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0日发(作者：)
国际关系理论讲座
李少军
● 为什么要学习国际关系理论？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互动现象，人们如果不能进行某种程度的理论化，就根本无法加以理解与解释。有了理论，人们对国际关系事实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互动事实的系统解释，其形式是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命题。
● 为什么讲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然是以西方学界为主导。原因：第一，现代国际体系自产生起就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第二，现代国际关系学科是产生和发展于西方。
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众多学派，目前影响最大的有三家：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中国国关学界正在为创建中国学派而努力。
●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谋求阐释的是世界的现实情况（how the world is），而不是世界的理想情况（how
the world ought to be）。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在一个缺少资源的世界上，国家间为了权力、声望、影响和安全而不间断地进行的斗争。
由于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受到了众多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的青睐。
● 现实主义的不同分支
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
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
这些分支有共同的假定，也有不同的观点。
● 1、古典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思想根源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
强调人天生就是利已的，个人权力意志的放大就是国家的权力欲。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把古典现实主义称为人类本性现实主义（human
nature realism）。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死于公元前400年），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以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为例，说明了了今天可称为“权力政治”的现象。
雅典权力的增大，以及所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君主论》
提出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中心命题，即人性恶。
认为国家安全远比信义和道德更重要。
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结盟的利弊和后果。
提出了军事力量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性。
——卡尔（E. H. Carr, 1892-1982），《二十年危机》（1939）
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现代危机表明空想主义的大厦已经瓦解，应提出更现实的观点。
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力政治；道义是权力的产物。
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持批评态度，认为理想主义无视历史教训，现实主义过于悲观，夸大了一成不变的因果关系，应该既关注权力，亦关注道德原则。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国家间政治》
理论前提：1、人性恶；2、无政府。
国家的行为都是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的。
国家利益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生存和安全。
权力政治的表现是一个国家企图控制另一个国家。
外交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的。
国家追求利益必须与其实力相称。
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因素是“权力均衡”。
● 2、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修正是相对古典现实主义而言，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亦称结构现实主义。
主要代表作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79年发表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体系塑造国家的行为
关注点是行为体构成的国际结构。
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the nature of man）的结果。
强调国际体系对行为体的塑造作用。
结构的原因解释了国际政治生活不断重复的模式和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单元行为彼此相似，为什么它们产生的后果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例如，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
——体系决定于大国数量
国家作为统一的、以生存为最低目标的行为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
国际体系的变化，是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的。它的特性是由大国数量决定的。
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的行为相似，而结构决定于国家的能力分配与排列，因此结构理论可以忽略单元能力之外的所有个体属性。
——关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一个国家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国家为了安全而相互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
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以安全为代价追求权力是不值得的，因此国家有时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
