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3日发(作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5年第5期
无私的探索、公有的财富
——“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生平与成就
欧阳锋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默顿虽出身寒门，但从未从产生“被剥夺感”。从孩童开始，就善于利用着各种“公共资本”——从费城的卡内基图书馆，到哈佛的名师益友，到哥伦比亚的同事弟子。漫长的一生充满着“偶发奇缘”，不歇的探索，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
关键词：罗伯特•金•默顿 科学社会学 遗产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于2003年2月23日辞世，享年93岁。在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追求真知为最高目标，无私探索，成就卓然，为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由于其杰出的学术成就，默顿获得很高的国家荣誉和国际声誉。他是美国社会学界少有的科学院院士之一，还是英国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67）、美国东部社会学协会主席（1968—1969）、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首任主席（1975—1976）。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特殊贡献，1994年9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授予他最高的学术荣誉——“国家科学奖章”，默顿成为获该奖的第一位社会学家。默顿被称为“社会学先生”，“如果社会学界颁发诺贝尔奖的话，它无疑是属于默顿的”（他的儿子Robert C•Merton是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一、贫寒但不贫乏的童年
1910年7月4日晚上，[1]默顿降生在离著名的费城“独立广场”只有8个街区的一所房子。父亲是一位东欧犹太移民，在南费城第三大街开了一家出售牛奶、黄油、鸡蛋的商店。由于父亲的勤劳经营，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几年后，这个没买保险的小店意外着火而被毁，家庭财产严重受损。他父亲只好去了一家海军船坞当一名木匠助手，家庭也搬进了一幢不大的红砖平房，过着一种都市之村（urban village）的“体面穷人”生活。后来，父亲失去了工作，家庭处境艰难，“几乎处在社会结构的最下层”。
但是，童年的默顿并没有产生“被剥夺感”，因为有很多公共资源就在他身边。在
他只有五、六岁时，就“拥有了”一座图书馆。这个离家只有几个街区的约有万册藏书的图书馆，是由安德鲁• 卡内基（Andrew Carneyie）出资开办的。从孩童开始，默顿就在这里度过了无数光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他对文学、科学、历史特别是传记和自传很感兴趣。在此，他读了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所写的引人入胜的《牛顿的生活》一书，这可视为他后来在写博士论文时对《国家传记辞典》进行量化分析的前奏。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还接触了许多欧洲文学，如易卜生、福楼拜、萧伯纳等人的作品。
除卡内基图书馆之外，别的公共资源也让默顿受益匪浅。离图书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绘画俱乐部”（Graphic Sketch Club），它是专为寻获不得意的艺术天才而设立的一个庇护所。小默顿也常光顾那儿，但他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特长。为此，离家稍远的音乐学院成了他更喜欢去的地方，他经常步行去那儿听管弦乐队的音乐会。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把默顿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1920年代中期，由于不可抗拒的图书馆和不朽的艺术纪念馆，我们的地平线进一步拓宽了”（[2]，p.345）。
后来，默顿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少年生活时，意味深长地说道：“表面上被剥夺的南费城贫民窑，恰恰为一个青年人提供了各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总起来可称为公共资本，即除了个人金融的各类资本。”（[2]，p.346）正是这些公共资本，使家境贫寒的默顿的童年生活变得充实、富有、多彩。童少年的这些经历为默顿后来提出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机会结构”带来了启发（默顿喜欢且善于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取社会学概念）。
少年默顿无疑是一位书迷，但不是书呆子，他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曾独立安装过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业余魔术师。自默顿的父亲失业后，他一家再次搬迁，有缘认识了新邻居查尔斯•霍普金斯(Charles H•Hopkis)，一个善于玩魔术的小伙子（后来成为职业魔术师）。
当霍普（默顿对霍普金斯的呢称）向默顿传授变戏法的技巧时，他几乎成了默顿心目中的偶像。在14岁时，默顿已是一位相当熟练的魔术师。他经常在生日晚会或其他聚会上表演节目，自取艺名为“Robert•Merlin”，Merlin是古代的一位男巫。霍普觉得默顿用一位古代男巫的名字作自己的艺名有点陈腐，默顿就在三年后进入坦普尔（Temple）大学时，把Merlin改为Merton注了册。
霍普对默顿童少年乃至一生的影响不可忽视。业余魔术师生活启发了他“角色模式”概念的产生。而霍普对默顿一家所提供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使默顿把霍普视为“代理父亲”（surrogate father）。在1967年出版的《论理论社会学》一书的“致谢”中，默顿深情地写道：“霍普金斯对本书写作了起了最早最大的影响，现在对他致谢已是言不及意和为时过晚。因为有了他——我姐姐的丈夫——很多人都提高了人的尊严。只要我们这些与他接
触过的人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心中、满怀热爱、尊敬的感激之情，我将此书献给霍普——一位通过自学而可施教于他人的人” ([3]，p.5)。
