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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9日发(作者：方舟秘籍)第八章：80年代小说创作
第一节小说发展概况
80年代小说是当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以丰富的思想意蕴、特定的历史内容和审美
素质同17年小说相区别，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对历史与现实的丰富体验、
全面观照和深沉思考。
从历时角度和审美形态来考察，本时期的小说可以明显地以80年代中期为界限，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伤痕”、“反思”、“改革”为主潮，接续17年小说创作观念。后一阶段则以
“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为主潮，反映出当代文学转型之后的发展状况。
在1980年前后数年，“伤痕”、“反思”和“改革”三种小说潮流接踵而至，不仅以其浩大的
声势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波峰期，还以其风靡全国的“轰动效应”，开创了新时期文学
最初的辉煌。这些小说，立足于时代的政治需要，以“真实”的叙事话语和启蒙精神，为“拨乱
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了文学上的清障工作。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在这一时
期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文学人”，对于那时频
频出现的“洛阳纸贵”现象都会记忆犹新，并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但也必须认识到，这是特殊
时代的一种特殊现象。“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象，读者饥不择食的迫切需求，渴望缓
解的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能够产生相互间心有所通的共鸣，才是读者关注的主要原
因。”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焦点的转移，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波峰便在不
自觉中退潮了。
一、“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小说）
由于“伤痕文学”等概念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
情况下，它们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概念等同。
“伤痕”、“反思”、“改革”等小说虽然各自称谓不同，但总体而言，它们在创作观念、题材
取舍、话语构型等方面和17年小说大体一致。其共同特点就是切合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变动，凸现
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的关系。
1、“伤痕小说”
在七八十年代，“文革”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重
点。由于那时的作家都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伤痕”写作又可以看作是亲历者对历史创伤提供
的“证言”。
含义：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名称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发
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亚平
的《神圣的使命》，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
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
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通过人的苦难的叙述，否定文革，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
力。
“伤痕小说”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两
个精神畸形儿宋宝琦、谢慧敏的刻划，揭露了“文革”对青少年灵魂的扭曲造成的“精神内伤”。
宋宝琦（宋受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爱学习不思进取，沦为一个危害社会的“小流氓”。）、
谢惠敏（唯上是从）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学生，一个人生形态扭曲，一个思维方式僵化。特别
是后者，更有警世的作用。小说中，品学兼优的团支书谢慧敏和无书可读而堕落的宋宝琦并没有
什么本质区别：在对待英国作家伏尼契的《牛氓》是怎样的一部书时，她（只因看到书中有男女
恋爱的插图）和宋宝琦都认为这是一部黄色书，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而不准别的同学带走一束麦
子（做科学实验用），为了抵制资产阶级作风，天再热也绝不穿裙子，于是，小说就发出“救救被
‘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比较：鲁迅“救救孩子”，两次呐喊虽历史背景不同，但都标
志着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不过，鲁迅的呐喊表现了五四一代先驱者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而争取
人的解放的愿望《文化控诉》，刘心武的呼声表现了文革过去之后，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要求从封
建法西斯专制和愚民政策中挣脱出来的历史必然《政治控诉》。）《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
特殊意义，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其内容设置还是叙事视点，都具有明确无误的启蒙
意味。事实上，当它被确认为先驱和标示之后，它的意义也就终结了。
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讲述了“革命小将”王晓华
受“文革”时期所流行的“血统论”蒙蔽而与母亲决裂，最终醒悟过来，但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结
局而留下终身遗憾。（故事梗概：王晓华，在文革初期是一个纯洁天真的初中学生，“革命多年的
妈妈”在1969年被定为“叛徒”，她出于对革命的真诚信仰，“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拒收
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她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获得独立的生存权利。然而，不
论她如何努力，“叛徒妈妈”的阴影却始终笼罩不去，使得要求“进步”的她无法进步。当妈妈恢
复了名誉和工作，晓华急切地想与妈妈团聚，然而，当她最终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
床上。）王晓华像当时所有的激进年轻人一样，以红卫兵方式和自己的母亲了断：“我和你，也和
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被错误指认“叛徒”的母亲便从此后八年未与亲生女儿见
面。粉碎“四人帮”后，母亲的亲笔信和其单位的公函解除了王晓华的疑虑。然而，当她悲喜交
加赶回上海看望母亲时，母亲却难以支撑到女儿的归来，溘然长逝。当初的决裂成了永远的别离。
由于小说是从母女情感亦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情感入手，揭示“文革”对人的生活和心灵的
伤害，因而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伤痕小说”和“伤痕文学”的命名就得源于此。特别是小说
中的感伤情绪更能引发人的心灵共鸣。
总体而言，“伤痕小说”对“文革”的批判还停留在感性层面上，由于作家们要急欲宣泄长期
郁积的感情，因此对“文革”所产生的社会、思想乃至于哲学根源未作深层次的思考。
2、“反思文学”
“伤痕小说”的概念出现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的提法出现。这两者在特征上并不是非
常清晰，有些作品，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对它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
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面对“文革”造成的灾难，作家们不再像
“伤痕文学”作家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情感，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痛定思痛：“文革”
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早已存在于“当代”社会中，它和中国当代社
会的基本矛盾、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
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
含义：“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
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开端）、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人
生》、王蒙的《布礼》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
《人到中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
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
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反思小说的主要类型：1、干部问题反思小说。代表作家王蒙。2、知识分子问题反思小说：
张贤亮、谌容（《人到中年》）。3、知青问题反思小说：史铁生、张承志等。4、农民问题反思小说：
茹志娟、张一弓、高晓声。
（伤痕与反思的区别：内容上，文革/建国30年以至更早的革命历史时期；情感上，情感性
宣泄/冷静的理性思考；表现方式上，单一的政治批判/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全面反省）
3“改革小说”
含义：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
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
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
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冲突和热点难点
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成为中国的第一重大事件。依靠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渐兴
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新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也与中国当代作家品质有关，在“五
四”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本来就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正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悲
惨历史阶段以后，执政党纠正“文革”的错误和制定一系列实现现代化的措施，使知识分子重新
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
时曾形象地说：“跌到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
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①1[15]在他们看来，用文学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
波助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信念”和责任。另外，就社会思潮而言，“改革文学”又是中国人在打
碎精神迷梦之后的产物。刚从迷狂中惊醒过来的民族，需要知道它是否还有救、是否还能振兴？
政治家们的答案就是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希望！而改革又要重构人们的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园，
重树民族自信心，这一切似乎又成为文学工作的责任。于是，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
“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
品大量出现。
总体而言，“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基本上还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语
境下的启蒙话语。它们的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论证。如“反思
文学”是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而“改革文学”则
是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在城乡改革。而1985年前后形成的“寻根文学”创作
潮流则打破了当代文学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惯习，突入到历史深处，表现出对民族的“文化—
心理”图式的思考。
二、“文化寻根”思潮（文化热）与“寻根文学”
1、含义：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
文化心理的挖掘，其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
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
系列”等；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
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传统文
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这是新时期
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寻根文学”潮流的出现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文化热）有着直接联系。70年代以
来，以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经济全面崛起，海外许多学者
开始关注对东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起过重要作用的“儒学”，他们试图从儒学文化的影响来解释东
亚经济崛起，从而建构起面向未来的儒学文化精神，即“新儒学”。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大