● 3、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发展
——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相对新现实主义而言。前者侧重解释国际结构，后者侧重解释单个国家的特定行为。
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强调了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系统变量与单位变量的结合。
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决于它的国际地位和相对物质力量。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
的影响是以国家领导人的作用为媒介，取决于领导人对国家权力地位的认识以及对资源支配的程度。
——进攻现实主义
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稀缺的，国家实现安全只能追求权力最大化，因此倾向于采取冲突行动。
有的倾向于“结构说”，认为来自体系的压力足以使国际处境相似的国家采取相似的行为。
有的倾向于单位变量，强调的是相对能力与领导者的判断。
——防御现实主义
“安全困境”不可避免，但未必会导致剧烈竞争与战争，导致侵略扩张的情况是有限的。安全并不是稀缺的。
国家对付威胁是以一种适度的“平衡”方式。
有的强调“结构调节剂”（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地区军事平衡和国际经济压力等）和安全最大化。
有的强调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领导人的决策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 有关现实主义的小结
各派的共同点：无政府、权力政治、作为主角的国家是理性行为体。
关于权力政治的由来：
古典现实主义：基于人类本性，主要原因在单位层面（即国家）。
新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压力（无政府状态）。
新古典现实主义：体系原因与单位原因的结合。
进攻现实主义：有的认为是体系原因，有的认为是体系原因与单位原因的结合。
防御现实主义：体系结构与单位因素的结合。
关于国家希望拥有权力的数量：
古典现实主义：获取与能力相称的权力与利益。
新现实主义：以安全为目标，适度获取权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不确定。
进攻现实主义：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以霸权为最终目标。
防御现实主义：以平衡威胁为目标，适度获取权力。
● 现实主义理论的要点
1. 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anarchic），即不存在高居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或普遍权威。
2. 主要的行为体是作为整体单位的国家。自利和自助是国家的基本特性。
3.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是加强权力与安全。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国家推进其利益的主要手段。
4. 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所要争取的是自身处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
● 对现实主义的批评
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大量事实，已经使过于强调国际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面对挑战。
现实主义吸收其他理论因素的变通，诸如给国际合作留出余地，对权力原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强调，被认为放弃了传统的核心假定，变成了“ 最小现实主义”。
●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思想流派的集合，包含不同的分支和众说纷纭的解释。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渊源关系，但指涉与内涵有很大不同。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语境是国内政治，主要指涉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其语境是国际政治，主要指涉跨国关系。
讨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了解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 古典自由主义
强调自由放任，认为个体理性的力量通过 “看不见的手” 可以使社会的共同的善得到实现。
只要知识得以传播，大多数人就会进行正确的推理，并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确保社会的进步。
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政治也是可以进步的。
途径：个人自由保护——自由国家扩大——自由国家联邦——国际秩序建立。
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促进和平，在政治上相信共和制国家可以实现和平。
● 自由放任主义
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生产和交换的最大化。
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的时候，也会促进全人类的利益——推动普遍的自由贸易。
自由放任主义关注的是生产和交换而不是分配。
只要车辆的数量不超过道路的承载能力，就没有必要实施交通管制。
● 新自由主义
一战的爆发，清楚地表明国际秩序不能经由自由放任的途径实现。德英等欧洲国家尽管有密切的相互依赖，但在战争中却打得你死我活。
事实使得一些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和平必须 “建立” ，而不可能 “自然地” 实现。于是，通过国际制度的管制来建立国际秩序的思想就产生了，这就是新自由主义。
● 自由主义的两大分支
一支强调弱干预原则，认为行为体的互动能够“自动地”地形成国际秩序；另一支强调强干预原则，认为必须通过国际制度的管制建立国际秩序。
在当代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贸易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大体上沿袭了前一种传统，而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则沿袭了后一种传统。
● 1、理想主义（idealism）
理想主义认为，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能够规范国家的行为，制止侵略，实现国际和平。
从威尔逊倡导建立国际联盟到罗斯福策划建立联合国，其指导思想都是想通过建立世界性组织来实施集体安全原则。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与正义。
