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发(作者：)
试析“香港书写#中的“人与城#现象以198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为中心徐诗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6）内容摘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里，作家敏锐捕捉“人与
城”的关系。因“九七回归”的到来，“香港意识”自此与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大量“失城小说”
应运而生。对“失城”内涵的理解也随着"九七回归”而有所变化，大致可分为“流离异乡”（回
归过渡期）和“此地他乡”（后“九七”时代）两个阶段。香港人在这三十多年来如何理解“我与
城”的关系已成为文化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并构成“香港意识”的核心要素，拓展并丰富着
"香港意识”的内涵。关键词：香港书写；“人与城”；香港小说；香港意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里，“香港意识”贯穿于书写的整个过
程,而身份认同是“香港意识”的核心要素。我们知道，身份认同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个人的
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社会的认同（social
identity）
o其中，“个人的认同指的是自我的建
构，即我们如何认知我们自己与我们认为别人如何看我们自身。社会的认同则涉及作为个
体的我们如何将我们自己放置在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方式,以及我们认知他者如何
摆置我们的方式:它衍生自个人所参与其中的各类不同的生活关系”①。可见，“身份认同”
的发生需要“人”的作用，而“人”的活动离不开这片土地。因此,香港人在这三十多年来如何
理解“自我”及其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成为认同形成的基础，拓展并丰富着“香港意识”的
内涵。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敏锐捕捉“人与城”的关系，感受从“香港意识”里流露出来的“香港"
作者简介：徐诗颖，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天学副研究员、博士后#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天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研究”（项目编号：18JZD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天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9ZDA278）之阶段性成果#①
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7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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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与“市民性”①，并将它们用心记录下来，呈现出一幅幅关于过去与当下的“香港”图景一、本土转向：“香港意识”与“失城小说”香港意识是一种对香港的归属感！因此，香港人也常常将“香港意识”称为“本土意识”。
关于“本土意识”的具体含义，有香港学者曾指出它是“’本地人'对自己所身处的一片土地赋
予深厚的感情，而愿意为这片土地以及其他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负起责任”②。回顾香港意
识的演变，它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萌芽，七十年代的确立，到回归过渡期乃至回归
后二十年的迅猛发展历程！随着“香港意识”的演变，文学同样产生“本土
”的转向！尤其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意识”与城市的命运紧
密相连，具体表现为：因“九七回归”的到来，大量“失城小说”③应运而生!其中，“失城”的內
涵也伴随着“九七回归”而有所变化，至此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回归过渡期，“失
城”集中表现为“流离异乡”，由英国统治的香港即将回归，对未来持不明朗态度的香港人
纷纷选择移民，可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并没有使其心灵安顿下来，反而面临困顿与分裂！同
时，也有一部分港人选择回到香港，但回来后更不适应新的生活，在原有精神创伤还未完
全复原的情况下遭受新一轮的折磨与分裂！于是移民异国和回流香港的生活往往成为作
家笔下书写的对象；第二阶段为后“九七”时代，新的特区已然成形，此时的“失城”内涵不
再表现为失去具体的“城”，而是变成“此地他乡”。即使没有选择移民，异化的都市生态也
使不少香港人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与疏离。在不少作家的笔下,尤其是新一代的作家，我们
可以感受到他们存在的迷茫困境，即：“城市”是否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或者：“城市”是否
本来就是“他乡”？④在回归过渡期，面对“九七回归”这一历史性巨变，不少小说中的香港书写反映出香港人
身处其中的无力与恐慌感以及对前途表现出担忧的态度！香港人在七十年代快速培养起来
的“家在香港”的意识到了八十年代，“不但没有在新的政治环境里结合其他诉求而内容有所①
关于“市民性”的定义，本文采纳日本学者矶村英一主编的《城市问题百科全书》一说#它是扌旨特定的城
市地区居民，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特征、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总称。同时，该书对“市民性”也提出两个标准：一方