二、哈佛的良师益友
机缘在默顿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默顿本人也认为他的事业都与“偶发奇缘”（serendipty）相关联，是偶发奇缘把他带入坦普尔大学，也是偶发奇缘把他送入哈佛大学。
哈佛，对默顿具有特殊的意义。“哈佛证明是一个易发奇缘的环境，充满着令人回忆的惊喜([2]，p.350)。在这里默顿幸运地遇上了几位哈佛名师，在他们的共同帮助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在索罗金与帕森斯之间
30年代初，哈佛大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基地，吸引了众多颇有天赋的学生。不过就默顿而言，与其说是这所大学，还不如说是索罗金把他吸引到了哈佛。
皮蒂里姆•A•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1889-1968），是20世纪一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生于俄罗斯一个偏僻的山村，曾当过俄罗斯临时政府内阁总理亚力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r Kerensky）的秘书。因政治原因，三次入狱、流放，一次差点被处决。前二次是因参与革命受沙皇的迫害，后一次是布尔什维克对他的处罚，幸有列宁的直接干预才得以出狱。索罗金34岁时移居美国，1930年成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位教授，他也是该系的创立者和第一任系主任。早在默顿就读于坦普尔大学时，通过他的社会学启蒙老师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的引见，在一次全美社会学年会上认识了已负盛名的索罗金。一见面交谈，默顿就觉得索罗金就是他要寻求的老师。这一方面是由于索罗金学问渊博，特别是对欧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许与当时默顿本人的政治倾向有关——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他与许多坦普尔大学的学生一样，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
凭着优异的成绩，默顿顺利地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并成为社会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不久又做了索罗金的研究助手。索罗金的指导对默顿的成长影响很大，“他帮助我摆脱了思想的狭隘性，即把社会的有效研究局限在美国本土，他也帮助我摆脱了在贫民窟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方式，即把社会的基本主题集中在社会生活的表层问题上”([3]，p.5)。虽然默顿没有接受导师的理论定向——欧洲社会思想，但他与索罗金就社会学中的广泛问题，包括科学的社会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讨。一次，索罗金受人之约，答应为一个协会写一篇介绍最近的法国社会学方面的文章。繁忙之中的索罗金问默顿是否愿意替他操刀。这正中默顿下怀，因为他一直对欧洲社会学怀有浓厚兴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写出了《近期的法国社会学》和《迪尔凯姆的社会劳动分工》两篇论文，分别登在1934年的《社会力
量》（12）和《美国社会学杂志》（40）上，这是默顿最早发表的2篇文章。这一工作为他后来建构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模型打下了基础。默顿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当索罗金的助教，两人之间颇有研究合作。共同发表了《阿拉伯的智力发展过程，700—1300AD》(1935)、《社会时间：一个方法的和功能的分析》（1937）、《发明•发现和科学理论》（1937）等文章。
是索罗金把默顿吸引到哈佛，但后来对默顿社会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却是当时还毫无名气的青年讲师塔尔克特•帕森斯（Tolcott Parson,1902-1979）。帕森斯小索罗金13岁，可谓晚辈后生，但其学术魅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生们更愿意追随帕森斯，“尽管我们是著名的索罗金的研究生，但是我们那个小集体却更乐意同不著名的帕森斯一起工作”([4]，p.99)。一些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令索罗金不快，这也成了索罗金与帕森斯长期不和的原因之一。[5]
青年的帕森斯何以有如此神力“抢”走大名鼎鼎的索罗金的研究生呢？主要在于他所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巨大魅力。帕森斯的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虽然到1937年才出版，但在5年前他就已“口头发表”，即在讲课中介绍他的理论，这给研究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本人也在学生心目中树起了高大的学术形象：“好久以前帕森斯就成为了社会学界的元老（Grand Old Men）之一，他是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青年的元老（Grand Youth
Man）”([4]，p.99)。
作为学生，默顿在理论上与老师帕森斯一脉相承，属于他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但默顿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并不盲从帕森斯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而是大胆地提出质疑。他认为，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条件还未成熟，社会学还不到出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和普朗克。对于默顿的质疑和含蓄的批评，帕森斯表现出一个真正学者的风度，他表示尊重默顿的“不虔诚”，两人都有理由坚持自己的观点。
1979年，也就是默顿退休的那一年，帕森斯去世。默顿对自己的老师予以高度评价：“帕森斯的去世，使得社会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将为他留给我们的社会学思想的伟大传统而鼓舞”([4]，p.99)。
2．“两顿”之交情