——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集体安全就是若干国家相互承担义务，确立反对侵略的相互依存的安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行动，反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
——国际组织的实践
《国际联盟盟约》：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影响联盟任何一会员与否，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
《联合国宪章》：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
● 2、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
亦称相互依存模型。这一理论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以及各国经济利益的日益融合，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会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普遍。正是这种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使得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可能。
——自由制度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
代表作：《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1972）；《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1977）。
理论模型为“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指一个体系中的不同行为体或事件的相互影响。
主要观点：第一，国家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第二，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已取得了与政治、军事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第三，经济相互依存连同扩大了的政治联系增大了合作的价值而减小了暴力的功效。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是指行为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不同点，以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
原因：在基于利益的互动中，行为体会感受到共同的利益，并且会通过合作的方式谋求这样的利益。
进行合作远比进行对抗乃至战争付出的代价要小，因而是更理性的选择。
国际合作会以规范或制度作为基础和保证。
——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
国际合作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对行为体的共同利益与决策模式起规范作用的国际体制。
定义：在国际关系的一定领域中汇聚了行为者期望的一组明确或含蓄的原则、规范、法则和决策程序。
国际体制包括各种不同的合作形式与程度。
在今天，任何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都会受到众多国际制度的影响与制约。
——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小结
与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不仅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而且关注更广泛的行为体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问题。
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以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来管理相互依赖，因此人们认为它继承了理想主义的传统，并因而获得了“新自由主义”之名。
——基欧汉思想的非自由主义属性
自认为是制度主义而非自由主义。
与现实主义的相同点：关注国家权力。
不涉及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贸易和平、人性本善、历史可以进步、自由先于平等与社会正义等）。
对人性的看法较悲观。
认为自由主义为了市场和经济利益，也可能扩张和动武。
● 3、民主和平论
亦称新自由国际主义。
在20世纪末，有关“民主和平论”的争辩构成了一场最突出的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讨论。
这场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是比在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更少发生战争。
——基本命题
“民主和平”，实际上是一个命题，即民主国家间无战争。
它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
——理论推理
(1)战争费用是公民以鲜血和财富来支付的，民主制政府必须向公民负责。(2)有战争风险的对外决策是公开讨论的，民众会对国家进行制约。(3)民主制的政治文化，会使适用于国内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适用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民主和平论”的基本逻辑：理性的人可以组成理性的国家，而理性的国家则可以组成理性的国际社会。
——两个含义
第一是纯学术含义，即在理论上这个命题是否能成立，是否能得到验证；
第二是政策含义，即西方国家的安全是否与民主的传播息息相关，实现普遍的民主是不是阻止战争发生的根本途径。
——现实应用
美国朝野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同世界范围民主的成败息息相关，提出鼓动和输出民主应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对外干涉的理论支柱。
● 自由主义IR理论的内核
第一，个人和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
第二，国家不是整体一致的行为体，其对外政策行为是国内团体与个人偏好互动的结果。
第三，考察世界政治的出发点应侧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特别关注国内市民社会与跨国市民社会。
第四，国内政治秩序最终可以普及于国际社会，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
●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自由主义理论过多地强调了利益的和谐，而忽视了国家利益的根本性冲突。实际上国际关系中恐惧和不信任因素往往重于合作因素。
国家仍然是自利的，不可能如自由主义者期望的那样基于一致的基础而追求共同目标。
国家间的合作，会受到若干国际的和外部的压力，所面对的问题远比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多。
