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2日发(作者：)
人生仪礼习俗
人生仪礼习俗是社会民俗的重要部分。我国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因此，有关仪礼之事，无论上层下层、知识或非知识阶层，都颇以为重，世代相因，成为一种社会礼俗。
仪礼，我国古代有许多专书，《仪礼》即为一主要者，后世对之多有注疏、阐述，如宋代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等等。宋代理学在程、朱的倡导与鼓吹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这些仪礼，一经理学家的整理定制，便成为封建规条，虽然它们来自民间，或是在民间礼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但与官仪结合，成为宫廷仪礼，便和民间仪礼相去甚远了。
民间仪礼，有一般社会交往之礼，即所谓燕酬常仪。如清代凡有喜庆之事，贺客来者必衣长衫加马褂，坐席也要分左右，按一定次序。平辈相见必拱手作揖，见长辈必躬腿打千。早晚子媳必向翁姑请安。还有为客人装烟倒茶、送往迎来等等。时至当代，平时交往仍有欢迎欢送、握手、接待、设宴接风、小酌洗尘等等，这些大多是一般社会交往的常规仪礼，它们往往因人因地而有所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上的一些礼仪也渐渐地渗透病融入到中国传统社会礼仪习俗之中，成为一股新鲜的清风。
在我国人生仪礼习俗中，围绕人生的生死婚丧过程德民俗异常丰富和完善。例如产育方面的生子、由少年转入成年的冠礼、婚嫁迎娶、生日祝寿、死丧殡葬、祭祀祖先等，无不是围绕人生大事而展开进行的。它们在我国仪礼习俗中占有重要位置，反映出我国民俗中最有规律的惯制[ 以上参见张紫晨：《中国民俗和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 — 29 页] 。
由于婚、丧民俗游专门的讲座，这里主要围绕人生习俗中的生育习俗及其现象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而展开，具体包括诞生礼（三朝、满月、百日、周岁与抓周）、生日礼、成人礼（古代称冠礼）等。
生育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对家庭而言，还是对宗族乃至社会都是如此。过去生子增丁，添人进口，人人为喜，但在医药卫生不发达的情况下，又令人多有担心。围绕生子之俗，一为贺，二为忌，三为寿。所以有贺的仪礼、忌的陋俗，以及求祝长命百岁的举动。
保护产妇和幼婴没有什么仪礼，主要是各种传统经验和习俗惯例，如供产妇以红糖、鸡蛋、酒酿、小米粥、姜茶、鲫鱼汤、白煮蹄膀等。既有对产妇的补养，又有对乳汁的调剂，以立母婴。在一些地方，也有许多规定性的惯俗，如在妇女怀孕七八个月间，由娘家赠饺饵百枚、红糖十斤，为催生礼。孩子生下，赠红蛋于邻好。邻好相见，总要道贺祝喜等等。比较隆重的是孩子过满月、百日及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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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满月，要备酒宴，接纳亲友祝贺，亲友要送“弄璋之喜”或“弄瓦之喜”的帐、条诣物。外婆家要给做新衣、新帽、新鞋，有的要做褥被，四角缝上长命线。子生百日，谓之“百岁儿”或“百禄”，以外婆家亲友为主，要赠长命锁、长命衣。食品要以百计，北方赠鸡蛋百个，南方烧饼百个。周岁时，要抓周，也有庆贺之举。在传统民间，婚后三年无生育，亲友偷瓜送子，伴以鼓乐相送，主人设宴款待；有的还要到园里去偷瓜，暗中酬值，择小儿抱护所愉之瓜，乘之轿马盛仪，以鼓乐送至不育之家，称作送瓜；有的择吉日以红布包好冬瓜，送到未生育夫妇的床上，送瓜人还要讲个四言八句，以祝吉利，早生贵子。生小孩时，洗婴水须倒入厕所，不能随便乱泼，以免污渎神明。衣胞，用竹篮装盛，挂在野外树上，让乌鸦禽鸟来吃，认为小孩命得天助，易养成人。外人不能随意进产房、见产妇，每天在厨房水缸处放一块生铁，每天烧红一次，如此七天。小孩下地后，第一个来到产妇家的人，叫踩生。生男孩最好女的踩生，生女孩要男的踩生，以此为吉利。三天后要到娘家报喜，送喜蛋。娘家亦要用鸡、酒、蛋等去贺喜，叫打三早。孩子满月时，要用井水烧热结婴儿洗瘟气。洗瘟气时，要先向井里撒小米、拜井。至四十天，产妇抱婴儿回娘家。南方一些地方，赠切面或馒头皆要有“六”，以六斤为度，大约取六十花甲之义；赠铜钱，以红绳串上也要百有六枚。主家设素馔招待，并以馒头谢宾。在苏州等地，有产儿命中难养者，要寄命于他人家，寻求多子女的家庭认作义父母；寄命于他人，必备三牲等祭品，还有寄命袋一个。在离家之前，将寄命袋悬在祖宗堂上。袋中用红纸写上寄子的生辰八字，到成人结婚时才能取回，叫拔袋，寄父母要给起长寿永年之类的名字。婴儿剃发，也是一礼。男孩要满两月，女孩要满一月 ( 男双女单) ，方可剃发，但须避正月或六月。剃头，亲友家要送剃头礼，如银饰、衣料、现金等。剃发后，怀抱婴孩向尊者、长者一一行礼。大家戏睹婴儿，名曰“传世宝”。款待以后，各赠红蛋至少五枚，装入彩线网兜中或手帕中。
这里一系列的礼，统称为诞生礼或童礼。在古代，接生、洗三都有礼仪。命名也有命名礼，入学还有入学礼。近代逐渐消泯而趋于一般化。人们把重点放在婚、丧两件大事上，这就出现了比较隆重的婚丧礼俗。
诞生礼
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与抓周等一系列庆贺活动、礼仪。
催生礼——在人生礼俗中，生育是一个重要环节。多指孕妇娘家将婴儿出世后需用的东西送过来，或送他物寄托，希望女儿快生、顺产之意。因催生礼品丰盛，往往须用担挑上，有的地方干脆就叫“催生担”。催生礼随民风乡情不同，各地自有特色。为使母婴平安，如期顺产，旧时民间有不少催生物品和催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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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杭州——《梦梁录》：“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入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粟果及孩儿绣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
清末民初时，孕妇产期将届，娘家送的催生礼有喜蛋、桂圆及襁褓。预产期将到的那个月的初一，派人将上面各种物品送往男家时，要携带一笙吹着进门，以“笙”谐“生”，以“吹笙”表示“催生”之意。也有同时用红漆筷子十双，或用竹筷用洋红染之，一并送往，取快生快养之意。
温州地区在女儿临产时，母亲要送肉给女儿。肉约一寸见方，切得端正，不偏不倚，烧熟送去，当地叫“快便肉”，以为产妇吃了，临产快捷。
北京郊区——送孩子的礼物为衣物、被子、长命锁、手镯，以及供产妇滋补身体的米、面、鸡蛋等等。
江苏南京地区——过去每当孕妇足月后，娘家要将其接回去，给她吃面。吃时，大门洞开，用一长凳横在门前。女儿吃完面后，转身就走，一脚踢倒门前的木凳，径直返回夫家，不得回头，俗信这样便能顺产。
高邮多送鸭，催生礼送上膘肥不生蛋的鸭子，表示女儿生养顺利。
?四川自贡等地区——旧俗妇女结婚怀孕后，娘家要为其准备产后的鸡、蛋、米和为即出世的宝宝准备鞋袜、衣、帽。
安徽含山等地——妇女怀孕期间，娘家要准备婴儿穿的衣、被、尿片等用品，婆家则于临产时炒“阴米子”即蒸熟晒干的糯米饭，再以铁锅烘炒，俗称“催生米”，以便生育后用开水泡食。
徽州民俗是产妇临盆前，娘家要备好新生婴儿软帽（俗称“被窝帽”），和尚衣（无领，无钮扣，以绳带连系的小人衣），包裙，口涎围、小鞋袜、尿布、红枣、红糖、鸡蛋等物，于月初一或十五送至婿家，俗称“催生”。按照习俗，送“催生”时，在路上还需戴伞遮天，不能说一句话。据说“催生”衣物，有神灵护送，报日后平安，故不让天色人语惊扰神灵，以图安康、吉利。
广东饶平——规定临产前一日，娘家要备新生儿的衣服、鞋、帽等数套及各种点心食品（如麦包、粽子、红鸡蛋等）送至婆家“催生”。婆家收下服装和大部分点心食品，退回小部分，并将收下的点心食品，分赠给亲友、邻居。
东莞一带旧俗若产妇遇到难产，婆婆请男巫到家来为媳妇解六甲。届时用鸭蛋 12 枚，向天焚化元宝、冥钱，以求神明庇佑其孕妇及胎儿快生快出，也叫“催生”。
山西——民间规定出嫁的女儿，绝对不允许在娘家生孩子。生产之前，乡间往往是娘家人带上礼物、食品之类探望临产的孕妇，称之为“催生”，山西乡间的“催生”，不光限于娘家人，也有娘家的其他亲戚。所带礼物，一般是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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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红糖之类。
作为迎接产期的心理准备与物质准备，催生礼俗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催生巫药的运用，显得神秘而虚妄。
文鳐鱼——催生药。《山海经·西山经》称文鳐鱼为异鱼，其“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昧酸甘”。《山海经》又就其神性曰：“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文鳐鱼可以入药，不仅因为其具有药理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为祥瑞的吉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援引唐人陈藏器的药方，将文鳐鱼当作辟克妇人难产的催生巫药：
陈藏器曰：“妇人难产，烧黑研末，酒服一钱。临月带之，令人易产。”
这剂“催生药”取自唐前的巫方，李时珍收录时没有经过验证。文鳐鱼的催生促产之性完全是人为的虚构，不可轻易相信。
“郎君子鲞”——水产类催生巫药。明人杨慎《异色图赞笺》卷1：
郎君子鲞，雄雌相杂置之醋盂，逡巡便合，下卵如粟，顷刻廿卅，善治产难，诞生如达。《本草》名“郎君子”，元文类作“郎君子鲞”，主治妇人难产。手握之便生，极验。
“郎君子鲞”因自身下卵顺达，在接触巫术的观念下，被附会了“手握之便生”的灵性，并作为传统的药物收入了药典。不过，其药性仅仅是观念的产物，同样不会有实用的价值。
兔脑也曾作为催生药在民间流传。据民国时期编修的陕西《怀远县志》记载：“腊八剥兔脑和面为丸，名‘腊八丸子’，临产催生最验”。这一“催生药”的构想，本出于对兔子多胎易生的观察，而选取腊八日制作，又因该日为蜡祭百神的期日，俗盼因此祈得神助，获取神力。所谓“腊八丸子”，只是冬令孕妇临产的一种食品，并无“催生”的药力与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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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刳儿坪”的血石也曾被当地人当作“催生药”服用。传说大禹就生在刳儿坪。在九龙山第五峰下有形似仙人坐卧状的巨石，据说这里是圣母剖腹生禹之地，故名“刳儿坪”。坪有巨石如盆，是为“洗儿池”。该地色赤，“盆”边有手足印迹，山溪流入石盆即红若血水，四时不变。溪水顺池而下，在两里路之内的溪底能找到带血斑之石。这种血石因与生禹传说相联，故被视为“催生药”。《四川通志》称“血石以滚水浸之气腥，服之能催生。„„孕妇握之利产”。
