门户者看来，
别派的路线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可以宣称把它纳
入自家路线的范围，或者虽似存在而无甚价值即形
同不存在。比如结构派有人就称现在搞认知语言学
的人尽是胡说。（雷柯夫是从结构派叛逆出来另立
山头的，他的东西自然是“胡说”了。不过仍然待
在结构派阵营里的杰肯道夫现在倒坦然承认：到头
来证明了过去被他们批判的雷柯夫的语义学观点还
是正确的。）功能派在克服结构派的极端方面有所
贡献；但它又认为功能语言学可以囊括认知语言
学，这却不对（过去就有过功能语言学可以取代语
用学的说法）。这后两条路线的一个主要区别是：
功能派关注什么因素促成人们选择某个语言形式，
认知派则解释人们为何能在心理上接受某个形式。
31
第1期
其实任何一条路线都不能包打天下。在如何认识研
究路线的问题上，人们会有不同意见，而且看法也
会因时而异。国外学者亦非人人都有很正确的路线
观念，例如莱普希《结构语言学通论》（1970）就
将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归入结构语言学(那也与韩
氏体系还处在初期阶段有关，其实60年代后期韩氏
已受布拉格学派影响)。我们承认韩礼德也研究语
言的结构（其学说初称“阶与范畴语法”，后称系
统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现称功能语言学）；但
其理论基点与新老结构派都不一样。拿功能派和结
构派相比，就能看出：乔姆斯基一派（以前曾称转
换生成语言学，现称生成语言学，尤喜称形式语言
学）不从功能入手，它只能是结构语言学，尽管它
研究的“结构”可能是高度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
形式；所以我把它归入解释性结构语言学（新派），
以便与其先行者描写性结构语言学（旧派）相区别。
乔氏以数学和逻辑学为指导改造语言学，其勇于创
新的精神是可嘉的，其学说对语言学的领先地位也
有贡献。但他标榜其说为“笛卡尔语言学”，却未
必讨好；笛卡尔再伟大，其哲学在今天也已风光不
再。又：乔氏曾认为语言学是心理学的分支（他说
其学是认知性研究；但那多停留在口头上），现在
他又要搞生物语言学了。我在外研社《语言学教程》
第二版（2014）导读里肯定了他的生物学方向探索
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指出那不可能是语言学的主
要方向。总之不管怎样，语言学自身都不会变成一
门技术科学（或自然科学，吕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卷序言中早就下了这一结论）。
我在最近10年为一些友生之书所作的序言以及
商务印刷馆《语言学概论》（第二版）译校后记和
外研社《语言学教程》（第二版）导读里，也明确
地提及语言学研究之三条路线和四种旨趣（描写、
比较、解释、计算）的观点。我还对语用学、语篇
学（text-linguistics）、语风学（stylistics）、社会语
言学、国际语学(interlinguistics)等学科进行不懈的
探索。在语用学里我提出过“规避准则”和“最大
信息[量]原则”；我提出了区分语用学和社会语
言学的一个标准；我还提倡发展中国传统的辞章学
（textology），用语篇学来增强辞章学的理论色彩、
又用辞章学来拓宽语篇学的范围和提升其品位。我
也从术语学的高度来看待术语及其翻译问题，对一
系列术语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周流溪2015b：14，
2017）。就术语使用而言，伍先生也是我们的榜样。
比如他把雅柯布逊的书
Kindersprache,Aphasieund
allgemeineLautgesetze(英文译名ChildLanguage,
AphasiaandPhonologicalUniversals)细心而准确地
译为《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而非《儿
童语言、失语症和音系的普遍特征》，就很难得；
误译是源于一看见phonological便以为一定指“音
系的”（其实这是后起的词义）。伍先生还纠正了
不少人把genealogy（谱系学）译为“发生学”的不
当做法。至于有人连German（德国的、德语[Deutsch]）
和Germanic（日耳曼的germanische）这样起码的区
分都不懂而动辄混淆，他就要严厉批评了（伍铁平
2010：262，260，358）。
我认识到：要从总体上提高学习语言理论的自
觉性并打好扎实的基础，必须从史、论、法三方面
下功夫。所以我规定博士生要在其选题的阅读范围
之外在史、论、法方面各读10部书（大都是他们不
爱读的），书单中就有柯杜霍夫的《普通语言学》。
也有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该书的长处是全