●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从主观的角度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主旨：解释观念因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例如，对于冷战的突然结束，无论是用结构与权力政治，还是用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都很难进行解释，而用建构主义则可以解释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接受“共同安全”思想，改变了观念，并因而改变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从而与西方建构了新型的关系。
● 主体间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
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即主体间（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由共享的知识组成的，所谓共享的知识，就是行为体共同具有的对其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解释。
这种共有的知识被称为“文化”。
● 建构主义为自己确定的任务
理解和解释“共有的知识”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这样的“社会事实”怎样影响了行为体的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变化。
建构主义认为，“共有的知识” 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认同（或身份）与利益。
事例：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的转变。
● 集体意向
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观念不是 “个人观念” ，而是指 “集体意向” 。
例子：相互承认主权，是主权国家体系存在和正常发挥功能的先决条件。主权像货币和财产权一样，只有在一个承认其存在的共有意义的体系中，才能够存在。这一共有意义体系依赖于集体意向。
● 国际结构的观念属性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作为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同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
这种观念建构的结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结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
例如，军事装备就是一种物质性因素，这种物质因素只有在考虑到行为体的不同期望或不同的共同知识时，才能对其影响作出正确判断。
● 以核武器为例
英国拥有核武器和朝鲜拥有核武器对美国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美国肯定认为前者不是威胁而后者是威胁，并因而会采取不同的对策。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核武器本身，而是观念，即美国怎样看待这些核武器的意义。这种意义取决于英美、朝美之间相互对对方采取怎样的态度与立场。
● 无政府状态的三种文化
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怎样的信念和期望。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以相互敌视为特征，那么就会建构一种霍布斯文化；
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一种竞争者的关系，虽然有利益冲突，但能够共存，那就会建构一种洛克文化；
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以朋友关系为特征，那就会建构一种非暴力和互助的康德文化。
● 以安全关系为例
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作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 “安全困境” 。
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能够建立高度的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
● 话语（discourse)
建构主义认为，社会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话语。
话语在主要指精神性的东西，诸如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及语言等。
话语反映并构成信念与利益，并确立可接受的行为规范。
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与内容，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战略，也决定利益本身。
● 结构与行为体
行为者建构结构，结构也造就行为者。
行为体的观念发生变化，共有知识就会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会变化。
行为体与结构的互动，形成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具体来说，行为体观念的变化会带来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带来行为体观念的变化。
● 其他理论
除了这三种居主流地位的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的道德问题的规范理论、基于性别视角的女性主义理论、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立场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
尽管这些理论总的来说居非主流地位，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
● 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小结
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所解释的对象，都是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即国际体系。
现实主义解释了国际权力结构，自由制度主义解释了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建构主义解释了观念互动和主体间世界。
由于行为体既要参与权力政治，也要参与制度合作与观念互动，因此国际关系中存在不同的结构，也需要用不同的理论加以解释。
● 例1 伊拉克战争
美国未得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动武，印证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属性和权力政治的特点。