面,即使是现代的天城市，也在天的潮流里，潜藏着底流，乡土意识或乡土爱，正是这种市民性#同时，市民性也存
在对某种社会潮流的抵触感，会遗留下来特权思想，属于进行自卫的一种机械主义；另一方面，不是潜在意识，而
是天潮流本身，称为"城市的空气，使人们呼吸自由”，人们感到真正开放的、活动激湫的现代天城市的空气，有一种
新的气息，这是以市民感觉，或市民感情为内容的归属意识#本文采用的"市民性”标准，与该书提出的两天标准相
契合，故说明之#
（详细参见矶村英一主编：《城市问题百科全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2页）②
周丽娟：《论香港“本土意识”的萌芽》,《香港文学））2001年11月号#③ “失城小说”的概念是受到许子东在《论“失城文学”》一文提出“失城文学”概念的启发#他以黄碧云代表
作《失城》来彩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学所集中聚焦的主流话题，理由是：“不仅仅因为小说题目契合一个
时代的政治文化焦点（就像用卢新华短篇《伤痕》来概括'文革'后中国文学潮流一样），而且也因为《失城》的本身
的故事结构概括着所谓'失城文学'四个个型的至少前两条线索：'漂流异国'与％匕地他乡'”（参见许子东：《香港
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页）④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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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反而是全面退却”①。“大难临头各自飞”成为当时“市民性”的重要面向，“失城”意识
像阴霾般笼罩在不少香港人的心中！因此，“购买政治保险”（移民）成为不少香港人的首
选,即使留在香港发展的人,很多都已成功申请外国居留权，可以视局势变化随时弃城而
逃！这再次印证了香港在不少港人心中只是一处供暂时栖息的中转站！由此可见，一个
主要由移民聚居而成的城市，如果受到时代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即使“香港意识”初
步建立起来，也会面临随时崩塌的危险！这如同潘国灵笔下的“沙城”：“这里偶有海浪淹
至，遇到大浪冲上滩头，你的城堡可以毁于一旦。”②“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似乎已成为
香港这座城市的宿命！因此，关于描写“失城”意识的小说成为回归前香港书写不容忽视的
文学现象，“流离异乡”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主要反映了在“文化移位”的语境下
香港人经历着自我精神的困顿与分裂，包括从故乡以及往事的回忆中透露对所处城市的陌
生感！关于“流离异乡”的代表作有《失城》（黄碧云）、《玛莉木旋X辛其氏）、《烦恼娃娃的旅
程》（也斯）等!在后“九七”时代，“混杂性”依然是这个流徙空间的重要文化身份特征！在全球化的进
程里，现代性危机同样侵袭着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城市的悲情宿命依旧！关于“现代
性”的含义，日本东京大学的林少阳曾将它分为三个层面来界定:第一个层面指的是经验的
事实！换个表述来说，也可以指历史的层面，即以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思想上的进步主义为
代表的这种西化的现代化的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价值的层面，代表的是我们看这种历史的经
验属性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第三个层面是现实的层面，也就是它会带来各种制度，这种
制度并不是指政治制度,而是指向理论上的广义制度，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生产和各种意
识形态、权力意志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中国的学科专业设置，我们往往只是把它看成专业，
而实际上它也是现代化带来的一种制度！以中国文学专业为例，它是建构在以西方为准绳
的-literature”翻译的概念之上。这些学科专业的设置背后是多种制度交织在一起。③另一
位学者王祥则谈道：“发轲于文艺复兴时期经由启蒙运动进入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具有将
人类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了辉煌工业文明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在世界祛魅的过程中引
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裂和尖锐对立，造成了在物质财富
不断增长的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对立、自由的丧失、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
马斯语）以及人类精神家园风雨飘零等现代性危机。”④于是，“此地他乡”成了港人面对香港
前途以及异化都市生态（噪音、建筑、生活方式等）下分裂与绝望的精神状态！①
②
③
吕天乐：《唔该，埋单------个社会学家的香港笔记》，香港牛津天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潘国灵：《写托邦与消失咒》，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34页#林少阳教授于2018年3月26日亲临京天学文学院开讲座，讲授题为“章太炎鲁迅合论：晚清革命的语
境'当时笔者在提问环节请教了林教授如何定义“现代性”这一问题，讲座结束后继续就》匕话题请教林教授#林
教授并没有在论文和专著里讨论有关“现代性”定义及其相关问题，所以这三个层面的内容经林教授授权后成为
本文注释，特》匕说明#④
