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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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国人类学
人类学是当代世界的一门重要学科。人类学术语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具希腊词源是Anthropos(人)+Legiv(研究)，是人+学问科学，意思是研究人的学问，后来通称为:“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但是，亚里士多德当时并未将其作为人的研究的概念。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是19世纪中期才在在西方形成起来的。但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西方比较公认的传统和权威的观点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Acfred c·Hadden，1855-1940)在《人类学史》(History of Anthropology)一书提出的:人类学产生发展的上限是古希腊。
一、古希腊、罗马的人类学
在西方，人类学思想的最早源头被追溯到了史诗时代。著名的天主教神、人类学家拉菲托(J·F·Lafitanu，1681-1746)在1724年曾说过:“荷马的《奥德赛》是民族学的第一部著作”，把人类学的起源推溯到公元前十二一八世纪希腊的“荷马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诞生了后来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此后的一大批学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学的宝库。
二、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为人类学的发端
到了中世纪，科学精神受到宗教狂热和偏执的、病态的冲击，人类学思想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著名的旅行家和文化传播者马可·波罗(Macro Polo)，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意识领域的“好古之风”，古代学问的重新审视。广大的学者着重探讨人和文化的发展问题，他们从哲学、伦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地研究人，为人类学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时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经济大发展时期，欧洲的社会生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大量增长，商人们为了寻找新的原料和销售市场，极力寻找海外殖民地。英国也是这一行动的先行者，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使他们认识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语言、肤色和民俗风情。有的商人、学者开始记录下这些素材，为英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特别是十八世纪中后期，上述人类学资料受到了极大重视。英国一批出色的学者经常聚集在爱丁堡讨论人性、人类进步、人类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宗教、原始风俗习惯、历史和制度等问题，他们讨论的重点是“道德哲学”，参阅大量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的海外记述。由于这批学者的影响和后来对人类学的贡献，他们被称为苏格兰“人的科学”哲学家。这些人包括大卫·休漠(David Hume，1711-1776)、威廉·罗伯特森(Wiuiam Ronetson，17211793)、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享利·霍姆(Herrg Home，1696-1782)等人。他们从伦理、哲学、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许多方面共同探讨人类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人性”等问题，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尤其是深入地探讨了“人性”问题。
特别是享利·霍姆的《人类简史》(Sketchs of the History of man，1873年)运用了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对加勒比海印第安人、菲律宾群岛、鞑靼人、中国人以及古希腊、罗马及北欧等社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该文化的考察，对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威廉·罗伯特森则借助传教士和探险家的记载撰写了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史。他开始运用进化思想的结构来分析野蛮、原始和文明的不同状况的文化形态，并研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语言意象、政治机构等内容。亚当·弗格森主张用进化的观点来研究现实社会，被认为是英国进化论学派的先驱之一。他认为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应特别重视文化现象的主动作用。他还提倡民族学的比较法这是后来进化论人类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但他反对把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他主要著作有《市民社会史论》和《道德与政治科学的原理》。他的学说对亚当·史密斯和马克思产生过影响。
三、博物馆学派
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这种关心获得了科学性的指导，于是建立起博物馆(院)等机构，培养了大批学者，使人类学研究日益走向社会。这批学者后来被称为“博物馆学派”。其中杰出代表是“英国考古学之父”的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1827-1900)。1851年，在牛津大学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的皮特-里弗斯通过对当代人的工具和武器制造模式沿革的研究，试图阐释人的技术能力的进化和进步等问题。博物馆派和它的治学方法对后来的影响是极大的，特别是它以大量的事实来来验证、推导人类学和文化理论，有着很高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它被今天的人类学家赞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支撑”。
四、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学派