美国事后不得不谋求联合国支持，印证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因素影响。
世界舆论特别是伊斯兰国家民众对美国的不认同，印证了观念建构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美国顺利解决了权力政治的问题，勉强解决了制度合法的问题，但始终没有解决认同问题。美国在伊拉克困境，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认同。
● 例2 朝鲜核问题
参与外交互动的六方，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利益相关，政策相互影响。
核武器是权力因素，有可能引发战争，这是问题的权力政治的一面。
六方会谈是一种合作，如果谈好，则会形成某种制度。
各方对问题的看法，则是观念建构。达成消除核武器的共识，会有和平前景，反之则会加深敌意，甚至会导致战争。
● 例3 中国的三种外交
与权力政治相关的外交，中国应韬光养晦。具体来说，中国发展与使用军力，必须从现实需要出发，尽量低调。
与制度合作相关的外交，中国应有所作为。具体来说，中国在加入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或各项国际议程时，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与观念建构相关的外交，中国应更加有所作为。具体来说，应通过沟通、说服，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消除在一些领域的误解与偏见。
1.关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按照这个概念，一个国家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一个国家即
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显然，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
在逻辑上，安全困境是讲得通的。按照权力政治的观点，由于进行互动的行为体都是自利的，不可能对他方有真正的信任，因此对权力的变动会非常敏感。即使知道对方是为了防御，也不可能真正放心，因为对方防御能力增强了，自己的进攻能力也就削弱了。俄美在反导问题上的互动就是这种情况。
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言，从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事例。中国军力大发展，周边肯定有国家会紧张。这中间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印度目前显然是处于一种“霍布斯式的恐惧”之中。它不甘于在军力落后于中国，正以中国威胁为由而不顾一切地扩充军备。虽然中国无意与印度进行权力之争，但印度作为一个对权力孜孜以求的国家，当然是以“权力”度中国之腹，不可能摆脱安全困境。
在现实中找到安全困境的实例，是不是可以证实这一理论？显然不行，因为人们也可以找到反例。在欧盟国家之间，例如法德之间，肯定不存在安全困境。实际上，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存在典型的安全困境式关系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安全困境也是个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如果把它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就太过了。现在的安全困境理论，缺乏对这个概念指涉对象的限定条件的研究，好象只要存在权力政治，就必然出现安全困境。其实，安全困境的出现是需要另外的条件的，这就是观念。印度为什么总是基于安全困境的模式看待与中国的关系？不能说其中没有权力的影响，但权力因素并非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印度一直对中国怀有敌意。我认为，安全困境只发生在有敌意的国家之间。在这里，不是安全困境产生敌意，而是敌意产生安全困境。
2.关于“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概念，但却是现实主义视角的产物。前些年，十几二十年前吧，研究国际关系，人们关注就是大国关系，世界格局，争论单极、多极、一超多强等。这种研究视角现在少多了，这些词也不大用了，但在形势报告中还可以见到。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power的互动，会形成一定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以可称为“极”的大国的数量为标牌的，诸如单极、两极或多极。从形态上讲，这种结构又可分均势与霸权两种格局。
人们研究和界定“世界格局”有什么用？可能一是为了探讨规律，二是为了价值选择。
大国权力互动会形成怎样的结果，这或许可视为有关国际政治规律的研究。沃尔兹认为会形成均势，而米尔斯海默却认为会形成霸权。然而，无论哪个命题，用历史方法都不能证实，因为历史上既存在均势，也存在霸权。吉尔平讲两者交替出现，也是有道理的。
从价值判断来讲，人们研究世界格局，似乎与研究“时代”是相似的。一方面格局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与战略，另一方面格局有好有坏，因此实现某种格局又成了目标。当然，这个角度的研究不属学术研究。
就当今的格局而言，算什么，似乎不容易说清楚。说单极吧，美国诸事不顺，现在办什么事都得拉一帮小伙计，虽然力量比别国强得多，但不能为所欲为。说多极吧，其他大国与美国又有很大差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也许“一超多强”是个折中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从学术上讲有什么意义？
人们判断格局的困境，也表明了现实主义的一种局限性。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但却处处受到制约，这种情况算什么格局？现实主义理论能解释吗？诚然，如果当今的世界是个纯纯粹粹的权力政治世界，那现实主义理论的推论大概就能与现实相符。但偏偏这个世界复杂得很。所谓“超极大国”，主要是就权力政治角色而言。如果它不得不同时参与其他游戏，那它的优势就不那么管用了。说它受“软制衡”也好，说它受到制度约束也好，都一样。事实
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权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无论权力多大也不能为所欲为。现实主义理论是把一切问题简化为权力政治，这样的视角在当今行不通了。
3.关于“共同体”