血石之所以被作为一剂巫药，它与通神、降神的信仰紧密相联。余炳虎之诗曾记之曰：
白石红斑点点新，
花开水底锦江春，
后民叹作催生药，
犹仰当年岳降神。
因此，血石虽奇，但不会有真正的催生作用，如果把仅仅是信仰上的东西变为行为，不仅是盲目而徒劳无益的，而且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民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就催生而言，在近代以来的许多地区，“催生药”渐被“过街面”之类的食物所取代。《金陵琐志·炳烛里谈》卷上就述及清末南京送“过街面”以催生的习俗：
妇人将产子，母家必备小儿服饰及鸡、肉、面、馓相馈，谓之‚催生‛。送礼后，逾月犹不生，则遣女仆备热面数碗送往女家，置诸地，急趋而出．女家人取食之，谓之‚过街面‛。是亦催生之余波也。
面条有“长寿面”或“长生面”之谓，用于寿诞祝年岁久长，又由于它与“生”有关，故被转用于妇人的生产。其所谓“过街”，即暗指小儿从娘胎来到人间的出世，犹如由此及彼的过街一样，快捷、轻松。所以，“过街面”从此意义上来说，仍然是交感巫物。
“催生药”与“过街面”都是信仰观念的物化象征，是巫风所诱发的产物，它们虽有产前心理发动的作用，但没有实际的助产效果，因此作为陈风旧俗已被现代社会所淘汰。
报喜——时间、报喜之物各地不一，但都有吉祥、喜庆的气氛。
古代中国进入宗法社会后，人们就特别重视传宗接代。新生婴儿由于性别的不同，当他们一来到世间，欢迎他们的却是两种并不相同的眼光。
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谈及“妇女的从属地位”时，曾引用了《诗·小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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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中的两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ti，婴儿的包被），载弄之瓦”。故后人称生男生女为“弄璋弄瓦”。璋即圭璋，是一种宝玉，为春秋时功臣朝见王侯时所执，使男婴弄璋，是希望他长大后做官。瓦是古代妇女纺织时用的纺锤，让女婴弄瓦，有从小就培养她勤于纺织的寓意。
先秦时期还有习俗：新生儿出生，如果是男孩，应在门左挂一张木弓，象征男子的阳刚之气；如果是女孩，则在门右挂一块手帕，象征女子的阴柔之德。
福建泉州旧时生男要马上到祖祠去燃放鞭炮，有的甚至鸣火铳，以示向祖先报喜。在家门口或庭院则摔“土结”（一种建筑用的泥土坯块），意在祈求日后幼儿好养育，长大有胆略。生女则缺乏如此热烈气氛，而且所送礼品也有别，亲友一般仅送鸡蛋，不送线面，以免有连续不断生女之嫌。
有的地方在清代甚至还有溺女婴之陋习。山西民间将生男称为“大喜”，也称“弄璋之喜”；生女称为“小喜”，也称“弄瓦之喜”，有些人家生男后，往要在大门口用大幅红布上书“弄璋之喜”挂于门楣上，以向外传递信息，光耀门庭。
山东青岛地区在孕妇平安分娩后，家里要办的第一件事是“挑红”，就是在大门上挂一块红布，告示乡邻孩子已经平安降生了。莱西等地还要在屋门上挂一桃枝，桃枝上用红线系着葱、枣和栗子，寓意孩子将来聪（葱）明，早（枣）日成家立（栗）业。“挑红”实际起着报喜的作用，乡邻们见到“挑红”后，即主动到产妇家贺喜，俗称“看欢喜”、“送汤米”，礼品多为鸡蛋和红糖。
在安徽徽州，婴儿顺利落地后，男家要备水酒、红蛋送外婆家报喜。黄酒满壶，壶嘴朝前为男，壶柄朝前为女，一看便知。亲族中每户，分送鸭蛋四个或八个、十二个，许双不许单，折半时也必须是双数。黟县的习俗是生女儿则默不作声，生男孩，常点放鞭炮，焚香祭祖，并染红鸡蛋，填写红单，由男人送至岳家报喜，接受亲戚和邻居的祝贺。
广东客家地区生男则送黄酒两瓶，大公鸡一只，生女则送红鸡蛋7个，母鸡一只，外婆舅妗见到礼物便知生下是男的还是女的，回赠的礼物称“开生”。
山东蓬莱生男孩带公鸡去报喜，生女孩报喜用母鸡；邹县生男孩报喜用一本书，生女孩报喜用一朵花。
山西高平的习俗是生了小孩的当天，女婿要到岳父家报喜。一般都要坐车，左手抱喜锅。喜锅里放着桃枝艾叶；右手托鸡，生男用大红公鸡，生女用有色母鸡；鸡腿上系一小条红布。而江苏无锡旧法除向娘家报生外，还在第二天给婴儿服三黄汤(用大黄、黄连、黄芪煎汤)，用以泻瘀积、祛肠热、清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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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习俗是由婴儿之父带一只大雄鸡、一壶酒和一篮鸡蛋去岳母家报喜。如生男，则在壶嘴插朵红花，如生女，则在壶身贴一“喜”字。岳家立即备宴，招待女婿和乡邻。长沙的习俗是生男孩带公鸡，生女孩带母鸡，岳家无需问便知生男生女了。
湘鄂一带保存下来的较为古朴的生育习俗。在湘南、湘西、鄂西、鄂南等地，在湘南、湘西、鄂两、鄂商等地，传承着一种古老朴素的育儿风俗：送祝米(也称“送粥米”或“送鸡米”)。小孩出生后，其父或家人赶紧带上礼物去岳父母家报喜；岳父母家再约定日子，邀集一些亲友挑着喜物前来女婿家祝贺，称为“送祝米”。所谓“男家不报喜，女家无祝米。”
送祝米的喜物与礼仪，往往因地(民族)而异，各有独特的风采。
湘南的—些地方，到岳父母家报喜的喜物多半为鸡。岳父母只要看看来人带来报喜的是公鸡或者母鸡，就知道女儿生的是男孩或女孩。回礼的时候，恰好相反，带来公鸡则回送母鸡，带来母鸡则回公鸡。不过，无论是送公鸡或母鸡，娘家一般多回送母鸣(当地俗称“鸡婆”)。因为鸡婆好吃，营养价值高，对坐月子的人恢复健康、多发奶水都有益。
湘西花垣一带苗族地区，送祝米的礼物有蛋、鸡、银饰、摇篮背裙等，有的给产妇补养身体，有的则供抚育婴儿。而送祝米的人以女客为主，大半是产妇的姐妹、婶姨、姪女等；成年男客——充当“挑夫”。按照“夜郎”古俗，女人生孩子的“底细”，是不能让男子汉知道的；男人“送祝米”也是被人耻笑的。纵是当作“挑夫”去了，也不能进入产妇房内，更不能和“月婆子”交谈。吃过晚饭后，“挑夫”只能在歌堂听歌，或睡觉。必须服从母系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
浙江绍兴——旧时这一天要敬桥神，家人手捧几斤面路过三座桥，回家后将“过桥面”吃完，认为如此可以保证产妇母子（女）平安，像长长的面条那样健康长寿。
福建漳州——孩子一出生，孩子的爷爷立即到花圃里摘回一个石榴（驱邪匡正），切开放在盘子里，供奉祖宗牌位前，一方面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报告家族得以繁衍的喜讯，另一方面祝孩子健康成长。
洗三——又叫“三朝”。从唐代始，上自宫廷，下到民间，都广泛流行三日洗儿的风俗。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皇太子李亨（即唐肃宗）的妻子郭氏生子李豫，三日洗儿时，玄宗亲自前来，赐金盆洗浴。新生儿看起来身体“挛弱”，保姆于是换了一个体格健壮的孩子冒充皇孙，没想到玄宗一眼就看出不是龙孙。于是将真的皇孙抱来，玄宗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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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力士日：‘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
宠臣王毛仲妻李氏诞育三日洗儿，玄宗命高力士赐以酒食、金帛，并命其子为五品官。
“非常”的洗儿。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初一，安禄山过生日时，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许多礼物，“后三日，召禄山人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王建《宫词》也有“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的描写。
所谓“洗儿钱”，当与婚礼上使用的“撒帐钱”类似，也是一种特制的喜钱。白居易庆贺谈弘谟外孙洗儿诗称：“玉芽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又称：“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诗中提到的“兰汤”、“香汤”，都表明洗儿不是用清水。孙思邈称“儿生三日，宜用桃根汤浴”，桃根汤是用桃根、李根、梅根各二两，以水煮20沸，去滓，用以洗浴，能够“去不祥，令儿终身无疮疥”。可为了解三日洗儿风俗提供参考。宋代流行产后三天为婴儿举行“落脐炙囟”的仪式，称为“洗三”，其含义是表示新生儿完全脱离了胎儿期，从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旅途。
依礼俗，这一天给新生儿第一次洗澡，具有许多的礼仪——洗澡盆、洗澡水、洗澡的主持人。
洗澡盆——富贵之家用描金的五彩盆；普通人家用铜盆。
洗澡水——又称长寿汤。旧时多在水里放些物品，如艾草、槐树条等，据说可以杀菌，使孩子以后健健康康；有的放葱、钱币，据说可以使孩子聪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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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财。
主持人——多有当地中年妇女担任，一般是儿女双全、德高望重的“全福人”。
活动从祭神开始，香案，供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等。程序——全福人抱孩子入水，其他亲友则在旁以尊长先后顺序“添盆”——向水里添扔金银、钱币、桂圆、花生、枣子等；全福人一边搅水，给孩子洗澡，嘴里不停地念着祝词，称“搅盆”——“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完毕，酒宴招待。其中面条——长寿面是必不可少的。
湖南衡阳洗三特别礼俗——“出天行”——“接生娘子”抱着“毛毛”先拜祖宗，后拜天地。出大门时，有人撑一把清油纸伞，站在大门口的屋基上；“毛毛”的姑姑、姨姨(或伯母、婶母)二人各拿一个檑杵，一把蒲扇，一边在廊柱上拍打着，一边唱着《胆大歌》：
毛毛抱怀中，
三朝出天行，
撑起遮天清油伞，
檑杵敲门壮大胆。
唆岩鸾，岩鹰唆，
唱起胆大歌。
男儿胆大好进学堂，
女儿胆大好遇家(ga)娘(即婆婆)，
天不怕，地不怕，
能同雷公打得架。
……
“作三朝”不分性别，不论贫富，一律平等，高唱《胆大歌》，一样红火、热闹；《胆大歌》中既唱男该，也唱女孩，一样地进行鼓励。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与中原文化中的等级森严的陈腐观念截然相异。
与中原洗三相比，湘南“洗三”礼仪——“出天行”的重点不在“洗”上，而在于“出”亦即“闯”的上面。抱着才出世的“毛毛”，出大门站在台基上，边喊边打地“出天行”，给尚未涉世的“毛毛”壮胆，为其日后的出闯助威。
