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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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6日发(作者：内毒素)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李鸿宾
由上、下两篇构成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其中有９篇论文）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是陆扬教授在其论文基础上新推出的学术专
著。这里边浸透的中心主题，就是在唐后期尤其晚唐五代军人弄权干政的
“雄武”之风气弥漫朝廷上下（乃至全社会）的场域中，以文人、文官作为
表征的“文”的气象，始终在那个纷争复杂的政治争衡中占据一个位置。它
的意义就体现在传统政治领域中的文武之道，在唐朝后期至北宋建国的王朝
演变过程中，当军将通过武力决定朝廷的政治走向之时，文官———特别是他
们代表的“文气”，如何保持其气象并最终衍化成为“文治”昌盛的宋代中
国。①那么，这部作品里边具体都谈了什么问题呢？
一
第一篇《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是作者企图
揭示与唐前期政治严整规范但却单一呆板迥然有别的充满变数，然而令人
遐想无限的后期政治运作的特征和趋向所做的尝试。他以西川刘辟和浙西
李锜两个节度使的叛乱为案例，重点剖析宪宗朝廷的政治特点。前者表现
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后，围绕节度副使刘辟自署节镇而引起的朝廷
派兵征讨的事件。作者从文人受韦皋的重视以及刘本人之文采、才干的兼
具引致双方长期合作形成的密切关系入手，论证了刘之接替韦系后者生前
之意愿的诸多隐而不彰的因缘，借以推测刘自属行为产生的“合理性”。
３２３
①有关唐宋演变之中表现出的“文”“武”风气的转变，或者说北宋重文轻武风气的兴盛，
早已为学界所共识，但多数的研究关注宋朝自身，唐朝（尤其后期）的变化只是作为宋
朝研究的衬托和参考。将唐宋作为前后演变的整体性观察，据笔者所知并不多见。
但随后刘意在强化自身威势而对东川的出兵，却加剧了他与朝廷的矛盾。
他的这个举动虽属后期节度使擅权的惯性行为，但他却误判了形势：新皇
帝宪宗并非德宗那样姑息藩镇，相反，他要重新建立朝廷政治的新规范，
即节度使的任命权完全归于朝廷的掌控！当刘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双方的
冲突已不可避免，结局如人所知：叛乱被官军剪平。
浙西李锜与朝廷的对抗事件尾随西川之后，展现的同是宪宗为施行其
新政规范而采取的雷厉风行的行动。如同韦皋长期经营剑南一样，李盘踞
浙西亦历久弥长，该地所处的经济优势为他的盘踞提供了条件，但削弱了
朝廷的财政命脉。宪宗新政的出现对这种局面形成的空前压力，迫使李采
取措施予以应对。然而致使事态不可收拾的，则是他在入朝参拜的问题上
表现出的三心二意，这触动了朝廷的底线，李随之就擒于朝廷军队的征服
之中。①
对这两桩引起学界重视的节镇抗命的事件，以往的研究多将它们置放
在藩镇叛乱中央的套路之中，渗透的是二者对立的思考逻辑。但在作者看
来，这种思路将后期社会那种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出现的中央与藩镇之间复
杂多变的关系用单一而静止的线性框架限定，丧失了隐含在其中的具体而
个性化的要素。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样的框架，揭示两次事件
对元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与后期唐廷、藩镇之间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的诸多
面向。他认为，两次事件昭示的宪宗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除了军力压制
这一手段之外，更重要的则是确立藩镇效忠于朝廷标准的新规则，即在藩
镇内部的更替之时是否无条件接受朝廷指定的人选成为首要条件，而其他
的种种标准和规范则被剔除掉了。
第二篇《从新出墓志再论９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是时隔十余
年之后作者对刘辟事件的再次思考。引起思考的动力源自与此关联密切的
墓志资料的出现。如果说上文是通过剖析宪宗朝廷解决刘辟事件以破除学
界有关唐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刻板认识，重新阐释元和新格局的出现及
宪宗确立新权威的话，这一增补论文的价值则体现在采用《薛丹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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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
第三辑
①李锜的失败与其主掌军队关系的疏离有直接关联。相关的论述可参阅李碧妍《危机与重
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第５０５～５２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