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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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5日发(作者：内胫外腓)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件罪行的受难者没有大声呼喊正义？如果他们真的发出怒吼，他们的痛苦为什
么不被认可？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这张沉默之帘的就是政治。——张纯如
首先声明：不管当年中国政府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如何进行了选择性的遗忘与屏蔽，日本政府都应
当承担相应的战后责任（战争责任已经宣判），这是所谓“定义正义、人性与公理”的国际法规定的，
就像战争赔偿不是任何一个政府有权不要的，这是每个人的权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权力。当年中
国政府的行为并不是今天日本政府扯皮的理由。
本文主要谈论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这是一篇考量人性的理想主义的文章。
1996年，海笑、王正提出把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人民悼念死难同胞毋忘国仇家恨日”。这一天全
市开纪念会、下半旗„中午十二点警笛长鸣一分钟，全市市民每人制作小白花系于街道树上，晚七点
七分点蜡烛置于自家门前。后未获批准。
南京大屠杀，长期不受我国政府重视，甚至一度被禁止提及。自中日建交以来，为了赢得日本的国际
支持和在改革开放中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曾禁止国内舆论宣传南京大屠杀，并阻止南京的地方学者
做相关研究工作。直到八九十年代，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学者一再否定南京大屠杀（1982篡改教科书
事件）——日本学术相对严谨，他们来中国，看不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记载和相关宣传。当时中
国人听到南京和大屠杀这两个词，最先想到的是雨花台，而非江东门。可是当时的日本教科书中，却
恰恰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当然是很不客观的描述，但那时南京大屠杀并未被中国写进课本）。
所以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的作为让日本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
到中日关系恶化，政府终于觉得有必要进行舆论反击了，南京大屠杀这一灭绝人性的事件，真是绝好
的反日宣传。于是，第一本薄薄的南京大屠杀调查出版了。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政治化的，每一篇
成果必须经过特殊的审核，有些史实（比如某些日本军人的人道主义、某些国军的成功逃脱）由于不
能反映屠杀，都被迫抽去——这也成为今天日本学者质疑相关研究的主要原因。你看，多少主要原因
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且，直到今天，这个情况也没有改变，所以除了最初几位学者如张宪文等，
目前学界并没有什么好的新作品面世。并非没有新发现，而是因为新发现政治不正确。
说些具体的案例：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非常可怜，笔者参加过对他们的拜访，都是民间组织和个人在
关心他们，政府只是偶尔利用他们一下，根本不改善他们的生活（南京地方政府是有作为的，赞一个）。
张纯如刚来南京的时候，发现这些老人的状况，曾气愤地说自己要放弃专业学法学，为这些老人争取
权利。张纯如后来说过，除了日本人的残忍，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折射出的国人的冷酷更令人寒心。
另外，政府只是把南京大屠杀作为对日外交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要随时抛弃，因此，关于南京大
屠杀的研究课题是很难立项的。华中师大的章开沅教授，在德国做课题时偶然发现了拉贝日记，但是
即使他贵为校长，贵为大师，这个成果也不允许申报课题。直到今天，南京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是市政府建的（讽刺的是，日本在野党社民党和部分地方政府也捐了款），抗日博物馆是民间的，大
多数的调查与救济幸存者也都是民间的。地方政府稍有作为，偶尔也做些令人感动的事情，但中央政
府，从来不曾为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宣传和研究工作出一丝一毫的力，还不断干扰相关人员和事件。
90年代开始，与南京有关的一些全国知名人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提出议案，要求有国家层面的
纪念活动。可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到现在还是南京市级的博物馆，当年因为中央政
府一毛不拔，迟迟不能扩建，收门票勉强维持。1995年，市政府与民间集资扩建，之后市委市政府又
毅然决然地突破重重阻力和种种争议，宣布该馆免费开放，每年由市政拨款进行维持。今天的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规模宏大，设计现代化，相当壮丽，但这一切，与中央政府基本无关。
南京市一直坚持每年举行大规模的死难同胞哀悼活动，并选在这一天全城拉警报默哀。现在，每年的
活动都有大批海内外华人、日本人、外国研究学者参加，都有中日宗教祈福法会，可是，这一天却从
不见任何中央领导的身影，也从不见外国元首的身影。直到今年。
事实就是这么多。现在中日关系恶化了，于是人大代表（本次提议的是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个人提
议了五年）提议整整十年的“设立公祭日”的提案终于被采纳了。但是，现在该做的并不是设立一个公
祭日，而是应当由国家主席或政府总理代表政府，向南京市民和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家属、幸存者郑
重道歉，并出台一批政策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国家公祭，不过是政府的政治手段而已。身为南京人，我觉
得一切利用南京大屠杀及屠杀死难者做政治工具的行为都是极端无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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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看到同学的说说，觉得虽然稍显偏颇，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除了鸣笛