这种古朴的礼仪及浪漫的歌谣，既表现出湖南人特有的火辣辣的倔强性格，也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冲决罗网”的战斗情调。《胆大歌》中的“天不伯，地不伯，能同雷公打得架”正是这种犟劲性格及湘楚文化生动形象而又深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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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命名
命名的习俗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已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但实际上无论古今，对于命名的时间都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
人之所以要命名，据东汉著名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说：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
姓名本是代表人的一种符号，是一种称谓符号，姓名与本人本无必然联系，但由于它是人的代号，人与姓名也就有了联系。因此，孩子名字的好坏，关系重要。民间普通认为，名字与人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人的名字有小名和大名（官名或学名）两大类。
山东青岛地区民俗，给孩子命名也是“过三日”的一项内容，乳名（小名）多是由祖父母或父母等长辈提前起好，在这天向亲友宣布，入学时请老师或识字解文的人起官名。
安徽徽州一般也是在“三朝”给孩子取名，也有不拘时日，一般宜早不宜迟。
湖南浏阳地区也有“三朝”送号的习俗，邻里亲友将取定的男婴字、号名用正楷书于红纸上，额以‚恭惟某某夫妇喜得文郎志庆‛或‚恭惟某某老大人喜得文孙志庆‛之类的贺词，在鞭炮声中贴于厅屋正梁两端墙上。因屋场、族人等情况不同，有同时送几个号的。清代以前，生女婴不道号。民国以后，也有给女婴送号的，但只送一个名字，一般是‚闺字某某‛。
在江苏无锡，给孩子取名字还要排八字，视八字中五行缺哪一行而定。一般取所缺一行的偏旁命名，如缺金就以金或以金作偏旁的字为名字；缺木则以木作偏旁的字为名字。
广东客家旧俗，命名时，有的要请客，有的还要写在红纸上贴到祠堂里去向祖宗报告又多了一位男丁；生女的则不必报。命名礼多在庆满月或庆周岁之日同时进行，请族长或有名望的人取名，称为赐名，表示对命名者的敬重。饶平地区是在婴儿出生七天后，由家长或族长或其他上辈人为新生儿命名，将初拟名字用红纸张贴于宗族祠宇内。
福建泉州古俗，在婴儿诞生后三个月，即由父母为其命名，多以父亲的意见为主，也有请爷爷或村中长者和族中有威望者为之命名。
命名的禁忌
避讳——尊长者名字不可随意地乱用，相同的字或音必须避开或改动。
原因：自身的“安全”，用自己的名字来施行巫术；至尊的象征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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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水地篇》：
‚涸泽……，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施害，喊名字答应，就被摄魂。
浙江安吉、宣平山民恪守上山不喊人名的禁忌。
为避免灾祸，人们不仅极力隐讳自己的真名，采取种种保密措施，而且制定种种禁忌，禁止人们废呼其名。《春秋左氏传》桓公六年记载了周人取名的六条禁忌：
‚（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此“六避”与保密名字、免致损害有关。因为国名、官名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名称，山川、畜牲是人们祭祀之处和祭品，器币更是人们生活中频繁接触的必需品，均是人们经常叫到或提到的，不易保密，容易被人陷害。
形式：公讳或国讳——秦代改“正”月为“端月”、“正”读“征”；
唐代避李世民讳，改“世”为“代”。王维有‚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宋仁宗曾赐蔡襄（书法家，“宋四家”之一，学虞世南、颜真卿；官至端明殿学士）字君谟，后来进士中也有以君谟为名的，‚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之。
甚至奸臣蔡京的名字，也要避讳。据说南宋初年，一个叫薛昂的人在与客人谈话时，一不留意，提到了蔡京的名字，触及避讳，他立即意识到此，遂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吴曾：《能改斋漫录》下册]；
清康熙帝玄烨，避讳将“玄”下点缺笔，也有改为“元”的，汉代学者郑玄在清代文献和官员话语中变成了“郑元”，杨雄著作《太玄》被印成《太元》，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为避孔丘讳而改姓氏“丘”为“邱”。
家讳或私讳——一家范围内，全家要避用自己祖先和尊长之名。
如司马迁写《史记》，因父名“谈’，其《史记》把“赵谈”改为“赵同”、“李谈”改为“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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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作者范晔，因其父名“泰”而将其著之“泰”改为“太”，如《灵帝纪》之“郭泰”为“郭太”即是。
东晋桓公初任洗马时，有一个叫王忱的人来看望他。桓玄设酒招待。王忱刚吃过“五石散”，必须喝温酒，频呼取温酒来。而桓父名温。桓玄听到“请温酒”，几字，便当席而哭，客扫兴而去。
宋代苏轼的祖父名“序”，因此苏轼每次作“序”时不是把“序”写成“叙”，便是改为“引”。
《红楼梦》黛玉母亲叫“贾敏”，黛玉念书每念到“敏”时都改作“密”，写“敏”字时缺一笔。
避讳的方法——改读、缺笔、易字、省字、阙文。——易字：“惊蛰”原为“启蛰”，避汉景帝刘启讳而改；
东晋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王昭君为“王明君”；
唐高祖祖父李虎，唐人改“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犬”、“不入虎穴”改为“不入兽穴”。
避讳引出的笑话。冯梦龙《笑史·迂腐部》“讳己名”条载：
避讳下的冤魂
司马迁不避讳汉武帝，而于《史记·景帝本纪》中直书“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此前武帝名“彘”）——演出悲剧。
顺治帝名爱新觉罗·福临，颁诏不避“福临”讳。高宗乾隆十三年八月于月坛祭祀后发现民间门楣上书有“五福临门”（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命人去其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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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讳“禧”，但好听戏，戏中“xi”一律改或去之。“红鸾禧”——“秀才讨饭”、“喜崇台”——“登台笑客”、“断后”——“遇后”、“打龙袍”——“太后还朝”、“斩黄袍”——“陈桥兵变”等。
高欢父名“树生”。朝臣辛子炎与高欢议论政事，不小心把“署”读为“树”音，被打得皮开肉绽。
南宋赵范及其父赵方俱为名将。赵范在楚州时，一同姓艺妓投靠他。问她干什么，答：“因求一碗饭，方才到此”。被推出斩首。
名字忌讳和保密外，幼儿的年龄、生辰八字也有所忌讳。——易被仇家使用巫术置人死地——指甲、头发、衣物等亦是；幼儿换牙乳牙，扔进屋顶或床下。
历代文学作品及各种笔记中记载。《搜神记》：
某家生小孩，有两鬼来叩门，没人听见。一鬼从后门进入屋里探听，出来后，另一鬼问他，小孩叫什么名字，该活多大？答道：小孩的乳名叫奴，能活十五岁。这便是名字为鬼神所得而为之所制。
《新唐书》：有个人用桐木做了一个木偶，于木偶背后刻上高骈名字，所以高骈每每为之所害。
类似的故事在《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作品中屡屡见到。
乳名的谦抑与深层心态
在古代社会，儿童夭殇比例较大，对于个中之由，人们多认为存在于冥冥之中鬼、神勾索的结果。为确保孩儿的平安，不受鬼神的注意，父母多禁忌给自己的新生儿取一些“响亮”的乳名，诸如“寿”、“福”、“强”、“大”等之类，而更多是以“自贬”处理。对此，宋代有人指出：
‚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江北人大体认真，故其小名，名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俞成：《萤雪丛说》卷1]
自贬型的乳名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丑化。《庄子·达生》有人名祝肾；《列子·汤问》有人名魏黑卵；《北梦琐言》有人名孙卵齐、郝牛屎者；《左传》晋成公名黑臀、卫侯之弟名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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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公名其子曰恶；《汉书·功臣表》有名掉尾；《金史》金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乳名叫寄奴，辛弃疾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即指刘裕事。
这种以丑类命名的习俗，直到现代有些偏远乡村仍然盛行。诸如大丑、二丑、小赖儿、二赖儿、臭臭、傻蛋、赖渣、粪堆儿、狗屎等等，仍屡见不鲜。
第二，物化。如司马相如叫犬子；晋时王导叫阿龙；唐高祖李渊祖父叫虎、玄宗李隆基叫鸦；白居易一侄儿叫阿龟等等。
古人这类以动植物命名的习俗流传至今，在现化某些地方仍可不时地听到如砖头、榔头、牛、马、树林、铁头、斗儿、板头、狗、驴、鳖、狐狸、山、鸦、羊、虎子之类的乳名。
第三，愚拙化。例如鲁鲁、傻傻、憨子、混子、闷儿、冤子、愁儿等。刘禅小名叫阿斗，后来竟成了白痴、愚拙的代名词。
第四，男人女名。清赵翼《陔余丛考》卷42就有“男人女名”条，载有大量的例证：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鲁隐公名息姑，《春秋传》有石曼姑，《孟子》所称冯妇，《庄子》所称偊女高，《战国策》所称女阿，《史记》恶来之子名女防，《荆轲传》徐夫人七首（注：徐，姓；夫人，名，男也。《汉书〃郊祀志》有丁夫人……丁，姓；夫人，名，男也）。《汉武内传》及《后汉书》，鲁女生，长乐人，绝谷八十余年仙去。《三国志〃陆抗传》有暨艳。……《宗书》鲁爽小字女生……‛。