王祥：《试论现代性危机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在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7期#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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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西西《我城》诞生三十周年之际，谢晓虹以当下的“我城”作为书写对象，用“分裂
人”来形容精神处于分裂状态的港人，据此创作了《我城05之版本零二》。在后“九七”时代,
整座城市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人文精神危机！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身%人
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旨在维护人类尊严%追求人生价值%
关怀人类命运，以及向善、求真、求美的意志与气概，其内化为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外显为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性的各类行为”①。实际上，许多社群文化在全球化的市
场暴力下正面临着原有文化遗产消亡的危机！不少港人因对城市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感到陌
生与疏离而不能找到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基于此，作家将目光聚焦于港人与都市现代化
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对已消逝的城（景观）与物（文化经典意
象）的追忆和怀念；第二，无法直面现实，并产生对往事的追溯与眷念，这主要体现为南来作
家具体感性的笔法，比如王璞、陶然和葛亮笔下的香港书写；第三，用荒诞抽象的笔法来描写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与社会的疏离关系！荒诞抽象的书写多属于现代主义式反现代化
的小说，“把城市高度符号化，其中探讨现代性的问题，例如私人与公共的分界，例如自由、压
迫与反抗”②。关于这方面，韩丽珠、谢晓虹和潘国灵笔下的香港书写值得关注！与此同时，
纵观这三种类型,前两种类型的背后都带有清晰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痕迹，更多属于现实主
义的创作，而第三种则属于抽象的现代主义创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类型的区分，只
是相对的区分，属于小说局部书写对象间的区分，为的是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这
种分类难免会造成遗珠之憾，香港小说的魅力，正如许子东所言:“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很难
用一两个所谓'主流现象'来加以概括。”③二、流离异乡：自我精神的困顿与分裂“香港人的海外故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其在“回归过渡期”）香港书写相当重
要的组成部分!④面对“九七”回归，香港人如何面对这一巨大的变化以及如何在这个城市定位自我身份
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能找到回归自我的道路，那么人心还是会处于“无根”的状
态,人与人的关系也会渐趋疏远，香港依旧是一座悬空的“浮城”。对此，本文将这种情形称
之为“寻找归途”。在辛其氏的名作《玛莉木旋'里，其中一位女主角醒亚要斩断与过去的联①
②
宁业勤：《教育评价实践研究》，浙江工商天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谭以诺：《本土意识高涨之时——试论香港近年小说创作》，《香港文学》2013年11月号#在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短篇小说创作后，许子东在编选本时曾得出如下结论：从我们的选本来
③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7—28页#④
看，“香港人的海外故事”也正是近年来香港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见许子东：《香港短篇
小说初探》，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页）笔者在考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书书时，同样发
现了与许子东结论相似的诸多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集中发表于回归过渡期#受其启发，笔者将其结论做出进一步
的延伸，成为本节的重要论点，特》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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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以移居夏威夷并过着幽怨独居的生活！然而事实证明：她刻意忘掉过去的行为虽没有
成功，却还有些微进步，如懂得把碰得和碰不得的思想暗角泾渭分开，她收藏该收藏的，摒弃
该摒弃的！譬如说，最近在她脑海不时盘绕的玛莉木旋!①“玛莉木旋”是小说四位女伴立
梅、叶萍、但英和醒亚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见证并承载着她们在亲情%爱情%友情和事业上
的喜怒哀乐！然而，二十多年后，醒亚已移民夏威夷，但英也忙着收拾准备移民，剩下只有立
梅和叶萍两人留在香港！实际上，但英和醒亚一样內心对过去存有依恋之情,也经历着一系
列的困顿与分裂！她虽然对前景并不乐观,但仍然“舍不得离弃中国，离弃香港，离弃朋友”，
“害怕的是地域的相距，会疏淡了友情”，就算有相聚的日子，“会否没有共同的感受，共通的
语言，只剩下国籍的鸿沟”②？可见，“玛莉木旋”不仅属于她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成了
“香港”的缩影！可这个构成她们共同记忆的“精神家园”已经显现破败的迹象，青春岁月的
痕迹也逐渐为外面的风沙所磨灭！有一次，立梅和叶萍重游此地，可立梅发现:阳光兴许仍
