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4日发(作者：)
方言与文化
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是辨证统一、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方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反应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是人们对某一地区或民族文化展开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另一方面，文化对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从我国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语）的划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每一个大的方言区都是由固定的某一地区的人民使用的语言形成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域方言。地域方言的形成主要由于我国的领土辽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统一导致的社会不完全分化。各地区之间的发展程度不一，交流不频繁，就使得共同语在各个地区出现变体，形成各地区语言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既然地域方言以地区划分为界，具有如此鲜明的差异，而语言又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那么地域方言形成的同时，势必也会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且方言也是这一地域文化得以构建和传承的手段和形式。例如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语音差异上辨别出不同地区的民族性格。北方方言说起来粗犷豪放，铿锵有力，符合北方人豪迈大气的性格；南方方言笼统的说，比较温柔缠绵，细声细语，也正如南方人性格温和， 富有情调。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北方方言的“儿”化音较多，大家都喜欢叫“小孩儿”、“脸盆儿”、“板凳儿”之类，干脆利落，琅琅上口；南方方言中则多为“子”化音和“仔”化音，如“小孩子”、“盆子”、“凳仔”等等，读起来更具有亲和力。这种差异的形成还要归根于地方文化的发展背景对方言产生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造成的影响。南方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密集，商贸活动频繁，人与人交往密切。形成了心思缜密，头脑机灵，风流多情的性格特征。表现在方言上就是吴侬软语，绮丽缠绵，更善于表现感情，用于交际。北方的发展历史以游牧为主，地广人稀，生存条件较为恶劣，居民的性格大多是奔放豪迈，热情好客，重情重义的。在方言的体现上就是发音洪亮，能给人以爽朗的感觉。
而方言的词汇差异往往更能体现出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食用的米和面，在南北方言中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原因就在于北方居民以面食为主，而南方居民以米食为主。所以同样是面，南方要加一个“粉”字区分；同为米，北方称为“稻米”为“大米”，“粟”为“小米”。同样是床，到了床桌不分的潮州，就有了“大床”、“床仔”、“眠床”，分别指我们平时用的吃饭桌子、茶几和睡觉的床。在风俗习惯上，北方人结婚喜欢抛撒栗子和枣，取谐音为“早立子”。而南方的“枣”和“早”不同音，就用花生的“生”谐“生子”的意思。东北人过年要蒸馒头，意为“蒸蒸日上”；广州人过年要吃鱼，意为“年年有余”；潮州人过年吃萝卜，因为潮州话称萝卜为“菜头”，谐音“彩头”，以图吉利。
方言的差异性不仅能反映出不同方言区的人民性格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而且还能反映文化的地方色彩并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突出的体现在所谓的“南戏北剧”上。北方的剧和南方的戏，最突出的差别还是体现在唱腔上。北方剧唱的苍凉激越，声遏行云，气吞万里；南方戏更多是玲珑剔透，凄婉隽永，韵味无穷。这种旋律和腔调上的变异根源在于地方方言字音调值不同。南北的戏剧发展和传播，也受到方言区之间的局限和不同地域人民的审美心理及欣赏标准的制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方言的差异造成了中国戏曲繁荣，也可以说同样是因为方言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戏剧文化的衰落和遗失。
地域方言和文化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而在同一个地域中，由于人们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又形成了不一样的言语社团。这种差异被称为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差异性，体现出了在社会群体中，不同行业，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们所处的文化圈子的差异。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行业文化、阶级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圈子是
有交集的，贯穿于我们生活中的点滴。一个人掌握社会方言的多少，决定于他参加社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不同于地域方言的是，不同地域方言区中会有相同的社会方言存在。地域方言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融合逐渐的演变消失；而社会方言则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伴随新兴产业的诞生，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掌握好方言，对于了解、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推进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上参考了《现代汉语（上）》、《语言学纲要》、易中天《大话方言》以及网络上的许多资料，结合我个人学习的心得和观点写成此文。有不当和错误之处，希望老师纠正、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