之所以把男人名字女性化，是因为女人在古社会低贱而受到歧视的缘故，故俗语就有“面条不算饭，妇女不算人”的说法。
满月
小孩出生后长至满月，就该举行出生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礼仪活动——满月礼。
满月礼为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一，有些地方称“弥月礼”。
我国自唐代以后民间便有给新生儿做满月的习俗。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七月，皇子李旭满月，庆典三日。这是关于做满月酒的最早记载。后来才推广到民间，唐代诗人张籍有‚幼子始生才满月，选书知写未成人‛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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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满月礼均隆重浩大，亲朋四方云集往贺，主家大摆筵席待客。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长安城西路侧有一店家新妇生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大家都不以为意，‚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从这则具有强烈的宗教宣传色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民间庆祝满月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弥月之喜”具体礼俗各地不尽相同。一般有剔发（舅舅抱、绿茶、“聪明发”、“撑根发”——北方“百岁毛”）。
为了双保险，有的地方和家长在给孩子起贱名等同时，还盛行给孩子剃阴阳头——阴阳界两不管的地方，阎王爷容易忽视。
在山西，当小孩生下足一个月的时候，往往要举家庆贺。过满月就是这种庆贺的方式。这是在庆祝“家有后人”、“ 添丁之喜”、“ 足月之喜”。山西境内、从南到北过满月的作法比较普遍。一般情况，是由亲朋好友给孩子带上礼品，到家里作客，吃一顿“满月宴”，然后离去。给孩子所带礼品，有小儿衣物、食品，或是小银锁和留点零花钱，但饭是一定要吃。
山东青岛习俗是婴儿“过满月”时给婴儿理发，俗称“铰头”。
铰头要在上午进行，请族中未婚姑娘在婴儿头上自下而上铰三圈，铰下的胎毛用一张面箩接住，再用红布包好，缝在婴儿的枕头里。铰头时须有舅舅在场，如舅舅不在，则在小孩身旁放一个蒜白，谐音“舅”，代替舅舅参加。下午，由舅舅搬回去住，叫“搬满月”。
安徽徽州的习俗也是在婴儿满月时剃胎发。剃毕，取熟鸡蛋去壳，在婴儿头顶上滚动数下，据说是为解除胎气。家中要请“满月酒”，产妇抱婴儿出房拜见宾客，有些产妇要回娘家调养，也于满月启程。
江苏无锡满月时除第一次为孩子剃头外，还要做满月办面筵，亲友赏给孩子押岁钱。
四川自贡地区则是婴儿满一个月时举办“满月酒”，家长用醪糟蛋招待亲友，并赠送染红的鸡蛋作回报，俗称“吃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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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州行满月礼，最普遍的叫法是“做出月酒”，这是一种至今都在惠州民间甚为流行的礼俗。做出月酒要请亲朋。
主家一般事前便开始筹划准备酒席、准备礼品，外婆须备上小孩的“出生帽”、衣服、铺盖，还要蒸好大红发糕等送至女儿家。主家亦要准备祭拜祖公的祭物。
在当地风俗中，月内的婴孩是不“见众”的，原因是月中有诸多禁忌。月后，禁忌减少，因而也就可以见众了。满月礼中，“见众”也是一项重要的礼仪。小孩一抱出来，自然会引起围观，围观之中，有趣的是惠州的风俗，小孩出生后，十分忌讳人说“漂亮”、“长得好”之类的“好话”，客人对婴孩需“丑话”连篇。
福建泉州旧时习俗，婴孩满月时，认贫困多子女的亲朋邻里、甚至是乞丐（需品行端正并有家属者）为干爹娘，干娘多姓刘，“刘”者“留”也；希望分享他们的福根，使婴孩顺利成长。这大概是人们认为婴孩有如花草，娇贵者难养、“臭贱”者易活。
一般干爹娘要于满月时送给干儿子木饭碗、木匙（可能是瓷质易摔碎）、长命锁以及衣、帽等生活用品。如干爹娘是乞丐，所送礼物则主要是一个草编的微型乞丐行丐的标志——“加志”——用来装纳碗筷、钱物的草袋，给婴孩挂上，就可以像干爹娘那样“贱命少病”。
助兴——一些地方还在孩子满月时举行文娱活动，请戏班到家中唱戏，表演曲艺节目，从早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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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
百日
婴儿出生后满百天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民间习俗一般会在此日举行仪式庆祝。
四川自贡地区在婴儿满百天时，由福寿双全的老人以酒肉抹婴儿口，称为“开荤”。
山东青岛地区的习俗是，婴儿出生一百天（也有九十九天）的称“百岁”，亲戚朋友前往庆贺，礼物多为小儿衣物，平度、莱西都有‚姑家的裤子姨家的袄，妗（jin，舅母）子家的花鞋穿到老‛的俗谚。莱西等地送的贺礼中还要有一对用白面做的小老虎。
在胶州，这天上午要在一棵柳树下举行婴儿穿新衣仪式，柳树旁放一个量粮食的斗，斗前放一个盛新衣的筛子，由姑姑或姨姨给婴儿穿上新衣后，将婴儿抱到斗上摇几摇，‚依着柳坐着斗，小孩活到九十九‛。随后由姑或姨抱着绕全村走一圈。
过百岁还要给婴儿戴“百家锁”（也叫“长命锁”）、穿“百家衣”。“锁”含有圈住、锁住之意。百家锁是由亲朋好友多家凑钱请银匠打成，上有“长命百岁”或“长命富贵”字样，以祝长寿；百家衣是从各家讨来的碎花布缝成，讨的人家越多越好，布的颜色也是多种为上。花布中唯有紫色较难讨换，因为“紫”谐音“子”，人们不愿把子送人，所以只有到孤寡老人处较容易讨到。
有的地方流行戴银项圈，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这一天还要喝喜酒、吃喜面，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祝贺孩子长命百岁。
四川一些地方姑、姨送虎头帽、狗头帽和猪头帽——猪头帽：寡妇、儿子、媳妇，生女孩，丢到野外。野猪喂养，身体很好。
周岁与抓周
在汉代以前我国还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只有在孩子诞生时以羊酒相贺。如《汉书·高祖纪》载：汉高祖刘邦和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地区开始出现了作生日的风俗，但只限于双亲健在时才可以做，是出于孝亲观念。后来，即使双亲亡故，做生日的习俗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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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把生日庆贺与祝寿古礼结合起来，并为后世所传承。
我国习俗在给婴儿庆周岁生日时，民间常有“抓周”仪式，又称“抓龟”。这一习俗在南北朝时就已流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可见，最初只是在孩子满周岁时，为其沐浴、打扮，换上新衣裳。然后在孩子面前放置弓箭、纸笔、饮食、珍宝、玩具等，女孩子面前还加上刀、尺、针线等。看孩子抓取什么东西，预言他将来的贪、廉、愚、知和兴趣爱好。当时称之为“试儿”或“抓周”。
抓周为何肇始于江南？
相传，三国时吴主孙权称帝未久，太子孙登得病而亡，孙权只能在其他儿子中选太子。有个叫景养的西湖布衣求见孙权，进言立嗣传位乃千秋万代的大业，不仅要看皇子是否贤德，而且要看皇孙的天赋，并称他有试别皇孙贤愚的办法，孙权遂命景养择一吉日。
是日诸皇子各自将儿子抱进宫来，只见景养端出一个满置珠贝、象牙、犀角等物的盘子，让小皇孙们任意抓取。众小儿或抓翡翠，或取犀角。惟有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抓过简册，一手抓过绶带。孙权大喜，遂册立孙和为太子。然而，其他皇子不服，各自交结大臣，明争暗斗，迫使孙权废黜孙和，另立孙亮为嗣。孙权死后，孙亮仅在位七年，便被政变推翻，改由孙休为帝。孙休死后，大臣们均希望推戴一位年纪稍长的皇子为帝，恰好选中年过二十的孙皓。这时一些老臣回想起先前景养采用的选嗣方式，不由啧啧称奇。其后，许多人也用类似的方法来考校儿孙的未来，由此形成了流被江南的“试儿”习俗。
又《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共王无嫡子，想在五个受宠爱的庶子中选嗣，乃遍祭名山大川，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又以一块玉璧遍示名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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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将此璧秘密埋在祖庙的庭院里，让五庶子依长幼次第进庙拜跪祖先，谁正好压在埋玉璧的位置上，他就是神灵所确立的王嗣。年龄最小的楚平王被抱进祖庙后，两次下拜，均压在了玉璧的璧纽上。但楚共王最终把下跪时两足各跨玉璧一边的长子（即楚康王）立为太子。但在其后的楚国内，楚平王最终取得了胜利，坐上了王位。
唐代作生日之风渐盛，南朝江南流行的抓周风俗，这时也在宫廷内流行，如武则天曾将皇孙都召集到大殿上，看他们嬉戏，‚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据说唐高宗幼年时，‚将戏弄笔，左右试置纸于前，乃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
唐代的法振在《赵使君生子晬日》描写当时“拈周试晬”的情形：
毛骨贵天生，肌肤片玉明。
见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
国器嗟犹小，门风望益清。
抱来芳树下，时引风雏声。
宋时，“试儿”风俗更是盛行，人们对此笃信不疑。当时的曹彬在“抓周”时有“印取戈提”的传闻，后来果以武功挂印，曾任节度使、检校太师、枢密使、鲁国公等职衔。《宋史·曹彬传》载曰：
‚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试，人皆疑之。‛
在宋初军政中，曹彬表现确实不凡，曾从征北汉、后蜀，统兵灭南唐，两度出任枢密使。《宋史》曹彬本传的文字记载表明，曹彬抓周情况无不与他一生的际遇相合，古人对抓周的征兆深信不疑，乐而不疲。