面兼顾，既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又有普通语言学史，
还包含了中国语言学史的内容。一个学生如果不耐
心强啃几本自己不愿意读而却又非读不可的书，总
难以避免偏狭的毛病。我一直鼓励学生以积极主动
的心态和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学习新的知识。
四
伍先生从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
报告开始曾多次宣扬并发挥国外几位学者的一个观
点：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所谓领先，是指在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经常处于领先地位（现今
对自然科学某些部门也有影响，并催生了语言学与
多种学科交叉的研究）。伍先生长期研究语言学基
本理论和语言学史；他来倡导这一高屋建瓴的观点
正当其宜，而这对很多语言学工作者在各地方开展
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伍先生的《语言与思维
关系新探》在学术界也引起很大反响，是国内比较
全面地论述思维和语言关系问题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周流溪:学者的良知与真知
大连大学学报
32
第41卷
[伍先生还写了一文，论“从语言学的领先地位谈到
它在方法论上对哲学研究的意义”（《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1988/3，后收入上引书的增订本）。]
八十、九十年代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这类问题
尤其是语言哲学问题。许国璋先生就很注意阐发索
绪尔在普通语言学中的哲学眼光，因为许先生从青
年时代就受到哲学家（如金岳霖和外国哲人）的思
想熏陶。他还有专文探讨《马氏文通》和《说文解字》
里的语言哲学。我本人对中外哲学都有兴趣。我在《易
经》和《老子》研究中都已有自己的心得。但伍先
生的上述著作，直接推动着我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
新兴的认知语言学，写成“认知语言学使语言学继
续成为领先学科”一文（周流溪2005）。该文指出：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主义（experientialism，
又称embodiedrealism）。那就是说，人对世界的
认识从身体经验开始，并且把这种认识用语言表现
出来（即体现在语言之中）。Embodiedrealism“体
现性实在论”或称embodiedphilosophy，宜称为
philosophyofembodiment（体现[性]哲学）。谨按：
embodied/embodiment曾经被译为“体验[的]/体验
[性]”。然今谓不妨遵从该二词的通常意义改译为
“体现……”，此‘体’循其本义，即仍解释为身
体的‘体’；“体现”是身体经验的理性表现或表征，
它与experientialism乃一物二面：experientialism是
从主观上说，embodiment是从客观上说。这种认识
[论]带有经验主义的基础，但不是简单的经验主义
（empiricism），当然那也不是先验主义（apriorism）
或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体验主义是把客
观对象和主观感知结合在一起的，人必然在体验的
基础上进行思辨和抽象；换言之，人首先认识自己
的身体，然后由此出发去认识其他事物。以此观点
回头来看以《易经》和《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
哲学，那也是体验主义（体现哲学）。经验主义是
机械唯物论，先验主义是唯心论；体验主义真实而
深刻地反映了人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合理性和科学
性。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拟象性（iconicity）、隐喻（乃
至广泛的比喻或“类喻/figurativeanalogy”[周流溪
2001a:319]）、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等方面
尤其能提供前所未有的透彻解释。以认知语言学和
体现哲学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很多现象也已获得
了可信的合理解释。
体验主义的认知观和心理语言学紧密相关。上
世纪90年代初美国心理语言学家施坦伯格（Danny
