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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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3日发(作者：四年级数学辅导)书评｜我们与史学的距离——读严耕望《治史三书》
“我们与史学到底有多远”，这⼤概是每个选择历史学专业的青年⼈，在⽆数个夜不能寐的⽇⼦⾥，反复叩问⾃⼰的问
题。史学研习如荒海⾏⾈，⼤概⾃选择以史学为业的那⼀刻起，便开始了⼀辈⼦孤独却浪漫的航⾏。初⼊学海不免⾯临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重重沟壑，个⼈意志与现实环境的冲撞⽽形成的层层⼤浪便会时不时拍打在并不坚固的孤⾈之上，甚
⾄随时有船毁⼈亡的危险。史学学习不仅在于智识的层层累积，更在于个⼈修为的不断完善。⽽选择适合⾃⼰的⽅向和
⽅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严耕望（1916-1996）1941年毕业于武汉⼤学历史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研究所研究员、⾹港中⽂⼤学中国⽂化研
究所⾼级研究员，1970年当选“中研院”院⼠。主要研究领域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
《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政制度史》《唐代交通图考》等。
《治史三书》是史学⼤家严耕望先⽣所著的历史学研究的⽅法之书。严先⽣在学术⼤成的晚年岁⽉写作此书，有着“欲
把⾦针度与⼈”之意，总结⼀⽣的研究经验、为学⽣答疑解惑，以此启发励志于史学研究的后辈学⼈。本书既从宏观⽅
⾯谈到史家的志业与修养，也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上，如撰述体制、写作改订、材料组织、引⽂格式、注释安排等给予有
益的建议，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对⼀⽣治学得失的深刻思考。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受青年学⼦欢迎，其影响也波及⼤陆
与海外，余英时推许“为后学现⾝说法”，杨联陞称其“尤为切实”，黄永年赞之为“对后学作‘⾦针度与’之书”。
《治史三书》
《治史三书》分为三个部分——《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与我》。“经验”是严耕望⼀⽣治学经验
的总结，这⼀部分论述的⼏乎涉及了史学研究实践的各个层⾯。不同于“史学概论类的⾼头讲章”，这部分作者从⾃⼰的
个⼈学术经历中阐发观点，既有⼤主题也有⼩细节。从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论题的选择、论著的标准和体式、论⽂的
撰写与改订等⽅⾯结合⾃⼰的研究⽅向，特别是政治制度史和历史地理学的内容进⾏论述，作者娓娓道来，⾏⽂亲切⼜
实⽤。“答问”部分承接上⼀章，可视为“经验”的续篇。这⼀章以问题为导向，以散论的形式对更具体的问题进⾏阐释，其
中既有对前⼀章的补充也有对相关史学话题的拓展。“师承”分上下两篇，上篇《钱穆传》在1990年刊⾏的《钱穆宾四先
⽣⾏谊述略》基础上改写⽽成，以纪传体回述学者钱穆的⼀⽣，“以见先⽣治学意趣与⼈⽣境界”。下篇《从师问学六⼗
年》从严耕望个⼈视⾓“追忆从游往事”，感怀师恩，记叙与钱穆先⽣的师⽣之情。总的来看，本书是以作者个⼈治史经
历为基础，把思维上的历史观念与实际操作上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呈现出⼀部“⼤匠不遗细节”的史学研究的⽅法之书。
对于“我们与史学的距离”这个问题，本书未必是⼀部适⽤于所有学⼈的“答案之书”。但读完后掩卷沉思，从如何治学到如
何做⼈，⼤概会给每⼀个迷茫于史学之海的青年学⼦些许明光。
专精与博通
历史研究中的专精与博通是历来被⼴泛讨论的话题，严耕望提出了本书的⼀个重要观点：治史中专精与博通同样重要，
但博通是专精的前提。作者将这⼀论题放在了《治史经验谈》“原则性基本⽅法”的第⼀节，不仅是基本⽅法的第⼀条，
也是统摄全篇的基础。作者⾸先区分了专精与博通的具体差别，“专不⼀定能精，能精则⼀定有相当的专；博不⼀定能
通，能通就⼀定有相当的博。”针对细密化分⼯后，历史学越来越专精的现状，作者提出⾃⼰的观点，“治史既要专精，
也要博通”，因为“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病”，所以专精要以博通为前
提。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如何做到博通，严耕望提出了两个⽅⾯的要求。⾸先是历史学本⾝的博通。断代史研究要“对⾃⼰研究时代的前后时
代要有很深⼊的认识”；专门史研究要“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其次是史学以外，史家应该旁通各种社会科
