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晋源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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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5日发(作者：)山西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
作者：暂无
来源：《企业观察家》2016年第8期
杜君立
虽然晋商从明至清一直颇有影响，但直到票号兴起，晋商才真正崛起为“天下第一商帮”。
在票号出现之前，已经有不少从事金融服务的典当行、钱铺和银号，且不乏晋商投身其中。当
铺即以物品抵押小额贷款，钱铺和银号则以银钱兑换为主。票号主要是做城市之间的银钱汇兑，
规模远比典当行和钱铺、银号大得多，但其中仍有很多相似的历史渊源。票号之所以能从晋商
中发展起来，这也与其遍及全国的网络化商业有关。
票号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代一直以铜钱和白银为法定货币，相比黄金来说，银和
铜都属于单位重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对于大额远程交易来说，因携带和运输不便，货币交割成
本偏高，再加上银块没有统一标准，其重量和成色千差万别，因此便有了替代性的“飞钱”和
“会票（银票）”。
对晋商来说，历经长时期发展，到晚清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资金雄厚的大商巨贾，其商业
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大宗商业贸易必然伴随大额资金交易，这对远程汇兑既构成需
求，也形成天然的便利条件。就这样，山西票号就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日升昌票号
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山西颜料商人雷履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明清时期，人们的衣物大都是手织布，这种棉布须经手工染色。颜料虽小，却价值巨大。
广阔的市场需求，使颜料商成为晋商中极其显赫的群体，特别是平遥颜料商。仅在北京一地，
就有36家平遥颜料商，此外，通州还有36家。这其中，西裕成颜料庄是规模最大的一家，除
了北京，它在天津、沈阳、四川等地也有不少分号。
晋商在外经商，经常要将大笔银两运回山西老家，为了保证安全，还要雇佣镖师沿途护送。
到嘉庆后期，北方接连爆发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再加上灾荒歉收，饥民四起，运送现银
的风险非常大。靠着大树好乘凉，一些小商人便找到雷履泰，请他看在同乡的份儿上，从京城
往老家代捎银两。时间一长，便有了固定的做法：即先将银子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
信给平遥总号，然后再在平遥提取银子；西裕成也从免费的友情相帮发展到略收一些“内贴”。
当这种“内贴”逐渐发展成为西裕成一项重要收入时，雷履泰就不会不意识到这是一种难得的
商机。
大约在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前后，雷履泰将西裕成颜料庄改头换面，变成了专营汇兑
业务的日升昌票号。票号实行总号、分号制，总号下各地设分号；因为北京达官贵人多，南方
商业发达，便采取“北存南放”的总体经营策略。票号设大掌柜和二掌柜作为负责经理，还有
账房、文牍和跑街等部门：账房负责会计账目出纳；文牍负责来往信函等文秘工作；跑街主要
是承揽客户和拉业务。
雷履泰其实只是日升昌的大掌柜，真正的东家叫李大全。不过晋商很早就实现朋伙制，由
职业经理人负责正常管理和经营，东家并不过问。用现在话说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此外，
晋商的股俸制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经营者和投资人（东
家）均可参与盈利分红。
日升昌票号的利润构成包括4种：一是根据汇兑地区远近收取0.4%~10%不等的汇费，称
“汇水”；二是利用存取时间差“吃空期”，比如一笔银子从北京汇往苏州，汇款时间为20天，
就可以在这期间将这笔银子用作流动资金；三是存贷差，存款一般无息或低息，贷款则可以收
取五厘到一分的利息；四是平色余利，平即天平，色即成色，也就是银子在不同重量不同成色
之间的兑换差价。此外，票号还发行可自由兑换且不记名的银两票，实际就是一种准钞票。
对中国金融史来说，票号的独特之处在于以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彻底取代了商业往来中
直接用金属货币作为支付和结算的传统方法。因此说，票号在本质上已经不属于经营普通商品
的商业，而完全进入金融业。之所以有人将票号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鼻祖”，是因为它已经
具备现代银行的三大主要功能：存款、贷款和汇兑。作为一种内生而非外来的金融创新，票号
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流通方式。
雷履泰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一套全汉字的密码体系——无论是银两的金额数字，还是年月
日的时间，都以汉字作为签发汇票的代码，“法至精密”。比如，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
识书章”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
到头必分明”代表每月的30天，用“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代表10个数字，用“国宝流
通”代表“万千百两”。如果某票号汇银三千两，编成密码就是“票利连宝通”。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获利颇丰，其他晋商纷纷群起而效仿。与日升昌仅一墙之隔的蔚泰厚
绸缎庄也紧跟着改作票号，其东家是平遥首富侯荫昌。为了跟日升昌竞争，侯荫昌把日升昌的