清代，宫内抓周风气十分盛行。据清宫档案记载，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一年里，曾先后举行过公主、皇孙、皇孙女的抓周6次。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二十三日，为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周岁抓周之喜。早在三月二日太监总管陈鹳即具红折片奏闻，奉旨后传行内务府预备。三月二十三日卯时，载淳开始抓周：他先抓书，然后抓弧矢，最后又抓了笔。咸丰皇帝对大阿哥的抓周结果大为惊喜，高兴地赏赐他白玉骆驼等等物。皇后钮祜禄氏、生母懿贵妃（即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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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禧太后)、大公主等也分别得到赏赐。从咸丰帝赏赐载淳周岁抓晬盘之喜的礼物中，可以看出他对皇子所寄托的无限期望。只是遗憾得很，载淳抓周之后的第四年，咸丰帝就病死于热河行宫，而这位后来成为同治帝的大阿哥，并没有因晬盘抓周之喜给他带来任何好运，结果是毫无作为地得梅毒而死，时年仅18岁。
一般来说，我国民间的“抓周”习俗是父母为周岁的婴孩沐浴后，给穿上外婆家送来的新衣服、鞋、袜，抱到厅堂八仙桌上去“抓周”。这时，八仙桌上早已摆满了书、笔、算盘、秤、尺、剪刀、玩具等，令婴孩双脚踏在“度晬龟”上，任其自由抓取桌上的东西，以他所抓着的东西，来预测他未来的一生和前途。如婴孩抓取书、笔等文具，预示将来喜爱读书、能写文章；抓取算盘、秤，则预示日后善于经商，小则善于精打细算，会过日子；女孩抓到勺子、尺子等，说明将来会做家务活。即使是抓到一些诸如吃的东西，人们总是往好的方面去说，如有口福、将来生活好等等，而不是说贪玩、嘴馋好吃等。这种抓周的习俗在我国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大多在较富有家庭流行，贫穷家庭则较淡薄。
物品
书
笔墨
印章
算盘／计算器
钱币
鸡腿
尺
葱
蒜
芹菜
稻草
刀剑
听筒
给婴儿庆周岁生日并行“抓周”的仪俗，各地基本相同，一般都是摆出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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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会读书，适合做学者、专家
会写文章，成为作家或画家
有权势，会做大官
会当商人、会计师，适合从商
将来会很富有
有福气，表示一生将不愁吃穿
表示将来可成为设计师、建筑师
代表聪明
代表善于计算
代表勤劳
适合农事工作
能当军官、警察
适合医护工作
书、笔、印章、算盘、铜钱、化妆品、玩具等，让孩子任意抓取，以此预卜他长大后的爱好和前程、命运。届时亲朋都要带着贺礼前来观看、祝福，主人家设宴招待。这种“抓周”，是寄托了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希望。
在湖南，周岁生日宴席上的菜注重“十”，须配以长寿面，菜名多为“长命百岁”、“富贵康宁”之意，要求吉庆、风光。周岁席后诞生礼结束。
福建泉州旧俗将婴儿周岁称为“度晬”（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是自婴儿出生后最为隆重的一个喜庆日子。是日要敬神祀祖，设筵请客，主人还要特别印制以糯米或面粉为原料的“度晬龟”或“四脚龟”馈送亲友，祈望婴儿能像善爬的龟那样，较快地开步走路，又像龟那样健康长寿。外婆家于外孙（女）周岁时所送的礼品甚为丰厚，有衣、帽、鞋、袜、披风、童被、布料，以及八卦项链、长命锁链、手镯、脚环等金银饰品，其中缀绣的“度晬裘”（披风）和虎头图案的虎耳帽、虎仔鞋，颇有特色，寓有避邪，吉庆、长寿之意。
在北方山西地区，孩子一周岁生日一般是在奶奶家过，比较隆重。
其实，一般人抓周只是以此取乐，而不太看重它是否预示着孩子的未来，但也有少数人十分相信和认真，似乎孩子的将来全在此一抓。如《红楼梦》之贾政，看到贾宝玉其他物品“一概不取，伸手只是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万般气愤和失望，怒斥贾宝玉将来必是“酒色之徒耳”。
抓周受传统生育礼俗的影响。只重视男孩，而轻视女孩。
冠礼与笄礼
古代汉族社会上层阶级中流行的成人礼称冠礼、笄礼。—般认为，它们是由原始氏族社会中“成丁礼”（入社式）发展演变而来的。
古代—般把20岁以前的男孩称为“童子”，平时只把头发剪短，披向两面，叫做“两髦”，或者把头发打成状如一对牛角的小髻，叫“总角”。贵族阶层的男孩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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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必须举行“冠礼”，表示他已经成为贵族阶层中的正式成员，从此可以择偶婚配，有义务承担家族的事务，有资格参与祭祀、充当家族的继承人，也有服兵役、担任朝廷官职的责任和义务。正因为如此，古代贵族的冠礼十分隆重。
冠礼的仪式，以“筮日”为始，即在宗庙中用蓍草筮（《礼记·曲礼上》：“龟为卜，策为筮”。孔颖达疏：“蓍为策者，策以谋策为义”）问举行冠礼的吉日，并且在父兄的僚友之中挑选一位德高俊贤者为主持加冠的“宾”。然后，冠者父兄要一再登门敦请，直到宾答应为止。
参加加冠典礼的人员：冠者、亲戚、宾、赞（宾的助手）、摈者（仪式中负责秩序和传递东西的人）。宾者加冠，赞者从中辅助，冠者父兄穿着礼服一旁站立。
冠礼一般有三次加冠仪式：初加、再加、三加。
初加：器物——礼冠、礼服等。
程式——赞者铺席定位，席南端放一幅6尺长的（黑缯）、两枚象骨笄、一把木梳。
冠者坐在席上，赞者为之梳头，用黑丝帛包裹住头发。 然后宾者来到冠者面前，再次为之整发，然后为冠者戴上缁布冠——用黑麻布做成的冠，表示从此有了统治、指挥别人的特权，一边戴冠—边口诵贺辞：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接着冠者起身，到陈衣的东房更换上衣下裳和佩戴相应的饰物。
再加：由宾给冠者戴上皮弁（白鹿皮拼接制成，几似后世瓜皮帽），表示要承担服役的义务，祝辞云：
“吉日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
“三加”：由宾给冠者加爵（que，雀）弁（赤中带黑平顶帽，由极细的葛布或丝帛制成），表示从此有权参加祭祀，祝辞云：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者无疆，受天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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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祝辞均是希望冠者修德进贤，成为俊杰明士。
古人的服装—般根据服者的身分和用途，戴上相应的帽子，同时必须穿上与之相配的上衣、下裳，以及腰带、鞋子和饰物等，所以三次加冠后，都要到东房去更换不同的衣裳服饰，即所谓的“三易礼服”。
“三加”以后，主人设酒宴款待宾、赞等人，叫“礼宾”。冠者入内室拜见母亲。
随后又开始“命字”的仪式。宾站在屋子的中央，向冠者宣读祝辞：
“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某某。’”
冠礼以后，私名只用于自称，除了国君和父母以外，任何人都不宜呼其名，而只能称字。
命字以后，冠者脱下最后一次加冠时所穿戴的衣帽，换上黑色的礼服，依次拜见兄弟、宾、赞，然后入室拜见姑姐妹；并带着礼品去拜见国君、乡大夫，以及德高望重的长者以取得各方面对其正式加入贵族社会的承认。最后是冠者的父亲向宾客敬酒，赠送礼品，答谢宾客的辛劳，并希望日后对儿子多加提携、照顾，全部冠礼至此结束。
整个冠礼自始至终围绕着成人这个意义而展开，《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春秋榖梁传》文公十年：‚冠而列丈夫‛。反复强调要抛弃幼稚，随着成年而成德，‚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礼记·冠义》]。冠礼是人的一生中最初转折的标志，历来受到重视，汉昭帝举行冠礼时曾在宗庙中祭祀祖宗，并赐给诸侯王以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并免收百姓的口赋、更赋，令天下庆贺五日；秦王嬴政行冠礼以后，就立即执掌同事，以迅雷之势平定长信侯嫪毐在蕲年宫发起的—场宫廷政变。
笄礼是古代贵族女子16岁时举行的加笄仪式。《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而笄”。笄又称簪，是用来束发、安发的长针型发具。
古代男女都用笄，其区别是：女子特长发组成一个发髻，用丝帛包裹以后再将笄贯穿发髻，使之不致松散开来；男子之笄则用来固冠，笄从冠旁横贯至发髻中央，又从另—端孔中穿出来。在男女的成年礼中都曾用到笄，但是男子以加冠为特征，而女子则以挽髻加笄为代表。《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郑玄注曰：“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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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礼，犹冠男也”。它像男子的冠礼一样，也是表示成人的一种仪式，大体与冠礼相同，胡培翚《仪礼正义》：“以醴饮之，以笄加之”。
如果此女子已经接受了男方的采礼，行过“纳征”礼，即已经有了婆家，其笄礼则由男方家族中的女姓家长主持，延请外姓女宾为之行笄礼，以尊重男方家族；而未许嫁的女子行并笄礼，只要本家族中的已婚妇女行笄礼即可。
行笄礼时要改变幼年时的发式，把头发绾成一个髻，然后用黑色丝帛包住，再用笄插入发髻以固发。笄礼之后也有“命字”的仪式。后来多把女孩年满15岁称作“及笄”、“笄年”。如白居易《对酒示行简》：‚复有双幼妹，笄年未结缡（又作‘褵’，即‘祎’，古时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
冠礼、笄礼是我国古代汉族男女的成年礼，近代逐渐废止，只在法律上规定了法定的成年年龄。在我国，目前很多少数民族中还保留着古老构成年礼俗，例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文身等。
姑娘结婚前的“开脸”——将额发和脸庞边的汗毛修去，后来又加上理妆、加钗等内容——古时笄礼痕迹较为明显。
云南彝族村寨，姑娘年满15岁时，阿妈和女友要为她举行秘密的“换裙礼”。一群十六七岁的女友进来时，所有的局外人都要退出。他们要为这位姑娘扯颜开脸，把独辫梳成双辫，将挂在耳垂上的穿耳线扯下来，换上银光闪闪的新耳坠，再给衣领挂上银牌，最后再把红、白两色的童裙换成黑蓝色的百褶长裙。仪式结束后，姑娘即可逛街、赶场、观看马赛，同男女青年一起对歌、跳舞了。
从前的高山族、气仡佬族男女成年时，要拔掉上颌的一两枚牙齿，才能结婚；今天云南的布朗族、傣族青年男女到结婚年龄，则耍相互给才齿染色；基诺族新娘出嫁时，要先把牙齿染黑，嘴唇染红，均是古代“敲齿完婚”遗风的演变。
重视——《南史·孝义传》：东晋义熙（405—418年）末年，无锡有个叫华宝的人，其父临去长安服役前对他说：“等我回来，替你上头。”（“上头”，行冠笄礼的俗称）时年华宝年方8岁。可是，不久长安沦陷，华宝的父亲也阵亡了。结果华宝至70岁也没婚冠。每当有人提及此事，华宝总是“号恸弥日，不忍答也”。