是二十多年前的阳光，可这小园和这园子外的世界已变得太多，今天只剩下她和叶萍坐在园
子里面对破败的玛莉木旋。③“玛莉木旋”未来的命运如何，无人知晓，暗喻了她们四个未知
的前途，友谊能否维持更不得而知！辛其氏虽然没有如黄碧云般直接把小说与世纪末的巨
变联系在一起，但朴素平实的文字里还是暗藏着她内心焦灼的情绪！选择移民的移民，选择
留下的留下，但无论她们置身何种环境，都无法忘怀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寻根来缓解
对未知前途的不安！小说以在加拿大生活的但英常常无法忘记饯别宴那天“湿漉漉”的感觉
结束，颇有耐人寻味之感！也斯在《烦恼娃娃的旅程'里尝试通过几位香港人的“越界”来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努力
是应受到重视的！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如何避免让香港再次被外部力量本质化和定
型化确实值得学者和作家深思。在混杂了各种文化、标准及误解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做到真
正地对话3小说里也提道：“真正的问题复杂点，不仅是文化问题，还有利益问题！还有:谁
和谁在谈呢3那不是我的声音！我在夹缝里，没有了声音！我看着到处泛滥的一堆堆没有
意义的信息。我兜着圈子说话。”④在无法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小说主人公选择到海外探访
一些朋友,“走入这个陌生的圈子，本来是想去了解不同背景的人，以为可以互相对话。走入
别的圈子,走入别的媒介，就像旅行去一个新的地方，旅程令我们观看各种新的事物，回头来
反省自己”⑤。①
辛其氏：《玛莉木旋》，见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
版，第59页#②
辛其氏：《玛莉木旋》，见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
版，第62页#③
辛其氏：《玛莉木旋》，见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
版，第59页#④
⑤
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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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最后，使主人公忧患的事情是无论置身何种环境,都面临寻“家”而不得的困境,
烦恼娃娃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小说是这样写的：“一盒烦恼娃娃！我在外面曾带去给朋友，
希望替他们解决问题！回来遇到的旧朋友同样各有烦恼:工作生活的辛劳波折！亲友的生
老病死！人际关系的亲切与痛楚！外在社会政治的变动！烦恼娃娃能化身三千,解决一切
吗3”①主人公的朋友在香港无法落地生根,在国外又对香港文化持有复杂的心态,没办法做
到完全认同，也无法接受别人对自己习惯接受的说法,于是只能继续过着精神漂泊的日子,
“偏偏是不属于这儿也不属于那儿，还要骄傲自己喜欢越界的品性，结果就总是落了单，变成
没有归属的孤魂”②；"这种总是无法自我感觉良好地站在正义一边发言，总是自信不足、总
是无法把自己解释清楚的态度,又会不会与我们在香港成长的背景有关呢3”③然而，他最后
也感悟到执着于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不管多愿意永远向前走,遇见不同的
事物，永远置身在旅途中”④；“我一次又一次踏上旅途,或长或短地离开，然后一次又一次踏
上回程！离开总是怀念，回去又充满挫折”⑤。然而，即使寻找与失望并行，主人公也绝不放
弃寻找“精神原乡”。他希望继续通过文字，与种种不同的人沟通，“去描述,去反省,把中国
的情况、西方的情况、香港的情况观察、刻划,希望带来新的沟通,消除偏见和误解”⑥,从而
承认“彼此的不同，超越了欲念，真正交谈”这是也斯在港人普遍对前途持“宿命论”看法
下用客观冷静的思考做出的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三、此地他乡：异化都市生态下的陌生与疏离“香港人的海外故事”(流离异乡)主要聚焦一群因各种原因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在“文化
移位”语境下所经历的精神困顿与分裂！与此同时，选择留在“此地”的香港人也没有获得心
灵上的安顿，异化的都市生态同样使得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与疏离，常常需要面对虚假
的都市景观和不合理的生存秩序！如果无法完全适应，就会心生恐惧乃至排斥，从而加剧他
们的困惑:这个城市是否从来就不属于他们3面对此问题，有的作家用具体感性的笔触来回
望和追寻已消逝的人、物和时间，以此缓解不安与恐惧,比如王璞、陶然和葛亮笔下的香港!
还有一些作家则透过黑色叙事的现代派创作手法为都市的病症把脉，“香港”在他们的笔下
成了“鬼魅之城”，正如黎翠华在《异化的城市拼图'一文中所说的：“香港作家对寻常事物或
偶发事件陌生化的本领驾轻就熟,别有意图,形成另类看事物的角度。”⑧此类创作,近年来①
②
③
④
⑤
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193页#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01页#⑥
也斯、陈智德：《文学对谈：如何书写一个城市？》，《文学世纪》2003年1月号#⑦
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⑧
援引引蔡益怀：《小说我城•魅影处处——香港小说二十年(1997—2017)批与评》，《香港文学》2017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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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人关注的作家有韩丽珠、谢晓虹和潘国灵等！如果说集中在回归过渡期涉及“流离异
乡”主题的创作处于建构“香港意识”的阶段，那么“此地他乡”的主题则倾向于对已形成的
“香港意识”进行反省乃至重构！（一）如果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对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关系感到不满意,人们常常会选择逃避
