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9日发(作者：)
民国时期城市民众教育馆发展研究r——以武汉为中心
耿达
【摘 要】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与改造基层社会的中心机构,武汉地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特别重视民众教育事业,民众教育馆发展较好,特别是在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发展活跃,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主体,活动开展丰富多样、工作进展富有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民众教育馆的教育事业设施针对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健康的四方面推进:语文教育侧重于文盲之扫除,公民教育主在训练民众自治组织能力,生计教育侧重生产智能之灌输,康乐教育以破除妨害身心健康之毒害与习惯.尽管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和各种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其构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成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民众教育馆承担着普及社会教育、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功能,它们所开展的服务和活动具有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创新性的特点.
【期刊名称】《江汉学术》
【年(卷),期】2017(036)004
【总页数】7页(P31-37)
【关键词】民众教育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国民教育
【作 者】耿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529
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构”［1］，在1920—1930年代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制度性支持”，从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的公布到组织、人员和经费的安排，国民政府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近年来，学界对民众教育馆的研究逐渐增多，并由于资料保存丰富，呈现出区域研究的特点①。有学者对近代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历程、内部管理、社会功能与文化性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还有学者考察了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分析了这种改造的实效和模式［3］。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民众教育事业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视，民众教育馆的工作进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学界关于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的系统研究还非常缺乏。本文将根据相关档案、报刊、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发展状况和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察，并探讨民众教育馆发展的特点和工作成效。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与改造基层社会的中心机构，民众教育馆是从晚清宣讲所和民初通俗教育馆的型态演进发展而来的。1904年，清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后宣讲所逐渐演化为通俗讲演所。1909年，《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折》列通俗讲演为普通教育之一②。经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6年北伐战争的推动，民众教育的呼声高涨，原有的讲演所改为民众教育馆。湖北省教育厅原设的通俗图书馆7所亦改为了民众教育馆，加上在汉口观音阁文庙、中山公园及汉阳晴川阁等多处新设立的民众教育馆，武汉三镇共有民众教育馆20所。
民众教育馆的设立旨在“唤起民众”“开通民智、改良风俗”［4］。民众教育馆于1927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兴起，是社会上民众教育思潮付与实践的具体体
现。“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的法令、法规，有力推动了民众教育运动的发展。据统计，在1927—1935年期间，仅教育部就先后颁布关于社会教育法规计有81种，内容涉及到民众教育的行政管理、经费、人才培养、主要事业、绩效评价、督导等方方面面”［5］。其中，1932 年制定的《民众教育馆规程》对民众教育馆的组织和任职人员都确立了“资格”标准，并规定所有活动和项目都要按时逐级上报，整个活动都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1939年颁布《民众教育馆辅导各地教育办法大纲》，规定民众教育馆有对未单独设立省立图书馆的省内各县立图书馆负有辅导之责。另有《组织大纲》《办事细则》《职员服务规则》《通行研究办法》等具体规程。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的健全促进了民众教育馆的发展。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民众教育馆从1928年的185所发展到1936年的1509所，年增长率达到79.5%。［6］湖北省的民众教育馆数量在1934年达到83所，办公经费达138393元，职工人员有241人（见表1）。
