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6日发(作者：)
兰克史学与兰克学派
兰克史学是德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兰克创立的，故名。兰克(1795—1886)生于图林根的维厄。其父为基督教信义会牧师。1818年在莱比锡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法兰克福的一所大学预备学校(即高级中学)。由于他在大学学的是神学和古典作品，因此，他在中学教拉丁文，这有助于他深入钻研古典作品并引发对历史的兴趣，尼布尔的《罗马史》问世后，在学术界曾引起巨大反响。兰克也被此书所折服，遂以浓厚的兴趣从事历史研究，而且他起步便是效法尼布尔，遵循一种”科学态度”。1824年，他的处女作《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2—1514)》问世。书中对意大利史家圭昔阿狄尼(1483—1540)依据错误百出的卡帕特拉所著的《意义利史》而写的《意大利史》痛加批判，一一指出其中的抄袭之处、虚构之处、歪曲之处，引起学术界震惊。该书显示了兰克治学的3个基本特点：对史料来源的重视及深刻的分析；历史著述的作用在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拉丁—日耳曼世界是一个整体。在作为这本书的附录的《对近代史学家的评论》中，他首次提出对资料持批判态度的方法，开近代历史批判之端。文中强调：负有盛名的史著未必是可靠的；史著之可信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作根据；一般的史著内容不能作为资料来源，必须深入档案库；写作的目的在于复原历史，要达此目的，最重要的是找到原始资料，找到同时代或接近此时代的史料。这些见解得到学术界赏识，他也因此一举成名。翌年，柏林大学就聘30岁的兰克为副教授。此后他便在这所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1834年起任教授，直至1871年退休。其间，著有《16和17世纪罗马教皇的教会和国家(1834—1836，简称《教皇史》)，《德国宗教改革史》(1839—1847)，《17和18世纪普鲁土史》(1852—1861)，《16和17世纪的法国史》(1852—1861)，《16和17世纪的英国史》(1859—1869)，所有这些史著均为多卷本。此外，他在1832—1836年间刊印《历史一政治杂志》两卷，其中大部分文章是他自己所写。兰克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全集凡54卷。这些史著的最大特点便是材料宏富，搜罗齐全。为写《教皇史》，他搜遍了意大利各档案馆(梵蒂冈除外)。为写《德国史》，他查阅了96卷帝国议会文件，还到布鲁塞尔、巴黎搜集原始材料。为写《法国史》，他亲自到巴黎查阅史料，他说他吃惊的是法国人留下来这么多历史让他来发现。写《英国史》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还到伦敦、都柏林档案文库及私人藏书室搜寻史料，还到海牙等地。其用功之勤，对西方史学影响尤深。
在此基础上，兰克史学的模式形成了。尽管他从未写过专门的历史哲学书，但从其史著中仍可看出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第一，恪守政治史传统。他的史著均以政治史为主题，以16—18世纪的欧洲各国为中心，不写古代史，很少写经济史，把欧洲以外的历史排除在他的史学视野之外。而政治史又渗透强权政治观念和英雄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兰克史学中，历史学家注意的中心置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决策者及显要人物身上，贵族式的偏见支配着史学研究。群众、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历史都不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兰克认为，历史生活的基本体现者是国家、民族和教会，三者中国家居首，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十分重视国家这一实体。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因为有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原则在其中起作用，它是国家的内在生命。他把国家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体”，同时称它们为“上帝的思想”，他说“思想是有神
性的根源的”，这些都是直觉的推测。把国家看做是具有特殊生命规律的个别生命实体，是兰克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观点。他因此把政治家的行为动机，看成是来自国家的内部生命攸关的原则，因而都是高尚的动机而非卑微的个人的动机。他喜欢把政治家的行动说成是来源于国家在大范围内的重要需求，但他同时强调伟大人物的个人作用。他在他的《英国史》中写道：“人们只有在既捍卫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捍卫他们的共同事业时才能产生最伟大的事物。于是个人的存在在进入世界历史性时刻的时候，也会变得开阔起来。”在他的《教皇史》的另一著名片断中，他曾怀着深厚的感情，充分肯定了在来自人类精神无穷深处的思想演化过程中，具有巨大内在力量的伟人所起的创造性的作用。另外在他的《世界通史》中，他讲道：在历史进程中，总的倾向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经常需要有伟大的人物去使它们开花结果。