元朝军队攻破南宋潭州（今长沙）时，衡州知州尹谷及其两子也在潭州城，在此城破人亡的关头，尹谷急急忙忙去为两子举行冠礼。人问尹谷：当此紧急危难之时，还行此迂阔之事干吗？尹答曰：这样才可以使儿子戴冠见先人于地下。结果城破落于元军之手，尹谷和他的匆匆行过冠礼的两子誓不降元，自焚而死。和子路“君子死，冠不免”的认识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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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取字
《礼记·檀弓上》记载，周朝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的习俗。一个贵族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这就叫“幼名”。到了20岁举行冠礼时，由宾取字，即“冠字”。“字”的形式是“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字”是由三个字组成，其中第一个字表排行，故用伯、仲、叔、季表示；第二个字是“字”的核心部分，是表德行的，同“名”在字义上要有某种联系，或相成，或相反。例如孔子名丘，“字”的第二个字是“尼”，因为丘是山丘，曲阜之东有座尼山，所以字“尼”；第三个字是“甫”或“父”，表示这个人已经具有父权，已取得了履行贵族义务和享有贵族特权的资格。例如孔子字的全称是仲尼父、周公长子的字是伯禽父、周宣王的一位大夫的字是仲山甫等等。但是在50岁以前，习惯只称字的后二字，即不称伯仲，只称某甫（父），50岁以后才开始加上仲伯之类，这就是所谓的“五十以伯仲”。
当然，按照周代的习惯，称字也可以不用全称，或省去排行，或省去“甫（父）”字。如仲尼父，可只称“仲尼”，也可以只称“尼父”；伯禽父，有时只称“伯禽”，有时只称“禽父”。但中间的关键字决不能省，否则大家便都叫什么伯甫”、“仲甫”之类的而无法区别了。
禁忌
民俗新妇怀孕，俗称“病子”或“有身”、“有喜”，孕妇有些不良的反应，其间凡事需小心在意，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禁忌。
胎神禁忌
《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宋代陈自明‚胎煞避忌产前将护法‛中也有按农时节气分定胎煞位置的办法：
‚月游胎煞：立春在房床，惊蛰在户，清明在门，立夏在灶，芒种在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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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在灶，立秋在碓，白露在面前，寒露在门，立冬在户及厨，大雪在炉及灶，小寒在房母身。‛
反映的问题：普通农家小院典型的环境，更是妇女主要活动的场所或地方。强调处处要注意，时时要小心。
室内禁忌
忌钉钉子——伤害胎神，出现“死胎”。
忌挂人物画像——湖北一带，因为孕妇多看画像，会使胎儿像画中人物长相，俗称“换胎”。《清稗类钞》“鄂妇妊忌”：
‚湖北妇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谓换胎者，言所见之物入其腹中，换去其本来之胎也。故妇人妊子，凡房中所有人物画像，藏之弃之，或以针刺其目，云其目破不为患矣‛。
忌动剪刀、针线——怕伤胎神，就会生下无耳朵、豁耳朵、瞎眼的孩子。
忌捆绑东西——生出十指不能伸直或手脚弯曲的怪胎，或会使脐带缠绕在新生儿的脖子上。
忌塞瓶口——温州一带：会使胎儿口、鼻、耳、肛门闭塞。
忌烧烤东西——恐生下有痣、胎印（紫斑）或被烧伤的孩子。
忌属虎的人闯入——恐暗伤胎儿。
忌坐、睡在熊皮、獐子皮上——鄂伦春族孕妇忌坐、睡在熊皮、獐子皮上，或接触熊皮等，以免引起流产。
必不得已而活动：“胎神在此”，贴在某处；或用扫帚在某些地方比划轻拂三次，口诵“请胎神退避，庇佑母子平安”——因为扫帚有灵，且每家必备。
室外活动
忌手抓食盐跨过门槛——难产，婴儿出生时手先出来。
忌在门口伸头缩脑——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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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夜晚不归，在外露宿——孕妇忌讳夜晚外出不归。因夜晚室外多鬼祟，恐胎儿被鬼煞的邪气伤害。
据说夜间会有黑虎神、白虎神出没，如孕妇撞见，对胎儿最为不利。忌夏夜在室外露宿，恐有妖魔扑身，而生怪胎。尤其在雾夜，孕妇最忌在室外露宿。俗说会‚雾（误）了胎儿‛。
忌爬果木树——云南巍山地区彝族孕妇忌爬果木树，更不能摘果子。爬果树危险，可能会摔着；树上的果子和孕妇腹中的孩子也有相同之处，因而摘了果子也会感应得胎儿早产。
忌接近牲畜——满族妇女怀孕五个月以上者，禁忌再进入马棚内，也不许牵马。鄂温克族孕妇忌坐毛驴车，恐会被牲畜踢咬碰撞着，伤了胎儿。
忌在葡萄架下乘凉——河南习俗。传说葡萄架下易藏仙家、鬼祟，怕孕妇中了邪气，将来会产下葡萄怪胎。
忌看戏曲——此俗主要流行于湖北。理由不一：或谓看布袋戏，会生无肝肺内脏的孩子；或谓看傀儡戏，会生下无骨或软骨病的孩子；或谓看戏会使胎儿面花等。
《清稗类钞》“鄂妇妊忌”：
‚有一妇偶观优，及生子，头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两耳旁各有肉—片下垂，如以巾幂之者然。因忆观优时，有优人之冠如是，为其换胎也‛。
有一定的客观实际意义——限制孕妇到人多吵杂的热闹场合，深居简出，以避免孕妇被挤压，确保胎儿不被损伤。再者，戏中情节大起大落，有悲有喜，或使孕妇感伤落泪，或使孕妇喜乐大笑，情绪起伏不定，不利胎儿发育、生长。
饮食禁忌
忌想吃的吃不到——满足食欲：据信，孕妇想吃什么实际上也是胎儿想“吃”的，一定要让孕妇吃上她想吃的东西，并且，最好是让她吃足吃够。否则，胎儿在腹中会急出红眼病来。在食养方面，强调“酸儿辣女”，“一人吃两人饭”，重视荤汤、油饭、青菜与水果。
忌食兔肉——此禁忌，在中国流行最广泛，也最久远。恐吃了兔子肉，胎儿会象兔子一样长一张“豁嘴”。《论衡·命义》：‚妊妇食免，子生缺唇。‛可见汉代已有此俗存在。西晋张华《博物志》：‚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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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唇‛。
熊伯龙《无何集》发问：‚世间缺唇之母，皆食兔乎？‛
河南一带还有孕妇跳豁墙，或在门坎上劈木材，都会导致生孩豁嘴、缺唇的习俗禁事。
忌食驴、马肉——唐代孙思邈就曾明言：‚食驴马肉，令子延月‛。
忌食狗肉——将来孩子爱咬人，吃奶时也爱咬奶头；会化胎、流产。
其他——不能吃生姜，否则生下的孩子会六指；
不能吃麻雀（否则子女长大后会淫乱）以及一切凶猛丑恶之物（子女将来会残暴）；
忌吃螃蟹，这样生下的孩子才不咂泡沫流口水，又说吃螃蟹令胎横难产。而台湾民俗则以为吃了蟹，生出来的孩子像蟹那样抓扭别人的手脚；
忌食鸭子，认为吃了鸭子，孩子要生摇头病；
有的地方还不许孕妇吃葡萄，怕胎儿长成葡萄胎。
妇女妊娠期除有种种的忌嘴禁食之外，还有各类禁视的规矩，即规定不少物品和事物不能看，否则要生怪胎或难产。如：
孕妇不能看产妇分娩，不然自己将来要难产。这条禁忌颇有点科学根据，因孕妇看到正在分娩的产妇的痛苦表情，听到产妇的叫喊声，容易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到自己分娩时可能会神经紧张，以致引起难产。
台湾民间孕妇忌见月蚀，以为见了月蚀所生子女身体不全，也是出于同类心理。
安徽徽州民俗规定，妊娠期间孕妇不能将裤子“张口”朝天晾晒，更不能晾在屋外过夜；不能看丧葬、尸体，不能看砌墙时开窗户、门户；不能看砌锅灶时开灶门、炉孔等。
我国古代很早就在胎教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传统医学对妇女孕期有怡情养性、实行胎教的规定。《妇人良方大全》曰：
‚自妊娠之后，则须行坐端严，性情温和，常处静室，多听美言，令人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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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陈礼，说乐，耳不闻非言，目不视恶事。‛
《正俗方》云：
‚怀孕妇人性宜宽厚，神全气和，不惟安胎，生子必温厚，古所谓胎教也。‛
一些诗礼世家，更教育女儿、媳妇在孕期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恶言”，实行古人所谓的“胎教”：要求孕妇行坐端正，多听美言，有人为她诵读诗书，演奏礼乐。同时不可四处胡乱走动，不可与人争吵斗气，不可从事繁重劳动等。
民间习俗还很重视妇女孕期的保健，《胎产护生篇》‚产前十忌‛记载，孕后“第一最忌共夫寝，„„善坠胎者更慎之”；《达生篇》云：“得孕后即宜绝欲，若再扰子宫，其胎或一月、三、五月必堕”；张曜孙提出：“怀孕之后首忌交合。„„动而漏下，半产、难产，生子多疾而夭”。可见民间生育习俗中已经很注意这点，如上海郊区旧时就流行有女儿孕后，娘家送分床铺的习俗。妇女婚后第一次怀孕，孕妇的娘家闻讯后，一般在孕妇怀孕三个月左右，送一张单人床到女婿家，称为“送分床铺”，暗指夫妇从此以后该分铺而居，以利孕妇的健康和胎儿的发育。“送分床铺”之俗限于女儿第一次怀孕，以后就不再也不必重复了。
几则生育习俗事象探析
其一，解食长子为“宜弟”。
1973年、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使一个湮没了7000年的原始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重见天日。
河姆渡出土的稻谷、骨耜、卯榫结构的干栏式建筑、一些动物图饰让人们了解到地处江南的灿烂的原始文化。
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釜中，曾发现有薄薄的人颅骨同鱼骨头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据鉴定，此颅骨属初生婴儿颅骨。这种鱼骨头与人骨头混杂在一起的器物共出土三件，说明当时河姆渡人有将小儿和鱼一并煮食的野蛮风俗。
河姆渡文化遗址地处宁绍平原，常年气候温暖，水源充足，是收获稳定的稻作区。那里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出土了大量的稻谷，稻谷、稻壳和稻草的堆积厚达20一50厘米。同时，河姆渡人已畜养家猪，收贮着成堆的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的杆实，加上地处水泽，色虾等水产捕之不尽，因此河姆渡决非饥馑之乡、饿殍之野。也就是说，其食儿之俗出于食不果腹之故的可能性不大，其中档另有他因，有人推论其最大的可能是出于追求多育或“优生”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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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鲁问》：‚楚之南有啖人之国焉，其国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墨于·书葬》：‚越之东有骇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后汉书·南蛮传》：‚交趾西有啖人国，生首子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今乌浒人是也。‛