在哈佛，激发起默顿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学兴趣的，不是社会学家索罗金，也不是帕森斯，而是一位经济史家E•F•盖（Gay）。盖爱好社会学，一直专注于档案研究。默顿曾选修盖的课程，盖布置他写一篇评析A•P•厄舍（Usher）的《机械发明史》的小论文。盖很欣赏默顿的文章，并建议他去旁听当时哈佛唯一的科学史课程，该课程由生物学家、业余社会学家I•J•亨德森（Henderson）和萨顿联合讲授，这样默顿与萨顿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是当时哈佛科学史系主任和初生的科学史学科的世界性权威，默顿称他为科学史学的总设计师。萨顿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方面，“对科学史怀有社会学视角的人文兴趣”。在旁听生默顿心中，萨顿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师长。因此，直到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才敢寻求萨顿的直接指导。
1933年秋的一天，默顿壮着胆子敲开了萨顿有名的个人图书馆——Winderner189工作室大门。萨顿热情邀他进屋。默顿向萨顿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方面”的写作计划，萨顿没有热情地赞同这个对于一名研究生来说显得过于宏大的计划，但也没有否定它，并提了一些建议。从此，默顿就成为了萨顿的徒弟，“一个难以驾驭的”徒弟。
萨顿“是一位除了书信朋友，很少有亲密朋友的人”，但是他对学生，即使是偶然的学生，也是非常友好和善的。对默顿更是恩宠有加，他允许默顿自由地使用他的Widerner189工作室，一直持续3年多的时间。在默顿学术成长的关键时期，萨顿起了关键的作用。默顿回忆道：萨顿“在一个我的训练只能算作一个入门者的领域里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指导”，“把我从一个研究生转变为一个能与国际水平的学术共同体进行对话的新秀”。（[6]，p.475）在萨顿与默顿的师徒关系中，不能不提到萨顿创办的著名期刊艾希斯（Isis）和尤西里斯（Osiris）。 [7] “近水楼台先得月”，默顿理所当然成为Isis和Osiris的直接受惠者（当然也是贡献者）。从一开始，Isis就向默顿开放，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有8篇评论文章被Isis采纳。这极大地激发了默顿的写作热情（此间他也给其他杂志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并成为他学术进步的催化剂和个人转变的动因。
1936年春，默顿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萨顿是4位评委之一。[8]索罗金请萨顿首先提问，萨顿的第一个问题是：“默顿先生，请你告诉我是谁发现了血液大循环？”这一问把默顿惊呆了，他怎么提这么简单的问题？
默顿回过神后答道：“当然，血液大循环是威廉•哈维发现的。有人认为他于1616年已在他的讲座笔记中明确指出，但直到1628年才公开发表。但另有人主张„„
导言所说的，新的激动在于新的证据。13世纪了阿拉伯外科医生Ibnal-Nafis的确发现了小循环，而更早以前首先独立发现的是Servetus和稍晚的Columbo。但应指出，他发现小循环不是通过解剖（解剖在他们的文化中是禁忌），而是通过理论推演得出的。而且„„”
默顿讲到这里，萨顿显得很不相信和激动，他突然站了起来，敲打着桌子，大声说道：“你怎么知道那正在证实的证据呢？我的老朋友麦克斯•迈耶哈夫（Max Meyerhof）在开罗发现了几个阿拉伯手稿，并发表在一家德国的专业医学史杂志上，你不可能看到它。后来他给我寄来压缩译稿。拟登在Isis上，但因杂志延误还未发行。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知道
这个新证据的？”
此时，默顿已不是得意而是焦虑，不过，他还是继续解释说：“萨顿先生，你知道，当我在您的Widener工作室学习时，我常读一些放在长方活字盘上的文章，恰好碰到了迈耶哈夫的那一篇。”
这段插曲[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萨顿与默顿很不一般的师徒关系。萨顿的本意也许是，先问一简单问题，让默顿放松，但没想到让默顿得到了一个表演博学的机会。萨顿并不为此而高兴，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伤害，因为他担心社会学系的评委会认为他们师徒在做秀。
默顿获博士学位后，被萨顿聘请为Isis的助理编辑，负责有关科学史的社会学方面的文章编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当默顿为他的博士论文的出版犯愁时（当时正值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出版经费很难筹集），萨顿主动提出，在Osiris上以专论系列的形式发表他的长篇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这令默顿大为吃惊且终生难忘，他说这是萨顿给他的最大“礼物”，令他的同学嫉妒的“礼物”。
后来，默顿因别的原因，辞去了Isis助理编辑的岗位（此岗后来一直空缺），并离开了哈佛。但是默顿与萨顿的联系并没有中止，他们之间保持了25年之久的书信友谊，直到萨顿去世。
3．动人的三重奏
哈佛大学具有跨学科交流的传统，系与系之间的差别并不构成人们彼此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对方兴趣的障碍。在30年代的哈佛校园，出现了一个由默顿、I•B•科恩和B•巴伯组成的三人小组。默顿称之为三重奏（trio），意指他们三人对社会学与科学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具有共同的兴趣，常常在一起进行跨专业的思考、讨论和交流。
在这三重奏演出小组中，默顿最年长，科恩居中，巴伯最小，年龄依次相差4岁。此时，默顿已留在社会学系任助教和辅导员，巴伯是该系本科生。科恩为哈佛物理系学生（比库恩早6届）1937年获学士学位后，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读于美国第一个有权独立授与学位的科学史博士点（在此之前，科学史的博士学位都是由历史系和某一自然科学系共同授与的），师从萨顿。导师萨顿以他特有百科全书式的眼光，要求科恩通晓科学、语言、历史、哲学等领域，在他看来，这对于一个合格的科学史博士学位是必不可少的。科恩不负师望，用了10年时间达到了导师近于苛刻的要求，从而成为继Aydin Sayili之后在美国获得科学史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这已注定了他将成为萨顿在哈佛的接班人。
1938年春，作为一名研究生，科恩成为默顿的后继者，在萨顿的Winderner189工作室获得一个桌位，与5年前默顿来到这里的情形几乎一样。在这里科恩不但可以读到萨顿私人的科学史方面的藏书，而且还可以看到让Isis写书评的新书和杂志，以及寄给Isis的打印