形式的简化，今年的祈福法会和烛光祭活动的公众参与范围遭到限制，且烛光祭的时间受到了严格控
制（晚六点到七点），不能不说二十年祭奠活动，到今年有些变味儿了。南京人对这种改变有意见，
是理所当然的。
本文没有多谈作为南京人对于公祭日的感受，各位可以查阅本问题的其他回答，了解南京人、独立进
行了二十年祭奠活动的南京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全国公祭的复杂心情——没有人不期盼全国乃至全世
界的公祭，但当公祭随着级别的提高而演变为政治工具，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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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评论的回应：
各位不要吵，有话好好说。
窃以为灭绝人性事件是不可比较哪件事更惨的，任何一条无辜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实用主义、经济因素、进步论都有其现实意义，但这些观念不应阻止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
今天我们铭记南京大屠杀，是为了让灭绝人性的事件不再上演；铭记国家威权禁言大屠杀的岁月，是
为了让政治高于人性的事件不再上演。
既然我们出于人性的考量去评判这个国家，那么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牢记南京大屠杀长期被国
家威权雪藏冷冻的事实。惟其如此，将来的国家公祭日才会保持今天的规格，南京大屠杀，尤其是关
于南京大屠杀的海外宣传与学术立项，才不会再次成为敏感问题。
如果人人都珍视每一条无辜生命，如果人人都相信人性高于一切，所有的惨案都会被铭记，所有的惨
案都不会再重演。笔者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这么理想主义，但我们内心总该留存一些关乎公理正义的信
念与希望。这个世界会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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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希望提供文献资料和更多干货，那么稍微加一点资料：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师生就曾在高兴祖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调查研究，
并于1962年完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直到1979年，这本书稿才得以编印出
版。
1984年，南京市政府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了一些
史料集和学术专著，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这成为当时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内容
最为完整的著作。
1994年10月，章开沅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当时正值中
日关系的友好时期，经过一些周折，此书于次年7月出版。那时，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没有将它作
为一项科研成果上报。1997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南京大屠杀研究成为国内外共同的热门话
题，对此章开沅感慨万千：史学研究是项寂寞的文字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安于寂寞，甘守清
贫，还要有昂扬的斗志。
过去纪念这个日子，仅仅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纪念活动，最高到省一级。如今从地方升上国家级别，
说明人们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张宪文（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强调现在学界也不是很满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不同层次的教科书中
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都非常简略。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南京大屠杀的影子。
自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启动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以后，在国内学者的努力之下，南
京大屠杀才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近年来由于传媒的关注，南京大屠杀才开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
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南京大屠杀长时间不被人注意，尤其是不被中国人注意，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
族的一大悲剧。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国内长期得不到重视，我想和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动荡混乱的历史阶段有关。国家
多难，人们也没有精力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历史责任是所有中国人都要承担的。
——张生（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抗战胜利之后，在东京、南京等地，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审判也涉及了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审
判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大屠杀就逐步被人们淡忘，学者们的研究也很少涉及这个领域。
这样就导致了不仅是在西方，而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曾发生过南京
大屠杀。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起步非常晚，之前为什么没起步，原因很复杂，我也不便于说。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