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诗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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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繁荣体现在什么地方?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

提起唐诗的繁荣,人们习惯于标举这一昭然事实: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

其实,仅仅从作品的数量着眼来称道唐诗的繁荣,那只是一种皮相的认识。诚然,如此灿然可观的数量,不失为繁荣的标志之一,但唐诗

之所以能在我们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成为“一代”之胜,与楚辞、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传不朽,主要原

因还不在数量之巨,而在质量之精。若纯以数量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时间,遗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

间遗留下的诗歌多出两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称羡,但较之清诗,数量上便无优势可占了。清代诗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还

没有一部较为完备的清诗总集,无法精确地加以统计,仅《晚晴簃清诗汇》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据统计,现存清诗专集,当不下于

四千种。这意味着清诗的总数不是以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显然远过于唐诗。但却很少有人称赞清诗的繁荣,其原因便在于清诗的质

量不及唐诗远矣!

倘若从质量着眼来审视唐诗的繁荣,我们就会看到,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

匠迭现,因而其“精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无与伦比的。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陈

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

日休、杜荀鹤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们“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伍,论宫商则

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

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达到了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鲁迅先生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

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致杨霁云》),其意大约即是如此。

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风貌,

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高歌。这就必然带来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使诗歌园地里绽满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奇葩。以初

唐四杰而论,虽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论,但细细较之,其风格特征却不尽一致。陆时雍《诗镜总论》已指出:“王勃高华,杨炯深厚,照邻

清藻,宾王坦易”。可以认为,司空图正是根据唐代诗人各不雷同的创作实践而概括出颇具美学意义的“二十四诗品”的。正因为题材、

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

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当我们在唐诗的苑囿里徜徉时,辄有目不暇接、心驰神往之感。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曾经在其代表作《诗薮》中赞叹道:“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

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

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这正是对唐诗高度繁荣的

局面的精当概括。

2.为什么说唐代空前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时的中国是当

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唐王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法等一系列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至唐玄宗开

元年间,经济的繁荣已达到顶点。虽然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成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在战乱后

的相对和平时期,经济也曾得到一定的恢复,尤其是没有直接受到战祸影响的长江流域和它以南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直都在

稳步发展,因而,较之后世,可以说,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繁荣局面。万紫千红的唐诗奇葩,正是在这一经济基础中孕育和培植起来的。那

么,空前发达的经济和诗歌的繁荣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首先,发达的经济可以造成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社会气象,并极大地影响诗人们的创作心理,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使他们不萎靡

也不颓丧,不消沉也不迷惘。所谓“盛唐气象”,虽然难以指实,却无疑是盛唐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的产物。

其次,发达的经济可以为诗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与创作条件,使他们得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中国古代,一般把“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看作成长为一个优秀诗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而唐代发达的经济正好提供了这两个条件。即以前者而言:唐代诗人用

事征典极为丰富,这当是他们“读书破万卷”所致。今传的卷帙浩繁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都编纂于唐代。这些类书,

给诗人们以极大的检索和征引之便。在活字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当时,要编纂这么多的大部头类书,并刊行于世,是需要相当的财力、物

力的。

再次,发达的经济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唐人

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缘于对发达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力的高度信赖。在音乐方面,唐代的乐工吸收了外来音乐

各具特色的优美乐调,经过改造,制成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七部乐曲,付之管弦,广为传播。在舞蹈方面,流行的剑器舞、胡旋

舞等,也是来自西域。而在绘画方面,敦煌壁画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更是一目了然。显然!正是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带来了唐代各种艺

术门类全面繁荣的局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高潮”。而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门类之间本来是可以互相吸收、

互相融合、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即以诗歌与绘画的关系而言:绘画艺术的发达,有助于创造和深化诗的意境。中国绘画自唐代发

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由描摹人物转到描摹山水。山水画的产生使诗与画之间不仅在立意、构图、描绘、渲染等创作原则或具体技

巧上相同或近似,而且在本质上趋于同步:重写意而不重写真,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唐代的山水画和诗歌都兴盛于开元时,前者对后者

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初唐诗大多词意浮泛、笔无藏锋,盛唐以后的诗歌则较见气象老成,境界幽深。由此似乎也可觅见其中的蛛丝马