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全面转型时期，海外学者的“新儒学”热，当然也在影响着正
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之上的大陆知识分子，进一步说，是西方还是
东方。
随着“寻根文学”创作潮流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都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与韩少
功等人的热情倡导相反，一些作家、批评家表示出了质疑：刘心武认为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所有
的文学都去寻根，未免过于偏狭；李泽厚则认为：“为了逃避和反抗这种市场价值商业文化的侵袭，
一些作家便跑到深山野林中、荒凉大漠中去歌颂那拙朴、原始、粗旷、纯净、严峻、神秘的生命
力量，在其中感叹、表达、歌颂人性，的确创作出了一些在审美上和艺术上有相当水平的好的作
品。但就我个人来说，却总感到不满足。……，我希望能多看到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到亿万普通
人的生活、命运的东西。”②2[16]对“寻根文学”指责的最为激烈的是先锋派青年作家徐星，他认为
“寻根文学”“是玩物丧志是一种致命的庸俗”，具有“复古“的倾向。
2、寻根文学提出的原因：
应当说，这些责难不无道理，“寻根文学”中的某些作品的确存在一种一味沉迷于古、俗、甚
至粗野，回避对现实人生问题和矛盾揭示的现象，但应该看到，“寻根”理论的提出，主要意图还
在于以现代意识“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取民族自救的能力。诚如韩少功所言，文学“寻根”，
“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所谓的“重新认识”，就包含了开放性思维，他还说：“我们有民族
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③所以，尽管“寻根”作
家们在取材上存在着“复古”倾向，但其精神意识却是现代的，即是现代意识与古老的民族文化
相互融合的结果。
①引自高晓声《解放思想和文学创作》收入《生活·思考·创作》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②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其实，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更为直接的动机。一方面，“文革”之后，
许多作家都敏锐地意识到当代文学的“贫困”，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解决当代文
学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这也是80年代中期“现代派热”出现的一个因素。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派
文学的观念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少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便模仿的再好，
也不可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为视镜，从本土文化中寻找有生命力的东
西，应该是中国文学“重建”的更为可行之路。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授予
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给心怀焦虑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以深刻启示——如果将自己的文学植根
于悠久而又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里，以中国人的感受来改造西方的观念，也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
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寻找一个有利的接受场，或者说，
是以民族的包装来含蓄的表达作家们的现代意识，这是“寻根文学”糅合了多种现代主义表现手
法的原因。另一方面，“寻根文学”是对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的主流文学的超越。从表面上看，
“寻根文学”是人们在1985年遭逢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文学事件。其实不然，早在80年代初，一
批在题材和艺术构思等方面不同于“伤痕”、“反思”、“改革”的作品已经出现并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承志的《黑骏马》、郑义的《远村》、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
佬》、贾平凹的《商州三录》、阿城的《棋王》等，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艺术视野从政治生活
转向对文化的关注，与严格的现实主义有些距离了。从这串名单中可以看出，后来被登录在“寻
根文学”中的作家作品已经出现，换句话说，在“寻根”提出之前，潮流已经形成，缺少的只是
“命名”，而任何一件事情一旦被命名，就意味着它已达到自觉的程度。“寻根”的提出，就具有
这样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文化”这面旗帜下，文学才能与政治区别开来，正如郑义所
说：“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不能进入民族文化，再热闹，亦是一时，所
依恃的，只怕还是非文学的因素”①3[17]。这些偏激的言论显然低估了政治对文学的意义而又夸大
了文化对于文学的意义。但无论如何，一种超越政治的文学视野就在这类偏激之论中开始形成，
而且“文化”又因其含混朦胧而消解着政治这个中心。换言之，自“文化”这个基本主题被确立
之后，不论是在理论批评还是在文学创作中，政治对于文学的终极性阐释逐渐消退了，开辟出另
一个解释世界和描述世界的维度。
3、根是什么？
“寻根”作家们对“根”的理解，主要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但从表现和对待“根”的态度上
看，又有所不同。从表现来看，主要有三种写作倾向：（一）热衷于表现地域特色的乡土或民间
文化，如韩少功表现“湘楚文化”的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
州三录》；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的“葛川江系列”。（二）热衷于描写具有蛮荒色彩的原始生活
形态，这类作品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如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写世代生活在
原始森林的温克族告别原始生活走向现代生活的痛苦过程。（三）热衷于追索、反思民族传统文
化（儒、道、禅），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
等。
4、“寻根”作家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大致可分为肯定、否定、辨正三种态度。阿城
的《棋王》是确证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这类作品还有邓友梅的《烟壶》等；韩少功的《爸
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则是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负性价值；冯骥才的《神鞭》则表现出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辨正态度。
三、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夜的眼》，宗璞的《我是
谁》等，就已体现出反叛传统小说创作的强烈冲击。王蒙接连发表的“集束手榴弹”更是当年理
论界争论激烈的一个焦点性话题。虽然这批作品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些影响，但更
多的是将现代主义的借鉴和运用定位在艺术手法、技巧上。1981年，高行健发表了一本小册子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即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强烈兴趣，遂使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由文体、手法
的革新深入到文学观念的思考。
①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7年7月13日
紧接着，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文学新人相继发表了一批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
有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上》，李陀的《自由落体》，刘索拉的《你别无
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这批年青作家与上述
年长一些的作者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在“文革”这一畸形社会环境中长大，经历了由被狂热的政
治理念鼓动到理想的破灭，因而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愤懑情绪，于是开始了灵魂的痛苦裂变和对人
生、现实、命运的冷峻思索。这就很容易造成他们的孤独感、虚无意识。因此，当走上文坛发表
自己真切的人生体验时，他们与现代主义思潮天然地就有了亲近感和认同，而且更明显地表现于
思潮而非一般的手法上。
四、先锋小说
所谓“先锋小说”，主要是指这种小说在小说文本形式，尤其是叙述上出现的革新。作品主
要有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奔丧》、《瀚海》，余华的《现实一种》、
《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苏童
的《罂粟之家》、《仪式的完成》，叶兆言的《五月黄昏》等。马原被认为是“先锋小说”的开拓
者，是“叙述革命”的代表人物。他那种故意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以期达到似真似幻效果的
所谓“马原的叙事圈套”，被有的评论家冠以“形式主义者”的徽号。（特点见朱栋霖教材88页）
五、“新写实小说”
1、概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钟山》等一些杂志作了有力的倡导，促成了“新写实小
说”的写作热潮。对于其概念，《钟山》编辑部在1989年第3期给出如下界定：“所谓新写实小说，
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
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
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
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
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这无疑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我们对于“新写实小说”的理解，也只
能是从相对意义上去看待其基本特征。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特征一般可作如下总结：①情感态度的“零度介入”，客观冷静地呈
现人类生存本相。②还原生活本真，展示生活的“原生态”。这种“原生态”一般由一些自成单元
的琐碎的小事合成。③消解人物性格。人生活在机械的生活流程中，随波逐流是其生活状态，人物
内心的精神力量已消解殆尽。④心理化的“真实”。作品中的真实现实是属于个人化的真实，是心
理化的现象。叙述上的细节描写带有更多个性特征的感觉色彩。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包括女作家池莉、方方，男作家刘恒、刘震云。池莉中篇小说《烦
恼人生》，一直作为“新写实小说”的“经典作品”，与其后发表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一
起被称为“人生三部曲”。方方的代表作《风景》、《桃花灿烂》，刘震云的《塔铺》、《一地鸡毛》。
刘恒以一篇《狗日的粮食》而引入注目。
“新写实小说”就其大众化而言，可以说是对远离大众的“先锋小说”的反拨，采用了现实
主义的写实笔调，但却疏离了现实主义的典型论，消解了故事中的典型性格。描写的是平民百姓
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但却是从个人化的视角出发的，看似“零度情感”的写作实际上仍有主
观意志的存在。“新写实小说”从个人化视角叙述人生百态，往往消隐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追求与价
值力量，灰色的“环境决定论”使生命个体失去了选择的能力。这种倾向可以说是对“先锋小说”
悖离传统消解价值的继续，但却几乎又成为一种先天的不足。
含义：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创作倾向。
这些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
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认识上，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在
对真实的理解上，追求一种本色的体验真实，在对人物处理上，主要体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存境况，
在叙述态度与叙述方式，采取民间的叙事立场，中立化的叙述方式。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的《烦
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等。
第二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小说）及代表作家
“伤痕”与“反思”小说的出现，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两种小说现象的出现
有先后，其表现的对象亦有不同，但其内在的主题向度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批
判与反思意识。而这种批判反思意识的产生，显然源自于转折时代的深刻变革要求。同时，由于
“伤痕”与“反思”小说各自反思与审美的重点不同，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伤痕小说”
“伤痕小说”主要是指1978年前后出现的小说。大多描写十年“文革”给社会与个人带来
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
昱YU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
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Generations'，
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
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
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一）“伤痕小说”的总体特征。
1、“伤痕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彻底否定文革。“伤痕小说”的内容涉及到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其主题指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