Steinberg）来北京师大访问，对心理、中文、外语
专业师生演讲《语言学的认知方面与心理语言学》，
由我担任翻译。其讲座的要点我已译为中文，载于
我的论文集(周流溪2001a:183-188)。以1987年雷
柯夫（）和约翰逊（n）的认知
语义学以及郎厄科（ker）的认知语法学
为代表而崛起的认知语言学，建立在认知心理学的
基础上（也可以说，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都是
认知科学群的分支学科）。这与乔姆斯基以“笛卡
尔语言学”为标榜的那种“认知”研究大不一样。
雷柯夫提出“要纠正两千年来我们关于心智的错误
观点”（包括乔氏唯理主义/rationalism和客观主义
/objectivism）。我很赞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念。
我招收的首批两名博士生（1997-2000）就研究认知
语言学：一位研究认知语用学，另一位研究语法化。
我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基本方针是“弟子各从其
志”；我容许和鼓励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选题，
只在个别情况下加以调控。后面还有很多博士生研
究认知与隐喻、转喻、仿拟、关联、推理、语篇、
语言习得等方面；也有一些硕士生研究与认知有关
的问题。我自己也探讨英语认知语法，是在一定程
度上结合英汉对比来做的；此外我也关注认知语篇
学、认知诗学。当然我宣传认知语言学也不走极端，
我不像一些同志那样漫天谈认知语言学（包括过度
阐发拟象性），好像语言学只能是认知语言学。
五
现代语言学成为领先科学，索绪尔有很大功劳。
伍先生不同意徐德江“胡批索绪尔”，他也指出过
高名凯在翻译索绪尔《教程》中的失误。我并体会
到：对索绪尔的思想既不能漠视，又需要仔细研究。
在这方面许国璋先生也是我们的榜样。其“论索绪
尔的突破精神”、“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1983，
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布龙菲尔德和
索绪尔”诸文都能发前人所未发之见。上述关于索
绪尔的两本书是“索绪尔研究”版本校勘的成果。
33
第1期
我们在学习和研讨中无疑必须求助于它们，但我们
更需要一个不同于《教程》初版的、能更好地展现
索绪尔思想的版本；那就是其第三次开课的讲稿，
现在有法英双语对照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第三教
程》（PergamonPress,1993）。可惜至今很多人还
没有依靠和利用这个版本。
我有“索绪尔的辩证语言观新探”一文，即重
点依据索绪尔研究版本校勘的成果和第三教程。我
还注意到雅柯布逊的观点（见“谈语言研究和文学
研究的结合——语言学巨匠雅柯布逊的治学一瞥”）。
有人曾讥评我现在还讲索绪尔；其实他是错误地采
取了一种漠视前人的态度。我们当然不能止步于索
绪尔的学说；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还没有真正
领会其著作的真谛，而且有些基本概念由于种种原
因还在被不准确地使用着。那都不得不辨。在上述
“新探”和“一瞥”二文（分载于周流溪2001a、
周流溪2001b两部论文集，也曾先后在杂志发表）
我指出：《教程》确为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做出了
贡献；但其旧版结尾所标榜的“语言学的唯一的、
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却不
是索绪尔的原话——此话太极端，他其实说过“语
言”研究和“话言”研究都属于“言语科学”(sciences
dulangage)。我确认索绪尔对人类语言持有三分观
点（langage言语、langue语言、parole话言）而非
学界以往认定的二分观点（langue语言、parole‘言
语’）。索绪尔精辟地论述过语言符号的二重性，
即signifiant~signifié（高名凯译为‘能指~所指’）。
这个说法（包括汉译名）长期被视为圭臬；其实它
易孳歧解，甚至造成很大的流弊（还波及其他学科）。
这种符号二重性没有包括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索绪尔应该知道有那种关系，
不过他只着重论述语言符号本身的二重性而无暇兼
顾那另一个方面了。但符号的三重性毕竟是不能忽
略的，那第三个方面（即符号所指向的客体，不管
是现实世界、可能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里的事物）可
以用拉丁词denotatum来表示。依据雅柯布逊的阐
释，我们必须在谈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点时采用三分