二掌柜毛鸿翙挖了过去，做了大掌柜。毛鸿翙与雷履泰向来针尖对麦芒，这种私人竞争使这两
家票号迅速扩张，日升昌在北京、汉口、广州、苏州、长沙等地先后开设了35家分号。蔚泰厚
还发展出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等五家连锁性的“蔚字五联号”。类似毛鸿翙这样，
协同庆票号的掌柜陈平远、百川通票号经理武大德、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也都出自日升
昌。
为了笼络人才，激励业绩，有的票号甚至身股数量大于银股。大德票号银股占20股，身股
占24股；1908年每股分红2万两，这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数字。
有了日升昌的成功，许多晋商以“日升昌”模式先后开设了许多类似的票号，在各个城市
设立了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金融汇兑网络。这被人们称为“山西票号”，道光皇帝
给日升昌赐亲笔牌匾“汇通天下”。
汇通天下
“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
近一吨。以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无疑要方便安全得多，这必然促进了商业流通。经济学家
马寅初评价说：“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
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山西票号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诚实守信。日升昌票号从未
发生过一起错领或冒领的情况，更无携款外逃之事。
山西票号诞生之时，恰好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在某种程度上，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对晋
商既有打击，同时也创造了许多契机。太平天国战争一起，南方完全陷入一片战火，南方的很
多票号毁于战乱，被迫撤庄，同时又要承受巨额的“捐输”。明清两代以北方统治南方，严重
依赖南方的经济供给，漕运就是帝国的生命线。清政府的运银官道因战争而断绝，大量京官无
法领饷。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由票号汇兑京饷。就这样，票商从原来的民间商帮进入
到了官商时代。这些票商不仅成为官方最大的金融及理财合作伙伴，那些权贵官僚们因为担心
乱世安全，也将自己的钱财存入票号，这成为票号迅速膨胀的根本原因。
票号承汇京饷之后，各省之间的“协饷”也改由票号承汇。从同治三年（公元1863年）开
始，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左宗棠平定西北民变，军费也全
赖票号承汇解交。从1865年到1893年，由平遥票号汇兑的山西奉拨陕甘新协饷以及其他协饷
达1154余万两，平均每年将近40万两。同光年间，票号数量开始猛增，票号业务也由经营民
间银两汇兑，逐渐转向为官方汇兑巨额公款为主，清政府的税收等项都交由票号汇兑存储。清
朝财务制度非常松懈，公款不同于私人存款，一般都不计利息，山西票商因此可以获得很大的
利益。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山西，当地晋商极尽逢迎，慈
禧不仅将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大德通”来经营，而且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
两白银，也交给它。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王朝的“临时国库”，一下子冲上了财富顶峰。大德
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为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
每股分红达到1.7万两。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时，山西票号掌握着大清户部三分之一
的银两。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指出：“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
展为现代性银行。巨商大贾在这种落后的商业组织中，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得暴
利。”咸丰年间，太谷孙氏富两千余万两白银，曹氏和贾氏四五百万两，平遥侯氏和介休张氏
三四百万两，介休和祁县家资百万两者有数十家。仅山西这几个县的富户，家产就超过了一亿
两白银。这个比当时大清国库的存银还要多。
据1904年统计，当时山西票号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共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额接近8亿
两白银。在这些票号中，合盛元票号还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
的新义州等地，开设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但晋商仍是传统的农业时代商人，这些票号无
一例外都由山西老家的总部控制。作为偏居内陆的家族企业，山西票号因其封闭和保守，拒绝
向现代商业股份制银行转型，这使其逐渐消失于时代的大潮中。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向来没有什么“商法”，商人也没有什么法人地位，在政治上属
于贱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晋商不得不寻求权力的庇护，或者说，必须与官府合作。票号业的
兴起，就与它和清政府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清朝灭亡后，失去靠山的票号也随之倒塌，有90
余年历史的日升昌票号于1914年关闭，标志着山西票号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