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的进化论是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真正科学地阐述了进化论思想而又把它应用于生物学和社会学研究。进化论者使命感产生的根源是，伴随大规模的殖民地化过程，人们直接面对着众多陌生的国度和未开化的社会，尝试用新的方法和观点代替传统的18世纪式的哲学，对非西欧世界重新解释并将其理论化成为当务之急。在英国，这个抢先于其他西欧国家向海外扩张领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初，为了培养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便创立了“东印度大学”。到了中叶则又成立了民族学会，1863年在伦敦成立了人类学学会。
达尔文(Charles Robeit Parwin，1809-1882)。他早年学习医学和神学，后随海军环球旅行，对各种动植物进行研究，这些知识为他后来提出进化论的观点大有帮助。1859，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它的出版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进化论的奠基之作。后来，又在《人类的由来及性的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1871)中阐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见解。他的进化理论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难得的是，达尔文把进化论应用于人类学，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及其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依据，而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为科学的人类理论打下基础，从而被公认是体质人类学的先驱之一。达尔文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远不仅在其贡献的本身，而更在于他的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广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据之提出了人类社会与文化进化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人类学界和文化研究界。
达尔文之后，赫胥黎积极地宣扬并运用了进化论的思想，并把它推广到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国的博物馆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毕生从事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进化论等的研究，著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皇家人类学院的创始人。他对进化论学派人类学的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和达尔文是这一学派的理论先驱。
进化论学派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原因。他们认为人类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自从与动物分离，人类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都在不断地进步。进化学派还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其独立发明创造的能力，都大致经历着相同的历史进程。这一学派是近代人类学影响最大而且实力最强的流派之一。英国这一学派的代表人有E·B泰勒、H·斯宾塞、J·G弗雷泽、约翰·卢伯克，J·F·麦克伦南。泰勒是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文化史和民族进化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极其重视人类学的精神文化史，特别是对宗教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人类早期史研究》(1865)、《原始文化》(1871)和《人类学》(1871)，泰勒被公认为英国人类学界的泰斗。
斯宾塞是资产阶级进化论的一个经典作家，被认为是一切进化论者中最高的理论家。他的人类学贡献在于，他善于广泛地运用人类学的材料来研究和阐释社会问题，善于从“内部”和“外部”双重角度去探讨文化的实质。
弗雷泽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特别是在宗教史研究方面享有盛誉。主要著作是《金枝》。弗雷泽还是个出色的人类学教育传播家。他首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他最早使用“社会人类学”的名称，以至它几乎成了英国人类学派的代称。他是英国进化论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
约翰·卢伯克是进化学派经典作家中占有显著地位的人类学家。他试图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材料去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并在这二者的结合和应用上对人类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史前时期》、《文明的开端和早期人类状况》。
麦克伦南被认为是英国人类学进化论思想的第一个代言人。他的主要著作是《原始婚姻》。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类学界又产生过一些小的支流学派如收集家学派，最杰出的是弗雷泽及其著作《金枝》。
五、传播学派
传播学派是西方人类学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它大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以辗转影响到了英国。英国的传播学派阵容不大，但名气很响，影响十分突出。它的先驱者是威廉·里弗斯(W·H·R·Rivers，1884-1922)，其主要著作有《美拉尼西亚社会史》等。他是神经病理医师，在《美》一书中，他从一个进化论者转到了传播主义的立场，在后期的著作中他又倾向于折衷主义。在里弗斯以后，出现了以其理论的偏激和独特而使人注目的“泛埃主义传播论”。代表人物是G·E史密斯和W·J佩里，他俩是英国传播学派的中坚，他们认为世界文明文化的中心只有一个，即尼罗河流域。由于他们武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把以前的一切传播主义者远远地抛在自己后面，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作“极端传播主义”。由于这一观点的武断和明显的失误，使得这一学派在当时很少有真正的跟随者，几乎把这门学问引上了绝路。
六、功能主义学派