稿。当科恩一看到发表在Osiris上的默顿博士论文，就马上被吸引住了。“默顿对我来说是一位可敬畏的英雄。他是我唯一遇到的基于有关科学史的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学者。”（[9]，p.577）作为第一批读到默顿著作的读者，科恩深感兴奋。默顿的量化分析、对科学与清教关系的探讨、有关“纯”科学家的研究动机问题，以及大量文献的应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困惑，诸如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近代科学兴起的社会学分析？或者说它是一个注入了社会学定位和视角的历史研究？它是一个对或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了的社会学的贡献？或者说它是一个不需被社会学家思考的历史解释？([9]，p.577)正由于这些困惑，与默顿的面对面的对话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三重奏的主旋律是社会学与科学史的关系。他们自导自演，通过不断的信息和思想交流，促进理解相互提高。他们的行为无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特别是，萨顿给他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巴伯在他的代表作《科学与社会秩序》的致谢辞中也曾提到这一点：“我本人算不上乔治•萨顿的学生，但在我们长期和愉快的相处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关于科学史和人文主义的本质的东西。他总是最慷慨地允许我利用他那Widener189号私人图书馆”。[10]随着交流的继续，默顿发现，三人间“认识的和社会的互动日益得到加强”，“只是而偶尔觉得学科界限阻隔了我们的交流”。 [11]不过，他们并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像科学的历史社会学这样的领域，它完全不同于像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那种专题研究领域。随着默顿离开哈佛，巴伯去海军服务，这一动人的三重奏就告一终曲，尽管在哥伦比亚的默顿与哈佛的科恩仍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巴伯完成服役后又返回哈佛，并成为新一轮跨学科交流的桥梁。社会学家和日益增加的青年的科学史家群体（以库恩为代表）的广泛交流、互动，在40年代的哈佛又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无形学院。
三、哥伦比亚的同事弟子
1．与拉扎斯费尔德的经典合作
1939年，默顿离开哈佛去了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任教授和社会系主任，二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退休。在这里，他开始了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学术生涯：与同事保罗•拉扎斯费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进行长达35年的难以置信的合作。
保罗生于维也纳，25岁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30岁时移民美国，后创立哥伦比亚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美国第一个依托于大学的社会调查中心）。保罗与默顿，两人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研究取向和学术风格。前者是一位具有数学头脑的方法论专家，精于经验研究，后者是一位地道的社会学理论家，擅长于理论研究；前者是在大众传播、投票行为、舆论引导和个人行为等方面进行经验研究的先行者；后者则是致力于功能分析的范式，并应用它来研究各种社会制度的开拓者。前者是一位热衷于集体研究的组织者，后者是倾向于独立探索
的思想者。但是这些差别，并没有成为他们合作的障碍，反而成为了他们互补的优势。
在默顿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已在领头从事广播的社会效果研究（该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和资助）。当时，保罗还是讲师。后来，有一个社会学教授岗位空缺，但系里不能就提名取得一致意见，问题是，是让一位强调社会理论的人还是由一位主要关心经验研究的人来担任这一职位。最终的结果是，把教授职位分解为两个较低的职位，即分别由默顿和保罗担任副教授。这一情况使默顿与拉氏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简单。1961年，专栏作家亨特在“约纽人”剪影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1941年11月，保罗觉得，作为年长者，他应显得行为得体，承认“对手”的存在。于是他邀请默顿共进晚餐，但是，就在约定好的下午，他接到“事实与数字办公室”（O•F•F，它是“战争情报办公室O•W•I的前身）的紧急召唤，要求他当天晚上对一个新的广播节目做一个听众反应检验，这一节目是OFF专门设计的，作为战前士气培养计划的一部分。当默顿携夫人到来，保罗在他公寓的门前迎接他们，并说“太好了，你们能来这儿，太好了。可是，亲爱的默顿，先别脱下大衣。我会给你一个社会学上的惊喜。我俩不得不离开身边的女士和小姐去单独用餐，当然会尽快回来”。然后，保罗带着默顿匆忙奔向一个广播工作室，在那里已有一打人正在收听“这就是战争”的录音节目„„。节目后，保罗的助手开始询问听众喜欢或不喜欢这个节目的理由，这时，默顿又重新振作起来。默顿很快就察觉到刚才那种提问方式的理论缺点，于是他草写了一张便笺传给保罗„„当第二拨听众进入工作室，保罗问默顿是否愿意节目后做些提问。默顿做了。保罗称赞道：“做得太好了。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它，让我们打电话告诉女士们，使她们知道我们仍在密切合作”„„工作完了后，他俩一起去了一家俄罗斯啤酒馆，谈论社会学，直到午夜([12]，pp.35-36)。
据保罗后来回忆，他当时没有谈社会学，而是谈了他试图建立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设想，以及希望默顿加盟的愿望。
当默顿开始参与保罗创建研究所的活动，他们很快地找到了“有择亲和势”（elective