迹。唐代许多诗人既善绘事,又精诗艺,因而常能将诗情与画意熔于一炉。如王维既是山水诗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宗师,苏轼称

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仅如此,绘画还带来了题画诗的兴盛。唐代许多诗人都用诗来评画、论画,借以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

如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白居易的《赠协律郎萧悦画竹》等诗,不仅有生动、传神的摹写,而且包孕

着作者的艺术见解,成为一种独具风貌的诗体。这当然有赖于绘画艺术的发达,有赖于建筑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的文化高潮的到

来。

经济的发达与诗歌的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大致如此。当然,从总的方面,我们承认唐诗的繁荣是以经济的发达为基础的,但并不是

说经济的发达直接地简单地导致诗歌的繁荣。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唐诗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平衡。

3.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对唐诗的繁荣有何促进作用?

唐王朝实行科举制度。通常所说的唐代科举项目,主要是指进士、明经和制举。其中,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视、后人所称道,乃致

“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唐代进士考试的办法与内容,曾经过几次变易。在唐初,进

士考试以策文为主。到高宗后期,即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时,进士试由试策文一场改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这种三场考试的

办法,遂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而所谓杂文,主要便是指诗赋。尽管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认为“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

但征诸文献,开元年间便已有了试诗的记载,如祖咏的名作《终南山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

或许是唐人省试诗中最好的诗句,以后只有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堪与比并。)总之,虽然唐代以诗赋

取士始于何时,尚须研究,但在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诗赋逐渐成为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士子们步入仕途的一种阶梯,则是可以

肯定的。

自然,应制诗、试帖诗由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百般限制,罕有佳作。阮阅《诗话总龟》引《丹阳集》云:“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

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

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诗”,并不局限于“省题”之诗,还包括“行卷”之诗。要说明这

一问题,必须对唐代“行卷”的风气略作考察。所谓“行卷”,指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当世显

人”,请求他们向主司推荐,以增加及第的希望。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的。这就使得主司除了评阅试卷外,还有参考甚至完全

依据举子们平日的作品和誉望来决定去取的可能;也使得应试者有呈现平日的作品以表现自己和托人推荐的可能,主司的亲友有代

他搜罗人才、加以甄别录取的可能。这样,唐代“以诗赋取士”的“诗”,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为省试之诗,一为行卷之诗。如果说

省试之诗还受到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的话,那么,行卷之诗则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艺术构思,从而充分显示作者的政治理想和艺术才

能。王安石编辑《唐百家诗选》,主要便取资于唐人行卷。其中,崔颢的《黄鹤楼》、王昌龄的《出塞》、李颀的《古从军行》、戴叔

伦的《女耕田行》、张继的《枫桥夜泊》等行卷之作,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品。毋庸词费,以诗赋取士的制度,无疑促使着诗人们去深入

钻研诗歌的写作技巧,加强诗歌创作的基本训练,以期出奇制胜,一举登第,因而它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及艺术

经验的积累,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前人早已有鉴于此。如严羽《沧浪诗话》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

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王嗣爽《管天笔记》云:“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精力,千奇百怪,何所不有?”《全唐诗序》亦云:“用

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艺之学,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把以诗取士视为唐诗繁荣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固失

之偏颇,但以诗取士,确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严、王诸氏之所见,还是可以部分地为我们所接受的。

4.为什么说唐代政治的清明与思想的解放也是唐诗繁荣的重要条件?

众所周知,唐王朝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统治政策,而不象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目的上说,唐王

朝的统治者容许儒、释、道三教并存,完全是为了加强思想影响,巩固封建统治,即“会三归一”,皆为其用。但在客观上,这对解放思想、

活跃空气无疑是有益的。终唐之世,儒释道三教都受到尊重而盛行于时。尽管李唐的统治者根据政治的需要和个人的好尚,有时尊此

抑彼,有时尊彼抑此,但都不过是为了使三教处于平衡状态,以免一教膨胀过甚,有碍统治。结果三教都在竞争中壮大和发展了自己。

这样,便打破了那种把思想“定于一尊”的僵化状态,造成了诗人们博览百家、遍观群书的风气,使得思想界呈现出一种活跃局面。诗人

们对儒释道三教可信可不信,可信此亦可信彼,悉由自便,不受干涉。在这种氛围里,诗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选择自己的精神支柱,表示

