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性质
-市场多元化
2023年2月15日发(作者：张量分析)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
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
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
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
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
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
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
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
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
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
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
《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
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
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
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
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
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
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与此
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
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随着
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
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
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
定（李平生等《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
年第2期）。
二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
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
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
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
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
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
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
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
第3期）。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
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
（《从闭关到开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
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
论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
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
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清末“中体西用”思想
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
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
年第4期）。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
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
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
1991年第1期）。
关于“中体西用”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中
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锋《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
年第2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应基本肯
定。季云飞指出：“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
情的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
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清末“中
体西用”思想新议》）。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
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
（《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种意见主张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理论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
极、反动的发展过程。李时岳、胡滨指出：“中体西用”论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
段有其积极意义，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论洋务运动》）。
吴剑杰也认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体西用”有其进步性，八九十年代后
则成为一种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武汉大学学报》
1986年第1期）。
三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角度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探讨洋务运动
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有关文
章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叶晓青1983年初发表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该文重点论
述了洋务时期的科技引进对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重义理
轻艺事”、“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李侃在《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一
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认为,洋务时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规模
上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旧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同时指出：“洋
务运动时期产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
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近代文化转换于洋务，又
受制于洋务。”此外，陈绛的《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一文（《复旦学报》1986
年第4期），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
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指出：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黄清根的《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
迁》一文（《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则从社会史视角阐述了洋务时期随着
西学的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诸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家庭
与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带有开拓
性，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洋务派与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
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
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九、刘天路等认为，洋
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
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
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
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
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
《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
报》1990年第2期）。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载
《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
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
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
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
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
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五洋务派与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
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
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
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载《历
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
开脚步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
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
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
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
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
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
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
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
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
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
“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
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
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
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
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
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另一
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让洋教横行中国，扰乱“圣道”），在实际
事务中也表示了对洋教的仇视态度，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地方官
和地主士绅，对列强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保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
尊严（《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六关于洋务派人物的评价
洋务派人物的研究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头戏。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主要是
曾国藩、李鸿章的历史评价问题。
曾、李过去都是被全面否定的人物，近几年，学术界对他们进行了新的评议。
在论及曾国藩时，一些同志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
人物的框架，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兴起，代表了历史
发展的方向（王少普《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历史研究》1983
年第2期；许山河《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有的学者则继续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
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
年第2期）。杨国强的文章深刻论证了曾国藩的矛盾性格：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
统,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觉地为西方资产
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80年代初还有文章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加以否定，认为他
是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局面的投降派，他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办
海军，既无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企图，也没有防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
（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抵御外侮》，《光明日报》1980年9月15日）。同时，
也有学者对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指出：李鸿章办洋务,在一定
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
地化的进程，也就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胡
滨、李时岳《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稍
后，有同志对李鸿章作出两方面的评价：既肯定其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有积
极作用,又认为他办洋务并非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要给病入膏肓的封建
残骸打强心针（乔还田《应全面评价李鸿章》，《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
再往后来，学术界对李鸿章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越来越高。1988年,举办
了“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1989年，又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
代化》论文集。研究者对李鸿章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陈旭麓称
其为“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
藩、左宗棠还要高出一筹（《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
《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过去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逐渐改变
了原有的看法,承认李鸿章是近代化的开创者，认为他在中国工业近代化、国防
近代化、科技近代化等方面，立了头功和大功；承认李确有一定的“爱国主义之
心”、“民族主义之情”，其一生的活动是误国而不是卖国（参看前引李平生文）。
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洋务派作肯定评价的同时，也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前
些年对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给予了“不应有的推崇”（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第6期）。有一种意见值得重视，即应当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洋务派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肯定或
否定。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活动的时间较长，而且与各个层次的
联系也较广泛，并留有大量的文献，要取得研究的进展，还需下很大功夫（孙占
元《十年来洋务运动研究述评》，《东岳论丛》1990年第4期）。
七洋务运动史研究如何深入
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成绩已是有目共睹，但研究工作不会就此止步，还要继续进
行下去，还要继续走向深入。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
刚起步，史学工作者在洋务运动史这块学术领地上还大有可为。现在，人们普遍
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研究工作走向深入？在1992年5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洋务
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此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章鸣九认为，
洋务运动史研究要走向深入，第一要彻底摆脱“事件史”的研究框架，从研究事件
转向研究社会；第二要注重跨学科研究，积极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
法。涂文学提出，在研究洋务运动的社会环境时，应注意从城市文化史的视角切
入，研究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对洋务运动的认同和制约，以及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
化的带动作用，对于从本质上探讨洋务运动的近代内涵和近代意义，可以提供一
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还有同志认为，考察洋务运动所达到的近代水平，需要
同当时世界各国的近代化运动进行比较研究，应把洋务运动放到世界现代化大潮
中来观照，放到整合的世界史视野中来把握（涂文学《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
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总之，只有从历史的纵深着眼，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去展开，洋务运动研
究才能走向深入；只有不断转换思路、开阔视野、拓宽领域，洋务运动研究才能
保持其独具的魅力。
满清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
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
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
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
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
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
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火车，没有
汽车的。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
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
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
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
广阔的门路。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贵党一贯所强调的
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
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
提”。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
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的王朝都进行过改革，但是“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连在一
起却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虽然那个时代它不叫“改革开放”，它叫“洋务运动”，那
么这是中国的历史。从西方历史来说，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搞过“改革开放”，
彼得大帝搞过改革，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搞过改革，当然他们都失败了，因为
这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政权，延续专制制度的寿命。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的改革开放都不会错，但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是
什么？如果改革开放的目的就象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西太后所讲的那样：爱
新觉罗的江山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爱新觉罗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们的，这祖宗
留下的江山你们可千万别把它丢了啊。如果改革开放仅仅是为了爱新觉罗这一个
家族不丢掉它所掌引的这江山的话，这个改革开放是做不到底的。经济改革的结
果是什么？是要政治改革来配套的，可是由于政治上不放权，经济改革改不到底；
由于政治上不放权，一些统治集团中的人就乘着经济改革来进行贪污，才造成了
腐败的歧生歧长。因此伴随着满清王朝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的是腐败的加
深和扩张。犹如两广总督自称是西太后一条忠实走狗的岑春轩，他就告诉西太后：
新政推行之后，立宪预备之后，卖小官成了卖大官，小贪污成了大贪污，朝野上
下无不指责新政和立宪都是假的。预备立宪之后清王朝的状况是更加腐败了。过
去不敢干的腐败的情况，今天不但敢干，而且大干特干。这种状况跟今天中共改
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完全一样。根子在哪里？就在于改革开放虽对，但是
由于目的不对，它不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进行改革开放的，它不
是为了分权于民和分利于民去改革开放的。恰恰相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夺
权于民，攫利于民，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的出现，造成了新的腐败的泛滥。这才造
成了虽然有所进步，可是进步的成就不如腐败的成就大，结果当然是一朝覆亡而
矣。所以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观众们看了《走向共和》以后，痛感到今天的
改革开放和大清朝的洋务运动太相似了，结果太雷同了，那么我们应该肯定的说
一句话，他们的命运就必然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