学。史学家跨学科的视野不仅“可使你做专精⼯作时不出⼤错”，也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原则性基本⽅法”的后
⼏条也是基于博通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阐发的。
⾸先，断代史的研究。“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连贯性”，因此，断代史不应把眼光仅仅聚焦于所研究的时代，对
其前后的朝代或时代都应有⼀定的认知，“注意的时限逾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博通是把更宽⼴的视⾓代⼊断
代史研究中，作者结合⾃⼰的研究经历，虽然没有写过宋史的论著，但为了对唐代研究有所帮助，他把《宋史》从头到
尾认真研读。
其次，研究的“点”与“⾯”。严耕望从博通出发告诫后辈，要“集中⼼⼒与时间作‘⾯’的研究，不要作孤⽴‘点’的研究”。他认
其次，研究的“点”与“⾯”。严耕望从博通出发告诫后辈，要“集中⼼⼒与时间作‘⾯’的研究，不要作孤⽴‘点’的研究”。他认
为，“⾯”虽是⼤题⽬，但其中蕴含很多“点”的⼩问题。孤⽴“点”的研究缺乏对时代的整体认识，会让研究者处于⼀叶障⽬
的危险境地。⽽“⾯”的研究益处在于，⼀⽅⾯“似慢实快，能产⽣⼤⽽且精的成绩”；另⼀⽅⾯“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
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连，就可以相互补充”；此外，“在⼀个⼤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
到处发现材料，兴趣⾃然浓厚，乐此不疲，⽽且看书时也就不会赶急了。”这样建⽴了⾃⼰的研究体系就会避免因“跟风
好胜”和研究“重⼼过多”⽽分散精⼒了。
严耕望
最后，读书与⽴说。作者认为通史阅读是夯实博通的基础，⽽对⾃⼰研究⽅向的“基本材料书”要“彻底的看”，即从头到尾
的细读和精读，注疏与考证都要注意，“不要只抱个题⽬去翻材料”。如此的读书之法需要长久的努⼒，中年以后才会显
⽰愈来愈强的治学潜⼒。在史料的运⽤上，作者强调旧史料的重要价值，新史料不易得，固然要尽量利⽤，但史家真正
的功底在于“精研普通史料”。作者列举钱穆、汤⽤彤、陈寅恪的事例，说明前辈学⼈的⼤部分研究还是以普通史料为基
础的。“把前任未明⽩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平实的⽅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标新⽴异”，只有这样，才能做
到“看⼈⼈所能看得到的书，说⼈⼈所未说过的话”。
理论与实践
虽然在历史研究的博通⽅⾯，严耕望提出了史家应该旁通各类社会科学。但是，他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法与理论的认识
却是辩证的。在《治史问答》的多个章节有所论述，他强调历史学科的主体性地位，认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
的运⽤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药”。
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严耕望将治史分为“考史”“论史”和“撰史”，“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
做综合撰述⼯作。”⽽社科⽅法对“论史”最有⽤，⽽其他两部分还是得依靠史家的的功夫。就“考史”与“论史”的价值⽽⾔，
他认为，前者考证复原，发掘史实真相，“永远有其价值”；⽽后者解释历史问题则仁智各见，“或许有时间性”。由此，作
者⽴明观点“我对于社会科学⽅法，不但绝不排斥，⽆宁说⾮常赞成；治史绝不赞成奉为法宝，在史学研究上到处滥
⽤！”
作者的⽴论源于传统史学中“论从史出”的治学⽅法。他认为，治史要“空荡荡的毫⽆⼀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
定向的零碎材料，⾃⼰搭起⼀个架⼦，⾃成⼀个体系”，⽽不是“遵⾏某⼀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
他分析以社科理论与⽅法治史成为史学界新动向，⼤都是因为⼈类避难趋易的本性，“抓住⼀种理论模式来研究问题，
⼯作上要简单容易得多”。“以论带史”的⽅法的确要⽐“论从史出”轻松得多，“每⼀论题⼤体都先有了⼀个结论或者意念，
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
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愈来愈⾛上空疏虚浮⼀途，重蹈明末王学末流的覆辙，束书⾼阁，游
谈⽆根。”这与钱穆在《略论治史⽅法》中谈到的“治史者先横梗⼀理论于胸中，其弊⾄于认空论为实事，⽽转轻实事为
虚⽂”看法相⼀致。
严耕望⼿稿
此外，作者还特别提醒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不必要从中⽂⼊⼿。对于哲学学习，他承认可以提⾼历史研究的的境界，