自己的思想信仰,并为捍卫它们而争鸣。这必然促进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促进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以盛唐诗人李白、杜甫、

王维而言,其思想的主导倾向便是一道二儒三释,而分别被后人誉为“诗仙”、“诗圣”、“诗佛”。

唐代政治的清明和思想的解放,不仅表现在容许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并存,而且表现在最高统治者能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绝少

忌讳。这对打破思想禁区、开拓题材领域,使诗人们直抒所见,放言无忌,从而对促进诗歌的繁荣,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封建社

会中,专制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始终制约着它的思想文化,但是各个不同朝代的不同皇帝所施行的具体政策,却可以使思想文化的发

展轨迹殊异。如果有较为开明的政治气氛,允许畅所欲言,秉笔直书,思想文化必然出现活跃局面并臻于繁荣。反之,如果政治昏暗,文

网恢恢,禁区重重,士人动辄因言论而得罪,那么,与之俱来的必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萧条冷落。在这方面,唐王朝的统治者确实是值得

称道的,而唐太宗则又是其中的楷模。他首开一代纳谏之风,鼓励群臣犯颜直谏。这种广开言路的做法,对于诗歌创作,是功德无量的

事情。既然取消了题材和主题的禁忌,诗人们便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推见至隐”,鲜有避讳。这是诗歌繁荣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有唐一代,基本上没有文字狱发生。刘禹锡、李益等人虽曾以诗得祸,处分也较后代为轻。至于孟浩然因面诵

“不才明主弃”的诗句而触怒玄宗,致终身不仕,则完全是出于传闻,不足征信。象清代诗人那样不慎在诗中使用了“明”、“清”等统治

者视为大忌的字眼(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便身首异地,甚至诛戮九族,在唐代简直是不可思议

的事情。的确,唐代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是唐以后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都无可比拟的。唐宣宗在悼念白居易的诗中,称赞他的《长

恨歌》流播遐迩,乃至“童子解吟”,并不怪罪其讽刺先祖好色,而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却指斥白居易“无礼于君”。这一事例是很

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问题的。综上所述,唐代政治的清明与思想的解放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5.唐代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与唐诗的繁荣有什么联系?

如果考察一下唐诗的基本作者队伍,可以看到:已知的二千多位唐诗作者中,出身世家的贵族诗人和出身下层的贫民诗人只占极

小的比重,绝大多数是出身寒门的庶族举子。这些数以千计的庶族举子,既是唐代历次党争中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唐代诗

坛的主要社会基础。

唐承隋制,以“科举”代“中正”。这就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世袭制度,为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身之阶。尽管唐代的

庶族地主是一个复杂的阶层,其中有宦官、斗鸡者那样的“佞幸”、“新贵”,也有李义府、苏味道、杨再思那样的“滑臣”、“奸相”,他

们与处于较低地位的大多数庶族举子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要求差异很大,但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统一的阶层来考察它的兴起与

唐诗繁荣的联系。由于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项内容,而且是最为时人所重的进士科的主要内容,庶族举子要想在与世族公卿子弟

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熟练地掌握诗歌写作的技巧,既能从容应付“省试”之诗,又能写出高质量的“行卷”之诗。这样势必推动唐诗的向

前发展。但这只是“联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在唐代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些新的

心理特点;这些心理特点融入唐诗,便给唐诗带来了许多富于积极意义的内容,使之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特点之一是他们大多生气勃勃,奋发向上,富于理想和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澄清天下。在初盛唐时期,尤其在盛唐时期,由于经济

繁荣、国力强盛,加以朝廷又向他们敞开了仕进的大门,大多数庶族出身的诗人,都怀着进取的希望,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杨炯宣

称:“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李峤渴念:“倚天持报国,画地取雄名”;陈子昂发奋:“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祖咏立志:“少小虽非投

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郭震自信:“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至于李白、杜甫,更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即便是终身不仕、

隐居鹿门的孟浩然,其心境也非一泓止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后,许多优秀的庶族诗人不仅没有

放弃自己的志向,而且反倒因处于动乱之际更加激发起辅时济世、中兴帝国的雄心。李贺以自己乃一介书生为憾:“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商隐虽然有“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的慨叹,却也力图挽狂澜于

既倒,拯时局于已溺:“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种努力奋进、积极用世的倾向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于士林的悲

