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年年都是你下一句 年年岁岁电视剧丽娟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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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月桥-匀净

【往事】82岁⾼龄前副市长谢丽娟：30年前，为了打赢那场防治甲肝的“⼈民战

争”……

30年前，⼀场来势凶猛的甲肝疫情将上海笼罩。万⼈空巷、噤若寒蝉，那⼀幕幕令⼈⽆法忘却。

这是⼀场病毒与⼈之间的战争，也是⼀次重新省视、“重启开机”的城市公共管理能⼒再建设。疾病⾯前，上海这座城市

有着⾻⼦⾥的坚强和从容；困难⾯前，这座城市的智慧让⼈⾃豪。

打开尘封的记忆，1988年甲肝“围城”的上海，究竟发⽣了什么？⼀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对城市应急管理和传染病防控

⼜产⽣了怎样的影响？劳动报记者寻访到了当年主政医疗卫⽣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虽然已是82岁⾼龄，⽼⼈依然思

维敏捷，对当年的亲历记忆犹新。

从腹泻病⼈⾝上嗅出异样

1987年岁末，新年的脚步正在临近，谢丽娟却忙着⼀家家医院跑。“卫⽣局长王道民汇报，最近上海腹泻病⼈特别多，

好像是痢疾。”医⽣出⾝的谢丽娟嗅到了⼀丝异样，她赶紧拉着王道民去现场。

到了医院，她⼀个个问腹泻病⼈，“吃啥了？”很多病⼈回答：启东⽑蚶。听得谢丽娟⼼头⼀惊。“1981年上海曾有过肝炎

集中发病，短时间⾥病⼈达到3-4万⼈，当时也是⽑蚶引起的。”痢疾流⾏，也许是甲肝流⾏的先兆，上海很可能会在两

周以后出现甲肝疫情———谢丽娟和王道民⼀致作出了这个判断。

关于吃⽑蚶，上海⼈是有独特体验的：开⽔烫⼀烫，⽤硬币把壳撬开，在半⽣不熟的⾁上淋上调料汁，丰腴鲜美的滋味

⾃此难忘。然⽽，启东是肝炎和肝癌⾼发地，来⾃启东的⽑蚶感染甲肝病毒和痢疾杆菌⽐例很⾼。这种⽣⾷法会让⽑蚶

腮上吸附的⼤量病菌轻⽽易举地直接侵⼊⼈体消化道及肝脏。

意识到这⼀点之后，谢丽娟⽴即拍板做了两件事：⼀是把⽑蚶和腹泻病⼈的粪便送检病原体；⼆是通知各家医院把床位

逐步腾出来，做好收治甲肝病⼈的准备。送检⼀个⽉之后，⽑蚶病毒检验报告出来了：有甲肝病毒颗粒。⽑蚶传播甲肝

的判断⽆疑。

随后，谢丽娟⽴即向市政府请⽰，停⽌销售⽑蚶，⼀律集中填埋。没想到，这个措施推⾏却阻⼒重重。“当时物资匮

乏，⾷物短缺，⽑蚶作为⼀种美味、营养⼜廉价的⽔产品，很受⽼百姓欢迎，因此就有些⼈抵制这件事，甚⾄有⼈偷偷

去垃圾箱捡废弃的⽑蚶，带回家去吃。”谢丽娟回忆，为了落实禁售举措，⼯商和环卫出动两⽀队伍对市场开展全⾯清

查和收缴处置。

防疫站上门发消毒粉

1988年的春天，⼀段让⽆数上海⼈⽆法磨灭的记忆。

1⽉初，上海⼀天新增⼏百个甲肝病⼈。到了1⽉中旬，每天增加上千病⼈。到下旬时，最多的⼀天新增病⼈19000余

⼈。到2⽉底3⽉初疫情结束时，病⼈总数达到34万⼈。

谢丽娟记得，当时全市医院床位都出现了紧缺，虽然在最短时间⾥向各家医院进⾏动员，能出院的⾮传染病⼈尽量出

院，能不收的慢性病患者尽可能不收，好不容易才腾出55000张床位。然⽽，由于⽼百姓对甲肝传播渠道不了解，误以

为空⽓也是传播媒介，社会上出现了“闻肝⾊变”的现象，⼀股恐慌⽓氛四处蔓延，⼤家争先恐后要住院。在医院，⼀些