近日日本新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也算是将了中国一军。前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也提过建立共同体问题，到各国鼓吹，大使馆也出动做说服工作，甚至到社科院来游说。到底东亚国际关系未来应怎样走，共同体是不是必由之路，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前我的几篇小文批评了现实主义。实际上，如果国家永远严守主权规范，那国家间关系确实就会一直如现实主义所概括的那样，沿续权力政治。在主权国家之间，即使没有边界领土争端，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不断导致冲突，甚至会发生战争。就东亚的情况而言，在主权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讨价还价（双边、多边外交），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诸如朝核问题，边界问题等，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必须跨过一个坎，即从多边外交，经由一体化进程，而进入共同体阶段。现实主义认为自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就一直没有本质变化，始终是权力政治。观察现今各地区已有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可以明白，国际政治确实在发生本质的变化。国家一旦进入地区一体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会超越主权国家规范。
当然，我们都知道，东亚地区要建立共同体，是非常困难的事。经济一体化，诸如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可以实现的。但政治上的障碍就不容易克服了，因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欧洲人的经验是先搞经济一体化，然后推进到政治、外交、军事领域。东亚恐怕也得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个课题可以研究，即怎样从多边外交阶段走向共同体。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联系世界各地区的地区主义进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规律性东西。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到决定这个过程的变量或条件。如果能够就这些变量或条件提出假设，并验证之，那就能做出很有意义的学理研究，而且也能为中国外交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4.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的计算，有一个前提，即所有条件都必须是确定的。如果有条件不确定，那么计算结果就不靠谱了。
举个例子：某国际关系问题可表述为算式3+2，如果三个要素，即3、2和+号，都是确定不变的，而且这个问题的结果只决定于这三个要素，那么结果毫无疑问就5。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如果该问题确实可以简化为3+2，那么结果就确实可以算出来，而且百分之百的准确。
当然，国际关系问题通常不能表述为这样简单的模式，力图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的人所设计的模型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列出多少要素，都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穷尽了所要要素，二是这些要素的值是确定的。试想，如果3和2之外，还有若干遗漏的要素，或者算式是X+Y，而这两个要素可以取任意值，那么其计算结果就没有预测意义了。
再进一步说，由于国际关系要素都有人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因而不能像自然事实那样确定，充其量只是一个具有概率性质的数量，例如3与2以及相加关系在70%情况下是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考虑概率对这种计算结果的影响。
如果3+2这个算式的三个因素的概率都是70%，那么其计算的确定结果的概率就是：70%
* 70% * 70%＝34.3%。可以看到，虽然70%是个较高概率，但34.3%就不高了。如果实际的算式不只三个要素，而是有更多，那么最终结果的概率之低就可以想见了。
问题说到这里还没完。就国际问题而言，每个要素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它们自身往往是一个因果链条的产物，决定它们的还有若干要素，而这些要素也都是概率性的。如果把这些更复杂的情况考虑进去，那么算式的链条就要大大加长了，而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就更低了，甚至可以说没有确定性了。
说到这里并不是要否定量化分析的科学性，而是想说这种计算要得到具有预测意义的确定结果太难了。
“囚徒困境”是人们研究中常用一个数学模型。如果国际互动真的只有两个行为体，其他的行为体都是君子，“观棋不语”，而这两个参赛者都只有两个选择，而法官又执法严正，判决没有含糊，那么其互动结果确实就是该模型所推演的结果。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么美好的事例好找吗？
有一些国际问题，进行预测可以只限定在两种情况，诸如伊朗发展还是不发展核武器。对于这种情况，每一种结果的概率都是50%。由此反推，倒是可以确定几个简单的决定要素。但对于这种预测，还用得着数学吗？赌就是了。
5.对首脑外交的观察与诠释
首脑外交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实际上，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往往是通过首脑间的互动体现出来的。首脑间有良性互动，诸如会面，就表明国家间关系处于正常状态。国家拒绝首脑会晤，往往表明关系出了问题。首脑外交的表现，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质结果。
问题：首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会面，会见需要什么条件，哪些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成功靠什么？这些是可以探讨的问题。进行研究，可以观察现象，诸如次数、时机、议题、成果、方式等，也可以诠释其意义。
6.一个问题
胡锦涛与奥巴马会谈，达成了许多共识。用建构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形成了共有知识。这种共有知识决定着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共有知识与以往不同，因而两国关系的现状也不同。这样说不错！然而，如果我们问两国首领这次为什么会形成像现在这样的共有知识，建构主义的现有理论似乎不能解释。这里似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是全球性问题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双方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二是中国的实力地位提高了。美国这次明显地是把中国视为对等的伙伴进行互动。这两个因素都具有物质的属性。在这里，物质因素又成为了决定观念的因素，“存在决定意识”。
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行为体在决定进行观念建构的时候，又是受物质因素决定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与物质现状无关的观念建构。也许人们觉得国家首脑的观念交锋，不像拳击比赛要分级别和称身重，但物质环境的压力与国家的分量，无论是作为背景还是前提，都是决定首脑对话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7.国际关系运作的“电梯原理”
