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5日发(作者：)
论孙中山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找到了进化论这个武器，他们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选择、改造进化学说，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自己的社会历史观，用于指导中国的实际斗争，孙中山也不例外。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批判改良，倡导革命，成为当时革命派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导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斗争中，发展了进化论关于“发展”的理论，并从民主革命的立场出发，对之进行改造，使之与民主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依据进化哲学的理论，论证民权革命是世界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邹容第一次喊出了“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1]的革命哲理。章太炎也畅谈“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2](P600)，“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2](P599)。孙中山确信：世界处于不断进化发展的状态中，“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者，自然之道也”[3](P155)。他指出改良派主张“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的爬行哲学，完全“是反乎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3](P73-74)，主张只有以流血的革命手段，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才符合进化之公理。革命派思想家肯定了维新派特别是严复传播进化论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使进化论思想逐渐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羁绊而具备了“革命”、“突驾”等新的含义，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指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进化论与近代的自然科学以
及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起来，进化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孙中山吸收和改造了以自然科学形式出现在中国的进化论，将进化论作为观察和认识社会历史的一种思想，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
一、孙中山进化思想的渊源
孙中山进化思想的渊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达尔文(Darwin)与赫胥黎(Hu某ley)的进化思想；二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三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论”。
首先，达尔文与赫胥黎的进化思想是孙中山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
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进化学说，不仅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包括与达尔文同时期的斯宾塞(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的社会伦理进化学说、拉马克(Lamarek)的“用进废退说”及柏格森(Bergon)的创造进化论。其中达尔文与赫胥黎的进化学说是孙中山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他认为物种的变异性是普遍存在的，生物繁殖很快，为了生存，需要争取空间、食物而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发生变异。适应生活环境的生物，得到发展，形成物种。不适应生活环境的生物，便被淘汰，遭到灭亡。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各种变异，只要具有略微的优越，就将得到较多的机会生存繁殖；反之，任何有害的变异，虽为害程度较轻微，但在严酷无情的生存斗争中，必然会被淘汰。正是自然选择，造就和维持了生物界的平衡以及物种的正常生存。自然选择以漫长的时间作为代价，得到的回报是适应性状的形成和物种的进化。“自然选择的作用，必然在于选取在生存斗争中比其他类型更为有利的那些类型，因此，任何一个物种的改进了的后代，在每一个系统阶段内，总有排挤及消灭它们的前驱者和原先祖型的趋向。[4]一般说来，相同类型的物种或
同一物种内的个体，由于所需的生活条件相似，竞争也就更为激烈，在此情况下，极端的变异只要有益，更可能得到保存。而一切中间类型以及原始新种的本身，大致都有灭绝的趋向，这就是自然选择理论。
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当时宗教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对捍卫和发展达尔文学说做出了贡献。赫胥黎反对斯宾塞，认为伦理道德是进化的产物的观点，他极为怀疑斯宾塞能够找到建立在进化论上的一种新伦理学，赫胥黎在自然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进化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宇宙过程，通行的是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原理。“社会的文明越幼稚，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5]而社会进化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种伦理要求“用‘自我约束’来代替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6]所以，在这种最文明的社会中，生存斗争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1893年，赫胥黎在罗曼尼斯讲座上所作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讲演中，对斯宾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个讲演中，他发展了自然无目标的思想，提出自然是一个大的机械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根本无需参照人类的价值。给自然赋予一种精神价值的企图是徒劳的，这种企图来自于人类自大的希望和将自然拟人化的观念。因为出席听讲的都是文化水平较高、富有学术素养的有识之士，赫胥黎的讲演相当深奥。1894年他的讲演稿作为书籍出版时，为了使普通读者能透彻理解所讲的内容，赫胥黎特地补写了一篇提供必要的基础的《导言》。他形象化地将1893年的讲稿比作古代庙宇的“内殿”，1894年补写的《导言》相当于进入庙宇必经的“前廊”。在赫胥黎的书中，《导言》与正文是两篇独立的文章。他分别
采用的标题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言》(1894)；《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通常所说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指二者之和，并非专指后者，它们虽是两篇文章，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赫胥黎整部著作的中心论题是“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