现实，把目光转向对故园的依恋，从而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当寻而不得时,他们只能永
远处于精神漂泊的旅程！王璞的短篇小说《红梅谷》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主人公小岛与香港
的距离不只停留于现实中的相隔，更重要的是无法找到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无论是妻子还
是朋友！于是，小岛只能在现实的迷宫里不停地迷失与寻觅，执着于对过去时间的叩问以及
对“精神原乡”的重构，可结局仍然伴有质疑与失落之感！王璞曾被黎海华称为“回不了家的
旅人”，四十多年內地的生活记忆才是她精神的皈依之处，并曾言:“我不会长期在香港的，我
将回到那边,在这里我什么都欠缺。”①于是她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从內地“来港后感到失落
和迷惘，精神上总有些牵连着过去生活的时光，对于往事、故地以及昔日的爱情、友谊怀有深
深的留恋”②。相较于王璞执着于回望故园的依恋之情，与其年龄和生活背景相差不远的同代南来作
家③陶然对社会则从持抗拒批判的意识转向具有包容情怀的平常之心！对此心态的转变，
他曾谈道：“时至今日，我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我再写同类的题材，或许会更加
宽容，更加多角度。”④赵稀方对此评价道：“陶然这时候敢于坦然面对香港了，不再追求一种
想当然的补偿。”⑤他的不少香港书写聚焦透视商业社会下的人性演变及內蕴，尤其集中于
物质层面对人性造成的压制和异化！《一万元X蜜月'和《视角'三篇小说都是聚焦于小人
物因“金钱”而滋生的各种罪，书写了他们的悲剧人生。《身份确认》和《窥'两篇小说反映的
偷渡客也是陶然关注的群体！这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在不同时期都会迎来不少希望过上更
好生活的偷渡人员！可这个群体在香港的生活并不顺畅，无法自食其力而只能依赖家人维
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能拥有合法居留的身份！香港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座“监狱”，一①
②
引菲利浦•拉宋：《香港，浮动的小岛》，《香港文学））2004年9月号#金宏达：《从“遗民”到“移民”——以徐讣、颜纯钩与王璞的小说为例》，见黄维樑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
学：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中文天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天学新亚书院2000年版，
第439页#③
香港当代文学时期的第二代南来作家属于1966—1976年代后期从内地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一般学界将
他们称之为“新移民作家”，包括：陶然、巴桐、梅子、王璞、白洛、东瑞、陈娟、吴正、颜纯钩、温绍贤、林湄、夏婕、陈浩
泉等#他们移居的目标不是作为匆匆过客，而是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到来为推动香港当代文艺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如同袁良骏所言：“他们的创作优势，就在于既有内地生活经验，叉有香港生活经
验，他们善于把内地文学学深沉厚重和香港文学的细腻清婉巧妙结合，从而开拓出新的文学夭地。”参见孙郁：《关
于香港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袁良骏答〈北京日报〉记者问》，《北京日报）997年7月8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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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写作中学香港身份疑惑》，《香港文学）004年3月号#赵稀方：《香港有陶然》，香港《文学评论》，2011年总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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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能随便走动的地方！陶然还有一类创作是关注商业社会对男女爱情的影响，尤其可窥
视出人性在其中所遭受的扭曲和异化，如同短篇小说《主权转移'提到的：“人心脆弱，没有什
么永远不变的事情。”①中篇小说《走出迷墙》是对《主权转移》话题的延伸与拓展。人性在商业
社会规则的操纵下变得异常冰冷乃至扭曲，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陌生和疏
离感！还有一类爱情需要接受移民的考验！陶然的《天平》和《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就揭示了
利益的现实考量高于爱情的理想甜蜜！方忠对陶然小说的评价切中肯綮:陶然的理想是美好
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小说主人公往往历经坎坷，具有悲
剧性的命运，作品弥漫着忧郁的情调。②钟晓毅也看到陶然笔下的男性带有一点定数和宿命，
即“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內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人与生活、现实与內心之间很难达
到完全的和谐！对于这种不和谐，陶然采取抚慰的方式，让他的男主角跟着欲望感觉走”③。
黄裕思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真”的一面，也同时将陶然对人生理想的追
求包蕴其中，因为“对于爱情的追求,其实是对于人生的底蕴探求，对于生命的留恋”④。葛亮与王璞、陶然一样都是从内地南来香港的作家，但两者来港时间已相距二十多年!