术语(signifiant施指~signifié受指~denotatum所
指)。这里三个汉译名是我确定当用的。“所指”
按一般人的汉语语感，应该是符号所指向的事物(英
语名referent)，而非符号的意义（sense）即其表示
的概念（或曰符号的“指称”reference）——但这
恰是索绪尔二分术语的另一面。高译‘所指’本当
谓reference，却容易被理解为referent！再说，碰
到真要表示referent的场合却又没有一个合用的术
语和译名。[注意：不应把英语词reference理解为
符号所指向的事物（那应该是referent）。]故我们
不宜继续使用含糊而不敷应对的、又容易造成误导
的高氏旧译名了。容我再说一遍：符号本身（形音
统一体）是signifiant“施指”（英语名signifier），
它指向某个概念（具有某种意义）；符号携带着
的该概念（或意义）是signifié“受指”（英语名
signified）；而此概念（或意义）所体现于其中的、
即符号所指向的事物才是符号的“所指”denotatum
（英语名referent）。其实，西方自古就有人探讨符
号（词）~意义~事物之间的关系；近的说来，美
国人皮尔斯（Peirce）、奥格登和理查德(Ogden&
Richards)、莫里斯(Morris)都比较明确地提出符号
学和语义学（韩礼德合称“意义学”semiotic[参看
周流溪2017:7]）的三分术语，后两家的名称一家
用的是symbol符号~thoughtorreference思想、指
称~referent所指，另一家用的是sign[vehicle]符号
[载体]~significatum意义~denotatum所指。这样看，
三分术语是很清楚、很合用的了。
雅柯布逊还注意到语言的美学功能（poetic/
aestheticfunction）。我很重视他这种见解，并大力
弘扬之。经过反复比较诸家在语言功能上的观点，
我形成这样的看法：在语言的众多功能中我们只要
抓住三个基本功能（交际功能、认知功能、美学功能）
就掌握了全局。这又是我关于语言的基本观点之一。
它已经被采纳而写进了《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三版
(伍铁平、王庆2014)。我直接从事诗歌创作和翻译
数十年，对语言的美学功能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我
不仅在理论上认识这一点，在实践中更力图使自己
的作品发挥应有的美学功能。
伍先生是很勤快的人；“文革”中他在干校劳
动时还努力学习外语，也注意阅读德文版的《资本
论》和《共产党宣言》，披览各种文本的《国际歌》
并了解其作者鲍狄埃的生平。这使他能在七十年代
后期就出版了《汉法德俄英西文对照“国际歌”(注
周流溪:学者的良知与真知
大连大学学报
34
第41卷
释和研究)》一书。我从中受惠不少。我觉得《国际歌》
已有的英美人译文不够完美，就大胆把此歌细按法
语原文重新译为英语（就中我参照伍先生的研究而
准确译出了歌中表达的思想：不能把解放的希望寄
托于资产阶级政客，无产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政党）。
我虽然并不掌握法语，但仍然有信心通过缜密的校
勘拿出更好的英译文。而且我也顺手就将法语的《马
赛曲》重新译为英语。我自信这两首歌的新译都更
准确也更优美（包括合乐方面）。那么伍先生指出
了《国际歌》各种译文的优劣，而我提供了新译可
说是在其研究基础上把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或者
说，他做了研究工作而我将那研究成果付诸实际应
用了）；总之，这是一个后学继承和取法前辈而应
有的作为。（这两首歌的配曲新译载于周流溪主编《中
国中学英语教育百科全书》。）
1974年国家为出版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向全国外
语专家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在广州（当中学教师）
从暨南大学诗友处得见其稿本。拜读之下，我发现
译文中有很多不足，我也不能认同其散文化译法。
所以此书出版后，我在很艰苦的环境下（当时既有
一般课堂教学，又经常带学生到农村分校种地）还
是不揣冒昧动手重译毛泽东诗词；但只译了10首词
（收录于《流溪诗外编》,华人出版社2002）。有
些词我按照英诗韵律去译，有些词我就摹仿唐宋词
的格律去译。几年后我学习和掌握了世界语，也用
它来译诗写诗（比如重译了德国海涅的《孤松》，
也译了《义勇军进行曲》和楚辞的很多篇章），直
至最后参与了“中国风”的创作活动（在诗作中以
一个世界语音节对应一个汉字、几乎100%复制唐
宋词牌的格律）。有了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再回头
