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8日发(作者：)
王东岳对精神贵族看法
1.所谓“精神贵族”，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对文化的渴求不限于取乐或谋生等低层需要，而是有兴趣追究超然于现实生存或支配着现实生存的高层疑问，其情形俨如衣食无忧的富翁断不肯再为获取一口粗食奔忙，而是更有雅兴去赏玩翡翠钻石的璀璨一样。（《序言》）
2.哲学乃科学之父:科学无论看起来显得怎样的俊朗洒脱，它都不外是那更具沧桑感的丑陋老叟的轻薄之子。
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主哲学无用呢？哲学的无用就在于它实际上比那个操作系统潜藏得还要深，或者说，它距离精神上或者意识上的应用层面更为虚缈遥远。它因此在精神底层奠定了一个深厚而坚实的基础，这就好比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它们相距得越远，那基础科学就显得越没有用处，尽管越没有用处的基础科学，最终对应用科学具有越大的奠基作用和指导力度。譬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创了整个20世纪以来的科学新时代，但起初连他本人也不相信，这套理念可以作为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应用的基础。
4.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恰恰全都是哲学家，须知正是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操作系统，也就是说，他们全都起到了哲学家的精神铺垫作用和逻辑打造功能。只可惜，他们太现实了，太注重鼻子跟前的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了，所以，他们的思路是当下急用的，他们的逻辑是微言大义的。如果仔细阅读老子的《道德经》，你会发现他的世故一点儿也不逊于其他诸子，反之，其思辨论证之才具却照顾显得十分苍白。短短五千言，居然多数篇幅都在谈论如何做人
与如何为君，其实用程度足以让后来的汉朝帝王直接颂作治国之策，或者，也足以让芸芸众生将其蜕变成一宗救民于水火的世俗道教，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发展成“致虚”的思维逻辑和“守静”的科学实验。
果不其然，实用的哲学很快就会给人带来实用的效应：政治上，我们古老的社会制度是最完善最稳固的，折腾了两千余年，你也休想彻底拆解它那千丝万缕的人治纽带和深入灵魂的专制架构，以至于一门心思信奉辩证思维的马克思，都只好无奈地将这个东方怪物称为“停滞社会”。经济上，早在唐、宋、元、明的中古时代，尤其是清朝初年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占到全球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远远高于现在美国经济独据鳌头的世界地位（约为21%），但从这里却根本不可能衍生出别具一格的现代商品经济形态。技术上，我们更是占尽了逻辑省略的便宜，指南针是基于天然磁体倾向地球磁极的偶然发现；火药是炼丹术士将各类杂物随机配伍弄成的意外事故；造纸和活字印刷更是民间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丝毫不必进行任何繁琐细密的逻辑运筹。即是说，我们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切近又实用的东西，决不会有哪个傻瓜去钻研远在天边的“日心学理”或一无用途的“自由落体”。
5.哲学原是极深沉的“务虚”，只有精于务虚的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须知人类就是以“智质虚存”主导“体质实存”的衍存物。所以，哲学的兴衰似乎一直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西方哲学思潮的涨落与西方历史气运的起伏完全吻合，中国亦然。只是由于
中国自古缺乏多向求索的宽松氛围和深向发掘的逻辑功力，因而也就缺乏广博缜密的哲思体系，文明的张力到底弱一些。
6.纵观人类思想史，真正在哲学上有所建树的人大都是当时的博物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反过来看，在自然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通常也相当谙熟真正的哲学，这是两条腿撑着的一架躯干的格局，弄成瘸子总不便于走得长远。
人类迄今经历了神学、哲学和科学三大思想阶段，哲学因而成为神学和科学之间的逻辑中介过渡载体。它与神学的共通之点在于，二者都倾向于追求世界的终极原因，并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不同之处是，神学所使用的思想方法乃是“信仰”，哲学所使用的思想工具乃是“理性”。由此不难推断，它与科学的共通之点在于，二者都是借助于理性方式来探讨问题的学术；但研究目标上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更关系具体对象的钻研，哲学却保持着它的终极关切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