武汉地区作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是国民党推行社会民众教育的前哨。根据教育部1934年的调查数据，可统计出武汉地区有民众教育馆6所，其中武昌2所，汉口3所，汉阳1所，分布较为均衡，覆盖了武汉三镇（见表2）。民众教育馆的建立有改建和新建两种途径，武汉地区的民众教育馆大多是在原有通俗教育馆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在具体管理经费方面，武汉政府在1932—1934年，对民众教育馆的经费预算保持稳定增长。以汉口为例，1932年民众教育馆的预算经费为7422元，占当年教育文化费（447027元）的1.66%。1933年，仅汉口市实验民众教育馆经费就达到7644元，1934年汉口市实验民众教育馆经费更是达到13512元，比上一年增加76.77%。
武汉地区拥有体系较为完备的民众教育馆，其中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的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位于武昌兰陵街，前身为武昌市通俗讲演所（后为省立第一通俗教育馆），于1931年开始筹
办。1932年2月，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正式成立，王文周为馆长，编制人员共有28人［10］。设有图书部、科学部、艺术部、康乐部、社交部、教导部、事务部，并根据发展需要设有设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购置委员会。1936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规定，民众教育工作的原则为六项——“促进连环性的教育目标；推行新生活运动；重研究实验工作；重推广辅导工作；以劳苦青年壮年民众为对象；尽量运用社会力量——逐一向前推进”［11］。该馆除馆内各项工作外，还针对不同服务对象开办实验区，专门设有实验研究委员会，下辖城市商民教育、凯子营棚户教育、石渚农民教育三实验区及白沙洲实验民众学校。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有陈列物共3853件，藏有图书6777册，杂志3112册，日报合订本147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迁到恩施，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昌。因原兰陵街旧址损毁严重，在中正路另辟新址。这一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有工作人员17人，但由于经费不足，发展举步维艰，于1949年结束其二十余年的历史，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等公益性文化设施。
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位于中山路观音阁，肇始于1929年。开办之初，设民众教育馆七所，因经费缺乏，先后裁去其六，仅第一民众教育馆得以存留，乃改称为实验民众教育馆，1933年由王研农奉命主持。馆长王研农在各方面进行了整顿，特别是施教方法实事求是、灵活多样，他认为“本市民众教育过去失败之原因，皆由不失之于浮滑，即失之于板滞，改进之道，惟以灵活之方法，求实际之效能，为事求人，分工合作，庶足以节糜费而省冗员，百务成而民教之基立矣”［12］。于是积极开展民众教育馆各方面的活动：在组织方面，设立总务部和教导部，在馆务会议下直辖10个委员会（见图1）；在工作方面，每个组别都设有固定的活动内容，融文、艺、体、美、劳为一体；临时活动方面有防空演习、贡献一日所得运动、清毒宣传、剿匪除奸宣传、儿童节扩大纪念会、举办儿童健康比赛、审查儿童
读物等。武汉沦陷后，该馆停办，日伪政府在汉口清芬路设“汉口民众教育馆”。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汉口市立民众教育馆迁回中山路观音阁原址。武汉解放后，改组建立为武汉市人民教育馆，1950年改名为武汉市人民文化馆。
为改变民众“愚”“散”“贫”“弱”的生活状况，民众教育馆的教育事业设施针对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健康的四方面推进：语文教育侧重于文盲之扫除，公民教育主在训练民众自治组织能力，生计教育侧重生产智能之灌输，康乐教育以破除妨害身心健康之毒害与习惯。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是民众教育馆的核心工作，每种教育内容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教育方法具有针对性，以符合民众不同的文化需求，让民众能够积极参与进来。另外编印通俗读物，宣传民众教育，传播各种知识也是民众教育馆的重要工作。
（一）语文教育
语文教育推行学校式和非学校式的方法，常设儿童班、民众学校、识字处、民众图书馆、民众代笔。1933年，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对武昌31763个市民进行了人口识字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文盲占比达到46.2%。所以开展识字和语文教育成为民众教育的当务之急。