造成的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痛；这种创痛既有身体上的疼痛、流血甚至残疾死亡，更指灵
魂上的麻痹、扭曲以至破碎。《班主任》就把宋宝琦和谢惠敏的问题直接归之于“四人帮”的破坏，
并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呐喊！老鬼的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1987）
是一种知青的“忏悔录”式的叙事。小说记载了作家自己过去对红卫兵运动、对于阶级斗争的狂
热，以及在“文革”初期养成的野蛮习性，大胆地将自己的劣迹包括隐私都公诸于世。同时通过
对8年的草原兵团生活的描写，也毫无保留地揭露了那种兵团生活的阴森可怖与肮脏透顶。《血色
黄昏》沉痛又真实地反映了上山下乡、十年浩劫给知识青年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知青生活中那“阶
级斗争”旗号下血淋淋的罪恶与肮脏。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无情地揭露
了“四人帮”横行时期，社会主义的监狱竟成了关押正义之士的法西斯屠场。一个穿越抗日战争
的硝烟和朝鲜战场烽火的共产党员竟被关进社会主义的监狱，而且在同“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
子的斗争中，惨死于大墙之下。小说选取了1976年的丙辰清明前夕以悼念周总理为焦点的黎明前
的决战，塑造了真正的悲剧英雄——葛翎。在他的身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忠诚与坚贞，为了
悼念周总理，攀到大墙之上去接白玉兰，在“四人帮”爪牙蓄谋的枪弹下，他倒在大墙之下，鲜
血染红了洁白的玉兰花。正是这种浓烈的政治批判性使得“伤痕小说”一俟诞生便获得了强烈的
共鸣，引起了潮水般的讨论。对林彪、‘四人帮’的暴露批判，也就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正
是这种政治批判意识，使“伤痕小说”在当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启蒙作用。
附：大墙文学：是指作家从维熙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主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
孔》、《杜鹃声声》、《燃烧的记忆》等，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当代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涉足过的关于监
狱大墙、劳改农场里的生活，被人称为“大墙文学”。这些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冷峻和浪漫主义的激
情相结合，在揭露左倾危害和四人帮肆虐的同时，讴歌了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万折不摧的坚定信
念和九死不悔的崇高理想，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
2、宣泄义愤的情感模式。“伤痕小说”就实质说是一次社会性的情绪大宣泄。在黎明前最黑
暗的1976年春天，莫应丰躲在一个小楼上“冒死”写作《将军吟》时曾经说道：“我要把对‘文
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你说喊了就得死，我说，死也要喊。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大喊
一声，暴烈地死去。”他的这种情感，可说代表了“伤痕小说”作家共同的心声。也正由于这种充
满了义愤的情绪，使得“伤痕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一种重感情宣泄、轻理性认识，多现
象描述、少本质揭示的特点。因此更像一种带有‘报复’意味的‘清算’。”
3、“伤痕小说”具有浓重的悲剧风格，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伤
痕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普通、善良的小人物，如薛子君（《我应该怎么办》）、月兰（《月兰》）、许
秀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吴仲义（《啊！》）、娟娟（《生活的路》）等，总之，这些作品中善良
的主人公本来或天真烂漫、或与世无争、或各有各的理想，但在生命的历程中却不幸地面临了这场
触及肉体与灵魂的政治风暴，因此他们只能眼睁睁地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而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他
们或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或者由天堂坠入地狱、由善良蜕变为凶残。他们祸不单行的人生际遇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全体中国人民命运的写照，有他们所构成的人物画廊足以鲜明而生动地向人们展
示那个时代的悲剧。
（二）局限：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
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
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1）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
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
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2）直接议论：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
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
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
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
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
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
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
以永恒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
"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
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
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
"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
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第四，"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
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
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
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
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
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
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
"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一见钟情，拨乱离
散，及第团圆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
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
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
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
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
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
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
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
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
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
二、反思文学
（一）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入与自然延伸，对极左的理性的批判。此时的文学从单一的
政治视角转向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理反省。它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有两大突破：
（1）将时间从文革向前推移，四清、大跃进甚至到建国之初，对左的思想进行全面清算，涉
及党政干群，工农学商方方面面。对“文革”悲剧的艺术观照，必然引发人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即“文革”这一悲剧的出现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偶然的，那么原因是什么？正是这种大胆的诘
问，推动了“反思小说”的迅速发展。
（2）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乃至集体无意识。王蒙、刘心武、高晓声、李国文、张贤亮等
作家都有力作，中篇小说尤为出色。其它文体亦有佳作。
（二）、“反思小说”的主要内容。
“反思小说”的作者大多是复出的“右派”作家，如从维熙、张贤亮、王蒙等。毫无疑问，
这是那段曲折的人生所赠予他们的“最宝贵的”礼物。他们回眸的眼光刺穿了历史的表象而深入
到政治的斡旋争斗、人性的优劣高下、精神的泯灭高扬等深层或潜隐的层面，甚至获得了一种形
而上的哲理性叩问。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概述“反思小说”的主要内容：
1.对社会政治历史的严峻反思。对历史的追溯反思意味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在对历史事
件的重新审视中认识到“文革”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政治生活中，极“左”思潮早就存在，许多
打着革命之名的运动，其实不过是一次次极“左”的表演。而正因为如此，“反思小说”的反思才
更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1979)是最早对“反右斗争”进行反思的优秀小说。其中的
女主人公宋薇是1957年开始的极“左”错误路线的殉葬品，在“一定站在党的立场上”的感召之
下，离开自己深爱的“右派”罗群，莫名其妙地与自己曾经讨厌的吴遥结了婚，埋葬了自己的爱情
和青春。20年后当她重新面对这段历史，面对自己的爱情、婚姻时，她开始反问自己，究竟什么
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对与错。在困难之中不断斗争的坚强的革命者罗群代表的是正确路线，却事事
受尽屈辱，而吴遥代表的则是极“左”思潮的严冰酷寒。宋薇在认真反思之后走出了地委书记吴遥
的房子，走向了她惟一一次爱情的诞生之地天云山。在这里，新的建设事业正在兴起，不畏困难的
罗群迎来了新的解放。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率先对大跃进给农村造成的危害进行深切的反思，作品真
实反映了大跃进这场“好像摔了一跤”的运动的政治失误，深刻揭示了虚假浮夸、瞎指挥等极“左”
思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0）从生活内容上衔接了《剪
辑错了的故事》，揭示了十分严峻的社会现实，一面是高产“卫星”的报喜锣鼓，一面是饥饿的农
民危在旦夕，党支部书记李铜钟走投无路之时，舍身救民，向国库借粮解救乡亲，为此被捕受审，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塑造了为民请命的李铜钟的形象，而其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也是极其严
厉引人深思的。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1981)是建国后30年曲折历史的一个形象化的缩影。
小说以一个湘南山乡芙蓉镇的动乱变动为背景，以“芙蓉仙”胡玉音命运为中心的人事沉浮为小说
的主线，展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建国后的“阶级斗争”扼杀了胡玉音青梅竹马（和
黎满庚相爱）的爱情。1961～196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胡玉音摆的米豆腐摊获得了商业上的成
功，建造起了象征着劳动致富的“新楼房”。1964年，“社教”工作组进驻芙蓉镇，“新楼房”被没
收，丈夫黎桂桂被迫自杀，她成了个“五类分子”。在随后的“文革”中，她又沦为“黑鬼”，受尽
了摧残和凌辱。作家通过人物谷燕山的一次次的反思与追问，将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极“左”实质揭
露得体无完肤，对所谓“斗争哲学”危害的暴露也不遗余力。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现了民众对
太平盛世的追求，对和平建设的向往和对“斗争和运动”的极端厌恶。《芙蓉镇》是一首“严峻的
乡村牧歌”，警醒人们时刻不忘反思历史的教训。
2.反思建国后干群关系的变化。干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而干
群关系的变化很显然受着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对其深入反思不仅必要，而且有特殊的思想意义。
如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等》。
对干群关系反思的小说中，从干部自身的角度，对自我进行审视与批判是一种基本视角。张
弦的短篇《记忆》(1979)描写了市委宣传部长秦慕平“复出”后，对于自我的反思。秦慕平在“文
革”中因无意中用了刊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包鞋，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与毒打。而
恰恰就在“昨天”，在“四清”运动中，女放映员方丽茹因为偶然倒装了影片，颠倒了领袖形象，
当时任文化局长的秦慕平也是发挥阶级斗争理论，无限上纲上线，开除其公职，并戴上反革命分
子的帽子到农村劳动。同样的遭遇使得秦慕平不得不怀疑起自己当年的行为，认识到自己对人民
犯下的过错。方丽茹作为人民的“镜子”，引起了秦慕平从历史到现实的沉痛反思。
干群关系的破坏显然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其主要根源在于极“左”的政治路线。李国文
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1981)以革命者于而龙的坎坷经历为主线，提示冬天里孕育春天的
生机，只要和人民在一起，就会有温暖春天的主题。而有些作品旨在对“复出”干部发出期望、
批评和告诫。茹志鹃的短篇小说《草原上的小路》(1979)批评石一峰父子只对自己所受的伤害耿
耿于怀，却忘记了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杨荫的父亲在石一峰手下被划为右派，而石复出后却极
其冷漠地对待他的平反问题。对这一现象的揭示正是为了进行更加尖锐的反思：灾难之后，学会
了什么?