观出世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诗所表现出的昂扬的情调、明丽的画面及独特的生活理想,正根源于此。

特点之二是他们大多关心民生疾苦、同情人民的灾难和不幸,敢于为之呐喊、呼吁。他们往往不是一般地、客观地反映人民生

活的艰难,而是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人民的困苦。“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李白之所以对五松山下的荀媪如此崇敬和感激,是因为

他充分体会到了“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的生活苦状。杜甫当“幼子饥已卒”时,悲痛之余,想到的是“平人固骚屑”,因而“忧端齐终南,

澒洞不可掇。”在秋风怒号、屋破雨漏之际,他所祈求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高适、韦应物也曾因“鞭挞黎

庶令心悲”,“邑有流亡愧俸钱”。他们还每每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揭示阶级的严重对立。杜甫将贫富悬殊的现象提炼、绘制成震撼人心

的艺术画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以激愤的语气惊叹:“一丝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张籍则用野老“苗疏税多不得食”的

困顿来反衬贾客“船中养犬长食肉”的奢靡。“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正因为这样,

不仅反映现实、尤其是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层出不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前代,而且反映的深度也远非前代所能及。

特点之三是他们大多恃才傲物,蔑视礼法,敢于指斥权贵,抨击执政,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现象,积极从事改革弊政的斗争。一

方面,真正能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跻身统治阶级上层的终究只是其中的少数人;另一方面,新的达官权贵结合着旧世族的残余,仍

使他们感到某种压抑。这样,他们中的多数人便不免在追求功名理想的过程中,滋生出怀才不遇的情绪。这种怀才不遇的情绪又往往

与他们固有的恃才傲物的性格结合起来,使他们愤世嫉俗,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阻碍他们仕进的权贵、执政。李白被“赐金放还”后,

曾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怒呼声;杜甫困居长安时,也曾借酒言愤,一吐胸中块垒:“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

茫”。因为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他们对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腐朽也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而积极要求改革弊政。为了改革弊政,他们不

惜冒死请命,贬窜遐荒。韩愈因反对唐王朝宗室大臣的聚敛而被贬为阳山令,旋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刘禹锡、柳宗元等

八司马则因参加“永贞革新”而在“巴山楚水”等荒远之地长期流徙。如是的生活经历,使他们诗中又平添了种种愤懑、哀婉或亢奋、

激越之情。这构成了唐诗的另外一些内容特色。

6.怎样认识和理解唐诗繁荣的内在原因?

唐诗的繁荣,既有经济、政治及作者队伍等社会方面的外因可寻,也有文学自身方面的内因可究,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唐诗的

繁荣不过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它与继承过去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里,诗是最

早发达的一种文学体裁。在唐以前,诗歌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既有《诗经》、《汉乐府》的现实

主义传统,又有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既有汉魏诗人学习变风变雅、借古题写时事的经验,也有六朝诗人描写田园山水以及运用声律对

偶等艺术技巧的经验。此外,四、五、七言、骚体、乐府、古诗、新体诗的发展,也在运用体裁形式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以新体

诗而言:西晋初期,陆机已经注意到了字音中有高低轻重错综之美;到齐永明时,周顒、沈约、王融等进一步明确了四声的分辨,提出“四

声八病”说,开始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讲求音律的和谐等等,从而创造了“永明体”,即“新体诗”。新体诗发展至梁陈,已经具备了律诗的雏

形。于是,经过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进一步加工定型,才产生了成熟的五律和七律。唐代的抒情歌词——七绝和五绝,也是自

六朝乐府脱胎而来。从因革体变的角度看,整个唐代文坛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近体诗经历了将近二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显示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余地;而其他的文学形式,骈文已近僵化,传奇和词在唐后期才

渐趋兴盛,戏曲则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从

而成为作家们骋才述志、施展身手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内在原因。

浅论唐诗兴盛的原因

唐朝是广为认知的诗歌天堂,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其中把诗归结于唐,也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与垄断之势.而关于唐

诗繁盛的原因，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总和起来,就是唐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四方面都极为适合诗歌的发展,从而使得其

在唐朝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

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可称之为天朝大国的时代大唐王朝则是

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如此繁荣的经济给艺术这一类的东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人民还吃不饱肚子,脑袋

随时可能搬家的状态下,恐怕不是大发诗情的好时机.而唐代国富民强,前有太宗贞观,后有玄宗开元.杜诗云:“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几乎达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在这样国泰民安的时代,诗歌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经诗赋取士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

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

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

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大唐朝奉行的国

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代的自信，

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万家争鸣.