第二，严格考证史料，根据原始的文献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即所谓“如实记述”原则。兰克强调历史怎样发生，历史书就怎样叙述，而如实记述的前提是依据原始的文献，他认为，原始文献就是曾经发生过的客观历史的见证，是提供报告的最高的历史见证。在他90多岁时，他还说过：在主要的方面排除历史可信的东西都应排除，我不否认我是坚持关于我著作中的特点，即批判方法的一些看法，这就是以逐字逐句流传下来的东西为根据。很多东西没有流传下来，但记录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在本质上是一条不可疑义的定律。他主张严格考订史料，并大体上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重视目击者的记录，让亲临历史的文献说话，并认为这是“最高见证”，他说：“距离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对于原始史料，兰克认为一要通过外部考证方法(原始资料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论据的对照，不用版本的校勘)，辨别真伪；二是通过内部考证(抓住史家和史料记载考的动机和性格，追查其资料来源)分辨真伪。
第三，不作价值判断。兰克主张，史家只能“照实录来”，理论抽象不是史家的事。他曾说：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而把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他要求史家必须超然是非、褒贬之外，无党无派。克罗齐认为，客观主义作的不加分析的说法，就像尊重双方的会议主席所作的小结，使双双都满意。
以上3点，特别是后两点，使兰克长期以来给某些人一种如实叙述者的形象。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假象或表象，背后还有更本质的东西。且不说史学家对历史不作判断，超然历史是非之上，这对任何时代任何史家都不可能做到，纯属天方夜谭，就是确立或重建往事确知其原来的情况，也纯属乌托邦。历史事件大大小小多如牛毛，且各自均有其独特性，历史既不可能原原本本地重演，后人也无从彻底了解古人古事之心理状况及相关的历史情势，复原历史，从何谈起?其实，兰克辛勤收集的史料，亦多为国家官方的档案文件，这些文献多是政治、外交、军事文书，很少经济、生产、科技材料，据此写出的历史只能是政治史加外交史，而这决不是客观历史的全貌。所以，他也不过是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是靠着内阁窗口的观察来写历史的。更何况，他的写作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他根本做不到不偏不倚，公正客观。
兰克那么费力地收集资料，写了那么多的书，不厌其烦地标榜自己客观，但圈子兜到最后，其目的不外两点：用“历史的真情”论证德意志民族要有强有力的君主，实行中央集权，建立强大统一的德国；拉丁—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优于东方民族的整体，其对外扩张是天经地义的。而无论是德国的强盛，还
是拉丁—日耳曼民族的扩张，都是上帝驾驭的结果，是人类精神运动的必然倾向。这样说，丝毫没有冤枉“好人”。
第一，有他的史著为证。在他给德、法、英等欧洲几个大国所写的政治史中，都可以发现他颂扬的是强有力的君主和中央集权政治。《教皇史》中突出的是教廷的盛世和精于治术的教皇席克特斯五世(1585—1590在位)，《法国史》的高潮则为曾宣称“朕即国家”的法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英国史》中称赞查理一世有殉道者的性格，而查理一世所殉的正是乃父詹姆士一世之道，那道是“君权神授”论，即所谓君主是地球上最早的事物，因国王不仅是上帝在地上的最早代理者，而且坐在上帝的座位上，而且上帝自己也称他们为神，这些都清楚表明他在为普鲁士集权统一寻找先例。
第二，有他的“理解论”和“拉丁—日耳曼民族整体论”为证。兰克认为：在个人的生涯中，在各代人和各民族的生活中，时时可以见到凌驾他们的上帝之手。凡是人的行为，人性的各种表现，只能依靠理解才能把握。史家的任务是既要理解历史上具体的人的行为和事物，又要理解上帝的思想，即支配历史运动的理念，国家、重要制度和伟人，集中了一个时代的理念或精神。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主导理念，都有其趋向，因而各具独特的价值。那么，现实世界是哪国、哪种制度、哪位伟人集中了现时代的精神趋向呢?兰克看来，在德意志是普鲁士，在世界上则是拉丁—日耳曼民族。那是一种什么精神趋向呢？是德意志的统一和拉丁—日耳曼民族的对外扩张。关于前者在兰克影响下的普鲁士学派有露骨的表白，此处不赘。关于后者，我们知道，兰克时代正是西欧主要国家强盛之时，扩张之时。兰克在《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请注意书名)的序言中说，这两个民族是一个历史统一体，它既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也不同于欧洲这个统一体，还不同于拉丁基督教，即不包括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希腊东正教(因里面有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而仅指法、德、英、意(大利)、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六大民族。这些民族是近代历史的核心，有3个共同点：民族大迁徙、十字军运动、近代的殖民。他称之为“三大呼吸”，实际上是三次对外扩张。他认为在这个民族共同体中的各民族利益休戚相关，紧密联系，尽管它们之间纷争不休，但这一过程是喜甚于忧，纷争是生命的标志，甚而是生命更高阶段的标志，何况在这一共同体中，联合的力量要比分裂的力量来得更强些。总之，他相信这一西方精神的未来，相信欧洲或西方共同体联合的关系，相信西方精神优于东方精神，鼓吹西方民族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素质的整体。因之，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对外扩张就代表了时代精神趋势。联系他的“理解论”，那就是要人们这样理解历史、理解命运，服从上帝的安排。这就是兰克史学的核心，是其本质所在。难怪有人指出：兰克实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19世纪偏见最深的史学家之一。
兰克史学由他的弟子加以继承，在西方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弘扬，形成兰克学派。由于兰克曾获“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头衔，俨然被尊为史学界的泰斗。因此慕名投奔他麾下的人很多，加之他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且发明了“研讨班”(seminar)的教学方法，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家(他的门生魏兹的学生谢弗尔一人就培养博士124人)，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学派。该派直至20世纪初，几乎垄断了欧洲的史学讲坛。直到今天，兰克史学和兰克学派影响犹存，不可小视。