电梯运行当然是有规律的。人们知道了电梯的运行速度，就可以算出到达某一楼层的准确时间。计算公式是：电梯运行时间＝电梯速度*层数。
然而，当人们乘梯时，实际所用时间却往往与计算结果相差很大。为什么？原因在于电梯运行中间，在不同的楼层总是有人把电梯截住，上人或者下人，因而使得电梯一次次地停下来。由于电梯中间停止的次数不同，上下人的数量不同，携带东西不同，因而时间就变得不确定了。由于任何乘客都无法预知电梯运行中受干扰的情况，因而电梯运行时间的计算公式就没什么意义了，除非可以进行变量控制，即确保中间没有人上下电梯。
就国际关系的运作而言，多数情况下都很像是电梯运行。如果这种运作没有受到任何干扰，那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可以预测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其间会出现各种干预变量。例如中国并购美国公司。这件事的运作原本应该按照经济规则进行，但却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并最终使事情不能成功。
国际关系运作受到各种意料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并因而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也许可称之
为国际关系运作的电梯原理。这种原理决定了国际互动的不确定性和预测的困难性。
8.相互依赖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有不同的相关关系。
1、对抗依赖型。相互为敌的依赖。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相互依赖就是属这种类型。双方都可以确保毁灭对方。双方虽然对军备竞赛都不堪重负，但必须维持这种恐怖的平衡。在这种依赖的情况下，双方的共同利益是通过谈判减少甚至停止不必要的竞赛。它们之间的军控谈判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条约，就是这种相互依赖下合作的产物。
在当今存在军事对抗的地区，如朝鲜半岛、中东、印巴等，都存在这种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是以相互对抗为特点，每一方的政策都会影响另一方。由于双方的关系是僵局，因此也存在对话与谈判，可以说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但始终是以冲突为基调。如果双方的合作能够发展起来，成为主线，那这种相互依赖就转型了。
2、同舟共济型。面对共同威胁的相互依赖。解决气候变暖就属这种情况。如果地球的生存条件改变，所有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必须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并形成约束各国行为的制度。当然，行为体共同面对的威胁有远有近。迫在眉睫的威胁，容易导致合作与制度，反之则充满曲折。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合作的不确定性。
同舟共济型的相互依赖，也存在冲突。有时甚至是很严重的冲突。但基调始终是合作，各方是为了合作而冲突。如果各方互动的问题是真问题，涉及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前景，除了达成协议别无选择，那么无论有怎样的曲折，最终各方都会坐下来谈判，并达成协议。
这类相互依赖，除了行为体面对全球性威胁之外，还存在若干行为体面对地区性威胁或局部威胁的情况。这种情况导致的是双边或多边行动。结盟作为一种反应，也是一种建立制度的行为。冷战时期出现的这类制度很多，北约、华约是典型。东盟其实也是这种相互依赖的产物。在当代，各行为体在反恐、防止核扩散问题上进行合作，也可归为这一类相互依赖。
3、互利型。面对共同得益前景的依赖。贸易制度就属这种情况。贸易的进行对各方都有利。由于贸易关系不是一锤子买卖，因此建立贸易制度，可以使各方都从中得到好处。WTO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者都是这类相互依赖的实例。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类相互依赖的延伸，即一方在此事上并无利害关系，但加入合作后可以从彼事上得益。这是一种利益的互换。
4、大国强制型。这是一种以大国为主导的不平等的相互依赖。世界各国在核禁试、核不扩散领域的相互依赖就属这种情况。大国有能力造成一种压力的环境，迫使小国加入并遵守规范。在这种合作中，一些小国需要大国的核保护，而大国则需要小国不发展核武器。
以上所讲的四种相互依赖，当然不能包括全部情况。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往往存在复杂的情况，是“复合”相互依赖。在行为体之间，可能同时涉及不同的依赖类型。例如，在朝核问题上，就并存不同的类型。朝鲜之外的五方，在半岛无核化上有共同利益。美日韩在遏制朝鲜方面有共同利益，而朝韩、朝美、朝日之间则存在对抗型相互依赖。
国际合作的理论逻辑
讲国际合作，人们就会想到自由制度主义。其逻辑是：世界上的多种行为体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依赖会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会导致合作，合作的持续会形成制度。制度会推进合作，并且改变行为体的行为。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思考。
第一，相互依赖的含义。按照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相互依赖是指行为体相互影响。约瑟夫·奈把它描述成一种非常客观的现实，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就像是婚姻一样，对于双方来说，无论会更穷、更富、更好、更坏，都是一种相互依赖。按照这种解释，“相互依赖”可以等
同于“国际关系”。实际上，每一个行为体，只要参与国际事务，其行为与影响超出国家边界，与其他行为体发生联系，也就是构成互动，自然就会受到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反过来，它也会对其他行为体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多元的和复杂的，涉及不同领域、层次、问题。对于“相互影响”的解释，我想现实主义完全可以接受，因为现实主义并不否认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那么两者有什么不同呢？不同有两点。一是现实主义只关注国家行为体，自由制度主义还关注非国家行为体。二是两者对相互依赖的属性认知不同。现实主义眼中的互动就是出于自利的权力政治，相互依赖就是相互竞争；自由制度主义眼中的互动则包含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当然，自由制度主义并不认为相互依赖只导致合作，也承认权力政治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典自由主义基于“人性善”的假定，大概认为行为体之间会自然地形成合作与秩序。
第二，关于合作。由于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相互依赖会导致共同利益，因而推断行为体会形成合作的关系。什么是合作？按照自由制度主义的界定，合作是指行为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不同点，以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基于对方的行为调整自己的政策，二是达到共同得益的结果。单方面调整政策，肯定达不到共同得益的结果。双方（或多方）都调整政策（这就会造成互动），也未必能达到共同得益的结果。在国际互动中，谈崩了然后打起来，也是常见的。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合作。