其次,唐朝极重诗才,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虽

不全面,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12句,太宗开[文学馆]

「弘文馆」以征文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

词歌赋,犹甚往朝.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

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都对此十分重视.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

数,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宣宗有《吊

白居易》.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

常,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其一,唐朝上至宫廷秘闻,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

可入诗,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丰富的文化背景,给唐诗

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清代编撰的《全唐诗》,作者除文人

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

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

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但并无任

何需要仰视的高峰.能白纸为画,从心所欲,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遮阴蔽日,目光所及均不

离隙,时有心生戚戚之感.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哪一方面来说,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条件,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艳压群芳.

唐诗的繁荣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度给长期分裂和战乱的中国带来希望，但炀帝登基后荒淫无度，激起各地纷纷

起义，短命的隋朝（581—618）在还未医治好战争创伤时，重新被战火吞灭。国柞衰剐文学衰，隋朝除个

别作家作品外，文学无大可观者。

大唐帝国的涎生给小国文学带来新生命。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

盛的王朝；大唐文学则登上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峰，也雄踞于当时的世界文坛。

唐诗可谓有唐一代之文学。唐诗的成就有多方面表现。

首先是作家作品众多。据《全唐诗》及补遗统计，有近两千四百位作家，五万二千多首诗，数量之多

是惊人的。更何况还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

其次是内容题材广泛。可以说各种社会现象、各种人生感情，亦即所有主客观的素材，皆可入诗，皆

被写进，以至令后人有难乎为继之感。

具体而言，以下列几类内容表现得最为突出。

山水田园诗。这类诗虽创立于陶、谢，但陶诗多围绕个人生活而展开，写景成分较少，大小谢虽多写

景，但模山范水，总体水平不高。唐人的山水诗多注入诗人的自我感情，写出精神与意趣；唐人的田园诗

又往往能和表现民生相结合，显得更为深刻。

边塞诗。先秦无所谓边塞诗。汉代边事虽很频繁，但绝少边塞诗。六朝时有少量这类作品，但其中大

部又属想象之词。宋以后，则又被爱国诗所代替，故唐代边塞诗可谓一枝独秀。宋人严羽说唐人好诗多在

行役征戍，即包括边塞诗。唐代边塞诗还因时代不同而风格多样，概言之，盛唐雄壮浪漫，中晚唐悲凉深

沉

史诗。《诗经》中有《公刘》、《生民》等史诗，建安诗人也有一些堪称史诗的作品，但总的说，唐

以前的这类作品不多．唐安史之乱前后涌现了大量的史诗。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

征》、《洗兵马》，元结的《贼退示官吏》、《春陵行》，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老杜的作

品更堪称“诗史”

民生诗，先秦至建安诗歌反映民生较为充实，两晋南北朝后这一题材显然减弱。唐以后，尤其是盛唐

以后，又充实起来，老杜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是写民生的不朽篇章，直至晚唐聂夷

中、杜荀鹤仍有不少这类优秀作品。

其他如大量的咏怀诗、咏史诗，以及咏物诗、题画诗、论艺诗、论诗诗、民俗诗等，或填补前代空白，

或超出前代水平，也都具有一定意义。

第三是形式体裁完备，诗至唐，各体皆备。不但有传统的古诗，包括乐府诗和歌行体诗，而且创建了

律诗和律绝，亦即近体诗。律诗不但要求严格的字数以至句数，而且要求字句合乎平仄规律和对仗关系。

这虽使作诗更难了，但也使诗更美了。

第四是风格流派众多。山水田园诗的优美，边塞诗的雄奇，李白的飘逸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

易的浅切流畅，韩愈的奇崛横放，李商隐的典丽深曲，杜牧的圆转俊秀等，皆足以名家。还有沈宋，初唐

四杰，大历十才子，韩孟诗派，长庆体，张王乐府，韦柳，温李，以及李贺，贸岛、姚合等晚唐体，可谓

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唐诗繁荣的原因

尤培成

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发源，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发展丰富，至唐代诗歌以其数量之多、作者之众、题材的