病⼈冲进病房，⽤脸盆占位，⼀屁股坐到床上不肯起来，还有为此发⽣争吵打架的。最后，不得不请民警到医院维持秩

序。

医⽣护⼠不够⽤了，护⼠们每天三班倒，每个班要上⼗⼏个⼩时，早班护⼠⼀直⼲到晚上六七点才能下班，却仍然⽆法

应付局⾯。“我们还动员医学院学⽣来做志愿者，但⼈还是不够，有的家长也因为担⼼⽽不理解这种做法。”她告诉劳动

报记者，那段时间⾥卫⽣部门承担了巨⼤的压⼒，病⼈埋怨，社会上也都把意见聚焦到了医疗系统。⼀位区卫⽣局局长

打电话给谢丽娟说，“⼈实在太多了，我们真的来不及应对，哪能办？”⼀边说⼀边哭了出来。 “最⼤的困难就是⼈太

多，很多家庭没有抽⽔马桶，防疫站只能⼀家家上门发消毒粉，先把病⼈粪便分开放置，消毒⼀段时间后再倒到粪站。

防疫站⼈⼿远远不能满⾜需求，在有的地⽅就顾不过来，所以居家消毒⼯作在有些家庭是不到位的。”⾔及此处，当年

的窘境历历在⽬，谢丽娟轻声叹了⼀⼝⽓。

在社会上，恐慌的情绪也如同病毒⼀样迅速开枝散叶。在⽯库门或⾥弄，⼀个居民⽣病了，整栋楼、整条弄堂如临⼤

敌，楼梯扶⼿没⼈敢碰，公⽤⽔龙头不能直接⽤⼿打开，有的就在龙头上绑⼀块⽵⽚，要洗⼿时，⽤⼿背推⼀下。传⾔

板蓝根预防治疗甲肝有奇效，⼀时间出现了抢药现象，药店⾥卖断货。

学校和仓库改成临时病房

彼时正是中⼩学放寒假的时候。眼看病床不够⽤，谢丽娟就动员部分学校把教室腾出来，还叫⼯⼚企业把仓库收拾⼲

净，全部作为临时病房。对此倡议，有的校长不理解，担⼼开学后传染。“⾮常时期必须要⽤⾮常办法，我向他们担

保，保证开学前把所有教室消毒⼲净，确保不会传染给学⽣。”此外，街头⼩旅馆纷纷关门，改成临时病房。旅馆⼯作

⼈员接受紧急培训后，承担起消毒灭杀⼯作。

不久，住院病⼈的药也开始告急。“甲肝是⼀种⾃愈性疾病，不吃药也会痊愈，但住院病⼈都吵着要吃药，实在没药

啊，我们就发明了‘⼤锅药’，把清热解毒的中草药放在⼀⼝⼤锅⾥熬，每个病⼈发⼀碗。”谢丽娟说。

“这场甲肝疫情共有31例病⼈死亡。死亡病例的出现引起我们⾼度重视。甲肝病⼈只要休息好，保证营养，⼀般来说不

吃药也会好。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发现这些⼈本⾝都有慢性病，如慢性⽀⽓管炎、肺⽓肿，有的原来就

患有慢性⼄肝、肝硬化等。那⼀年上海有230万⼈吃了⽑蚶，⽽得了甲肝的病⼈中仅31⼈死亡，这个死亡率还是很低

的。”这位82岁的⽼⼈记忆⼒⼗分惊⼈，说到这⼏个数字，脸上流露出⾃豪的笑颜。

整个上海动员了起来

“我们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要求，要想尽⼀切办法接收病⼈。多⼀个病

⼈留在医院外，就多了⼀个传染源。”谢丽娟回忆起当时有⼀个⼝号叫做“全市动员起来打⼀场防治甲肝的⼈民战争”。这

确实是建国以来上海全社会参与的⼀场防治传染病的“硬仗”。

为了最终打赢这场“⼈民战争”，上海市还召开了全市党政⼲部动员会，向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了总动员和具

体部署。谢丽娟说，全市⼲部和群众都发动了起来，这对那场病灾的扑灭起到了⾄关重要的作⽤。

1988年春天的这场疫情最终在肆虐了两个多⽉后得以平息，但对于上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场防治甲肝的战⽃为上海

公共卫⽣体系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丰富的防病应急经验。（源⾃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