第三，行为体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合作？根据上面的两点，首先互动方都要调整政策，然后要找到共同点。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讨价还价。用理性主义方法思考这个过程，就要看交易成本的得失评估。在国际互动中，只要出现了讨价还价，就产生了交易成本。一方想从对方得到好处，它也必须给对方以好处。这就是成本。如果双方为所得付出的成本都可以接受，合作就成功了。这里成功的含义，就是双方经过政策调整，实现了共同得益的结果。当然，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各方不能合作的事例也很常见。用理性主义解释，主要原因就是成本太高，无法交易。例如，美国政府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但不能合作，合作的话双方都会失去合法性，这样的成本是不能接受的。因而它们只能进行对抗。所以，合作要有前提，即双方可接受的成本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有这样的空间，才有可能在互动调整政策，并实现共同得益的结果。
第四，仅仅用理性主义解释合作，似乎还有很大局限。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用理性选择模式分析认为可实现的合作，行为双方却不去合作。例如，贸易可以实现互通有无，裁军可以降低国家负担并消除紧张，但这样的事常常做不了。美国就不同朝鲜、古巴进行正常贸易，印巴也不愿意通过裁军消除紧张关系。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了人的观念与情绪，因为视对方为敌人。在人的观念因素的作用下，理性主义的评估被改变了。很多非理性的决定，在观念因素的影响下，却可以得到合法性，而且可以长期坚持。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中有那么多不合作的现象。这些不合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互动方在相互依赖中根本不愿意进行交易。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改变人的观念。尼克松当年访华，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就是先改变观念。改变了观念，坐到一起，才能开始讨价还价，才能发现共同利益，并最终实现合作。要改变观念，利益的引诱当然会起作用。蛋糕太大也可能改变敌人的态度。意大利驻阿富汗部队不是通过向塔利班交保护费的方式求得平安吗？（也不知道谁是老大！）但这种做法是有限度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改变认同。把敌人关系至少要变成伙伴关系，变成朋友关系当然更好。伙伴关系就可以进行理性交易，朋友关系甚至可以在交易中吃点亏。吃大亏绝对不行！
写文章的节奏
写文章要有节奏吗？这个想法有点怪，是受大作家邹静之的启发。最近邹写的《西施》上演。
他在一篇随笔中，讲了自己的音乐经历。他曾学了十年美声，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段经历却给他无比大的帮助。他后来写影视或是话剧，都一直遵照音乐的处理方式。他说，文章结构中的“起、承、转、合”与交响乐中的“呈示、展开、再现”是一样的。
写国际关系文章也是如此吗？我想也应该是如此，因此想到了“节奏”这个词。
音乐有小节，文章有段落。音乐的每个小节处理好了，再把小节与小节的连接处理好了，曲子就会流畅。这是乐曲优美的最起码的要求。写文章如果把每一小段都处理好，然后再把各段的连接处理好，文章也会比较流畅，至少在语言结构上很好看，很容易理解。
音乐还有主题，全曲的变化，即“呈示、展开、再现”，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进行的。主题通常并不复杂，也许只有几个音符。贝多芬第五《命运》的第一主题就4个音符，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太经典了。文章也应该有主题，即核心问题，文章不论有几个“乐章”，其论述都应该围绕这个问题进行，问题既是论证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
我想音乐之美离不开节奏，而文章之美也离不开节奏。
我常会读到这样的文章，作者不大会分段，密密麻麻一大片，一段文字讲很多层意思，缺少逻辑性。实际上，如果作者分不出段来，那么他在那一大段中也不可能有清晰的层次，他的下一段与这一段也不会有流畅的连接。这就是没有节奏。对于没有节奏的文章，读者要想搞清楚它说了什么，是有些难受的。
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文章没有核心问题。没有核心问题的文章就像没有主题的乐曲一样，是没法欣赏的，用“云山雾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也许有人是愿意把文章写得难懂。这不值得提倡。
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什么？
周六参加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的国际定位”研讨会，想到一些问题：
1、 中国进行国际定位是相对国际舞台而言还是相对国内因素而言？
2、 参与互动的国际舞台是国际体系吗？
3、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互动所构成的整体，是一个还是多个？
4、 中国在一个还是多个国际舞台上扮演角色？在什么舞台扮演主角？
5、 国际定位是不是对外战略选择问题？
6、 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应采取何种战略？
7、 国际定位是否关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的实力地位？
8、 定位涉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吗？
9、 定位是否要依据中国对自己利益与目标的界定？
10、中国已有了怎样的战略能力？
11、中国与主要国家应怎样互动？
12、中国要成为一极吗？要进行权力挑战吗？
13、怎样看待G20与G2？
14、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制度？
15、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怎样确定自己的身份与认同？
16、怎样看待“中国威胁”的话语？
17、定位应提出一个宏观的和带命运规定性的东西，还是应提出可操作性的东西？
18、如何不搞定位，有什么问题吗？
19、定位应有相对固定的结论，还是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20、定位有可能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还是它原本就是不确定的东西？
21、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显著地增长，并且越来越高调，中国要做军事大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