作为香港当代文学时期的第三代南来作家，“葛亮与前两代南来作家在对香港的疏离感、优
越感、批判性诸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不再以外来者的眼光，从普遍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出
发，而是将香港作为文学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对象，既拓展了写作的疆域，又联结了港台文
学与大陆文学”⑤。葛亮产生书写“香港”的想法源自一次台风的过境！这次台风以动物“浣
熊”为名，而且“行动迅捷，且路径奇诡”，“为岛城带来了强风与丰沛的雨，也带来了不期而
遇”。⑥由此可见，葛亮眼中的“香港”不缺乏相遇的故事：说起来，这城市并不缺乏相遇，大约由于地缘的汇集拥促，或者源生流徙的传统。
相遇而有了故事，有了关于时间的见证。见证别人，也见证自己。在每一个时代的关
隘，彼此相照，不再怖緗惶惶。因此，历史的因缘，几乎成为人与城市遇见的轨迹。小说香港，为这些年的遇见。⑦这些年的遇见，就让葛亮有了
“小说香港”的念头，书写出一部名叫《浣熊'的小说集。在
这些关于“遇见”的故事里，有“观望中触到的冷暖”，也有“许多的怅然”，只因“物非人是”。⑧①
陶然：《没有帆的船》，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74页。②
方忠：《陶然小说论》，《西北师范天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00年第6期。③
钟晓毅：《诉说就是一切——论陶然小说的叙述基调/《香港文学/006年6月号。④
赵稀方：《香港有陶然》，香港《文学评论》，2011年总第15期。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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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陈庆妃：《葛亮：在“三城”与“双统”之的》，《当代作家评论/017年第6期。葛亮：《自序：浣城记》，见葛亮：《浣熊》，南京天学出版社2013年版，“自序”第1—2页。葛亮：《自序：浣城记》，见葛亮：《浣熊》，南京天学出版社2013年版，“自序”第2—3页。葛亮：《自序：浣城记》，见葛亮：《浣熊》，南京天学出版社2013年版，“自序”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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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非”主要指异化的都市生态，而“人是”则指小说里的人物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所表现出来
的反应！然而，“人心”尚在，葛亮希望挖掘更多的是他们“人性向善”的一面。即便这种美好
的想象在这个城市没有得以实现的根基，但葛亮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这脆弱因为以良善
作底！并不是消沉的结果，而是势必走向强大的涅槃”①。（二）在经历平稳“回归”后，香港人的生活并没有如回归前揣测的那般出现大的动荡,而是趋
于稳定!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小说也慢慢从“后殖民”和“后设”的讨论中走出来，把目光重
新聚焦于“人与城”的关系，尤其集中于发掘城市的“病”。这些“病”具体表现为城市阴暗、受
伤以及被遮蔽的一面，使居住在里面的人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与疏离。潘国灵将这种写作
称为“疾病书写，也就是“不一定是直接处理疾病，而是一种'疾病的眼光’，牵涉你如何观照
这个世界”；“当你看到城市阴暗的一面时，不是说你真的有疾病，而是用一种较悲痛的、阴郁
的眼光去看城市的症候”。②而这些疾病，大多潜藏在集体的危机感中，“在相对安稳的日
子,往往以’卧虎藏龙’的方式隐遁于市”③。为了将城市魔幻且阴郁的一面表现出来，有的
作家会采用黑色叙事的现代派创作手法！韩丽珠和谢晓虹合写的《双城辞典'就是其中的重
要代表作,并荣获“第六届香港书奖”。韩丽珠在写给谢晓虹的信里提道：“我读着我和你的
小说，感到《双城辞典'和我们另外的小说之间的差异！如果别的小说企图靠向更严谨和更
完整，&双城辞典'就显出了生活中碎裂的、不稳定的、倾侧和不一致的那一面。”④据香港文学期刊《字花'编辑陈志华介绍，&双城辞典'本是《字花'的常设栏目，始于
2006年秋天（第四期），到2011年秋天（第三十三期）为止，偶有间断，一共出现了十八期。
这栏目的设计有点像一题两写，起初配合该期杂志的专题，比如特集题目是“木”，她们就分
别写了《木马'和《木偶》;特集题目是“非我族类”，她们就写了《畸零夜市'和《隔离》！后来杂
志的专题变得愈来愈具体，像足球、语文教育，她们于是另定主题，像《哑穴》和《哑门》，《意
外'与《折叠》！⑤韩丽珠与谢晓虹都是香港知名的'0后作家，用“双城辞典”之名将这些文章
结集成书，有向狄更斯《双城记》致敬的意图！然而,她们大部分的时间均在同一个城市生活，
所以“笔下的双城，从来不是两个具体的城，更可能是一城两面，一地双城”⑥。她们通过互
写、对写的方式营造了两个想象之城，“正好把构成城市机器的条件一一串通、交织成不可分①
葛亮：《文学是时代的救赎，塑造"想象的共同体"》，见http：//www.
chinawriter,
com.
