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2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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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发言真率”的语言及写作手法赏析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有人评价韩愈的文章“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的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这些特点在《师说》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师说》为韩愈感时而作。当时学风不正，师道不存，作者感慨万千，故其文多用感叹句。特别是“轻重相形”的地方，作者每次“相形”之余，都要感叹时人之愚。这些感叹色彩颇浓的句子，亦错综变化，毫不凝滞。“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乎！”这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这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纯是感叹语气。作者在《师说》之中，为了增强肯定的语气，表达强烈的感情，还用了反问句。这类句式，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为最有代表性。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为人师者皆笑之”。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当时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师友箴》曰“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序》曰“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显然，柳氏对“师道”的理解，与韩氏如出一辙。而且较之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显得更为有力。再看他把士人对韩氏的“群怪聚骂”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对“耻学于师”之风气，是何等深恶痛绝！韩柳二公在“师道”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韩愈“师论”的同调及其抗颜为师的响应者！
《师说》首段即开宗明义，点出“师”的作用以说明其重要，并为下文阐述“师道”之当复张本。这种高处立、阔处行的开局法，就为全文定下了气势恢宏的基调。韩愈将“师”的作用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表面看来，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实则不然。韩愈以光复“儒道”自命，他为“师”所概括的三个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内涵。所谓“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业”，即古人六艺之业；所谓“惑”，即此二者之惑。三者之中，以“道”贯之，“传道”为宗旨，“授业”“解惑”皆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学“文”为明道，习“艺”为致道，释“惑”为悟道。正因如此，韩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择师”原则应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前人评《师说》谓通篇只“吾师道也”一句，亦为此意。不过，韩氏论“师”的作用，虽意主“传道”，但重点却在于“解惑”。韩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等儒家大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心领神会，而这种教学法的主要手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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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解惑”，这就是他特别重视“解惑”的原因。再加之释“惑”确实是学“业”致道的必由之门，欲使弟之有“大成”，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使之通过此门径，达到“悟道”的最终目的，即使之登上“业”之大堂，进而步入“道”之内室，以完成“师”的使述，就行文来说，亦有深意，决非信笔所至。
《师说》首段之末，韩愈论“择师”原则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中“四无”实为第二段之“伏”。第二段即紧承此“四无”加以申发，除批评了当时不良学风外，还阐述了人人宜从师的道理。类此“伏笔”第二段也有，其所言圣人“且从师而问”，即为下段所言孔子师郯子等一事伏笔。第三段文字即承此而发。本文第二段得最为精彩。前人对此段写法的评述，可用“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概括之。这八字，确实道出了此段写得极其精妙的原因。
“轻重相形”法即“对比衬托”法。作者为阐明人人宜师的道理，敢于直面现实，以“古之圣人”“出人也远矣”尚重视“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下圣人也亦远矣“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其子”尚重视“择师而教”，与对“其身”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巫医乐师百命”。有鉴于此，韩愈才在阐明“师”的三大作用之后，又专门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韩愈专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还可达到针砭时弊、生发下文的作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既然人人有惑，当然“师道”可兴不可废。然而时人却或“挟贤”(以己为士人)，或“挟长”(以己为长辈)，或“挟贵”(以己为士大夫)而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结果是“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正因时风如许，平时以道自任、以师自处的韩愈，才不得不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这样，文章就极其自然地过渡到下段。然后，他再从圣人尚从师，可见“贤”不可恃；童子尚从师，可见“长”不可恃；巫医乐师百工尚从师，可见“贵”不可恃三个方面，讽谕时宜从师解惑。由此观之，韩氏专拈“解惑”一端加以申工尚重视“相师”，与“士大夫之族”却轻视“从师”相形。此外，作者还以“句读之不知”的小事尚重视“从师而问”，与“惑之不解”的大事却轻视“从师”相形。经此一比，“众人”“其身”“士大夫”之愚，都被衬托得跃然纸上，而其“惑之不解”宜师而问之理，都已不言而喻。由此可知，以“轻重相形”法说明事理，确能收到反差强烈、其理自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韩愈古人，素以“猖狂恣睢”“雄奇万变”“奇偶交错”“气势腾跃”著称。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境界，养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故前人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师说》的语言，就具有如此风采，这与作者运用大量排偶句、感叹句、对比句、反问句等修辞手法有关。这些修辞法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师说》的雄壮气势，使它产生了更大的雄辩力！
韩愈的《师说》虽有其特定内涵，但如抽去它的具体内容，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它对人们的启迪价值将是永恒的。它不愧是一篇古代重要的教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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