3.对人生价值的反思与确认，揭示社会地位对人造成的异化。如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绿
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李国文的《月食》，韦君宜的《洗礼》等。
（二）、“反思小说”的总体特征。
作为“伤痕小说”的赓续，“反思小说”既保持了“伤痕小说”的基本特点，同时又有新的发
展。
1、反思小说的表现内容更为丰富深厚，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重点反思的
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建国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重新认识。如《天云山传奇》（鲁彦
周），《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等，反思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及其
给人带来的严重伤害；《剪辑错了故事》（茹志鹃），《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等，则反思了
“大跃进”运动及其造的严重恶果。二是对建国30年来极左路线和政策失误进行认真清理。如《李
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高晓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内奸》（方之），《芙蓉镇》
（古华）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极左路线和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不幸。
2、“反思小说”具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作家思考的角度仍然是政治角度，但视野更为开阔，
将血泪控诉与冷静思考相结合，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思辩色彩。他们在对历史反思时，不再仅
仅停留于肤浅的控诉，而是从民族的、文化的和个人的角度，寻找深层的原因，因而具有了一种
可贵的“自审”意识。
3、开始了对文学自我的反思，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作家的文体意识也开始觉醒。表
现内容的丰富，也要求小说创作在结构和表现方法上进行变革，于是，传统的单一的、线型的讲
述式“再现”手法不再一统天下，时序颠倒、时空跳跃、意识流动、蒙太奇等手法大量涌入，促
进了小说表现形式的革新和发展。如《剪辑错了的故事》、《月食》、《布礼》、《蝴蝶》等小说，都
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正是这种形式的创新，直接导致了后来小说艺术观念
上的根本变革。
三、重点作家作品分析
（一）、刘心武
刘心武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刘心武1961年在北京任中学教师起，开始写
作和发表作品，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77年11月因为发表《班主任》而在文坛一举成名，并
成为80年代文学中具有贯串性和代表性的作家。曾用笔名刘浏、赵壮汉。
A：刘心武小说创作的四阶段：
①“问题小说”阶段：以1977年11月发表《班主任》为开端，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发
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十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在发表的当时，因为提出的问题
比较尖锐，而引起过较强的影响，充分地体现出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当然小说也由于过多地关
注“问题”而忽视了艺术，文学价值相当有限，这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个通病。
②“写人生”小说阶段：1979年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从“问题小说”向“写
人生”小说过渡的标志。这一阶段，刘心武的小说更注重写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写人与人的关系，
写人的心灵、人性和人情。1981年的《如意》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这是他走出“问题小说”模
式，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的重要一步。
③“文化小说”阶段：1981年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的发表标志着刘心武小说创作进入
第三阶段，他开始把笔触深入到北京市民的世相心态上，比起前一阶段的创作，更多了一层文化
色彩，更具有一种艺术美的内在魅力。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钟鼓楼》。（最高成就、荣获第二
届茅盾文学奖）
4、1985－1988年间，刘心武写了一组“纪实小说”，如《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
《王府井万花筒》等。作者把当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普遍心理，以真实的新闻背
景和虚构人物予以表现，尤其关注人的灵魂世界和社会伦理道德。80年代末以来，刘心武的小说
已很难像以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但他对人性丑恶的批判力度明显加大，《风过耳》、《四牌楼》、
《栖凤楼》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转变标志。
B：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
从创作《班主任》开始，刘心武就将关注的重点聚集于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尤其是对社会
底层的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力图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和爱，体现了他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
曾说，自己所追求的就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或说是灵魂，干脆说是人性”。小说
《如意》表现了普通工人石义海和前清贵族小姐金琦纹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
悲剧，为久被压抑与遏制的人性、人道主义呼号呐喊。在石义海这个人物身上，突出地体现了普
通劳动者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美。他出身贫苦，他佩服共产党就是心里面觉得“共产党不
糟践人”，他认定“人对人不能狠过了限”，因而处处与人为善。但就是这样善良的老实人在现
实生活中却得不到好报，最后只能在无望的爱情中孤寂地死去。
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突出地体现在：他肯定了人性需要的合理性，对扼杀人性的
环境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并希望唤起人们的自觉意识，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去溶
化十年动乱在人们心中累积的坚冰。
（二）王蒙：“归来者”的历史反思
“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归来
者”，即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公刘、
流沙河等人。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经历：一般出身在30年代，少年时代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有的甚至还直接参加了革命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得他们的人生经历变得十分耀眼。
由于他们身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所以50年代初期的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
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他们以文坛新一代主人的身
份和热情，带着对现实干预的处女作走上文坛，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他们的
热情和思想锋芒遭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经历了长达二十
多年的磨难，其中包括“文革”十年，直到1978年11月16日，这批作家才获得平反。1979年
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被视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这批
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作家，依靠特有的群体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
学创作主力。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
法摆脱掉的个人梦魇，而且这段经历也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理解；和那些步入老年的
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生创作中的黄金岁月；
与知青一代作家相比，他们对“历史创伤记忆”的反思坚定积极、满怀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
在5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二十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
对这种理想主义产生过怀疑，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强了他们这种理想的信仰，更坚定了
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80年代前期的王蒙的创作就是这样的姿态。
A关于王蒙：
曾用笔名阳雨，1957年因为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五
年，“右派”摘帽后，1963年他携全家去新疆，不仅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而且也学会了维吾尔
族的幽默、宽容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新疆的这段经历使王蒙的思想
走向了成熟。1979年他回到北京，开始了创作生涯的一个喷发期。1986年任中共中央委员，文化
部部长。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获得意大利的蒙德罗文学奖和日本创作学会的“和平文化奖”等。
王蒙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主要集中在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中，即中篇小说《布礼》、《蝴
蝶》，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它们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
的复杂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说叙事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的集中体现。
（1）、倾听生活的声息——王蒙探索的出发点
“我讨厌图解，讨厌把生活只是当作主题思想的例证。”王蒙被迫辍笔的那些年，是他生活大
积累的宝贵机遇，他凭敏锐的艺术直觉，发现着生活，倾听生活的声音。他以不再象年轻时代那
样，是凭一种对党和祖国纯真的忠诚和热情去讴歌或批判，锋芒毕露，而是以宽厚温情而又不乏
冷峻之笔去传达生活真实。
（2）、从钢锯到弹簧，从干预生活到干预心灵——王蒙探索的转折点
有人形容五十年代王蒙的创作恰如一条坚硬的钢锯，要锯掉现实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也
有人称他为干预生活的代表作家。经过多年的磨难，王蒙不象年轻时气盛、钢硬，而是也世故圆
滑了，作品的主题不再尖锐而是含糊，不是锋芒毕露而是藏头蓄尾。王蒙自己说：“不论有多少好
心的读者希望我保持‘组织部’的‘年轻人’的锐气，但是，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二十年来，
我当然早就被迫离开了组织部，也不再是年轻人……得到的是二十年的生聚和教训。故国八千里，
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钢锯固然有它的尖锐，但是太脆，易断，将它变为弹簧，
就有了伸缩的张力，虽然它可能扭曲、变形、压缩，但张力之后又恢复原状，它的本质还是优秀
的宝钢。”“但尖酸刻薄背后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理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满怀热忱地期
待着”。——《我在寻找什么》
从钢锯到弹簧，也表明王蒙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有了深入和拓展，有了张力的空间，他不再
针对具体的某一事件进行干预——那样总为一些打“棍子”的人提供了可能。他要对整体或普通
的现象及根源作出反思，让人们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所以，从五十年代干预生活，又转向干预
心灵，执着于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在五十年代他的作品也有深入人物内心领域的描写，但那
不是自觉的，而八十年代他的作品有意识透过人们的心灵深处，去剖析那些历史的情愫，应该说
是王蒙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磨练而在艺术思想上获得某种升华的表现。他要求文学能在人们心灵深
处唤起更多的温暖和光明。因此，这一转折，也使小说的主题趋向多义性。五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主题集中而单一，但新时期小说，随着人们对社会生活思考的越来越深刻，在表达所谓主题上也
越来越趋向立体性、多义性。
王蒙总结说：“主题思想越来越隐蔽，这是近年来创作的一个特点，”“我认为有些观点隐蔽的
作品实际上思想很丰富。”，“形象大于思想，生活之树常绿，而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作品的
思想意义的完成，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没止境的”
（3）生活是杂色的——王蒙的美学观
杂色的审美趣味表现出他的美学观、追求。“把人分成黑白两色，而且黑的奇黑，白的纯白
的作品，我觉得不甚满足”，当然，“光说杂色是不够的，还必须表现杂色当中的光明、理想和温
暖。”
王蒙也强调“风格”对于创作，作家的美学意义，但他对“风格”内涵的感悟，明显体现着