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提高青年语文教育水平，于1932年11月成立青年读书会，由馆中职员组成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学科有国语、英语、算术、理科、职业等项目，有会员71人。参与读书会的主要是十六岁以下的失学者，失学的原因69%因经济困难，而且有84.5%的人没有职业，他们一般在晚上参与青年读书会活动（见表3）。可见民众教育馆为推进“扫盲”，普及语文教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汉口市民众教育馆则通过民众学校、识字牌、演讲、文字与艺术、收音与广播、阅书室、阅报室、民众代笔问事处等来进行民众教育［13］。1936年，汉口民众教育馆邰爽秋发明普及教育车。此车车身小巧，功用繁多，1936年9月实行流动全
市，并于宗关码头、一码头、大智门铁路、刘家庙等处，设立施教处，其工作有七种：巡回讲演、流动展览、民众诊断、代笔问事、书报阅览、识字教学、各种娱乐。此项工作颇有成效，受到当时社会各界和民众的普遍认可。
（二）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推行观感教育、讲演，利用保甲和固定组织的方法。观感教育包括革命纪念、国耻事实、史地图表、国货、防空防毒以及博物、理化、乡土物品等类模型标本陈列，设有科学、卫生、妇女常识、儿童问题等讲座，并设有评书员训练班、特约民众茶馆、民众问题处、评书员研究会、新生活劳动服务团、饮食业主联欢会等组织。
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发现民众对放映电影和讲演有极大的兴趣需求，为提升公民教育的效率，定期组织民众观看各种影片，并常设各种知识讲座。其中政治讲座每星期三下午一时至三时为讲演时间，国防讲座规定每星期四为讲演时间。本馆职员也设有讲演，每日讲演时间规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其取材的范围，规定为时事、公民社会生活、生计、科学各种常识，每日听众人数平均有三百人。根据统计，1936年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共举办讲座320场，主题内容涵盖公民常识、时事新闻、社会常识、生计常识、生活问题、科学趣谈六大板块，其中公民常识的讲座数达到140场，占比44%，这说明公民教育是民众教育馆推行民众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见表4）。
民众教育馆为唤起民众的公民意识，不时举行各种专门宣传，使民众深刻认识到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健全的人格，各种宣传有：华中运动宣传、登高比赛宣传、一日运动宣传、守时运动宣传、拒毒运动宣传、清洁运动宣传、造林运动宣传、儿童健康运动宣传、禁烟宣传。
汉口市民众教育馆专门设立宣传组，通过讲演、文字与艺术、收音与广播等途径来进行宣传。演讲每日两次，第一次为下午一时至二时，第二次为下午七时至八时，
每日听众常在一千八百人左右。内容以自然、社会、新运规约、公训纲要为主，设置公安、科学、防空、常识、合作、卫生各种专门讲座。对于文字与艺术，每周定一宣传周，依其宣传事件，编一宣传周报张贴。收音与广播方面，民众教育馆有八灯收音机一具、四灯收音机一具，每天进行广播。
“凡一新兴事业，值创始之际，甚难引起社会注意，进行易生阻力”［14］。市政府也积极利用民众茶园来推广民众教育，并把民众教育馆识字部教员改充为民众茶园主任。筹设民众茶馆意在“提倡休闲教育，给市民以正当娱乐、普通常识，期改进其生活”［14］。1929年，武昌设有民众茶园5处、汉口设5处、汉阳设1处。市政府特利用其市民众多的特点，在茶园设有阅报室、图书室、民众问字处、讲演、音乐、游艺等部，通过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指导活动。武汉茶楼酒肆旅馆浴室以及游戏场所，非常发达，市教育局为推行民众教育起见，特制定各种启迪市民之通俗教育标语，分发各处张挂，使市民得以随时随地受其良善之暗示。现摘录张贴各处有代表性的教育标语［15］：茶楼标语：
我们需要知识，好比口渴需要饮茶一般。渴不饮盗泉水，是廉洁政府的好百姓。澡堂标语：
欲洁其身，要将贪污念头同时洗净！
要洗涤身体的尘垢，先要洗涤内心的尘垢！
要身体健全，必须讲求卫生；要知识健全，必须注重教育！
有清洁晶莹的身体，还要切乎实用的学识！酒馆标语：
知识的饥荒，比较饮食的饥荒还要厉害！
要想大家有饭吃，就要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无饭吃无衣穿的人们，都因为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富人一席酒，贫家半年粮。游戏场标语：
装模作样，是现在一班人的借镜。
我们要从假面具当中，看出他们的真性情！
你们有编好的剧本，赶快送到教育局去审查，免得埋没了心血！旅馆标语：
在旅馆休息的时候，要从事正当娱乐！
我们在旅途上，才晓得总理民生主义中“行”字重要。
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总理天下为公的怀抱。
持节有数的金钱，爱惜有益的精神！
因此，可以看到民众教育馆利用“场内”和“场外”各种载体和手段，来输出其功能服务，促进社会教育知识的传播。
（三）生计教育
生计教育推行合作事业、生产教育的方法，设有缝纫生产合作社、供给合作社、小本借贷处、妇女家事训练班、妇女缝纫训练班、商徒补习班、商民会计班，开展服用国货运动、救灾运动、节约运动及耕牛比赛、农品展览、募捐寒衣款项等活动。
实验民众馆开办有妇女缝纫班与家事训练班各一班，传授妇女缝纫治家各种技能，并设有缝纫烹饪实习室，以供实习，以一年为期，春季缝纫班毕业者有三、四名，到1935年，学生增加至108名。商教区开办有商徒补习班1班，传授商业各种常识，以一年为一期，首期学生共28名。1936年，篷教区的民众棚舍坍塌，衣不蔽体，生活辛苦万分，由民众教育馆募集大宗款项，购买芦苇，分发改造棚户；更于1937年冬向华洋义贩会募集寒衣约二百余件，各学校募集三百余件，并筹集现款五十余元购买了6石米按户分发。至于无谋生能力者，组织有职工介绍所，设法给其介绍职业。
（四）康乐教育
康乐教育则通过利用比赛、国术、改良旧乐剧和疾病防除的方法，设有风筝比赛、踢毽子比赛、饮食店清洁竞赛、各种棋类比赛、国术公开表演、国术班、国术传习处、国术研究会、平剧国术研究会、平剧训练班、民众剧场、民众诊所、民众保健处、市民健康检查、劳工俱乐部、儿童乐园，以实现提倡固有技术与娱乐，以锻炼
身心的目标［16］。