本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界出现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它的产生不仅吸引了文化人类学者的注意，而且对以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也产生过推动作用。该学派产生的标志是1922年英国学术界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民》，另一本是马凌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这两本书被英国人类学界誉为“新人类学”或功能主义学派的“出生证书”。从此以后，文化功能学派作为一个在人类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而走上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深在今天的人类学界仍随处可见。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功能学派还认为，文化是某种生物现象。功能主义学派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埃文恩——普里查德、M·福蒂斯、M·格拉克曼和R·弗里思。
随着1938年马凌诺夫斯赴美不归，1939年拉德克利夫——布朗主持牛津大学人类学系，英国文化人类学的领导地位也相应地从前者转到后者手中。特别是40年代之后的发展，那些在马凌诺夫斯基门下的学生，后来也纷纷转到牛津大学听课，其中的不少人逐渐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信徒。
七、结构主义人类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掀起一阵结构主义的浪潮。它是西方现代影响深远的一种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思潮和运动。浪潮从西欧席卷美国、日本以及苏联、东欧。英国的结构主义学派直接脱胎于文化功能学派。英国功能学派与马林诺夫斯基齐名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应该说是结构功能主义最早的倡导者。在他之后，英国人类学理论界有许多出色的理论家是他的学生门人，有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迈耶·福蒂斯、弗思、马克斯·格拉克曼等人。总的看来，英国的结构主义学派是重实践的，并以应用理论推导出深刻的思想。他们力求把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同人类学家无法忽视的广大原始部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过程结合起来研究，它们创造的理论模式直到今天仍被人们运用。在当时英国，结构人类学派的影响兴盛一时，几乎所有出色的学者皆包括于其中。
八、象征人类学
从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对象征文化进行的研究成为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E·利奇和M·道格拉斯。利奇被公认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是他的结构主义更具有经验主义的根据；而且，他后来更关注象征体系的研究。道格拉斯注重日常仪式象征研究，主要著作有《洁净与危险:亵渎和禁忌概念的分析》等。特纳则提出仪式象征论。
人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在近现代曾一度勃兴。在英国，人类学被分为三大部分，即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
五英国社会学
1850年前，英国社会哲学中具有社会学倾向的观点主要是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在它们的影响下开始研究人的世俗行为。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探险地理知识的增加。人类地理学、社会生物学、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都取得很大的进展。这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渐引起人们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深切关心，工厂调查委员会和其他许多机构相继开展了研究，积累了有关社会经济的大量信息，提出了重建社会科学的必要性。
一、英国社会学的出现与斯宾塞
英国的传统文化包含政治经济学、改善论和社会思想，它们对19世纪英国社会学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在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学科。尤其是该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科学精神，在客观态度与重视事实方面完全摆脱了欧洲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英国的社会学家接受了斯密的观点，把社会互动或市场交易看作一种超越于个体之外的独立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和谐和整合的源泉。19世纪后半期，一方面由于英国社会的工业结果和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孔德的社会深化思想的影响，这些都推动了英国社会学的发展。孔德的学说在40年前就经由英国著名学者穆勒引入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就是社会进化思想的体现。
斯宾塞(1820-1903)，英国进化论者、实证主义者，是孔德以后的第一位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主要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进一步阐明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思想。1850年斯宾塞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社会静力学》，开始了他的社会学研究。1860年，他公布了将要出版的《综合哲学》的主要内容。《综合哲学》的第一卷，《第一原理》于186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斯宾塞祥细讨论了进化论原理。在1864年至1867年再版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他充分发挥了其思想和知识。1872年他写了《社会学研究》，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说明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在英国的发展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由于他在社会学创立的巨大贡献，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对世界各国社会学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
1896年斯宾塞完成《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卷。在该书中，他详细探讨了最初的人类社会组织。然后分析了社会、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生活的各种体制和机构的概念，以构成社会总理论的“社会学归纳”。
斯宾塞创造了“超机体”的概念。他认为与生物有机体相比，社会是个“超机体”，这个有机体是各阶级、各部分、各机构的高度结合体，比生物有机体更高级，因此需要高度的平衡。
斯宾塞主张对文化变迁最好用社会压力来解释，不要把它看作杰出人物活动的结果。他认为并不是大人物创造社会和政治制度，这种人的出现完全不是经过谨慎选择的，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一件手工制品。某种安排并不能为一种政治形式提供动力，决定它的是社会条件而不是动机。
