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日发(作者：)
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
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
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
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历史意义
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
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历史意义：在明末时期出卖国家利益，甘心当外族的奴才，对明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被西方文明全面超越，近现代的无数屈辱由此埋下了种子。
文化特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从居住地看，他们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数在辽宁、海口等地。
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民宅建筑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心智素养
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
儒贾相通观
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
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
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16岁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其兄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
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
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票号由盛而衰
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
国内外，山西票号共133地，657家。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祁帮票号大德通1932年改银号后，曾在国外设分号。榆次常家的独慎玉（账局兼营茶货）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划分时段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
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马国翰《竹如意》记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第二时段
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师一带。
第三时段
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近代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临汾、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著名老字号也历久不衰；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布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
曹家大院
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
勤奋：
谨慎：
群体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