对于国术的提倡，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除举办国术公开表演数次外，还长期开办有国术班2班，培养了一大批国术爱好者。另设有国术传习所4处，并组织有国术研究会。1932年8月，该馆为锻炼民众体魄，增进民众健康，使民众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继而发扬民族精神，特在康乐部内开设国术训练班，聘请国术名师来馆担任教练，招收学生进行义务的传习。初时定六个月为一届，后因退学人数多，遂改为三个月为一届，并增设一班以适合民众的需要。此后退学者甚少，报名者日多。为继续将国术发扬光大并为广大民众所共享，特联合武昌各国术手组成国术研究会，于1933年3月正式成立，初始会员计74人，成立时即决议每月1、11、21三日为公开表演日，表演时由各国术手将所习国术之精华加以切磋并教予民众。
鉴于一般贫苦民众衣食尚无着落，一旦染了疾病，更无力就医取药，为了减轻他们的医药费用以及便于就诊，筹设民众诊所一所，于1933年5月正式开诊。民众诊所每春秋两季各举行市民健康检查一次，施种牛痘一次，并于每夏令举行防疫注射。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每年六月即联合武汉夏季防疫委员会在馆内设防疫注射分处，疫苗由该会供给，其他物品由省实民教馆补充，注射医师则有该馆民众诊所郝觉民担任。每次注射前，由康乐部或社交部指导员出席宣传半小时或一小时，故而民众踊跃报名注射，平均每月即注射大约一千四百人。
（五）通俗读物的编印
民众教育“固负有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大任务，确因此项新兴教育运动，无一定的成规，足以楷循，无健全的理论，足以指导努力的途径”，为扭转“政府与社会，均有所怀疑，认为民众教育馆，是拿钱吃饭不做事的一个机关”这一局面，“以期博得政府社会与一般民众的信心，自不能不有《工作概况》《实验报告》，与《现代民众》月刊的发行”［17］。武昌、汉口、宜昌、襄阳、武穴、蒲圻、岳口、沙市等民众教育馆联合成立湖北民众教育馆联合会，刊行《民教月刊》《鄂北民众》
《鄂东民众》《民众先锋》《鄂中民众》以及《沙市民众教育馆刊》月刊，发行传播民众知识。
自民众教育馆在各处成立以来，各馆多编有专为民众阅读的报纸，教育部调查，民国十六年来的民众定期刊物凡一百零九种。专为民众阅读编印的图书，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各小书坊出版的廉价故事、韵文歌词、及连环图画小说等，此类书教育部已收集者有九十九种；一类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在近十年中极为流行；一类为实施民众教育机关及大书局出版的民众读物，据教育部调查，民国十六年以来凡四百四十种。［18］
为促进知识的传播，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供给与介绍材料的范围有：民众读物及民校教材、各种施教教材、设施应用的资料（见表5）。还专门设有编辑委员会，主要有两种目标：为编印民众常识丛书，辅导训练民众之研究与实验；为介绍民众方法，以辅导县区民教推行之研究与实验。各种丛书编峻后，除本馆各施教区散发外，省市县立各民众教育馆，均各寄数本，但惜以经费关系，不能多印，普遍散发，以致时有供不应求之憾。介绍民教方法，编印民教设施方法小册、民教实验报告，并以与辅导部合作、联络国内社教或文化机构或以本省各县民众教育馆为辅导对象等方式编印《湖北民教》月刊。
民众教育与改造社会是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培养时代“新国民”的基本手段，以推动国家现代化，客观上使城市面貌和内涵逐渐展示出“文明”“自由”“进步”的样态。尽管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和各种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其构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成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民众教育馆承担着普及社会教育、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功能，它们所开展的服务和活动具有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创新性的特点。
第一，基础性。这可以通过民众教育馆举办识字教育、开展大量普及知识讲座（如
防火、防毒、防空袭）等措施来体现。民国时期，文盲群体占比非常大，要培养新民，就必先输入新知，要输入新知，就必先识字。因此，普及民众教育，举办识字运动，扫除文盲，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另外，输入新知、培养新民，就是要民众具备现代社会的一套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例如遵守时间、摒弃迷信、在公共场所不得大声喧闹、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妇女权利等观念与行为。武汉市政府利用公共文化场所宣扬文明、卫生、爱国的主张，反对吸毒嫖娼卖淫、禁止妇女缠足，通过这些基础性的宣传来改造民众封建落后的旧生活习惯。
第二，教育性。民众教育馆作为学校的补充机构，充当着民众教育的功能。民众教育馆通过设立民众学校、建立民众图书馆、开展识字教育、组织培训讲座等，以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最大化地实现基层民众的均等化教育。民众教育馆还将各种设施和活动设置开展在公园、茶馆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内，以吸引更多民众的注意，实现教育价值的最大化。如民众教育馆将识字运动、体育训练、运动会等活动安排在中山公园内举行，这些举措有助于推动民众教育的普及。
第三，社会性。社会性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社会是每个个体构建的共同体，是一个平等自由开放的交往网络。民众教育馆有意识地宣传一些文明、合作、爱国、互帮互助、平等、自由等观念，以教化民众。例如，民众教育馆设有明确的组织条例和实施条例，其宗旨和章程大都要求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注重服务精神、合作精神，通过现代知识培养民众的组织观念和公民观念。汉口市实验民众教育馆设置的图书流动展览、放映的爱国教育电影、组织的“国难”展览演讲等，都在试图培养民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公共事务、追求民族复兴。