来看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我更加强了决心和信心要
把它译为尽量完美的诗体文本。近年得到一个机会，
我就把毛泽东40题43首诗词都译为汉英合璧的格
律诗（韵式全依原作，诗行内的平仄节奏则换成英
诗各种音步的正规格律）。诗的部分发表于《当代
外语研究》（2016/4）；词的部分次年载于同刊第5
期。前文订补稿转载于2017年暨南大学《外语论丛》。
后文订补稿将待机转载。在这一特殊领域我攀上了
中外毛诗译者都未曾涉足的险峰。重译毛泽东诗词
的心愿已偿，但可叹的是40年一晃就过去了。
六
我也关心历史语言学，并得到许国璋、伍铁平
和王宁教授及其他学友的支持。八十年代我随许先
生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写了“日耳
曼语族”、“凯尔特语族”、“班图诸语言”、印
度的语言等条目；九十年代在百科社同志组织下编
《语言文字百科全书》写了“华-澳语系假说”、
“侗泰语研究”等条；我主编《中国中学英语教育
百科全书》写了“印欧语系”、“汉藏语系”、“藏
缅语族”等条。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诺
斯特拉假说》读后”、“印欧语言起源新说”、“‘语
言起源的一元论’书后”、“《越人歌》解读研究”。
我为外研社的Trask编《历史语言学》写了导读。
1993年解读《越人歌》后我发表了音韵学论文“上
古汉语的声调和韵系新拟”（《语言研究》2000/4）、
“从译韵的音似说到音系异同”（《外语与翻译》
2000/4，重在说上古声纽）、“上古汉语音系新论”
（《古汉语研究》2001/2）、“上古汉语音系再探”（《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4）。前三篇写于王力先生
百年诞辰之际，是表示要追随王力的榜样，另一方
面也是要改造他的上古音系学说。郑张尚芳在我之
前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上古音系方案；我构拟的方案
与其说不同，我在后两文里还提出了一个音节结构
分析的通用新框架（已写进外研社《语言学教程》
第二版导读）。1997年我在第30届国际汉藏语言
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用粤语‘攞la/lo’论证上古‘以’
字声母的l＞
＞j演化。2007年在第40届会议上
讲了“参考语系比较成果来构拟上古汉语音系”。
我就中古音系发表了“《切韵》音系构拟的根本出
路——韵书、韵文、韵图之间的折衷与平衡”（《民
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和“韵
图研究的历史性思考”（《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
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我参加了2007
年在贵州举行的唐宋切韵图学术研讨会；2015年又
写成“汉语音韵学草创时期著述董理”一文（载于
中华书局出的一部多人论文集）。我近年着力探讨
自汉晋之际至唐宋之际中国学者如何借鉴印度的声
明学（
ś
abdavidy
ā
语文学）而最终建立起汉语音韵学。
35
第1期
此学成立的标志是韵图的创制及其解释；我试图以
韵图的形式来阐释汉语的早期中古音系。——作为
“外语教师”，我做这样的研究并不讨好；但外语
教师最大的通病是数典（崇洋）忘祖。我作为“外
语教师”并非不合格：对当代英语的音系（英国南
方标准音）我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见；
我认定的音系是41个音位，与英国学者认定的44
个音位相比而言我的系统更简单而解释力更强（见
《中国中学英语教学百科全书》，1995:317-318；
又见周流溪2001a:189-191；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
较与翻译》，2000:34-43；刘英凯、李静滢主编《比
较、鉴别、应用——英汉对比应用研究》，2009：
117-128）。中国人谈英语音系打败英国人是可能的，
就像一些外国汉学家谈音韵学打败很多中国人那样
（但对此我要高度警惕和重视）。我觉得音韵学上“喻
四归定”的较圆通解释是假设有一个舌边爆破音，
它既像“喻四”[l,
]又像“定”[d]故而容易通转。
这可谓人所罕闻的说法，但并出于虚妄的猜测。俄
国人能把[l]发成软音，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发成“硬
音”？这个“硬音”不是俄国人所谓的硬音（还接
近普通的[l]），而是最硬的音即爆破音；在潮汕方
言里就有这样的音，中国别的方言和民族语言里也
有。所以我提出国际音标表的分类尚有可修订的余
地（增加舌边爆破音一类并给出一个符号）。
伍先生认识丹麦语言学家维尔弗里德•舒马赫