广泛、风格的多姿多彩达到了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繁荣的顶峰。以后历朝历代，再难逾越。

仅据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2900余人，作品48000余首，共900卷。超过其它朝代所存留诗歌数量总和

的两三倍。明代胡应麟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

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

猥琐，靡弗诣矣。”

唐代诗歌何以如此繁荣，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

一、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经过隋朝后期的暴虐统治和随之而来的战乱，“东起海岱，西至伊洛，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道路萧条”。面对残破的社会状况，唐统治者接受了隋朝短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旨在缓和阶级矛盾，发

展社会经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均田令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授田一百亩，老男

残疾者授田四十亩，寡妻寡妾授田三十亩。租庸调制规定：受田农民，租，每丁纳谷二石；庸，每丁年役二十日，或以绢、布代役；

调，随乡土所出，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千。隋末农民战争中，地主逃散，死亡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

的转移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国家控制的荒地，唐均田令的实施，不仅承认了农民占田的合法性，而且使无地、少地的农民依法请

授荒田，造就了大批自耕农。租庸调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劳役负担，“以庸代役”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

事生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隋末战乱结束后，户口百不存一，农民各处流散，豪强大族借机庇荫逃户。为保证均田令、租庸调制的推行，唐政府制定了一

套完备的检查户口的方法，并“一岁一造记帐，三年一造户籍”。户籍的编定把豪强士族荫附下的逃户变成了封建王朝的“编户”，

使更多的农民回到国家控制的土地上来。

为驱民归田，贞观年间，唐王朝“出御府金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放宫女三千，嫁就民间，从突厥赎回被掠走的“男女八

万口”。

唐初统治者通过均田令，租庸调制，编制定户籍，放免奴婢，打击了豪门士族势力，扶植了中小地主阶级，改善了劳动人民的

处境。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使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据《通鉴》载：贞观三年后“天下大稔，流

散者咸归故里，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及至玄宗开元年间，

“海内富实，米斗之价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唐代城市空前繁荣。全国交通畅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有5条干线通往各

地，水路以扬州为中心，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挖引河洛，兼包淮海。弘

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曰”。

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

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

二、全国空前统一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

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唐太宗一结束中原战乱，就着手边疆统一，他一方面采取和亲

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出兵漠北和西域，恢复了对漠北和西域的管理。唐高宗。武则天继续唐太宗的事业，加强对边疆的开发，

在西域增设都护府。经过百年经营到唐玄宗时期，国家空前统一、民族空前团结。“于斯时也，烽火遂不惊，华戎同轨、西番君长

越绳桥而竞款玉关，比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唐极盛时期势力所及：东到海，西越巴尔喀什湖，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

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

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

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

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

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

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

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

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

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提倡有助于全社会重视诗歌风气的形成。

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高宗、武皇常自

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

佳，曾获御赐锦袍。帝王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

五、文禁松驰，是产生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底层生活诗歌的前提。

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

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

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

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

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

六、“安史之乱”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

唐帝国国势强大，经济繁荣。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突出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初，均田令

有过占田的限制，但它没有触动地主土地的私有制，而且允许土地买卖。到了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开元

年间，更“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四、五万农民无家可归，潜伏的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颇能“励精图

治”，晚年却骄侈淫逸，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腐败。对外穷兵黩武，轻启边衅。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难以推行，召募

丁壮长期充当边兵，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为加强边防，增设节度使并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种下了边镇节度使拥兵作乱的祸

根。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八年的内战，使唐王朝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居无尺

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强盛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起。

社会的巨变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

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

七、唐代诗人批判继承，革新创造的精神是唐诗繁荣的内在原因。

诗是我国最早的文体，至唐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到建安、

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以至南北朝时声律说的提出与运用。这一切都为唐诗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先秦以来，我国文学

创作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优良传统的深刻影响是唐诗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最主要的是唐朝诗人的辛苦创造，是唐朝诗人

批判继承、革新创造的精神为唐诗健康发展开拓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

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

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风雅五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盛

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

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

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

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

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唐代杰出诗人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精神是唐诗繁荣的内在的原因。

此外，唐诗繁荣还与群众喜爱、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各类艺术发展相互影响有关。

总之，诗歌在唐朝得以繁荣，是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唐代诗人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