斯宾塞认为进步不是直线式的，而是盘亘交错的，虽然从总的趋向来说，社会进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就一个特殊的社会来说，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斯宾塞把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学说应用于社会领域，认为社会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要通过竞争。使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斯宾塞信奉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原则，他认为一个优良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人为追求各自利益，而相互订立的契约基础之上的，国家的唯一权力就是保护个人权利和集体防御外敌。
二、英国社会学的发展(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斯宾塞以来，英国社会学理论经历了创立——成长——成熟——分化——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其表现是:首先，自穆勒在40年前引入孔德的学说到19世纪90年代斯宾塞完成并出版他的社会学理论名著《社会学原理》为止，古典社会学阶段历时约50-60年。这一时期，社会学理论或直接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哲学或借鉴于同时代的某些自然科学理论，从形式上未完全脱离社会哲学的窠臼；社会学理论都是纯理论式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持或验证；社会学理论探讨主题局限于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两大主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特征。
其次，社会学进入成熟与分化时期。这一阶段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历时约40年左右。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比古典阶段数量更多、素质甚高的社会学理论家，这些学者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见解公诸于世，形成社会学理论热潮。社会学家们不但理论研究所涉及的主题有了大幅度的拓宽，而且理论的创新和方法论的突破也较古典阶段有更大的进步；出理了社会学经验的研究，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也是社会学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近代阶段起，社会学开始分化。英国两位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两位社会学家在其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著述中提出了社会的“功能”问题。社会学的功能学派由些形成。
最后是出现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几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对英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霍布豪斯是英国第一位有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教授，他的社会学体系像斯宾塞一样，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进化论哲学，但是这种进化并不是自发地发生的。霍布豪斯认人类社会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以致于它可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社会理性”对社会行为加以控制。由于他把理论上论证这种进化和控制的任务赋予了社会学，所以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进步”的科学。
霍布豪斯通过调查动物和人类的意识的发展，利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1901年发表了《思想和进化》一书，从而使他成为最初几个英国比较社会学家之一。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技术分析之后(这些技术在当时还大部分未被人们所使用)，霍布豪斯又进入了社会人类学领域的调查，1906年发表了《进化中的道德》。这本书不仅涉及个人发展，而且还论述了社会意识道德行为的发展。1915年，霍布豪斯与其弟子金斯伯格和C·惠勒合作发表题为《母系文化和市民的社会结构》一书。在书中，他谨慎地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自斯宾塞以来，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方法。
霍布豪斯的全部社会哲学建立在他的著作《社会学原理》中。他的道德理论观点体现在1921年出版的《理性的善行》一书，他认为善行是人类思想和它的物质环境的和谐。在同年出版的《社会正义论》中，他应用社会伦理于政治经济问题。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发展》中，他开始提示道德的发展是否与社会的发展相平行。在非伦理的标准中，他也对自由、合作和效率进行了讨论。霍布豪斯认为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但又指出社会进步并不是社会进化的同义词。进化是指增长和变化的一切形成，包含的意义更广泛；而进步则只是指人类生活中对个体具有意义和价值的那些素质的发展。社会进步主要的并不是依赖于生物因素，它是心理和社会动力的结果。
一般来说，霍布豪斯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他不像一些实证的社会学家，但是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能够从霍布豪斯那里学到大量的东西，他为英国社会学者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1.威斯特马克(E·Westermarck，1862-1939)
威斯特马克是达尔文主义道德学家。他研究道德和精神伦理价值的社会进化，1906年所著《道德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一书问世。
威斯特马克不同意关于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通过原始的杂交和古代的群婚状态发展而来的进化论观点，他提出另一种理论:基于生物的原因，家庭从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在他1901年出版的《人类婚姻史》一书中，他论述了从动物世界所继承的“本能”来说，除了一夫一妻制外，并不允许其他形式的婚姻存在。小孩需要各阶段的护理、照料、抚养，这就要求家庭的存在，并认为是父系家庭的存在。
威斯特马克坚信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并且利用了本能心理学。他做了很多研究来说明各种道德观点，但是他的成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明显是使用了对他有利的材料。