（edSchuhmacher），也介绍他和我认识；
我后来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些难得的资料。1999年
舒马赫来我校访问时我们邀请他到外语系作报告介
绍丹麦的语言学研究概况。我写成“国小未必等闲
看——略谈丹麦的语言学”（《俄罗斯文艺》2002
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外语系学术论文集；又题
为“略谈丹麦的语言学研究”载于《外语与翻译》
2002/3）。其实，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能把普通
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兼而治之卓有建
树，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至于维尔弗里德•舒马赫，
我曾有专文介绍他的学术观点（周流溪2001b:278-
281），其中谈及他的论文“玛雅语的na’与美洲
人之定居”——它指出由玛雅语的na’（智利复活
节岛的一种印第安语言之na’a是其同源词）与波利
尼西亚所罗门群岛一个语言的na’a及其词族相通、
可以推想是巴布亚人2000年前横渡太平洋把这个词
带到美洲（1992年他与人合著的《南岛语言和巴布
亚语言的历史》已在寻找证据）。我觉得其言有理，
还补充道：几年前我看到一条短讯说太平洋岛屿上
的人在上万年前就横渡大洋去到美洲了；我认为在
人类进化史上时间因素比空间因素更重要，在漫长
的时间跨度内什么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做成的。（舒
马赫还有学术批评集《赤子语言学家》，他自己有
反抗社会流俗的赤子之心，时时捍卫学术尊严；他
也支持伍铁平先生的打假斗争。）
七
伍铁平先生认识德国学者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也希望我介绍库氏的文字学著作The
WritingSystemsoftheWorld。他请库氏把书寄给我，
我读后便写成“《世界的文字》评介”一文(《语文
建设》1990/3[周流溪2001a:150-152])。我指出：“本
书的最大特色是它的语言学观点。作者哀叹现代语
言学导论教科书把文字放到最后一章甚至附录中。
这些书不承认没有文字就根本不可能有语言学。作
者认为，文字绝不只是语言的外衣，更不能说只有
剥掉这层外衣才能着手研究语言。”此书论述了文
字有六大功能，它扩大了语言的表达能力。文字可
能分别在词、词素、音节、音位几级单位上映现语言。
但“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并非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
某种文字应该以传达什么信息为佳，是由其使用者
决定的。”
1990年前后有个青年人“发明”了用汉字“六
书”解释英语拼音文字之法，不止一次试图拉拢伍
先生和我为他作鉴定和捧场；那自然被我们拒绝
了，因为他的“发明”里没有任何词源学根据，纯
属乱猜胡说。他想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书没有
成功，倒是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给他出了。还有报纸、
电视台轻率报道胡乱吹捧他的伪科学。这都是那些
单位的奇耻大辱（另请参看伍铁平2004:26-28）。
伍先生在批评《汉字文化》引“俗词源学”为
安子介破解(cracking)汉字之谜的所谓“俗形义学”
（实为乱拆乱讲）辩解时详细指出：语言学中根本
不存在“俗词源学”这样一个学科。我国个别译著
周流溪:学者的良知与真知
大连大学学报
36
第41卷
如《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将folketymology译为“俗
词源学”是不对的；那指的是一种现象，应译为“流
俗词源”。它又叫falseetymology（伪词源）。[见
伍铁平1997：363-364。——其实，我们在帕默尔《语
言学概论》第一版也曾使用了不当的译名“通俗词
源学”；在第二版里已经改正为“流俗词源”。]
德里达说：“汉字破坏了西方的整个哲学系统
和基本范畴。”这言过其实。（当然我们不是否认
德里达的一切观点，对于非语言专业的语言文字研
究我们还是要冷静审察、取其可取之处。但像这句话，
如果把它奉为圭臬则肯定要出问题。哲学界对此自
有公断。）我上文说过汉字的造字原理有体验主义
的依据；但汉字并不能完全表现体验主义，而且体
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也不是唯一正确的和万能
的（《易经》和《老子》的体验主义后来就都被人
参用外来的、思辨性更高的佛教哲学而重新阐释并