第四，创新性。为了吸引民众，更多地为民众服务，民众教育馆进行了服务创新。民众教育馆通过流动服务、专门设立儿童阅览室来扩大服务范围，并利用茶馆、戏剧、电影等娱乐形式实行民众教育，以符合民众的文化偏好。特别具有创新性的是汉口民众教育馆馆员邰爽秋发明的普及教育车，其功能强大，可用于巡回讲演、流
动展览、民众诊断、代笔问事、书报阅览、识字教学以及各种娱乐，其成效受到当时社会各界和民众的普遍认可。
民众教育馆开展服务活动的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和创新性特点使普及民众教育的工作获得一定起色。但总体上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使民众教育馆建设趋于崩溃。国民素质的普遍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众教育馆的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民众教育馆自身管理也存在着缺陷，例如组织紊乱复杂、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专业管理人才、行政气息浓厚等因素，制约着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在当时情境下还无法实现改造基层社会的理想目标。
注释：
① 对区域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主要有：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毛文君：《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考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张鹏：《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29—1937）》，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王业廷：《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北平民众教育馆（赵倩：《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发展（1933—1937）》，《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于文哲：《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曹丽娟：《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33—1937）》，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江苏民众教育馆（朱煜：《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等。
② 参看湖北省志《文艺志》编辑室编《文艺志资料选辑（一）》（内部参考资料），武汉，1982年版，第48-49页。
［1］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开明书
局，1934：106.
［2］ 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 杜元载.非常时期之社会教育［M］.上海：中华书局，1937：7.
［5］ 周慧梅.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J］.教育学报，2008（2）.
［6］ 毛文君.近代中国（1911-1937年）城市民众教育馆述论［D］.成都：四川大学，2002：8.
［7］ 教育部统计室.中华民国全国社会教育统计［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 中华图书馆协会.全国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调查表［M］.北平：［出版者不详］，1935.
［10］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编辑委员会.本馆筹备纪要［M］.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1932：6-7.
［11］何清铭.一年来之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J］.湖北民教，1937，1（10）：56.
［12］王研农.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概况［J］.现代民众，1936，2（10）：70.
［13］王研农.一年来之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J］.湖北民教，1937，1（10）：119-129.
［14］陈礼江.民众教育馆的使命及其出路［J］.湖北民教，1937，1（5）：1-5.
［15］ 制设通俗教育标语［J］.新汉口市政公报，1930，1（11）：143-144.
［16］余劲松.五年来之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J］.湖北民教，1937，1（5）：28-35.
［17］ 王义周.发刊词［J］.湖北民教，1936，1（1）：1.
［18］庄泽宣.中国近代的图书馆和出版事业［J］.教育与民众，1932，3（8）：1494.
［19］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出版物一览［J］.湖北民教，1936，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