2.格迪斯(P·Geddes，1854-1932)
格迪斯是第一个把“生态学”的概念应用到社会现象上的人。格迪斯受孔德的影响极深，主要是在历史社会学方面。他也接受了勒普莱“地域——工作——家庭”的观点，并把它发展成了新的模式“环境、有机体和功能”。一方面是地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生命的物体存在，它们的功能和结构都受到相互依赖性的影响，这个思想是他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格迪斯首先把城镇研究引入了社会学领域，并试图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学的基础，建立起一个包罗成象的体系，用它来解释世界。正像孔德的体系一样，它用的是自然社会所决定的生命“能量”法则。
3.金斯伯格(Morris Ginsterg，1889-1970)
金斯伯格是继霍布豪斯和威斯特马克之后英国的一位重要社会学家。他的著作表现出广泛的兴趣，其中有《社会心理学》，《形而上学对话》，与惠勒和霍布豪斯合作的《母系文化与市民社会结构》，书中对统计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还是《社会学评论》编委。
金斯伯格认为社会学是“社会机构的科学”，虽然他批评了齐穆尔，但他引入的定义却类似下齐穆尔的概念，即社会学是“涉及社会关系的形式或模式的科学„„。”不过，他并不同意齐穆尔关于社会学对这些形式研究的限制，认为社会学不能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假设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他并不同意社会学把自己限制于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资料也可以为经济学这类特殊社会科学和政府所使用。他认为处理这些资料应以隶属于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例如:竞争、冲突等。这表明金斯伯格极其强调内容，坚持社会学应该收集自己的典型数据。并且对社会数据进行社会学的分析。
金斯伯格强调，社会不应该重复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结论，社会学应当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对象——研究一般社会生活，而其他社会科学则研究社会生活的特殊表现。因此，社会学只应为研究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的社会学资料。但金斯伯格除去有关“一般社会”的抽象概念之外，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领域并没有明确的阐述。
4.曼海姆(K·Mannheim，1893-1947)
曼海姆出生于匈牙利，在德国受教育，在海德堡大学开始他的学术生涯。1930年到193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和主任。1933年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被迫流亡英国，进伦敦经济学院讲社会学课程。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1929年出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40年出版《重建时期的人与社会》，1943年又出版《为时代诊断》，《自由、权力和民主计划》一书于1951年出版。他曾创建国际社会学图书馆，为社会学的传播作出贡献。
曼海姆对马克思的学说，同意知识受存在的制约，但对阶级斗争持有不同的见解。他积极研究社会政治，对当时民主蜕变为极权的现实进行探讨，还着重论述在当代大众社会中知识精英的决策等作用。
三、当代英国社会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学沿着进一步专门化的道路发展。从60年代起，社会学的研究兴趣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出现了工业社会学、管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职业社会学、家庭和社区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公众交际社会学、闲暇社会学等。大量的新研究成果和社会学文献展现出社会学一片兴旺的景象。现代英国社会学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的趋势。
第一，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学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众多流派、百家争鸣、互争高下的局面，由此而进入现代社会学理论形成和发展新时期。40-50年代功能主义成为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在现代功能主义崛起的同时，现代冲突理论作为功能主义的对立面，也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于社会学界。现代冲突理论的“批判学派”和“分析学派”以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来分析社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并称现代功能主义为“保守的理论”。由于现代冲突理论以其特有的理论取向和独特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释了功能主义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全面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因此它在60年代成为流行的主流派理论。社会学理论界曾一度出现现代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互相对立的局面。与此同时，二战后开始的社会学理论多元化的格局则逐渐形成。各个大小理论流派在新环境中应运而生；有的流派由小壮大，影响日增。这些流派有社会交换理论、现象社会学、结构主义理论、社会生物学理论等。
第二，30年代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范围逐渐由宏观(整个社会的、结构的、制度的)层次转向微观(个人的、小群体的、心理的、人格特征的)层面，甚至过去一向侧重于宏观理论分析的流派也开始与微观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今天微观社会学理论逐步占优势的局面。
第三，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已由过去传统的方式(如参与性观察、个案研究、访谈法等定性分析)逐渐转变为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定量的、模型化的分析方式。二战以后至60年代初人们常常将社会学界归纳为“控制对变迁”，即这一阶段是以注重研究社会变迁的现代冲突理论两大宏观理论流派相互对立的局面。到70年代以后这一格局逐步改观，以研究个人的和心理的层次为特征的微观社会学分析逐渐风行于美国，并影响到英国。70年代后期崛起的另一个微观社会学理论流派——种群方法论则不但在理论分析上而且在方法论方面匀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自60年代开始以70-80年代到今天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定量化、模型化已成为一种风气。