他的个性思考。他认为风格便是探求，在探求中不断发展风格，作家的风格应是多元化的——杂
色的。“多种音响，多种色彩，多种情调”，所以批评家都感慨读王蒙往往目不暇接，他的变化太
快。他注意构成境界多样化的因素，多用几套笔墨来写杂色，还可能糅进音乐，绘画——旋律感。
并认为小说应有这么三种色调：幽默、冷静、温馨。
（4）意识流：意识流本是心理学词语。“自20世纪20年代始，意识流就成了文学的一种模
式。”许多现代批评家更倾向于把意识流视为一种表现手法、技巧，而非对内心活动的真实再现。
我们可以认为：意识流依照人物内心活动来推进小说，打破自然顺序，不受时空限制，而是人物
的意识流动，回忆、梦幻、感受、情绪、心理独白等组合作品，具有节奏快，跳跃性大等特点。
B作品分析：
（1）《春之声》可以说是80年代的人民之声。小说主题是以岳之峰春节归乡之旅行的所见所
闻，再现了一个历经沧桑、对现实有着清明务实态度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面貌，体现80年代正在赤
诚负责地进行着坚韧的工作的人民之声，表达作者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与深沉的爱。（岳之峰，工程
物理学家，刚从国外回来，接到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在回家途中二小时零四十七分闷罐子
车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国外的差距感，回家的轻松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交织。）在小
说的表现手法上，呈现出两个特点：①整部作品由人物的视觉、嗅觉、听觉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由
联想、内心独白构成；②打破时空界限，“满天开花，放射性线条”。
（2）中篇小说《蝴蝶》描写主人公张思远复职升官4年之后又重访山村看望儿子时的所感
所思，并由此展现了他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在张思远的人生旅途上，仕途地位的升迁得失和家庭
婚姻的悲欢离合，组成了他命运交响曲的二重奏。这个放羊娃出身的老干部，进城之后很快升迁
为市委书记，原来的“小石头”成了城市的主宰者。然而“文革”一来，这个主宰者突然变成了
罪犯和贱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老张头”。接着，一纸“复职”通知，又让他成了省委副书记、
中央某部的副部长。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婚姻也几经变故。1957年的反右斗争让他失去了海云。
美兰也在“文革”中离他而去。最后，秋文又让他失望而归。毫无疑义，张思远的“故国八千里，
风云三十年”，寄寓了作者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但是，这种反思的独到之处是，它并
未简单地对政治进行否定，或仅仅追究他人的功过是非，而是通过张思远的自我认识，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训。正是从张书记－－老张头－－张部长和海云－－美兰－－秋文的不断变幻中，使张
思远看清了自己如何从人民公仆异化为官老爷的过程，从而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保持良好的党群
关系、永远不忘人民的重要性。在当时许多刚刚复出或受到迫害的人们还在悲苦地咀嚼着别人给
予自己的不幸的时候，王蒙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自我，这种颇有忏悔意识的内向反思，应当说是
相当有力和深刻的。而这正是王蒙“反思小说”的独到处。
从艺术上看，《蝴蝶》也是极有特色的。他的噩梦般的经历，是通过他在返京的汽车上的心理
描写展开的。小说并未按照事件发展的通常顺序来组织结构，而是将传统的故事情节结构和现代
意识流心理结构结合起来，通过张思远的心灵端点，将一条条射线不断放出去，又不断地收回来，
而30年的风云变幻、人物遭际与主人公的意识和潜意识，就在这种快速的闪回中显现出来。这种
开放式的现代小说结构方式，大大开拓了小说艺术的空间和思想容量。《蝴蝶》的这种小说结构方
式，是王蒙这一创作阶段上比较集中而有代表性的小说探索。它对后来小说艺术表现技巧上的创
新有很大意义。
（3）短篇小说《海的梦》写于1980年4月，这是复出后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
创作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即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和短篇小说《春之声》、
《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之一，它们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感受和深入
思考，也是他在小说叙事艺术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的集中体现。也许是不愿重复或变相地重复
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铺衍过的蒙冤受难昭雪的故事，《海的梦》“去掉了很多叙述语言，
没有那么多交代过程的话”，它显得单纯、含蓄而又凝练深厚。概括地说，小说通过主人公一段情
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
践过程的反思，在这里，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已经被自然地连为一体，或者说，
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
生命的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
《海的梦》的情节线索很简单，五十二岁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专家缪可言经历了长期苦难之
后，来到了一个海滨疗养地度假，这一次疗养终于使他看到了自己向往一生的大海，他禁不住无
限感慨。但是仅过了短短五天，他又毅然提前离开了这个迷人的海滨。作者在这一简单的情节线
索里，融入了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
考。缪可言出生于内陆，以前从没看见过大海，而由于安徒生、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外国作家
作品的熏染，他少年时代所拥有的激进而浪漫的理想却一直与大海的浩瀚神秘意象结合在一起，
即使是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特嫌”（即特务嫌疑）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大海对他还是不减其
魅力。现在他终于投入了海的怀抱，眼前辽阔的大海激发了他的阵阵思绪。缪可言对个人的苦难、
曾经拥有的理想和梦想，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有一种冷静清醒而又平和温熙的沉思，个人伤痛
的惨烈记忆、历史灾难导致的激愤在这里都已化作平静的回味和思考，就像这平静的大海也曾经
翻腾起滔天的巨浪一样。
理想主义精神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
人中最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
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也就是不管历史发展有多少曲折，前途总
是光明的。因此在对理想的讴歌时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艰难性，同时，在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
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时，也抱有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
作品里就表现为林震与刘世吾的矛盾，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这种人生观，所以他
的作品既不偏激也有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润贯通。这些思想倾向在《布礼》和《蝴蝶》
中已经通过主人公命运的具体叙述中以大体类似的方式作了颇为生动的表达。“虽然对于那些消极
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然而，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
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里面有我的温情，冷嘲热讽
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海的梦》在对个人命运和历史变迁
的理想主义态度上，是这一倾向的延续。
但是，《海的梦》里所弥漫的沉思和感伤情调似乎更加浓郁。王蒙在给这位主人公取名时，似
乎颇费了一番心思，隐含了一种复杂的寓意。在汉语中，“缪”姓读作miao，另作miu读，释为
“谬误”，又通“穆”，为穆然静思之意；亦读liao，通“缭”，有缠绕之意。在这个人物身上，包
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缪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在如
愿以偿地见到大海的短暂满足之后，他想到的则是对青春不再的悲叹。终于挣脱了“特务嫌疑”
的政治帽子之后，领导和同志们最关心他的是两件事，一是好好疗养一下以恢复健康，二是“刻
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家庭”，二十多年的磨难使他不可能为自己寻找一个生活伴侣，但他并没有接受
大家的好意劝说，他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时间，“萝卜、白菜，各有各的播种节令”，爱情的美酒
“如果发酵过度也会变成酸醋。俱往矣，青春，爱情，和海的梦！”，对于海，他“梦想了五十年，
只呆了五天”，因为这里的“天太大。海太阔。人太老”，这便是“谬”，谬不可言，或可言者尽谬，
短暂而独特的生命面对历史的荒谬，一切似乎都难以和无可言说；但与生命血肉相连的感受，一
切又都挥之不去，它时时会将人的思绪掳回逝去的年华，这真是够“缭”人的。
不过，作者似乎又不愿过于沉溺于这样伤感的回味之中，他竭力要借助于现实、借助于对历
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即“穆然静思”而摆脱出来，而早年确立的信念和理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
生观正好是他有力的支撑。小说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
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爱情、
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
断”。这里包含了一种久经劫难的理想主义与个人身心体验之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解决方式
也是王蒙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尽管对青春和生命在劫难中的白白耗去表示了刻骨铭心的悲叹，但
在理智上他仍要用理性主义的历史观说明青春和生命在群体中的延续，从而为一生所信奉的理想
主义寻找一个依托。这种对理想和理性的坚执在王蒙已成为一种自觉，他在致老作家严文井的信
中说起写作《海的梦》的初衷：“我原意只是为青春唱一首赞歌，证明哪儿也不应该没有年轻人。……
没想到前半部分却触动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同志”，因为严文井在小说里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青春不
再、生命流逝的悲情：“它的艺术效果，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几乎近于残酷”.这不仅是一
个作品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问题，它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
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
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
在作品的表述方式上，王蒙并没有正面具体地叙述主人公的沧桑经历，而只是以大海为中心
意象，以简单的外在动作引发人物丰富的意识活动，让主人公梦魂幻游，锐意求索，淋漓抒情，
把一个历经沧桑，从生活谷底一下子上升到顶峰的主人公的感情心态、意识活动，真实而生动地
描绘了出来。他对于大海的情思意念，就像连绵重叠的波浪，闪着粼光，带着声响，汪洋浩瀚而
又平稳深厚，以梦幻般的旋律谱写了一曲激动人心的乐曲。沉思中交织着幻想和追求，既是洋溢
着浪漫的意绪，又是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厚内涵。人物的意识流动实际已成为小说的结构线索，
但在这连绵不断的意识片段之间，仍有一个理性的逻辑存在，它始终围绕着对个人命运和理想的
理性思考，并把个人与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个人与历史命运的同构中，以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方
式，形象地阐述了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思考。
（4）《活动变人形》：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主题：以倪家上下几代人的悲剧命运揭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基本矛盾和他们在
中西方文化大冲撞、大交融的时代中精神无所依附的痛苦，以及他们在精神炼狱中的人格扭曲和
变形，对没有与中国现实找到结合点的西方文化进行质疑。通过对倪吾诚家庭关系的描写，揭示
民族生存方式中的野蛮、残酷、落后、愚昧的阴暗面，对封建文化和人性恶进行深刻的剖析。
题目的来历及寓意：
头——心灵、欲望、幻想、理想、追求、愿望；
身——知识、本领、资本、成就、行为；
腿——环境、地位、他站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
人物分析：
倪吾诚：一个负荷着国家、乡土、历史、没落地主之家全部罪孽的无用人的典型。从一个聪
明活泼、勇于探索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只有躯壳、淘尽了心灵、欲望、理想的灵魂，一生一事无
成，不断上演一幕幕充满失败的悲喜剧。他的命运展现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夹缝中中国知识分子
的悲剧，他的心路历程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其悲剧来源于封建宗法势力和思
想灵魂对他的侵袭，骨子里的奴性使他找不到生活的位置，无力打破自我枷锁、自我蹂躏、自我
摧残的“统一战线”；来源于食而不化的西方文明与中国现实找不到融合点，倪吾诚沉浸其中，不
能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和驾御自己方面始终是一个失败者。
C王蒙的艺术：参见朱栋霖教材93页
下面，我们有必要对于王蒙的创作历程予以总体回顾。
王蒙的创作历程：
1、50年代：革命加青春
2、“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归来之后
1）70年代末：现实主义，如《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表姐》；