加以发展，形成玄学、理学等流派）。所以若抓住
德里达这句话就把汉字神化、认为21世纪是汉字发
挥威力而使西方文化让位于东方文化的世纪，那就
是盲目乐观的意见、甚至是文化沙文主义了。
我们应该尊重中国传统语文学，但也不能说过
头话，比如说：“《尔雅》成书时，西方人还在草
昧阶段。”[伍评：]当时希腊已出现苏格拉底、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伍铁平2010：276）。周按：
所谓“西方”常常不免要包括“西天”（印度，历
史上长期主要是印欧民族统治的松散国家）；我们
必须知道印度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出现耶斯迦
（Y
ā
ska）所著的《尼禄多》（
Nirukta），而该书之
作是为了解释一部更古的书《尼犍豆》（Nighantu）。
《尼禄多》已经比《尔雅》古老，更别说《尼犍豆》
了。还要注意：《尔雅》或托名周公所作、或云经
孔子增益，那都不靠谱；它成书应在战国到秦汉之
间。《尼禄多》是有明确作者的（耶斯迦生活在相
当于子思即孔子之孙那个时代），而且它比《尔雅》
具有更高深的解释结构——因为它提供的是词源解
释。中国到东汉刘熙的《释名》才出现词源著作。
当然对《说文》、《释名》等书里的词源解释也要
细心研究，甄别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又不为那些不可
靠的说法所误导。在这方面，比较词源学有一定的
作用。伍先生说到：他发现俄语的бес（鬼）和
бояться（害怕）是同源词而与汉语“鬼”
和“畏”也是同源词竟不谋而合，感到十分兴奋，
于是萌生了做比较词源学研究的想法。我用体验主
义分析汉语颜色词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文》
云：“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
言必然。”（段注：俗言信若丹青；谓其相生之理
有必然也。援此以说从生丹之意。）但是要说颜色
和“信”有关，那是扯不到一块的。现在有人则说：
植物萌芽时下部本是红色，长出来后则变为绿色。
这样企图把丹和青的关系说圆，也太勉强。我指出：
“关键在于‘从生丹’的丹字没有说准。丹，古字
写成井字形。按传统说法，那是因为井出丹砂。这
没有根据。实际上‘井’不是义符，是声符。‘井’，
切韵在清韵，上古音与‘青’字同韵；因而‘井’
可以作‘青’的声符。这样，青字的准确解释是：
从生井；青，生也，草木生长之色也。比较一下英
语词grow（生长）和green（青绿）：可巧grow和
green这两个词也是同源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可见我们的新解从认知的观点来看是能成立的。”(详
见周流溪2005。）
为了弄懂声明学，我花了约10年来研读[和注
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西方学法”一章
以及参阅中外学者的有关著作。通过多年学习语言
哲学和西方哲学（包括“西天”哲学），我在《西
方哲学史歌》希腊哲学的多处注解（周流溪2007:
80-82,90-92,94-97）及补注（“Logos与律格”和“西
洋与‘西天’”[同前:158-170]）中，初步探讨了
logos和ontologia(=英语ontology)的问题。后来又
写成论文“Ontology及其中译名探讨”（《外语教
学与研究》2015/1）和“浅谈古印度的语言哲学思
想”（《外语学刊》2015/5）发表。我尤其试图参
与解决中西哲学家长期探索和争论的问题：ontology
的真义。通过比较中外几个主要的语言，我挖掘出
汉语的潜力，把ontology译为“諟论”并做了解
释。我认为汉语同族词“是、諟、寔”足以包涵外
语（首先是希腊语，那是此论所从出的语言）环绕
着ontology的由一个词(on[t])之各种形态变化所表
示的多重意义(周流溪2015a)。
***
37
第1期
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学习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
但也应该自尊、自信、自强。我在外研社《语言学教程》
第二版导读里说到：“语言学概论可以有各种写法。
中国学者编写的一些语言学概论（有些书名曰普通
语言学纲要），能集苏俄语言学、欧洲语言学和美
国语言学之所长，甚至能结合中国传统语言学，所
以对基本知识和主要观点的叙述一般比较全面而不
太偏颇（今按：我这样说，就有肯定像伍铁平主编
的《普通语言学概要》那样的书之用意）；总体说来，
中国学者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只需不断完善自己的
工作。”北京师大的学者们为捍卫汉语语言文字的
尊严、坚持研究的科学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
