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3日发(作者：)
为刘少奇平反 改正错划右派
作者：满妹
来源：思念依然无尽
来源日期：2006-1-4
本站发布时间：2006-1-4 1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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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终于点头说：“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我看可以给中央起草报告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1978年11月，就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进入收尾阶段时，父亲又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大 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文革”中的另一特大冤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因肺炎死于河南开封。
1978年12月，刘少奇的子女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释放王光美。
1979年1月上旬，王光美从秦城监狱被放出。
1月下旬的一天，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父亲，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谈完话后，父亲说：“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父亲的话，三人都倍感温暖和兴奋。
回家后，被关了12年之久的光美阿姨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我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1980年1月，在邓小平正式宣布“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后不久，父亲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少奇同志“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这些都为后来给刘少奇平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使建国以来党内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
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追悼会„„
改正错划右派
父亲走马上任之初，就看到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国30年来，冤假错案积累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为罕见。
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五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十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面对如此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项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
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父亲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认为，“只给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
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父亲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
6月中旬，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 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世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他们认为：我党历史上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广泛调动了积极性，从来就没有乱过。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父亲汇报了会议情况。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父亲认为，烟台会议只解决了右派摘帽的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摘帽后
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随后，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在父亲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之后，又集中力量复查了三四十年代的沉冤遗案，其中包括为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复了名誉„„
“东郭先生”
父亲热爱人民，热爱大自然，也喜爱各种动物。“文革”初期，不知是哪家的猫，避难来到我家。
我下班回家，看到父亲读书读得很辛苦，总要拉着他出门转悠一会儿，父亲也总是很随和地摘下眼镜问：“我们去哪儿呢？”
这时父亲常拎个破手提袋，我则挽着他的胳膊，去路口的副食店，用他的话说，是去“看看行情”„„
虽然我们兜里的钱不多，但市场的供应也很少，父亲常会突然很有兴致地跟我商量：“给咱们家的小猫买点小鱼吃吧？它要生小猫了，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喂它。”
我不以为然地嘀咕说：“人还没得吃呢，还管什么猫！”
在家里，我们这些孩子辈的人私下里都戏称父亲为“东郭先生”。父亲的宽容博大，不仅是对党内外有不同意见的人，还包 括对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整过他的人。
“文革”初期，父亲的一个秘书无中生有地“检举揭发”他，罗列了他不少“罪状”。父亲很痛心地当场辩驳说：“你是党员，说话要凭党性！”
“文革”后期，那个秘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检讨了自己的“揭发”都是胡说八道，但一直害怕再见到父亲。其实，父亲对此事早已冰释全无，在这个秘书想调回家乡来找父亲帮忙时，父亲没有拒绝。后来，他得到了一个适合他特长的工作。1976年夏天，“四人帮”疯狂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组织造反派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以及相关单位批斗父亲。
一个曾受到父亲器重的农民小麦育种专家，被指定作为农民代表上台发言批判。这个小麦专家是父亲亲自将他从河南省偃师县邀请到中科院，参加编写《小麦育种学》一书的。可在批斗会上，他却是非不分地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引起中科院群众的普遍反感。
粉碎“四人帮”后，偃师县开除了他的党籍。1977年10月9日他给父亲写信认错，希望在处理他的问题上帮他说说话。当月13日父亲就回信给他，说：“你9号的信，我看过了。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至于对我个人，那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信上还说，“如有工作机会来京，欢迎你来我家谈谈。”
11月10日他来到我家，想当面向父亲道歉。可父亲问寒问暖问收成，却只字不提批判会的事。他再也憋不住了，诚恳地说：“您就让我把心窝里的话说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批斗会上对您„„”
父亲打断他的话，安慰他说：“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跟你谈过了，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提它干什么？”
然而，他所在的县领导却不肯原谅他，1981年取消了他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权利。父亲从《内部参考》上看到这则消息，亲笔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同河南同志做点核实工作，然后按实际情况给予实事求是的处理。”
由于父亲的批示，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王若林处长专程去偃师县做调查，不仅恢复了那位小麦专家的党籍，还将他调回县科研站工作。
“文革”期间，揪住父亲不放的团中央“军代表”、中科院差点置父亲于死地的造反派头头，后来都因为整人太狠，积怨太深，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审查。然而，当问题反映到父亲那里时，他们的问题都得到了从宽处理，而父亲其实是被他们整得最狠的人。
除了在“文革”中遭受数不清的痛苦，父亲还有一次被整得很厉害，那就是在陕西工作期间。
“文革”中，带头批判父亲的西北局领导也受到了冲击。“文革”结束，父亲主持中组部工作，为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部里的人和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猜测父亲不会理睬他的案子，就是替他平反，也得拖上一阵子再说。
可是父亲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他要大家“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还指示：要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还要抓紧时间为他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