“楚之南”、“越之东”、“交趾西”均与古越人有关。其中的“啖人国”的蛮族极有可能就是河姆渡人的后裔支系。河姆渡所属的原始越人原生活在大陆的东部，数千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海浸现象，使大片沿海低地沦为沧海，原与大陆相联的舟山群岛遂成了海中群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包括河姆渡人在内的原始民族，不得不向西、西南方向迁徙，某些古俗，如种稻、干栏式建筑等也就随之而带到了中国的南方和西南一带。
从上述记载看，“啖人国”残酷的解食长子的目的是 “宜弟”，是为了多生多育，这是其生育信仰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纯种”的考虑。河姆渡文化阶段，从相应人类的婚姻形态来说，它大约处于对偶婚阶段的晚期或专偶制的前期，即为一夫一妻制尚未成熟前的婚姻阶段。当时一个妻子可以有许多丈夫，但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主夫”，若妻子与在此“主夫”期间不应当生育却生育，由于“纯种”观念的作用，人们通常会将新生儿杀食，故而有“杀食头胎”的习俗。
然而，河姆渡人把小儿杀死，与“宜其弟”有何联系呢？我们由出土材料可知，当时人们将新生儿杀死后，一般与鱼共煮同熬，从后人关于相关的习俗记载中我们可以探索其蛛丝马迹。晋人张华《博物志》卷2：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则弃之‛。
说明——不足月而生，人们信仰天能决定其取舍，于是滨水而生，浮则留，沉则弃。问题是，为何来到水边呢？个人认为，水性阴，生育时女性之事，女为阴，故有此举（事实上，生育文化多与水相关，如传说中的女娲与伏羲的结合，是在水灾之后，也与水相关等）。另一方面，与当时人们的生育观有关：儿浮水乃拟鱼之象，是多育优生观念的反应。因为鱼多卵易产，在中国原始文化中成为生殖崇拜的志号。河姆渡人将小儿与鱼共煮，正是把儿、鱼互比互代，同时借助交感巫术的观念，让成人食之因感应而多生。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把鱼和娶妻、生子相联系。《诗·陈风·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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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妻。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由于鱼的繁殖能力强，生长迅速，象征着家族兴旺、人丁众多，因此，古代青年人交往过程中送鱼、食鱼，多与恋爱、婚姻和生育相联系，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地区的婚嫁习俗中仍少不了鱼，一则祝愿新人间将来彼此如鱼和水一样须臾部分，另一方面，希望婚后的新娘像鱼一样地为婆家绵延不断地繁衍后代。
其二，“拍喜”——杖打新妇
旧时代受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观念的影响，民间形成了一些求子祈嗣、早生多育的陋俗。其中以正月十五乡人以竹杖、木棍抽打新妇以求得孕的“拍喜”鄙陋风俗。
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述了福建闽侯的“拍喜”陋俗：
‚闽侯西门外某乡，风俗鄙陋。其最足令人喷饭者，则乡民娶妇，至次年正月十五，亲邻持竹杖觅新妇打之，谓之‘拍喜’。随拍随问曰：‘新娘有喜未?’应曰：‘有’。则挟竹再往他家。设畏羞或倔强不答，则连打连问以逼之，必使答应而后已。妇呼号痛苦，至于身无完肤不恤也‛[《中华全国风物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11页]。
设若未孕，次年如旧，直至有孕生子后才能摆脱这种厄运。按当地风俗，新妇这天不得回娘家。而手拿竹杖者在乡内“奔走如狂”，竟“与火把、灯球相挤”。一般天刚微明。拍喜者就窜门走户，搜寻新娘而“拍喜”，其中不乏冤冤相报者和趁机调笑者。新妇见“拍喜”之徒前来，则四处躲藏，勇敢者与之相拍打。亦有不堪羞忿而自尽身亡者。
“拍喜”用竹杖的原因：
一是“竹子”与“祝子”谐音，取其祝殖得孕的寓意。
二是与古代神话竹中藏儿、得儿传说有关。古代夷狄中的夜郎国竹王，传说就是从竹子中出世的。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于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
竹中存子、俗信竹能传子。竹杖之用是以声音、触摸为媒介，以巫术为信仰，追求感而生子的“得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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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竹子可以避邪。武帝治河用芦苇、竹子，与虎、羊具有同样的功效。
从时间选择看，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的首次月圆，月亮作为“太阴”，被看作女性的保护神，专司妇女的生育。月亮自身圆缺的变化早被古人看作一个不断生育的过程，其满月的天象又当作“团圆”——阴阳交合、祈孕的象征，因此，在正月十五日“拍喜”亦隐含着祈月感孕的文化成分。
苏北泰兴传承“棒打求子”风俗，是“拍喜”的又一种形式。每年正月十五清晨，如果村里有新媳妇婚后两年还没有怀孕的话，就会被一些手持棍棒的汉子们从家里拖出大门。他们前拉后推地赶着新媳妇绕着村上的大粪坑跑，边跑边用扫帚、竹条、木棍拍打。只要不往脸打就行，做丈夫的往往袖子旁观，听任妻子被人抽打，直到小媳妇被人打得浑身青紫，或做丈夫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才从家里拿出香烟、糖果散给众人，请他们罢手。如果新妇下一年还是没有怀孕，那还得照样挨打。
这种野蛮而愚昧的陋俗同棍棒能驱邪的迷信联系在一起，而妇人不孕又被愚民们视作身上有邪，所以动用了木棍。
此外，封建家庭中“棒打出孝子”的信条被曲解，附会为“棒打出小子”的妄说。
至于时间选择仍在正月十五，而地点选择为粪坑，则与民间紫姑神的信仰有关。
紫姑又称“子姑”、“坑三姑娘”，是古代传说中厕神。南朝宋刘敬叔《异宛》卷5：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以厕间或猪栏边迎之‛。
又有人说紫姑姓何名媚，字丽卿，山东莱阳人。687年，寿阳刺史李景纳为妾，为大妇曹氏所嫉，正月十五日也被杀于厕中，上帝怜悯，命为厕神。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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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以元宵夜于厕间祭祀之，并迎以扶乩（又叫“扶箕”）。苏轼有《紫姑神记》。
正月十五夜正是旧时妇女迎紫姑神的日子，而迎神的地点是在厕所里或粪坑边。过去妇女迎紫姑往往伴有箕卜活动，所寄心愿中就有“得子”的祈盼。因此，苏北的“棒打求子”风俗，除竹子、月亮外，又与棍棒、紫姑等信仰相联系，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形态。
其三，鱼鸟与生育
鱼鸟图作为生殖崇拜的记号，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的原始陶器上，并广泛运用在古代风俗中。它不仅是男女两性生殖器及其欢合的象征，同时也是对子嗣繁盛的追求与表达。
在仰韶文化遗址（约5000—3000年）——出土数件鱼鸟纹的完整陶器。
河南临汝阎村之“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鹳嘴衔鱼嘴，即用鱼、鸟对吻的构图传导神秘的意义。
在宝鸡北首岭黑彩绘“水鸟啄鱼图”陶壶：一水鸟啄衔一鲙鱼的尾部，即用鱼、鸟的尾吻相接表现它们的相亲关系。由于鱼大鸟小，北首岭陶壶上的彩绘绝非表现水鸟食鱼的场面，而当另有文化象征意义。这一象征主要演示的是以人口生产为追求的生殖崇拜。
与宝鸡彩绘陶画鱼、鸟相连相合的构图表现的生殖崇拜相同，陕西武功游风出土的陶瓶“鱼吞鸟头图”也具有这一生殖崇拜的性质。瓶画为一张开大口的游鱼吞进了一个鸟头。普通河鱼欲吞食体大的飞鸟根本不可能，因此，这幅原始陶画绝非写实，而是象征符号的组合。这里的鱼口是女性生殖器的指代，而鸟头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这些解释可以从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中得到证实。鱼、鸟的两性或阴阳象征意义在古代常被述及。《经籍纂诂》卷6引《诗·灵台序》云：‚鱼，阴虫也‛。又引《易·井》曰：“鱼为阴物‛。该书卷47引《楚辞·自悲》“鸟兽惊失群兮”注云：‚鸟者，阳也。‛
在上古神话中，太阳为三足鸟，它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也是以鸟代阳。因此，鱼、鸟的相接，就是阴阳相就，也是男女相亲，其结果是子孙的延续及氏族的壮大。所以，我们说鱼、鸟纹在原始文化中是人口生产的象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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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鱼、鸟纹作为一种祥瑞符号一直被广泛地使用：
西周有鹰衔鱼的玉雕件，秦代有鱼鸟纹瓦当，汉代有鱼鸟纹画像石和画像砖、各种鱼鸟图饰，同时被用于墓葬，除原来的祈生意思外，还有诱生、祈嗣安魂的功用。
在鱼鸟图中，还有多尾鱼和多头鸟，即一首多尾鱼、一身多头鸟。
1973年，在河南巩县石窟发现了一身三尾鱼和一身五头鸟；
在湖南雪峰、武陵山区的侗乡苗寨的建筑物上或路隘石标上，也见有一首三尾鱼的构图。实际上，都是强调鱼鸟的“生”气，用以护宅镇路，或庇佑子孙。
在当代民间剪纸图案中还能见到鱼鸟纹，并仍有三鱼共头的图案。
如浙江水康地区民间剪纸中的三鱼共首图，伴有莲花和水波纹，使多体式鱼图与“鱼串莲花”的母题相联系，潜留着祝子祈嗣的遗痕。——绘莲花丛生的纹图，以祝家道昌盛，子孙绵延；“连生贵子”，绘莲花和莲子的纹图。
在江苏邳县的民间剪纸中也有“一首三尾”的鱼图，这种神秘的构图伴有弯曲的水草，使画面具有动感。不过，当今人们已不再把“一首三尾”式鱼图看作是对生殖力的夸张，而把它当作传统的吉祥图案用于居室的装饰，赋予它新的功用。