但哲学⼊⼿来治史，“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努⼒详征史料，实事求证，只抓住概念推衍发挥，很少能脚
踏实地的做⼯作。”他列举了汤⽤彤和萧公权，是能以踏实沉潜的史学⽅法做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分别成为中
国佛教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家。⽽对于中⽂，作者认为语⽂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史家要能看懂、会表达，因此要
有“适当的中⽂程度”。但从中⽂⼊⼿研究历史，“做学问的态度往往趋于过分保守”。严耕望以哲学、⽂学为例，实则还是
在强调历史学科的主体性地位，即便是跨学科视野或多学科研究⽅法也必须以史学为基础。
学术与⼈格
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是把⾃⼰对象化在时间隧道另⼀端的⾃我，因此，史学研究的深度很⼤程度上取决于史学家对⼈性
体验的深度。本书不乏对史学家的学术与⼈格的臧否。严耕望对他前⼀辈中国史四⼤家都有专门的章节评论。除了专书
《钱穆宾四先⽣与我》，《治史问答》中也有对史学⼆陈和吕思勉的专论。作者⽉旦春秋，并不因私交或其学术上的⼤
名⽽极尽赞美，却是提出个⼈见解，给予⼈物及其著作以客观评价。
史学四⼤家
左起：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
他推崇陈寅恪强毅不屈的精神和“纯净学术⼈的风格”，但对于《柳如是别传》写作体裁和论题选择上并不认同，认为“这
部⼤书除了表彰柳如是⼀⼈之外，除了发泄⼀⼰激愤外，实⽆多⼤意义”。⽽论及陈垣时，在肯定其学术成就的基础
上，评其⽴⾝处世，“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在评价吕思
勉时，严耕望认为，因其“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学术品格，以及他“拆拼正史资料，建⽴新
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的能⼒，其实际的学术成就并不在⼆陈和钱穆之下。对于恩师钱穆，他的评价也极
为中肯。他认为，钱穆不朽之作皆完成于五⼗岁之前，⽽后“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对《国史⼤
纲》，既推崇其创见，也批评“⾏⽂尚⽋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作者结合⾃⾝研究经验对后辈的学术与品格也给予诸多有益的建议。严耕望先⽣⽣逢乱世，潜⼼治学，体现了⼀个史家
的坚韧。他毕⽣的追求做⼀个“健康纯净的‘学术⼈’”，即“强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活情怀”。他秉
承“以道家⾃处⽽以儒家待⼈”的处世之道。余英时认为，严耕望以儒家式的“忠恕”对待他⼈，珍惜⼈与⼈的情感；以“不
争”“寡欲”的道家式的态度⾯对⽣活。“⼯作随时努⼒，⽣活随遇⽽安”也成为他⼀辈⼦的座右铭。在书中，作者专辟章节
撰述⽣活、修养与治学的关系，“基本功夫不全在⽤功读书，尤要从⼈⽣修养做起”。他建议青年学⼦要在拥有健康的⾝
⼼的基础上，以“⼀⼼⼒，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着”的原则对待⼈⽣，对待学
术。历史学家应该“不专为⼰，兼要为群，对于社会⼈群有⼀份责任感”，对学者⽽⾔，历史研究不只是事实的堆积，更
是对永恒价值的守护。
严耕望
结语
严耕望并⾮天才式的学者，他⾃谦“天赋微薄，迟钝不敏”，但朴素的治学⽅法和⽣活态度让他成为璀璨的史学⼤家。他
在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学⽅⾯的成就有⽬共睹，余英时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中，作者曾引
《孟⼦·尽⼼》中的“充实⽽有光辉之谓⼤”来形容好的史家。⽽青年学⼦在真正开始从事史学⼯作时，才知“充实”已然不
易，“光辉”则更为困难。虽然，⼈⽣在世总有安⾝⽴命的志业，投⼊史学研究之中，不仅扩展智识、提⾼修为，也能在
⼀定程度上消解世俗⽣活中⽆奈与繁琐，以史为业，⼼中也就有所依凭。但是，学术之路并⽆坦途，学海⽆涯，暗流涌
动，史学之海的航⾏注定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与史学的距离”也许还有很远很远，但如《治史三书》中所说的那样，“⼯作随时努⼒，⽣活随遇⽽安”，在纷繁复杂
且快速变化着的现实环境中，保守初⼼，朴素为学，做⼀个“纯净的学术⼈”。即便⽆法达到多么⾮凡的成就，也能够保
持对历史学最本初的尊重并且⽆愧于内⼼的召唤。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求索。
严耕望题字：
⼯作随时努⼒⽣活随遇⽽安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