affinities）和合作的共同的基础。他们由竞争的对手变成了合作的伙伴，一起从事一个又一个的应用研究项目。具体分工是：保罗负责对一系列方法论的出版物进行摘要、提炼，默顿则从各个经验报告中得出理论观点。他们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起初，默顿几乎从不过问自己的研究对委托人是否有用，但在保罗的影响下，这一超然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加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利用，默顿和保罗一道参加了许多由政府组织的应用研究，如“美国士兵”研究。1948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召开会议，讨论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默顿被邀作定基调的报告。“通过他在哥伦比亚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作为一个领头的社会理论家，默顿又获得了作为一个在社会研究
的实际应用方面的专家的声誉”([12]，p.38) 。默顿和保罗共同撰写了《广播和电影宣传研究》（1943）《大众传播、流行的品味和有组织的社会》等文章，整理了后来被广为使用的“焦点访谈”（the focussed interview）方法，最成功的莫过于他俩编辑的《社会研究的连续性：关于《美国士兵》的视角和方法的研究》（1950）一书。后来默顿回忆道：“在我生命的较后的时期，我从同事拉扎斯费尔德那里学得最多，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长达1/3个世纪的合作中，他已教给我许多东西”([4]，p.108)。
在一起共事的日子里，他俩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面对面交换意见。默顿是一位生活有规律、工作很尽职的人，常常是上午9点来到办公室，下午5点离开。保罗由于行政事务较多，往往要5点后才有空。当他来找默顿探讨问题、商量工作时，往往碰不到面。保罗不得不拿出特殊一招，即每当4点45分时，他就来到默顿办公室，每次都带来一个默顿一定感兴趣的问题，这样使默顿欲走不能。于是交谈、讨论、争论就不知不觉地延续到6点、7点，仍至8点。这个故事在所里被传为佳话。
默顿与保罗的科研合作，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典范。他俩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建立了强调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哥伦比亚学派”，开拓了社会学应用领域的新视野，发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2．名师高徒、教学相长
默顿既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与拉扎斯费尔德联手开设研究生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又精通经验研究的优秀，像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罗斯•科塞（Rose Coser）、彼得•布劳（Peter Blau）、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est）、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等，他们都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默顿还通过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专门“科学社会学研究项目”，培养了像哈里特•朱可曼（Harriet•Zucherman，后来的默顿夫人）科尔兄弟（Jonathan Cole and Stephe Cole）、托马斯•吉尔林（Thomas F. Gieryn）等优秀专业人才。
在默顿看来，学者角色和教师角色是统一的，“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模式”。他深谙教学相长的道理，强调师生的良性互动。“社会的和认知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双向的，虽然互动过程的参与者可能在地位、能力和权威方面并不对等”。[13]当一批批像科尔曼这样的有天赋的学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这里就成为了一个唤发智力激动的场所。在共同的事业下，师生相互影响（并不对称）、相互促进。老师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口头出版”的方式零距离地传给学生，学生以赞同、喝采或者批评、质疑的方式反馈于老师，从而不断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讲授或讨论中往往诱发着新的观念，默顿总是注意在
课后修正他的教案或讲稿，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并以此为乐。“每当我对一个主题或问题的反思，在讲授或讨论的过程中被新的试探性观念所取代或超越，那就是我特别愉快的日子”([2]，p.351)。
作为一位教师，他启发了无数人对社会学的兴趣，正如其高足科尔曼所说：“默顿使社会学具有了神圣的感召力，一个人一旦受到默顿的感染，将毕生为之奉献。”([14]，p.32)]默顿的确有这样的感召力，科尔曼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就可让我们略见一斑。
科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多产的（涉及广泛领域的28部著作，301篇论文）社会学理论家、方法论专家。1951年夏，25岁的科尔曼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他本来是作为伊斯曼 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公司的一名化学师来深造的。但是，化学化工并不能激发起他的学习热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科尔曼是一位求知心强、有个性的学生，但自中小学以来就觉得老师们没有很好地启发他的兴趣，从而对教师抱有一定成见，对教育表示悲观。他曾玩世不恭地说：“只要他们不毁掉我们的兴趣，我别无他求”([14]，p.26)。
但是，默顿的一堂课，确切地说是9个月的课程，完全打破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成见和悲观。
那是当年秋季，默顿面向全校开设了一门“社会结构的分析”的课程。科尔曼带着几分期待来到座无虚席的Fayerweather 313教室。第一堂下来，他就觉得默顿与众不同，与许多别的学生一样，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当该课程结束时，他觉得自己像吃了魔药、着了魔法似的已离不开社会学，并仿佛听到了“一个值得终生追求的召唤”。
默顿年青时虽是一位业余魔术师，但是他早已不再玩弄魔法。是什么力量使科尔曼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那就是默顿作为一位教师所具有的人格的、理论的、思想的和方法的魅力。