在北美洲印第安海德人的木雕制品中，也有鱼鸟图形。木雕的最下端是一条鲸鱼，上面站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头上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的头上是一支展翅欲飞的鹰。这件木雕除了表现海德人的宇宙神话观外，也以鸟代天，以鱼代地，表现天地合、阴阳交、人类生的生殖信仰，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鱼鸟图有着极其相似的意义。
鱼鸟不仅见之于直观的图象，也见诸文字的载述。《庄子·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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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所说的鱼鸟幻化，既有兽体宇宙神话的思考，又有天地两极、阴阳二仪的转比统成的观念。
总之，滥觞于原始文化的鱼鸟纹，历经人类社会的阶段变化、发展而传承至今，其象征意义和功能指向也在不断嬗变。
在原始时期，鱼鸟主要作为繁衍生殖的符号而出现；
在古代社会，又作为祝子诱生的标志，既用于求生，也用于安死；
在当代，它已退去生殖的意义，仅作为一种传统的吉祥图案而继续沿用，其吉庆祥瑞的功能取代了繁衍生殖的追求，使传统的文化符号获得了新的意义。
其四，送瓜祝子。
苏南关于孟姜女的传说。
虽属于附会，但瓜果中生人、藏人的描写却有其悠久的神话信仰基础。——伏羲与女娲久层凭借大葫芦而逃避洪泛，最终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
正因为瓜有多籽，使得瓜成为得子之兆，民间由此而出现了摸秋、送瓜的祝子习俗。清代《金陵琐志·炳烛里谈》卷上：
“江南妇女艰于子嗣者，每于中秋月夜潜至菜园，摘一瓜回，以为宜男之兆。谓之‘摸秋’‛。
又光绪《六合县志》附录载“摸秋”祝子曰：
‚（中秋）乡村愚妇有夜分私取园瓜，谓之‘摸秋’，以兆生子‛。
“摸秋”之所以在中秋月夜进行，是时瓜熟籽成，如人之“足月”，俗信能产生交感触孕的效果。月下偷摘，除了祈请太阴庇护外，也是为了渲染俗事的神秘。
园瓜之用作乞子的象征吉物，乃因瓜中有籽，且籽实繁多，俗以之为得子、多子之兆。此外，瓜藤蔓延，藤瓜累累，又被赋予了“瓜瓞绵绵”的吉祥成分和传宗接代的象征意义。因此，民间风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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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不孕妇园中偷瓜之举，亦有旁人送瓜祝子之仪。
在贵州土家族中，妇女婚后三年不育，亲友们便从瓜田偷取一瓜，暗中酬值，然后将瓜洗净，给瓜穿上小儿的新衣，乘轿马、奏鼓乐，隆重地将瓜送到不孕妇家，放在不孕妇的床上，并祝吉语。是夜，不孕妇在床上伴瓜而眠。翌日，将该瓜煮熟而食，信能感孕得子。
在山西祁县一带则用青萝卜代替南瓜，萝卜被剥去表皮，用油彩画作娃娃脸，共做七个：五男二女，称作“七子萝卜”。将萝卜放到新妇或不孕妇的床上．以祝子祈孕。
在民间剪纸的传统图案中，也有“送瓜祝子”的构图。往往表现一个小孩拖着一个南瓜，瓜上栖息着一只喜鹊，而孩子衣裤的装饰纹为梅花图案。这种“喜上眉梢”与瓜、儿同图的构想隐含着“得子有喜”的暗示。
其五，“踩生”。
外人踏进正在分娩的产房或有新生儿的人家，称作“踩生”。这一情况对新生儿及其家庭极为不利，因此，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时，主人家都会赶快准备一桌酒席，盛情款待踩生者，让踩生者酒醉饭饱，以驱避邪恶。
为防止不速之客的踩生，主家常常会事先请人做踩生者——人品、性格、脾气、才识。
苏北踩生又称“材生”——明显是希望新生儿成才。
“踩生”风俗之所以流传较久的信仰根源和观念功用——人们有了孩子，总希望他健康长成，无病无灾。为了不让孩子天折，人们曾将孩子寄名各种物质：寺庙、狗、猫、猪、免、牛、马，以及松、柏、兰、菊、花、山、石、江、海等生物或非生物，以物命久长兆小孩易养成人。
既然孩子的命运可托付给动植物或其他非生物，为什么不能与生活中的人相联系呢？凭着有血有肉的活人，小孩也能得到生气与活力。这种认识的基础是交感巫术，即让孩子接近一个成人，他也能长大成人；让该子接触一个品貌兼优的才子，他也能成为那样的才子。尽管其效果未必能是积极的，但从心理追求看，这种风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间的爱子之心和育儿的良好愿望，因此被广大的新生儿家长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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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颠鸾倒凤的产翁制。
“产翁”又称“产公”，是古代一种奇特的社会风俗的产物。这类风俗被人类学家称为“产翁制”，俗称“男人坐褥”，是一种原始遗俗。
所谓“产翁制”，就是男子在其妻分娩后装扮成产妇卧床抱子，而真正的产妇则外出干活，并为卧床的丈夫准备饮食。这种风俗曾存在于我国南方及西南的少数民族中，在中古以来的文献中多有载述。
宋《太平广记》卷438引《南楚新闻》：
‚越俗，其妻或诞生，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其婿，婿拥衿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载：
‚獠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谓之山獠。……唐房千里《异物志》言，獠妇生子即出，夫惫如乳妇，不谨其妻则病，谨乃无苦。‛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代时曾到过中国西南地区，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对“金齿洲”的“产翁制”作记载：
‚妇女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四十日。卧床期间，受诸友庆贺。‛
明人钱古训《百夷传》也提到傣族的“产翁制”曰：
‚凡生子，……逾数日，授子于夫，仍服劳无偿。‛
直到清代，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产翁制”遗俗仍见于笔记类的文献中。袁枚在《新齐谐·产公》中云：
‚广西太平府獠妇生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间。其夫乃拥衿抱子，坐于寝榻，卧起饮食，皆须其妇扶持之，稍不卫护，生疾，一如孕妇，名曰‘产公’。而其妻反无所苦。‛
“产翁制”绝非仅存在于少数民族，汉族人或中华先民也有过“产翁制”现象，虽然它早已绝迹，无法在民族志中搜寻，但从神话的有关记载中我们仍可寻觅其一二。
中国神话中有不少世系的交代，隐含着“产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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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海内经》：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鲧曾受命去治滔天的洪水，由于“窃帝之息壤”，且“不待帝命”，被祝融杀死于羽郊，但“鲧复生禹”。“复”即“腹”，意即禹乃鲧所胎生。
禹为鲧所生之说还见于其他神话资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归藏·启筮》：
‚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
禹乃鲧剖腹所生，虽然没有点明为“产翁”的字样，但可看出，在鲧、禹神话的创造时代，华夏先祖可能正处在“产翁制”的社会阶段。
“产翁制”不惟存在于中国，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人类文化现象。
例如，在美洲亚马逊河和俄利诺科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中，也存在着产翁坐褥的习俗，在妻子生产的时期，丈夫躺在床上仿效产妇的样子，享受一些日子的护理和照顾。
在法国、西班牙交界处的土著居民巴斯克人中，也有“产翁制”的习俗。法国人沙尔费勃克对此曾作了相当的描述：
‚这个习俗就是当女子生了小孩子，是父亲坐床，是父亲假装作痛，大家也是照应父亲，几乎很相信父亲真是生了小孩子了。并且邻居男女贺喜的也是贺父亲，也是照应父亲，……并不挂念母亲，母亲仍然是专心去做她的家务。‛[载《民族文化》1982年第4期]
印度南部也流传的丈夫陪产的习俗，我们可以视之为“产翁制”的一种变异形式。当妻子分娩时，丈夫就换上花花绿绿的女人衣服躺在妻子身旁的躺椅上，翻来复去，装出如同产妇临盆前的痛苦状，直到妻子生下婴儿为止。印度的“产翁制”不受别人护理，仅表现出产前的痛苦，可能是“产翁制”在衰亡期的形态。
“产翁制”夫妻颠倒的生育风俗具有父权制约特征，体现了男子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全部占有，包括对人口资源及世关系的独占。法国学者弗勒克在《家庭进化论》中对“产翁制”产生的背景及其性质予以了深刻地揭示：
‚产翁的习俗，就是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之一个过渡状态的表征，……产翁的习惯，是男子用来夺取女子财产和她的品级之欺骗的手段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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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产翁制”现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产翁’的功能及其举动，是在用象征的方法把父亲同化于母亲，以确立社会性的父道。‘产翁’对于我们决非一已死的及无用的‘通俗’或‘特质’，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制度的基础上的有创造性的仪式举动。‛
也就是说，“产翁”习俗有其合理的方面，即用以同家庭制度的发展相适应，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它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成为“社会性父道”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产翁制”是历史的产物，在近代已成为陈风旧俗，永远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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