兰克学派中的佼佼者，在德国有魏茨(1813—1886)、吉泽布雷希特(1814—1889)、瓦腾巴赫(1819—1897)等；在英国，有通过阿克顿(1834—1902)建立的
剑桥学派；在法国，有摩诺德(1844—1912)，他创办《历史评论》杂志；在美国，有乔治·班克劳夫特(1800—1891)和亚当斯(1850—1901)等人。其中，德国史学家魏茨毕业于柏林大学，在校期间即开始研究中世纪德意志史。曾先后任基尔大学和格丁根大学教授，是《德意志历史文件》的主编。他严守师法，费时30余年，完成巨著《德意志宪政史》(8卷，1844—1878)。阿克顿是英国史学家，曾留学德国，掌握了德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1886年协助创办《英国历史评论》。1895年他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899至1900年间，他筹划编辑12卷的《剑桥近代史》，这是广为学术界注目的世界史丛书，是经过共同研究，由公认的各国历史学专家执笔写成的。他在世时，该书第一、二卷已付排。他自己从未写成一本书，尽管他治学甚勤，曾搜集了许多关于自由史和法国革命的资料，并计划过写一部《自由史》，但因他对待一切史料都过于精细，又缺乏必要的驾驭材料反映大问题的能力，结果仅完成了两篇论古代和基督教自由史的论文，他的庞大计划却落空了。他曾发表过几篇有影响的宣扬兰克学派“客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使兰克史学得以在英国传播，形成兰克学派在英国的分支——剑桥学派。该学派中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布瑞(一译伯里，1861—1927)，他就学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后从事古希腊史研究。先在都柏林任教授，著有《希腊史》(1900)、《早期罗马帝国史》(1893)、《东罗马帝国史》(1912)、《后期罗马帝国史》(1923)等多部佳作。1902年被选为剑桥大学钦定讲座近代史教授，并负责主编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
摩诺德是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竭力宣扬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1876年，他和法尼埃(1842—1927)共同创办《史学评论》杂志，并任编辑直至去世。该刊作为兰克学派喉舌之一，对法国史学起了决定性影响。所著《墨洛温王朝史事》、《德意志与法兰西》等书，以取材精慎见称。
兰克学派对美国史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美国史学的奠基者乔治·班克罗夫特和亚当斯等人的努力实现的。班克罗夫特毕业于哈佛大学，后留学德意志，深受兰克史学影响。耗费他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美国史》(10卷，1834—1874)，始自美洲的发现，止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该书不仅以材料丰富见长，且文辞华美，充满爱国激情，但书中也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沙文主义历史观。他还著有《美国制宪史》(2卷，1882)。他遵循兰克史学传统，极力强调原始根据的重要性。在处理证明文件方面，他的规则是：第一，小心地区别原始资料和历史记录或佐证，例如要区别一个事实的第一手或第二手记载与权威在原则上的决定。第二，叙述一个人的看法时要站在他的观点上，评断时站在你自己的观点上。他所搜集的原始资料极其浩繁，他在任英公使期间，就费尽心血，不惜重金，搜集可靠的档案抄本、家庭文件和历史人物的私人日记，这些资料后来都成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无价之宝。
亚当斯曾长期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也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也采用“习明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其弟子成名者甚众，遍布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把持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兰克学派在美国的另一个分支，即由约翰·伯哲士(1844—1931)及其弟子组成的一个学派，在美国也有一定影响。伯哲士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便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著有多种关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历史的书，书中只述史实，不下结论，既不完全赞成北方，也不完全赞成南方，为典型的兰克模式的史著。
总之，在19世纪，兰克史学模式成了“科学的”历史学确立的标志。由于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努力，由尼布尔始创的“科学的史学”在19世纪中期终于建立起来，史学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的附属地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学从此普遍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史著、史料成批出版，历史辅助学科纷纷建立，考古发掘掀起热潮并取得丰硕成果，大型历史工具书陆续问世，西方传统史学进入巅峰状态，人们惊呼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