首先，默顿是一位对他所追求的事业——“发现社会如何运转”高度投入的人，一旦人进入“状态”就是全神贯注、心无旁鹜的。默顿把这种精神带到了课堂，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第二，默顿的“中层理论”，像30年代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一样，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第三，默顿具备惊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任何理论作品漫不经心的推理和不充分的证据都不能逃脱他的眼睛。第四，默顿不但注重理论，而且注重方法。他教给学生一套分析和评价理论作品的工具，并以帕森斯刚刚问世的名著《社会系统》（1951）为靶子做系统分析，使学生很有收获和成就感。第五，默顿多样的兴趣，广阔的视野，以及跨学科的比较，激发学生产生新的兴奋点。
科尔曼仅仅是默顿众多子弟中的一位代表。默顿在与其学生的互动中，形成了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学生受到老师的引导和影响，受惠于自己的老师；另一方面又支持、促
进着老师的教学和研究。正如一本英国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默顿”条目下所写的：默顿的声誉最可靠地建立在他创立了科学社会学这一学科之上，当然，少不了他哥伦比亚的同事和学生的帮助（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四、默顿的遗产
默顿一生勤于探索、笔耕不辍。他是一位不知疲劳的工作者，也是一位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他通常是在早晨四点半就起床，从事他的研究项目。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他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顽强地与6种癌病做斗争；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仍在整理自己论述“偶发奇缘”的文稿。（《偶发奇缘的旅行和冒险》（The Trava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一书的英文版已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长年的辛勤的劳作，结下了累累硕果。他一生共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书评约120篇。这些作品展现了默顿广泛的学术兴趣：从毒品迷恋到专门职业；从社会失范到社会时间；从友谊形式到角色冲突；从功能分析到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医学教育到多重发现；从官僚结构到中古格言的起源。由于默顿如此广泛的知识面，他的学生L 科塞把默顿比作“以赛亚的狐狸”，而把帕森斯比作豪猪（以赛亚曾引用过一位古希腊诗人的话说过：“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豪猪知道一件大事”）。但这并不意味着默顿的研究没有侧重点、主攻方向和系统性。
“我的主要方向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4]，p.109) 他偏好以论文的形式写作，其理论观点多具原创性、启发性和开放性。他行文言简意赅，“许多作品是如此的明晰，以至于人们不能想像为什么没有别的人费心去指出它”（伽菲尔德语）。默顿是无可争辩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的文章被广泛引用。据信息科学家E•伽菲尔德（E•Garfield）引证分析证实：默顿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社会学领域。他利用SCI和SSCI对1970~1977年期间的资料作了统计，发现共有2541篇论文引用过默顿的著作。其中社会学925篇，占36%；其他社会科学1413篇，占56%；自然科学203篇，占8%。[15]难以置信的是默顿的观念和理论对医药学、精神病学、信息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影响也早已超越了国界，其著作至少已被翻译为28种语言。
现在，默顿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巨额的精神财富。如一位多年研究默顿的美国学者所说：“很少有社会学遗产是如此的丰富和饶有风味„„默顿一生的全部作品已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意义深远的思想系统，一个现代和未来社会学的更新与生机的源泉”([2]，p.1) 。在此，我们无法对默顿的丰硕成就进行全面评介，只能做一简要慨括。
1．创立科学社会学
默顿学术兴趣广泛，在他众多喜爱的领域和主题中，科学社会学是他的首爱（first
love）。如他自己所说：“在各种社会学主题中，只有一个特别的领域——科学社会学持续地
吸引着我的兴趣”([4]，p.109)。早在30年代初，当时的科学社会学像“克莱奥的继子”一样被人们所忽视，默顿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的社会研究特别是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半个多世纪来，默顿总是站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最前沿，参与、引导和支持着这一学科的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地位得到确立，默顿也被尊为科学社会学之父。连默顿的批评者，“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卡林•诺尔一塞蒂纳也承认这一点：
“即使默顿的敌人也承认默顿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当他1938年发表其经典之作《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时》，科学社会学还是一个未被承认的领域。50年后，美国和欧洲已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的项目和研究中心，科学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确定无疑了”。 [16]