第四，二战后，从60年代起，社会学的研究兴趣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出现了工业社会学、管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职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公众交际社会学、闲暇社会学等。大量的新研究成果和社会学文献展现了社会学一片兴旺的景象。
第五，到80年代社会学理论还出现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众多理论家们正在摆脱社会学理论的学派之争，朝着建立一种自然科学为模式，以逻辑演绎为特征，真正科学化的、涵盖微观——宏观领域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进行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这一趋势是否将通向另一崭新阶段目前尚难预料，但其重大的创新与变革意义乃是相当明显的。
第六，为21世纪发展一种社会学——选择社会学。英国学者K.哈金根据对妇女的调查分类提出选择理论。这一理论与以往的理论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首先，它的形成所参照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迄今为止，所有解释女性就业问题的理论都是参照男性就业提出来的，无论在经济学理论还是在社会学理论中都是如此。选择理论则脱离了这种方法。其次，社会科学一向是向后看，即解释业已发生和已经知道的事情。社会学尤其是如此，主要是回溯而不是预见。选择理论则与此相反，它是面向21世纪的理论，认为女性作出的选择在今后将比以往更加重要。过去，经济上的迫切需求一直是女性就业的驱动力，而今后在富裕的现代社会中，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中间，个人的选择将是最重要的因素。再次，选择理论是动态的，它展示了在就业选择中将出现哪些变化，表明社会工程政策在哪些方面的影响将最大，并确定女性行为之可塑性的限度。最后，选择理论通过表明不同国家内上述3种女性的重要程度和第二类人在对国家政策作出反应的迅速程度上的不同，帮助我们了解国与国之间女性在就业模式上的差异。人们的选择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限制。性别角色选择的影响一直被人们忽视和低估，而它的现代富裕社会中的作用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七，社会学开始关注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优势。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转变的角度来阐述和深化全球化理论的，其主要贡献是他把全球化与现代化紧密地连在一起，并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是世界范围社会关系的紧密化。在吉登斯的制度性转变理论中，他使用了两个极其重要而又相互关联的概念来解释制度性转变与全球化的关系，即“时空的分隔”、“社会系统的抽离”。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活动是受“到场”所支配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事物及人物的把握是受制于当事人当时是否在场这一因素所影响，而现代性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时空距离的关系，人们的互动不再受制于必然“到场”这一条件，“缺场”(absence)的联系也变得习以为常。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其过程必然包含着重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因此，“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分隔的基本样态。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与缺场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我们应该根据时空分隔和本土的具体环境以及本土活动地的漫长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这正好带出了“抽离”这一概念。抽离泛指一个脱离了社会关系建构及人际互动需要必然在场这一先决条件，反而在无限的时空分隔中再将二者重组的过程。社会系统的抽离就是指社会系统从“本土的互动的范围”中抽离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加以重新结合。全球化扩大了这种“抽离”过程的范围，其后果是使“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种新的环境中，在新的环境中，抽离的制度把本土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系统联系起来，组成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因此，社会系统的抽离首先是与现代性的力量相联系的，而现代性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从“预先给予”转化成了一个互动式的自我披露过程，其原因必须要与宏观社会的制度性转变一同理解。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而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是由四个不同层面所构成的，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备力量和社会监督，这四个现代性的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结果便形成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军事秩序、民族国家体系。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权力中心。全球化趋势，并不是“西方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和其他文化的消亡”，而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代价，造就了一个不是“现在”，而是一个“从现在开始就会存在”的危机性问题。例如，各种制度性转变的全球性导向如果无限地急剧化，就会相应地构成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主义提升、核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及环境大灾难的发生等危机。但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这种可能性危机是可以而且只有被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所克服和抵消，相反，如果没有此类社会运动的抗衡，未来社会便难逃于恶性的发展，更不会出现制度性转变的理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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