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2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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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讲座
漫谈党史研究
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交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所以今天谈谈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叫指导思想。就是要人们明确以什么思想作指导来进行研究？传统的说法是要以党的历史决议作指导。历史上有过两个决议：1945年一个，1981年一个。对历史上的问题作有结论。应该肯定的是，这是那个时代所能认识到的程度。胡绳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说过历史所以要不断研究，一是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前进。新史料为人们弄清历史真相提供了新证据，认识的前进又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从中吸取更多的教益。所以，从原有的结论出发去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
过去讲党史有过这样三句话：“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从历史研究来说，所应遵循的原则是：“论从史出”。也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因此，要说指导思想，那应该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鉴于这个原则，所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官方出版的著作，也突破了一些过去的框框，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从1991年版到2002年版，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过去所称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三次“左”倾的路线错误，都根据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记载的历史事实，做了相对客观的叙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全部责任归之于陈、李、王等个人。
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突破的是关于“西路军”的结论，否定了长期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一顶“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帽子。仅管现在也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这顶帽子是站不住的。
从出版的书籍和文章来看，按现成结论做文章的也不少见，最典型的有一本名为《死亡联盟》的书。写的是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因为邓小平1980年的谈话和建国后的历史决议，都维持了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所以，这本书完全按照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高饶联盟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的结论讲话的论断，去找材料加以说明。实际上，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政治上与刘少奇有了分歧，而高岗与毛泽东则是一致的，高岗所以敢于公开反刘少奇，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从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原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张明远、张秀山的回忆录，杨尚昆日记，《刘少奇建国以来文稿》等披露的资料看，说高岗在财经会议挑起“批薄射刘” 风潮 ，不符合事实。把批薄一波的“新税制”作为财经会议的重点是事先安排的，证据之一，原决定财经会议由薄一波准备，1953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6月5日，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印发与会人员。证据之二，会议开始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路线的报告，《毛传》作者说，毛的的意图，就是要以总路线作指导思想，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而批薄一波“新税制”有利于资产阶级，必然联系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这就必然联系到刘少奇，形成“批薄射刘”；再说同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出现“讨安伐刘”的局面，也与毛泽东有关，会前毛泽东指示中组部，这次会议要检查中组部的工作，听取各大区的意见。检查工作当然就要检查与总路线不符合的问题，中组部1951年初答复东北局关于富农党员的意见，不能不成为批评的重要内容，这又把安子文与刘少奇联系了起来。刘少奇所以在这两次会上反复做检讨，显然不是高岗所能挑得动的。而且，被认为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的重要证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也是欲加之罪。《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入有1953年10月4日由刘少奇亲自签发的电报证明，张秀山所以到会发言，是中央发电报要他来的。这些事实向人们表明，有关高、饶结盟反党的说法值得重新研究。
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历史结论是否站得住，一是根据事实说话；二是根据实践检验。研究建国后的历史，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众所周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叫“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解释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换句形象的话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经过1953年到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造成的结果是经济面临崩溃，人民一无所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改革开放，从允许知青商店、个体经营，到允许雇工，民营经济，再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总路线，是不是符合中国实际？以至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 可以说，这是对人们头脑中疑问的最早回答。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质疑。但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本子中，仍然是采用的历史决议的论断。
1994年，胡绳委托龚育之主持编写建国后（1949-1978）的党史本子，明确指示，写建国后的历史，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笼罩
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137。 全局，这样才能体现出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所以，如何写好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问题，就成为全书能否达到这一要求的关键。
1998年，书稿送胡绳审读后，胡绳写了一段批示，他说：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2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对胡绳的这个看法，当年曾受到一些人的非难和攻击。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2003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二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述，可以认为是官方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具体表述如下：
毛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
2 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页143。 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3
可以认为，胡绳和《毛传》的评说，是以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对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厘清新中国前三十年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历经那么大的曲折，才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正在走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三、评“灭国先灭史”说
在党史和国史学界有一种论调，谁在说我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就会被指责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骇人听闻的是给你扣上一顶给党“抹黑”的帽子。并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为例，制造所谓“灭国先灭史”的一套“理论”。现在党史、国史研究所以禁区多多，所依据的，正是这个“理论”。其实，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共产党垮台的
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6﹑239﹑240~242﹑267~268页。 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历史上就没有向人民讲真话，而是向人民掩盖历史真相，因此，一旦历史的真相大白，才被曾经受欺骗的人民所抛弃。
诚如列宁所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一一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4
关于共产党人对待错误应有的态度，毛泽东也多有论述。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5
事实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回避“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明确写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
45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7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1095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如果不对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能成功结合吗？
但是，作为当政者来说，要能清醒地检讨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1956年到1989年担任了30多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也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弄不清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6这就是日夫科夫总结的最终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如何通过历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龚育之先生曾有专文做过论述，他指出：
“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7
而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必须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作过细
67 《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7页。
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的研究。龚育之在《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一文中列举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有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广州的布鲁﹑陈坤事件以后，强调指出：
“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8
我想，这就是对持“灭国先灭史”说的最有力的回答。
四、有关历史资料的研究
现实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对史料的运用缺乏历史地考察。研究问题，首先得有资料，但资料不能光看纸面上怎么说的，而要把问题放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或者说问题的本质。
如有的文章论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说，七届二中全会，毛是反对个人崇拜的；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是欣赏个人崇拜的；1970年，毛与斯诺谈话说，四个伟大，讨嫌，是讨嫌个人崇拜。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从反对、欣赏到讨嫌——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如果说前两个说法，还大体上可以认同的话，第三个说法，就有点望文生义了。只要弄清楚毛与斯诺谈话的时间，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就可以看出，毛这句话是一种政治语言，是对林彪的政治表态。那里是什么讨嫌个人崇拜？
8 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第233页。 再如，1965年毛要彭德怀去三线任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正式谈话前见到彭时说了一句“也须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是彭德怀事后追记下的，不会有错。问题是这句话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到底反映的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毛身边的好几位老同志在回忆毛的文章或回忆录中，都把这说成是毛的心胸是如何的宽大，似乎是承认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并有所自责。真是这样吗？如果把毛与彭谈话的时间，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出笼的时间对照起来研究，大概对毛这句话的解释就不是哪回事了。
毛泽东约见彭德怀的时间是，1965年9月23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至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9
11月28日，，彭德怀离京“赴任”。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指点了吴晗的名，笔者注），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0
历史事实是，正是评“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9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342页。
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 用这个事实再去读“也须真理在你那边”，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陈云多次讲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时说：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又说，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使自己的认识全面一些”。11
可以认为，这也是党史研究要遵循的指导思想。
李锐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要站得住，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推翻不了的。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见李锐《直言》第380页）
总起来说，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要把史实放到当年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要以实践的社会效果作为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党的历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无论是成就或失败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丰富的遗产，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历史，将能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变得更富智慧，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谢谢各位！
林蕴晖2010年12月31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
11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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