默顿，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开门人和守门人，他率先研究科学的制度化问题，提出“默顿命题”，阐述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的评估与奖励系统、为优先权而竞争、独立的多重发现、马太效应、局内人与局外人等主题，在极其广泛的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核心贡献在于：创立了科学社会的概念和工具框架，并提出了默顿式的研究纲领——主要追踪探索科学的社会文化条件，尤其是包含着独特规范和价值的科学制度本身的社会结构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
2．提出一系列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和方法
第一，倡导、致力于“中层理论”。默顿反对那种过于哲学化的包罗万象的社会学理论，他主张介于“宏观的概念框架与微观的可操作假设之间的“中层理论”。“社会学需要有中途驿站”，“社会学只有侧重于（但不仅仅）中层理论的研究，才会有所发展；否则，如只注重发展综合的社会学体系，社会学就会停滞不前”。([3]，p.69) 中层理论的例子有失范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考群体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权威理论，制度的相互依赖理论，社会规范的形成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种族冲突理论，阶级和国家冲突理论，等等。与帕森斯所追求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相比，“中层理论”的抽象层次较低，与经验世界发生联系，其假设较易为经验性研究所检验。这一理论主张已为大多数社会家接受和应用，影响了几代人的社会学思维。默顿也对许多“中层理论”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最著名是他的失范理论，50多年来，已有超过250篇文章和著作对它进行描叙、扩展、检验、修正和批评，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完善功能分析范式。[17]默顿批评了早期功能分析的三个有问题的假设（即功能一体性、功能普遍性、功能必备性假设），提出了作为引导整合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功能分析范式。默顿认为结构的功能分析应集中关注于群体、组织、社会和文化，“社会角色、制度
模式、社会过程、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化情绪、社会规范、群体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控制机制”是功能分析的主要对象。默顿强调功能分析的焦点是社会的功能，而不是个人的动机，不能把个人的主观动机与制度或结构的功能混淆在一起。为使功能分析符合实际，他提出了诸如非功能（nonfunction）、负功能（dysfunction）、净平衡（net balance）、功能分析层面（levels of functional analysis），以及显功能和潜功能（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的概念。“默顿的发展功能分析范式的努力是现代功能主义的最重要的一曲”
[18]。其成果不但对于打算从事功能分析的社会学家很有用处，而且克服了原始功能分析过于粗糙和保守的缺陷，从而使功能主义打开了有意义变迁的通路。
第三，提出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术语。如如潜功能与显功能、反功能、自我实现预言、目标置换、角色模式、角色丛、地位丛、退却主义、机会结构、本地人和世界主义者、马太效应、研究中的偶发模式社会学的矛盾选择、以及缩略词OTSOG(来自牛顿的名言：If I have seen farther,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等等。它们都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有的甚至成为日常语言。
3．开创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传统
在西方社会学界，存在着一种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两者脱离的倾向和现象。一方面，一些社会学家热衷于笼统的括概，并急于尽快地找到建立宏大的社会学理论的通路，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但它至少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激进的经验论者则振振有词地说：“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不管其意义如何”。也许是受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默顿深刻地察觉到理论与经验分离的局限性，力主两者的结合。“长期以来假想的那种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脱离是我始终反对的，而使两者的结合是我的贡献”。[19]默顿的贡献就在于：一方面，他系统阐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他自己的科研实践中始终坚持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思想，与保罗•拉扎斯费尔德等人合作，在诸如科层组织、大众传播、专门职业、众共政策等多个领域中取得了许多示范性成果，与此同时，还与其弟子们一道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形成颇有特色的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
此外，默顿作为一名出色教师，他桃李遍及全美；作为一位优秀的编辑，他评阅了大量手稿，提升了无数同事和学生的出版物的水平；作为一个审稿专家，他力求遵循“普遍主义”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同行的成果（他总共评审过200部书稿和2000篇论文）；作为一位热心的通讯员，他向全球数百名同仁传递批评、鼓励和支持；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他不厌其烦地接受人们对社会学状况的询问；作为一个学术政治家，他总是试图避免科学家之间的内部冲突，并经常使完全不同的美国的和国际的社会学共同体走到一起；特别是，作为一
个长期研究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家，他力图使社会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所有这些，都是默顿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那么，究竟什么是他最重要的遗产呢？“美国文理科学研究院”给默顿的悼词或许能给予我们答案。