也和国内学界的很多同人在战斗中结成了同盟军。
在这条战线上，我们还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积极参
与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也要随时识别各种似是而
非的观点，为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为教育青年一
代多做普及性的宣传。在这些事业中我们都要学习
和发扬伍铁平先生的精神，他是一位既有良知、又
有真知的学者。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我
们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外语
研究以及各人文学科研究的学人们要以天下为己任，
在科研和教学中努力做出新的成绩，为振兴中华而
献身，为弘扬中国文化并参与国际新文化的构建而
不断奋斗。
参考文献：
[1]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
学出版社，1997.（1998年第二次印刷.）
[2]伍铁平.我国语言文字学界不存在伪科学吗？[A]语言文
字学辨伪集[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23-30.
[3]伍铁平.语言文字学学术批判和批评文集[M].北京：知
识产权出版社,2010.
[4]伍铁平,王庆.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三版).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4.
[5]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6]周流溪.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1a.
[7]周流溪.语言研究与人文研究[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1b.
[8]周流溪.认知语言学使语言学继续成为领先学科[J].北京
师范大学学报(增刊);2005:5-10.
[9]周流溪.流溪诗续编[M].香港：华人出版社，2007.
[10]周流溪.Ontology及其中译名探讨[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a(1):9-18.
[11]周流溪.交通、交流与交际——文化角度的考察[J].当
代外语研究，2015b(4):1-14.
[12]周流溪.“拟象性”译名“提要”[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4):1-13.
AScholar’sConscienceandInsight
——InMemoryofProfessorWuTieping
ZHOULiu-xi
(SichuanUniversity/Beijing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Thisarticleexplicatestheacademicthinking,consciousawarenessandcreativeachievementsofthefamous
linguistWuTiepinginvariousfields(especiallyintheoreticallinguistics),highlightshispracticalandrealisticapproach
withaseriousandcarefulstyleforacademicstudies,andpraiseshisfightingspiritinkeepingacademicstandardsand
losedandcriticizedthebadconductsofdistortingfactsbyplayingtrickswithconceptsfor
opposingthemodernizationofsinograph,andthusdefendedthestate’
articlealsorecollectssomefactsandgainsfromthepersonalexperienceoftheauthorinhiscommunicationwithWu
Tieping,andadvocatestheideathatscholarsshouldhaveconscienceandinsight.
Keywords:linguistics;scholar;conscience;insight
周流溪:学者的良知与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