2）80年代初：借鉴意识流手法，如《春之声》、《杂色》、《海的梦》、《夜的眼》、《蝴蝶》；
3）80年代中后期：将现实主义与西方现代派手法相结合，形成外谐内庄、肃穆冷峻而富有
诗意的写作风格，《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活动变人形》；
4）90年代：季节系列，如《恋爱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三）谌容的《人到中年》：“女强人”的苦恼
谌容（1936－）原籍四川巫山县，生于湖北武汉。1980年因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而蛮
声文坛。谌容是一位有着很强社会责任感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取材于“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
待遇、改革后的农民生活状况、人口老年化、生态环境保护、爱情婚姻等问题。
《人到中年》是谌容的代表作，对它的解读过去大都停留在作家以“笔力地沉重揭示了知识
分子在现实环境中的不公正待遇”③4[18]，塑造了一位富有奉献精神的女知识分子形象的层面上。
应当说，这种理解符合作家本人的创作初衷：知识分子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奶。但观念是一回事，
女性对自身和生活的省察又是一回事。当谌容以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态度去书写陆文婷的故
事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了，就不难体味到张洁所说的“做一个女人，真难！”
陆文婷可以说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做到了“男女都一样”的女人。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事业心、精湛的技术和赢得的社会尊崇甚至超过了一般男人：单位视她为技术骨干、
普通老百姓把她当作白衣天使，焦副部长点名让她做手术。正因为如此，陆文婷才成为“知识分
子”的典型矗立在新时期的人物画廊中。但当她取得这一切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不是一个
风光无限、踌躇满志的女性，而是一位身心疲惫、躺在病床上的奄奄一息的女人，这不能不让我
们对她头上的耀眼光环产生了怀疑：她真的幸福吗？避开病重住院这一事实不说，她为什么会感
到心累？她为什么总是要对丈夫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呢？进一步说，难道她有道德焦虑感吗？
问题就在这里，陆文婷非常明白，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状况很艰窘的话，那么作为女人的知识分子
则备受艰窘。例如，她丈夫傅家杰可以通过发牢骚宣泄自己的不满，而陆文婷却必须默默地承受
这一切——女儿在托儿所发高烧，她不忍心丢下病人；儿子在家里挨饿，她叫他自己买烧饼充饥；
每天中午她都得往返于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这中间的紧张程度犹如一场
“分秒必争的战斗”，有时候实在来不及了，全家就干啃冷面包，甚至全家挨饿，于是她感到内疚，
③谢望新：《女性小说家论》《黄河》1985年第3期
常常自责于自己没有做好妻子和母亲。由此可见，陆文婷的心累（或者说是道德焦虑感）是社会
和家庭造成的，她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到单位对她的期望和家务劳动的沉重。换句话说，陆文婷的
负担是双重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负担和作为女人的负担。这双重负担来自于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
要求和作为女人的要求，前者以“男女都一样”作为尺度，而后者却隐含了“男女都一样”的否
定因素，即女性必须格外承担起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这就造成了女人的“格外不幸”。陆文婷
的“格外不幸”在于她不仅恪守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过于恪守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我”应当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她在事业和成就方面做到了“男女都
一样”，她也不能获得成功的满足感，相反却时时会产生一种受挫感，陆文婷所承受的道德焦虑感
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为了做到“男女都一样”，陆文婷付出了一切，以至生命，由此可见，仅就付出代价而言，男
女就不一样，但即使到了这一步，人们所赞美的也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女人”。作为“知
识分子”，陆文婷无疑是成功者，但作为“女人”她却是受挫者——至少在她自己的感觉中是如
此。为此，她甚至悔恨自己“或许，一生的错误就在于结婚。”如果女人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性别特
征、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才能做到“男女都一样”，获得社会的承认，那这样的“男女都一样”对
于女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女强人”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个悲哀。当然，作家
完全可以创作出将优秀知识分子和贤妻良母于一身的人物形象，也许这也是谌容塑造陆文婷的初
衷（关于陆文婷的所有自责都是为了表现她原本可以是一个贤妻良母），但谌容没能做到这一点，
她的经验和体验告诉她，女人要同时满足社会对于女性的双重要求实在太难了，真可谓鱼与熊掌，
二者不可兼得。就像张洁所说：“这是一个永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许多做女人
的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在这两难处境中，谌容着力按照社会的一般标
准和价值写出了陆文婷作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面，但当她写出了这一面的时候，她已经无法再按
照传统要求把陆文婷写成一个贤妻良母，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不仅是陆文婷的遗憾，也是谌容的
遗憾，更是在父权文化中一切想做到“男女都一样”的女人们所遗憾的。虽然谌容给《人到中年》
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让奇迹发生——陆文婷死而复生，并让一辆小轿车接陆文婷出院，然
而这一切都是为“知识分子”设置的，而不是为“女人”设置的，作为女人的陆文婷已经死了。
所以，与其说《人到中年》的情感基调是“赞美”的，不如说是一种“同情的赞美”，谌容把赞美
献给了知识分子，而把同情留给了女人。（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
附：陆文婷形象及其意义
《人到中年》在凄婉细腻的心态描写中，展示了陆文婷这一普通、平凡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
一方面，当了18年眼科医生的陆文婷既非主治医生，也不是党员，无职无权，无名无位；一间
陋室，两袖清风，家徒四壁，饱经忧患，但一直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第一次拿起手术刀，到
像“一茎瘦草”而枯倒，她的手术刀从未因政治的冲击而卷刃，从未因“超负荷运转”而变形，
也从未因病人身份的不同而利钝不一。另一方面，作品还通过陆文婷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
充分展示她作为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女性美。在事业、家庭两副重担下，最终心力交瘁，濒临绝
境，即使在昏迷之中，在她的潜意识里出现的，仍然是病人一双双盼望见到光明的眼睛。陆文婷
这个人物形象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身上那高尚的品格和极其艰难
的处境的强烈对照，在于她以温柔文静、谦抑克己的外观呈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所具有的某种悲壮
美。
“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艺术形象
“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副部长焦成思的夫人）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夫人，言辞上冠冕堂皇，
满口马列词句，实际上却据权势以营私利，庸俗不堪。强烈的优越感、夫贵妻荣的特权思想是秦
波思想的核心，但又借助革命词语、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貌似亲切的语气加以包装，开口闭口“我
的同志哟！”实际上却是盛气凌人、惟我独尊、目空一切、颐指气使。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
却神情毕肖，是谌容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
（四）张贤亮：原籍江苏盱眙XUTAI县，生于南京。5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创作，1957年因发
表长诗《大风歌》被划成“右派”，下放到银川市南梁农场当农工。同王蒙一样，张贤亮也有过相
似苦难生活经历，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发配到西北农场劳教、监禁长达十余年，其间还
过了一段外逃流浪讨饭的日子，对这段生活的描写也就构成了张贤亮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部
分，他也因此获得“苦难艺术家”的称号。
小说内容：A：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情感、命运。如，《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河的子孙》
等；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写于1979年10月，当时张贤亮的“右派”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还在
宁夏的一个农场劳动。小说以一种质朴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70年代中国偏僻乡村的一个悲惨
故事。
作者在极左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中国农村经济极其凋敝的社会背景上，刻画了朴讷、勤劳、本
分的农民邢老汉的形象，他善良、诚实，对生活所求甚少却又不能得到满足。50年代初，随着国
家新的政权的诞生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邢老汉曾一度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分得了几亩地，
也在四十岁那年成了家，他本以为可以以简朴的方式，按照传统中国农民的娶妻、生子，温饱有
余的简单理想渡过他的一生。但之后的命运却出乎意料的坎坷、悲惨，他的理想几度复萌、几度
退缩，却一再受到天灾与人祸的无情摧折。第一个妻子病故，邢老汉不仅失去了妻子，也把几年
的积蓄全部用完，这是天灾。不过这并没有使老汉丧失希望，他很快又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正当
他张罗着重新建立家庭的时候，农村“大跃进”运动不仅没有兑现“共产主义”的许诺，连再讨
个老婆希望也成了泡影，这回是人祸。70年代的大饥荒反而使这个原来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庄稼汉
得到了酸楚而温暖的家庭生活，又与一个临省逃荒的女子结合，这算是因祸得福。但不久这女子
因迫于政治原因（她是一个富农，“文革”期间有些地方甚至不准这种身份的人在灾年里逃荒讨饭，
更不用说是私自出逃和婚嫁了）悄悄地离开了老汉。为了排遣失去女伴的寂寞，老汉养了一条黄
狗。但作为他生活的唯一安慰和寄托的狗，也在当时匪夷所思的“打狗运动”中被枪杀了。邢老
汉终于在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下凄然老去，这是一曲凄婉的挽歌，又是一篇极其严厉的控诉辞，也
是对朴素的民间情义的深情颂歌，朴实、沉郁、凝重而又动人心魄。
“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
却特别敏锐。长期的底层生活，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
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这种在苦难中获得的切身体验决定了作家以后创作主题的
一个重要方面。《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邢老汉的一生中截取几个片段，写他的命运遭际，尤其着
意把他的精神痛苦和孤寂写到令人颤栗的程度，形象地展示了极左政治路线肆虐下小人物的精神
生活的惨痛，这正是作家以对劳动者朴素原始的心灵感受，来观照和描述他们的遭遇，并且寄予
了深切的人道同情：“我的作品，……总是要告诉人们：‘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再不要重复了，
那些摧残心灵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同情、爱恋、滋润着、温热着每一颗
正直善良的心吧’”小说在主人公悲惨命运的故事中，在控诉和揭露的同时仍以温情之笔，写出了
劳动者之间的朴素的情义。在邢老汉与逃荒女子之间，作者并没有用“爱情”这样的词语加以描
述，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到不如说是一种同命相怜的民间情义，这种苦命的小人物之
间的相互理解、扶持和宽容，是知识分子的浪漫爱情所无法包容的。这种情义同样也体现在乡亲
们对邢老汉的同情和关照上。在张贤亮的笔下，导致邢老汉悲剧的原因，不是某些具体的个人，
即使对那几个枪杀黄狗的民兵，也没有过多的指责，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们也是迫于无奈，真正的
凶手是当时官方所推行的非人性的极左政治路线。
B：和他命运相近的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的经历，有很强的自叙传色彩。如，《灵与肉》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菩提树》等。
对苦难历程的书写最早始于《灵与肉》（1980年9月）。《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是张贤亮总题为《唯物论者启示录》的系列小说的组成部分。作者计划通过9个中篇来完整地“描
写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
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全过程。而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章永璘在
“灵与肉”的痛苦挣扎的矛盾中完成的。一方面，同大多数“反思小说”一样，张贤亮的小说，
也极写了“肉”的痛苦（包括“食”的痛苦和“色”的悲哀），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对极左
的政治斗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绿化树》中，作者侧重描写了章永璘“食”的痛苦。章永璘