“默顿终生致力于扩大我们对于人类行为和动机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集中体现了历史的视野，严密的分析，深刻的心理学洞见和罕见的广泛学术兴趣。在他的肩膀上，许多20世纪社会学的创新思想被建立起来了”。
是的，默顿已打开了一个富有知识宝藏，他思想和理论的原创性、启发性和开放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恰当理解，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
[参考文献]
[1]由于接生医生的疏忽，默顿出生证上登的生日是7月5日。于是他每年有了二个生日：7月4日的家庭生日，7月5日的档案生日。默顿似乎更喜欢7月4日的“独立日”生日。
[2]Robert K• Merton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M].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iotr Sztompk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3]（美）罗伯特•金•默顿著.论理论社会学[M].何凡兴等译.北京：华厦出版社，1990.
[4]George Ritzer;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M].by .McGw-Hill,2004.
[5]索罗金与帕森斯之间的长期不和，有时甚至是势不两立的关系，在美国社会学界几乎是人人皆知。索罗金任哈佛社会学系主任时，帕森斯被任命为讲师（1927）。但在索罗金手下，帕森斯学术进展缓慢，讲师一当就是12年。他们两人的理论有不少相似和交叉之处，但帕森斯的能更广泛地、更持久地吸引听众。随着时间的推移，索罗金对帕森斯的不满与日俱增：他一方面指责帕森斯窃取了他的许多好观念；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帕森斯式的理论。研究生们对帕森斯的偏爱，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作为学生的默顿没有卷入他们之间的纷争。但两位老师的冲突对默顿的心灵无疑产生了影响。当他后来成为一位学术官员时，总是力图避免学科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后来，帕森斯取代了索罗金当上了社会学系主任，并把它改名为“社会关系部”。索罗金最终被孤立了。
[6] Robert K•Merton：George Sarton：Episodic Recollections by an Unruly
Apprentice:ISIS.1985. 76.
[7]是萨顿于1912年所创立的“科学家的哲学杂志和哲学家的科学杂志，科学家的历史杂志和历史学家的科学杂志，科学家的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学家的科学杂志”。1924年Isis成为正式的科学史杂志。1930年萨顿又增办Osiris作为Isis的姐妹刊物。用以刊登由于大长而不能在Isis上刊登的文章或专论。有时萨顿利用Osiris发表被Isis接受但积压的
稿件。偶尔他也把Osiris接受的文章转移到Isis上刊出。这样就使萨顿的编辑工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8]默顿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四人组成：索罗金（主席）、帕森斯、卡莱•C•齐默尔曼（Carle C•Zimerman）和萨顿。
[9]I•Bernard Cohen:The Public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Circumstances and Consequences:ISIS.79.
[10]Bernard Barber: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1952 by the Free Press,1952.
p 21.
[11]Robert K•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An Episodic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7.p74.
[12]Paul F•Lazarsfeld:Working with Merton,in 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Papers in Honor of Robert K•Merton)[M].Edi by Lewis A•Coser,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
[13] Robert K•Merton: Teaching James Coleman in James S•Coleman[M]. Ed by Jon
Clark. New York: Falmer Press.1996.p351.
[14]James S•Coleman: Robert K•Merton as Teacher,in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M].by Jon Clark,Celia Modgil, Falmer Press,1990.
[15]Eugene Garfield: Citation Measures of the Influence of Robert K•Merton:
Science and Socical structure:A Festschrift for Robert K•Merton.1980,62.
[16]Knoor-cetina,Karin.1991.“Merton’ Sociology of Science:The First and Last
Sociology of Science?”Contemporary Sociology20(July),p522.
[17]默顿很早并多处用到“范式”（Paradigm）一词。除功能分析范式以外、还有违规范式、知识社会学范式、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范式、种族通婚范式等。默顿的“范式”是一种前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它简单地指概念、假设、特定领域的问题的系统表达和编篡。在库恩那里，“范式”一词的意义得到了扩展。
[18]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M].by .McGw-Hill,1996.p276.
[19] 阎鹏：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访当代社会学大师罗伯特•默顿.社会学研究[J].1992.3.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