cn/
nl/2017/0821/
。② 凌逾：《与潘国灵先生对谈录（上）——关于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及其他》，《城市文艺））2017年
总第87
期③
④
智海：《序言》，见韩丽珠：《双城辞典I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9页。摘自韩丽珠致谢晓虹的信件（落款时间《012年5月28日），参见韩丽珠、谢晓虹：《《乂城辞典I、/
/台
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注：四封韩丽珠与谢晓虹的来往信件均附在两本书内。）⑤
⑥
陈志华：《序言-城与辞典》，见谢晓虹：《双辞典/》，台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9页#陈志华：《序言-城与辞典》，见谢晓虹：《双辞典/》，台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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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时空,犹如字典里的每个字，都以字典里其他字词来解释彼此”①。其中，韩丽珠笔下的
辞典有字词“木偶、字母、拾遗、咬群、哑穴、假象、乐土、隔离、褶皱、热身、鷃房、结发”，而谢晓
虹笔下的辞典有“吞吐、咬字、苦瓜、假期、哑门、开头、意外、溺爱、畸零夜市、烂漫、鱼缸生物”
这些字词！这些词条相互之间看似没有什么关联性，表达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时空,但其实
它们有一条线串联其中，那就是为抒情主体所灌注的对这个城市最真挚的情感！如果将这
些情感聚集起来，就会拼合成一个常常以“都”
“城”自称的“看不见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已
感受到危机的韩丽珠和谢晓虹看来，“正好在隐匿与爆发之间，蠢蠢欲动”②。其中产生的欲
动，更多来源于城市机器无所不在的威力，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两位作家以
辞典之名，让每个字词都有互相解释的功能，共同书写了城市这本“大书”，暗中颠覆了某些
注解城市的权威,并衍生出更多的歧义，具体表现为:在精确的定义里混入流动的意思，给习
以为常的索引遗下荒诞的脚印，时而幽默，时而忧伤!③面对城市的破碎与虚幻，潘国灵笔下的人物NANA深有同感:“生活荒诞得那么近乎超
现实画作。”④同样是直面都市疾病，韩丽珠和谢晓虹笔下的人物更多表现为顺从或无力反
抗的被动，于陌生与疏离感中徘徊游移。相反，潘国灵笔下的人物则多为“分裂人”，尤其到
了小说集《静人活物'，“主体分裂”已经是他关注的重点，并一直延伸至最新长篇小说《写托
邦与消失咒》。潘国灵曾自称为“分裂的人”，受到“重象、分身、分裂”等现象吸引!⑤这种分
裂的思绪主要通过写作的症候来表现，“写托邦”一词由此诞生！“写作”是潘国灵近几年尤为关注的命题！他曾说:“这几年我特别执迷于写作的本质、
写作的行为与艺术（act/art
of
writing）关切，作为一个'每天也要服用一定写作剂量作毒/解
药的人’，这构成了我大量的阅读、创作、生活，以致成为一个重大的’存在的母题’。”⑥于是，
他会思考在香港，“写作的族群是怎样的？写作的本相是怎样的？或者说是写作的命
运……”⑦在关注写作本位问题的同时，他认为透过写作可以看出一个地方或整个世界如何
对待写作这一问题，从而反观这个地方或世界自身。因此，写作只是作为一种症候。在潘国
灵的笔下,这些分裂的人大多是“作家”或“书写的人”，且共同组成一个“写托邦”。《写托邦
与消失咒》除了聚焦个人写作之于生命的意义（即小说中几个角色的成长）外,还剖析他们共①
智海：《序言》，见韩丽珠：《双城辞典I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页#②
③
④
智海：《序言》，见韩丽珠：《双城辞典I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9页#陈志华：《序言-城与辞典》，见谢晓虹：《双城辞典/》，台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0页#潘国灵：《静人活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1页#⑤
凌逾：《与潘国灵先生对谈录（上）——关于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及其他》，《城市文艺））2017年
总第87期#⑥
潘国灵：《后记/静人人物，虚无湖镜》，见潘国灵：《静人活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版，第
201页#⑦
凌逾：《与潘国灵先生对谈录（上）——关于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及其他》，《城市文艺））2017年
总第87 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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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历“文学病变”的处境！这些“文学病变”与“城市病变”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分裂
人的产生主要源于对这些“病变”的不满与不适！这些分裂人通过一系列写作的症候来反观自己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在观照的过程里，
他们实际上也在省思自己与城市的关系！这种观照与省思，实际上是源于对现实的陌生与不
满。鉴于此，他们主动与城市制造距离，出走是他们常常选择的路。“消失”便成了潘国灵小说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也是近十年来潘国灵小说念念不忘的重要母题！在平常的日子里,
他致力于观察在城市中或显或隐的消失之物，并付诸文字，目前已结集的成果有：自2006年9
月始在《明报•世纪版》开辟专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香港的消失物事，到2016年7月出版
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最近则于2017年7月出版图文集《消失物志》。《写托邦与消失
咒》将写作消失的本质与爱情、城市消失的本质结合在一起思考，从而将个体化书写直接推向
以整个“香港”作为喻体的书写。也就是说,“消失”的不再是某个景观,而是整个“香港”。在图
文集《消失物志》里,他希望从诗化的细腻之笔中“捕捉消失灵光闪现的刹那，铺成一幅失落