原本是资产阶级的阔少爷，历史的巨变使他成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充满热望和抱负的青年，但仅仅
因为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出身，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发配到大西北贫瘠的
荒漠地区。在饥饿的年代，为求生的本能所驱使，章永璘把全部的聪明才智都用到了寻找食物上。
为了填饱肚子，他不惜谄媚、讨好、嫉妒，耍各种各样的小聪明。饥饿感使他异化和还原成了一
个“一切为了活，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两脚动物。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者则侧重描写
了章永璘“色”的悲哀。由于长期的监禁生活和自我压抑，使得这个年近40的童男子变成了“废
人”、“半个人”。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就业后，又和黄香久相遇并建立起了家庭，然而他却发现自己
失去了男人的性能力，于是他不得不忍受着难以言说的屈辱。无论是“食”的痛苦，还是“色”
的悲哀，都寄予了对极左政治和历史浩劫的严厉控诉。另一方面，与许多“反思小说”不一样的
是，张贤亮的小说在极写“肉”的痛苦时，又极写了“灵”的挣扎，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
人生的丰厚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开掘。《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在饥饿的追逐下异化了，但作为一个
有思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他是不甘心自己的沉沦的。在马缨花的物质支持与精神鼓励下，在
海喜喜和谢胡子等人的同情关心下，章永璘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他感到了自己与他们的差距。他
重新捧起了书本，捧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苦读和思索中，终于“觉得能够理解马克思的书
了”。于是，他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信念，在极度的“饥饿”中获得了新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中的章永璘在男性与女性的搏斗中被彻底打败，但并未被屈辱、自卑和羞愧完全压垮。在向古代
哲人和革命导师的探问中，他意识到造成个人悲剧的原因是精神的戕害和心理的压抑，于是他将
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不幸联系起来，经过内心的激烈冲突，终于在堵水的雄壮行为中，使精神得
以空前的高扬，而这也使得他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这并未使他止步，他渴望新的追求，
于是，他又到“人民运动”中去闯荡了。章永璘从“食色”的饥饿与痛苦中，从“肉”的沉沦中，
又走上了“灵”的净化之路，这是一种宝贵的自我超越。它既表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让人惊叹的
理想品格，同时又在“形而上”的意义上，给了人们以完整深刻的精神启迪。
张贤亮的“反思小说”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他对大西北人文地理风
情的精致描绘，对黑暗年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真实反映，对社会人生丰富文化内涵的深刻体察，
以及对多种现代艺术手法的成功借鉴，都大大推进了当代小说向更加深广领域的发展。不过，“才
子遇难，风尘女子相救”的创作模式与知识分子改造中的“自我否定”，也使张贤亮的小说在艺术
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张贤亮在作品中，总安排一些思想解放而又柔情似水、美丽质朴、敢于“奉献”的女性：《灵
与肉》中的李秀芝、《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等。这些女性在章
永麟们落难时，就给他们以物质、精神、乃至身体的满足，所以王蒙就说过张贤亮的作品“几乎
老是离不开说得俗一点就是落难公子和慧眼识君的佳人模式”，他很幽默地用“碰”和“拣”形容
章永麟们的桃花运，当他们受难时，姑娘就来到他们的身边①。在张贤亮的小说中，那些“碰”和
“拣”来的女人都逃脱不了命同纸薄的下场。这一点曾经为批评家们所关注，特别是南帆的评论
很有代表性：“张贤亮的小说中的女人往往多情、漂亮、肉感、痴心，这实际上迎合了男性从精神
到肉体的多方面欲望。这些女性温柔可亲，楚楚动人，同时又怨而不怒。这使男性能够在两性关
系中伸缩自如，进退有据。他们寂寞的时候，这些女性则自动退居后方。等待的是千年来女性所
不断重复的唯一行为，等待是一种从属的证明。《绿化树》中马缨花说：‘就是钢刀把我砍断，我
血身子陪着你呢！’于是，男性睡觉时，女性是他们的枕头；男性出门时，女性是他们的垫脚石。
女性观点的批评毫不留情的指出：作家设计出这样的女性形象之后同时又构思出一连串动人的故
事，从而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②5[20]（局限和艺术见朱栋霖教材119页）
第三节改革文学及代表作家作品
“伤痕”和“反思”小说的出现，为推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小说在
这个时期，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积极的政治作用。但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拨乱反正”向经
济建设的转移，“祥林嫂”式的哭诉不仅逐渐失去了其艺术上的轰动效应，而且也逐渐减弱了其政
治上的现实意义。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是面向过去的岁月，那么改革文学便是拥抱现实
的文学。于是，从历史的审视转向现实的关注，“改革小说”和社会问题小说这种文学的新流向，
便注定地发生了。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②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一、改革小说的题材：
（一）反映并揭示城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转型的艰难与曲折。（城市题材）1979
年7月，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开创了与历史同步前进的“改革小说”，
自此引发了大批改革小说佳作。如蒋子龙的《开拓者》、张锲的《改革者》、水运宪的《祸起萧墙》、
柯云路的《三千万》等，这些作品，大多揭示了旧的经济体制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突出了
改革的必然性，记录改革事业的艰难曲折。这里边以蒋子龙为代表。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描写了电机厂厂长乔光朴上任伊始面对的百废待兴的混乱局面和错综
复杂的人际关系。副厂长冀申“只会做官，不会做事”，顽固保守，阻碍改革，而许多支持改革的
人又忧心忡忡，不敢直接去面对保守者的挑战。乔光朴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敢爱敢恨、坚定执著，
勇敢地克服阻力，开拓前进。
开拓者家族：是改革文学代表作家蒋子龙所塑造的改革者形象系列，被称为“开拓者家族”系
列。以乔光朴为代表，都是工业战线上老一代的领导干部，它们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精通
业务，勇于改革。除乔光朴之外，还有《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霍大道、《开拓者》中的车篷宽等人
物。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和《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改革者也是
“开拓者家族”的成员。“开拓者家族”的创造为“改革小说”注入一种雄浑的阳刚之气，一种开
拓进取的浩然之气。蒋子龙在这方面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作参见朱栋霖教材101页）
附：1、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乔厂长上任记》是新时期以反映改革开放过程中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
族心理、人物命运的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文学”的先声，在新时期文学史上与《班主任》有
着相当的地位。①作者站在时代高度真实地揭示了新时期改革整顿的重重困难和尖锐的矛盾斗
争，展现了现实生活的巨大变革和转机。②塑造了乔光朴这个“开拓者”典型，这是新时期文
学中第一个出现的在工业战线上为“四化”奋斗的英雄形象，作者揭示了这个人物的独特性格，
使其既高大又真实。③作者在肯定改革成绩的同时也揭露了来自各方面的对改革的干扰，尤其
是来自干部队伍的重重阻力，揭示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与反改革或保守的矛盾）
2、蒋子龙工业改革题材小说的主要思想艺术特色
①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注。他将工业改革置于当代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宏大背景中予以
考察，既凸现出他的现实忧患感和对现实改革的迫切企盼，又展示出现实社会发展的律动和人们
生活文化变迁的纵深图画。深广的艺术视野和对现实的热烈关切，使蒋子龙的创作充满理想和激
情，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②改革人物形象的着力塑造。《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后传》《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
的日记》等一系列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塑造了一批锐意改革、具有一往无前精神的
进取型性格的新人形象，形成了一个“开拓者家族”。
③在塑造“开拓者家族”人物形象时，主要侧重点是将人物置身于激烈矛盾的中心，通过人
物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表现人物。同时，蒋子龙也注意展现人物生活的多侧面，并对人物内心世界
也有一定挖掘。
④艺术风格粗犷刚健，充满激情，作品具有宏大气势和辽远视野，呈现出强烈的政论色彩和
哲理性，体现了阳刚之美。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刻画，而是营设波澜壮阔的剧烈矛盾冲突，将人
物置身于旋涡中，着重从人物行为和语言上表现人物；把最重要的、带有关键性的矛盾情节，摆
在小说的开头，然后再抓住重点回叙矛盾冲突的来龙去脉，最后又回到小说开头提出问题上来，
使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二）展示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喜怒哀乐和人性的裂变、灵魂的挣扎。（农村题材）
改革初期，作家们主要注意农村新的经济政策给农村和农民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何士光的短篇《乡
场上》以一场颇带喜剧色彩的闹剧反映经济政策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变化。张一弓的《黑娃照相》
表现了农村新的经济政策带给普通农民经济上的喜悦，靠劳动可以致富的青年农民在面对崭新生活
时的欢欣鼓舞，以及对于美好未来的热切展望。
贾平凹在1983年底以后，陆续发表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三部中篇小
说，表现农村变革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微妙变化。《小月前本》
写了三个农村青年（小月、才才、门门）之间的婚变，小月所面对的，一个是老实守旧、勤劳憨厚
的才才（小月的父亲最喜欢），一个是善于经营、敢想敢做的门门。虽然放弃才才会引起父亲的痛
心不快，但向往新鲜与自由的活起来了的心却促使小月选择了和门门一同出走，在小月痛苦又毅然
地选择中，表现了旧生活方式的解体和对于新生活方式的追求。《鸡窝洼的人家》讲述了一个在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两对夫妻被戏剧性地打破并重组的故事。部队复原回家的禾禾心高眼大
一心致富，但不断赔本，结果使本份贤良的妻子麦绒与自己离了婚。泼辣能干的烟峰因多年没有生
育，在老实忠厚的丈夫回回面前总是矮上一头，禾禾与麦绒离婚后，借住到回回家，烟峰支持禾禾
发家致富，并不时为他出个点子，而回回则劝禾禾安心种地，与麦绒言归于好－－因为不满烟峰帮
着禾禾瞎折腾，夫妻俩有了矛盾，曾受过禾禾托付的回回在去照顾麦绒母子时禁不住与生活凄苦的
麦绒互相同情。在小说结尾，不同的性格与观念使回回与麦绒、禾禾与烟峰走到了一起，禾禾终于
发家致富，给村里拉上了电，并买回了磨面机。《鸡窝洼的人家》是一个悲喜交织的故事，在贾平
凹平和自然的叙述中，并没有简单的道德谴责和是非论断，是时代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两个家
庭重组，小说表明当新的经济结构出现的时候，人们原有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将受
到强大的冲击并随之发生变异，这是时代的必然。《腊月·正月》中韩玄子与王才之间的较量反映
了变革时期传统封建文化与新的文化意识之间的正面冲突。保守僵化的韩玄子凝固着顽强的历史惰
性，而王才却更像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韩玄子最后的失败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无可阻挡。这
三个中篇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使文学对改革生活的反映从外部冲突转向内部冲突，揭示了文化观
念的矛盾与蜕变。
80年代改革文学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它下意识地采取
种种曲折、颠倒和自相矛盾反映现实的方式，但它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构
建了那个时期人们想象的历史。
二、代表作家作品分析：
（一）高晓声：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陈奂生上城》
1、作者简介：
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作家。1954年发表处女作《解约》。1957年与方之、陆文夫等
人发起“探索者”文学社团，起草《“探索者”文学月刊启事》主张运用文学“大胆干预生活，严
肃探讨人生”，同年发表了将这一主张具体化的小说《不幸》，受到批判，划为“右派”，遣送回乡
江苏武进农村改造。1979年平反。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
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
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
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
（附：李顺大解放前没有房子，土改之中分得了土地而没有分得房屋，因此，他发誓要造三间