拼图，记那已逝、淡出与将去的”①，以“记城中消失物事一百件,给一个城市的死与生”②，由
此可感受到“这终究是一本描绘之书”③，就像米兰•昆德拉为描绘（description）所下的扼要
定义:“对昙花一现的悲悯，努力保存终会消失灭绝的东西。”④于是,从“消失”的现象到“消
失”的本质，潘国灵在小说和图文集里均做了探讨，由此创设了“写托邦”的消失美学。潘国灵曾将这些各行其是或隐隐然互有关联的人物,视为世上“隐修群体”的一员o⑤
这些人“在各自的写作回廊中绕圈沉思打转,将眼目所及之物------块石头、一张面孔、一块橱窗、一面墙等都变成照见出自我或世界的一面虚无湖镜，穿过黑暗的玻璃，而犹在镜中o
一时以为瞥见真相,却是看进空无（void）”⑥。他不否认作家有一双观照现世的“阴阳眼”，能
够看见这块“虚无湖镜”，并与镜中的影子“共存、共舞，内化同时外化，碎裂成双重、三重以致
多重的倒影、分身、重象、他我与反自我”⑦。实际上，对异化城市产生陌生、疏离乃至分裂
感,主要源于自己的心灵无法得以安顿。因此,若想实现隐修,就要与现世生活乃至与这个
熟悉的城市自制距离。然而，“自制距离”并不是一种刻意的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弥合
分裂的内心以回归最强大的自我。在这方面，也斯通过旅行来“自制距离”，从观看各种新事
物中反省自身以及这座城市，而潘国灵笔下的人物在这座城市无所依归,便选择通过“出走①
②
③
④
潘国灵：《消失物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封底#潘国灵：《消失物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封底#潘国灵！自序》，见潘国灵：《消失物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1页#潘国灵！自序》，见潘国灵：《消失物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1页#潘国灵：《后记/静人活物，虚无湖镜》，见潘国灵：《静人活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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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202页#⑥
潘国灵：《后记/静人活物，虚无无镜》，见潘国灵：《静人活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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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灵：《后记/静人活物，虚无无镜》，见潘国灵：《静人活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版，第202页#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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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失”（不一定离开这座城市）这种“自制距离”的方式渴求回归！通常，他们都会选择潜进
写作的洞穴（“写托邦”），在灵魂的居所里获得“原初”的救赎！与此同时,潘国灵也深知探究存在问题不能流于幻想，而是需要落实于在世场所！这对
他来说，这个在世场所“很大程度就是城市的环境”①。城市、存在、哲思这些于他从来都是
难分难解的！可贵的是，他常常对城市书写做自我反省，“香港文学不应只限于写城市，评论
者也不应单以城市滤镜来接收文学！文学不仅只有社会性，应也可包容一些存在或哲学的
层次”②。从身体的沉沦到精神的升华（Fort-Da），-写作的笔可以由身体走向形而上的广阔
世界，也可以由形而上进入身体的角角落落，身体与精神世界相融相交于文字世界”③,从而
实现对自我以及这个城市发展终极出路的救赎。在创作中同样贯彻哲思理念的董启章认为
文学是能在很大程度上介入社会的，“但基础是有作者有作品，并改善周边的条件，将作者意
图、作品的意义放大，才可能提升文学在社会上的角色！文学馆就是一个创造文学阅读条件
的具体机构！人不是孤立的，是要参与到这个世界的！写作也是在构造一些世界”④。因
此，他的写作是面向世界的！然而，这种面向“并不是指在行为上很活跃于公共空间，而是指
一种意义的指向”⑤。借余心的话来表达潘国灵探讨人类生存本相的决心，那就是:一天“写托邦”尚在，一天
余心不灭。⑥结语从几部典型小说反映“香港意识”与“失城小说”在这三十多年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作家不再只是通过文学来建构“香港意识”，而且也反省“香港意识#（主要集中在与主流意识
形态相关的部分）的构成基础及演变中的种种问题,从而为重构具有人文关怀的“香港意识”
打下坚实根基。香港小说在后“九七”时代已进入众声喧哗的场域，即“人们不再只是宣示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并呼喊’我们不是天使’”'，在继续深入探索“香
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的同时，还在“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3我们已经说
了哪些故事和小说3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什么？”⑧等种种问题！①
凌逾：《与潘国灵先生对谈录（上）——关于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及其他》，《城市文艺））2017年
总第87期#②
凌逾：《与潘国灵先生对谈录（上）——关于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及其他》，《城市文艺））2017年
总第87 期，③
邓文娟：《城市、身体、fort
da隐喻——潘国灵中短篇小说系统研究》，华南师范天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
文，第49页。④
张璐诗：《董启章：“写本土是为了写世界”》"新京报）010年3月27日#⑤
何映宇：《香港异数董启章：文学必须拒绝天众拒绝消费》，《新民周刊）011年5月2日#⑥
潘国灵：《写托邦与消失咒》，台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31页#⑦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9页#⑧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9页#"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