房屋。为此，他带领全家以最原始的积累方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造屋准备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
力，终于积累下了造屋的材料。但1958年大跃进中的共产风使他自我的努力成了泡影，造屋材料
全部充公。大跃进过去之后，李顺大就又开始了奋斗，经过几年的努力，又攒起了可以造三间房的
钱，却又被文革中造反派的头头骗走、抢走。）
2、《陈奂生上城》
作者积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和观察，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善
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
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
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
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
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
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且说陈奂生》）这种认识，
体现了他描写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刻画农民性格时所特有的眼光，而刻画富于典型意义
的中国农民形象，正是高晓声的重要特点。
要说明陈奂生的性格，最好是把“陈奂生系列”作为一个整体。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
朴的农民，在《漏斗户主》中，他身体强壮、勤劳能干，却总是年年没粮食吃，长期被饥饿所纠缠
着；他并不懒惰却无法摆脱困境，对现实失望却又并不放弃努力，到了《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
这个形象获得了特殊的艺术生命。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这里的陈奂生已不再为
饥饿所累了，吃饱了肚子的他又有了新的追求：买一顶帽子。于是就上城里卖油绳，不料，帽子没
买上，却在火车站冻感冒了，小说巧合的让他遇到了县委吴书记，坐上了书记的轿车，并住进了县
委招待所的高级房间。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
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
一幕，他在病中被路过的县委书记送来，第二天结帐时听了大吃一惊。对刚刚摆脱饥饿的他来说，
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作者对陈奂生付出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细致的开掘。
在付出五元钱之前，陈奂生是那么自卑、纯朴，他发现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间里，感到了父母
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泪热辣辣的，盖着里外三层新的绸被子，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怕自己
的脚弄脏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脏，连沙发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瘪下去起不来。
而在付出五元钱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
作起来，他连坐三次沙发，“坐瘪了不关我的事”“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用脚踏沙发，
用枕巾檫脸，不脱鞋就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
然而恶作剧毕竟有限，最后总算从心理上找回了平衡。“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
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
的！看谁还说他没有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这不就是一个现代阿Q么？时代变了，逐渐变好了，但陈奂生的身上，阿Q精神的遗传因子
却依然存在，这不令人悲哀么？作家不仅以惊人的深刻剖析了中国农民性格心理的冲突，而且从中
国当代生活曲折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上来思考和追索他们应当承当的那一部分责任，既在深层的意义
上强化了小说提出的问题，又使这个毫不起眼的农民成了一个光彩的艺术典型。但作者并没有就此
止步，而是对人物心理作进一步的挖掘，写尽了这个农民的各个心理侧面。
陈奂生的心理又从破坏欲的发泄转变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钱，那么索性就去买个
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钱的刺激下，他长期养成的俭节被轻易放弃了。但当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
宿费还是无法向老婆交帐时，便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认为由县委书
记送去花五元钱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他“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在通常只有一个层次的激发点上，作者发掘出了好几倍的心理内涵，充分的喜剧风格使陈奂生
的形象达到了作者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的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
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
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
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
等等。
陈奂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
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
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作者对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
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辨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传统。
陈奂生形象：陈奂生性格是丰富而复杂的。是新时期文学画廊中成功地农民艺术典型。他勤劳、
善良、朴实、憨厚，具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显示出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精神胜利、
容易满足等中国农民的性格弱点。他是一个身为国家主人却没有主人意识和本领的当代中国农民的
典型，是当代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农民美德和弱点的一面镜子。他的命运是可怜的，体现着中国农民
的不幸命运；他的性格是病态的，是传统和现实环境压迫和扭曲的结果。作者对陈奂生既抱有同情，
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辨证态度，颇具鲁迅
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传统。小说通过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中
国当代充满曲折和失误的历史。（高晓声创作的艺术特点参见朱栋霖本100页）
（二）张洁创作的三个阶段及其艺术风格（朱栋霖103页）。
（三）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人生》
路遥的中篇《人生》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里，凝集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生活变动的诸
多信息。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不久又被人
挤回家里当了农民。在他心灰意冷之时，农村姑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振作起来。一个偶尔的机
会，他又来到县城广播站工作，当他抵挡不住中学同学的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了与巧珍
的爱情后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进城的，于是取消了公职，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
这时，即将迁居南方城市的黄亚萍也与他分手，而遭心灵打击的巧珍则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
一切，孑然一身回到村里，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
１、路遥：关注城乡交叉带
路遥说他始终关注的焦点是“城乡交叉地带”.其实他所说的“乡”是名副其实的，但“城”
却并非“城市”而是“城镇”，但与乡村相比，两者的文化落差是十分明显的。社会文明的发展变
迁，总是从“城市”、“城镇”而后波及乡村，所以，关注城乡地带变化，即便从反映80年代农
村变革的角度，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２、主题：小说《人生》就是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
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恶与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
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
３、人物: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他那由社会和性格的综合
作用而形成的命运际遇，折射了丰富斑驳的社会生活内容。借助这一人物形象，小说触及了城乡
交叉地带的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
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的目的。在高加林的性格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自尊、自卑、自信等方
面的性格因素，好象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在互相冲突，互相牵制，
从而在一次次骚动和斗争中决定着他的选择，产生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似乎不以旁人的意志
为转移，也是与高加林的本意相对立的。
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
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搂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
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
的可能而引起的骚动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
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对他来
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矛盾。由于偶尔的机会，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对生活、
对自己作了重新的估量。最后，他与刘巧珍的纯洁爱情终于被与黄雅萍的世俗爱情所替代。他与
刘巧珍的分手实际上标志着高加林与土地和土地所象征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
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理和合情，特别是他给巧珍所带来
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
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
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
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
因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了的竞技场.
但作者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
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
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这里，作者是深
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
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对
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
启示给予了读者。
路遥的小说叙述，朴实、深沉、厚重、蕴藉，其中的人物大多元气充沛，除了高加林之外，
另一个主要人物刘巧珍的形象也被塑造得生动感人，她那“像金子一样纯净，像流水一样柔情”
的性格和灵魂，也给人予深刻的印象。作者始终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以后的相当长
时间内，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这样的自信力在《人生》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他的长篇遗作
《平凡的世界》体现得更加有力。
高加林形象分析
答：高加林是路遥的《人生》中的主人公，《人生》表现了农村青年人生道路选择及其复杂
矛盾。（1）高加林进城：农村青年人生道路的选择。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
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不久又被人挤回家里当了农民。刘巧珍对他的关爱。到县委宣传部
任通讯干事。接受中学同学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与巧珍的爱情。取消公职，重回到农村；黄亚萍
与他分手。孑然一身回村，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2）农村青年人生道路选择的复杂矛盾：
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
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