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春风 山村的夜晚十分寂静

乡野春风 山村的夜晚十分寂静

温州大学研究生院-时代潮流

知青记忆：那年、那时、那事

“不要欣羡，不要焦急。⼈类的未来和你⾃⼰的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活：那就是要对⼀切有所准

备。”

——托尔斯泰

1968年12⽉22⽇是很多厦门知青⼼中⼀个永远难以忘却的⽇⼦。那⼀天，《厦门⽇报》头版报头赫然印着伟⼤领袖⽑

主席的最新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部和其他⼈，把⾃⼰初中、

⾼中、⼤学毕业的⼦⼥，送到乡下去，来⼀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天《⼈民⽇报》也刊登了

《我们也有两只⼿，不在城⾥吃闲饭！》的报道。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下乡活动。

滚滚洪流裹挟⽽⾄，个⼈是何等渺⼩。于是，“上⼭下乡”深深烙印进⽆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命运中。在⽑泽东“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数百万城镇中学⽣离开学校、告别⽗母、亲⼈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

的⽣活。这在⼈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1969年9⽉8⽇下午，随着上⼭下乡的洪流，我踏上了“征途”，于9⽉9⽇上午到达了上杭县五星公社东⽅红⼤队楼下⽣产

队。在⽕车离开厦门的那⼀刻，我对来送⾏的⼥友慧琼和素云告别说：“插队后，我会从最好的去努⼒，也做了最坏的

着想，请常到我家⾛⾛。”就这样的⼀句话，竟然陪伴了我在⼭区度过的九年时光。那段岁⽉已经变成了青春历史凝固

的写照，似乎永远停留在那遥远的天边……

我被称作“⼤夫”

9⽉9⽇下午2:30，饥肠辘辘的我终于被房东接去吃⼭村的第⼀餐饭——午餐，虽然在离开厦门前就已交了三两粮票和三

⽑钱的早餐费，可却没吃到早餐，就被直接送往⽯铭，这件事在我们这些9⽉8⽇出发的知青⾄今仍耿耿于怀。我把家乡

带来的虾⽪和巴浪鱼⼲交给房东后就埋头扒着碗⾥的饭。那时内屋不断地传来阵阵的剧咳和⼲呕，这声响令我⾷欲全

⽆。房东杨万⽯告诉我他奶奶病了，在龙岩医院诊断为肺炎，没钱医治回来了。当时我带着药箱来下乡，那是当医⽣的

爷爷特意为我准备的。在学校，我是卫⽣员，学过⼀些基本的医学知识，下乡前我爷爷⼜教会了我许多，连打针这活我

也学会了。我即去取来药箱，回到充满异味的内屋，第⼀次为⼈“看病”。当我听到⽼⼈的胸腔发出的哮鸣⾳，着实让我

吓了⼀跳，找出药箱⾥的药为她施诊。

接下来的⼏天，我每天给⽼房东打⼀针链霉素，每天三餐给她吃两⽚的四环素加复⽅⽢草⽚。⽼房东的病情竟然好转了

⼏天，同时村⾥也传开了：厦门来了⼀位带着药箱会当“⼤夫”的知青。房东为犒劳我，每天给我加菜“⼀粒蛋”！可就在我

来到楼下队的第六天夜⾥，急促的敲门声将我唤醒，来⼈要求我去救救⽼房东。

我打着⼿电，背着诊箱，被带到⽼房东的床前。第⼀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猝不及防的我感到⾮常的恐慌，也只能故作镇

定，告诉⾃⼰：我有药，我⾏。按⽼⼈的脉搏，已经没有跳动，听⽼⼈的⼼跳，也已消失了。⽆奈的我只能如实告知⼈

们，她“⾛了”。可杨家⼈却苦苦哀求说：“救救我们的奶奶吧！”我真的⽆计可施，⾯对⼀个毫⽆⽣命迹象的⼈，我从头凉

到脚。我只好⽤颤抖的⼿掰开⽼⼈的眼⽪，⽤⼿电照她的眼睛，说：“你们看，她的瞳孔对光都没有反应了，真没办法

救了。”顿时哭叫声充斥着夜空，这情景使我⽑⾻悚然，不寒⽽栗，⼀股冰⼑般的恐惧霎时升腾⽽起，冻住整个⼼脏。

被吓呆了的我拖着沉重发软的步履在⽼乡的陪伴下好不容易回到了住所。

这是我有⽣以来第⼀次为⼀具⼫体做检查。接下来的⽇⼦为缺医少药的乡亲“看病”竟成了我的副业，家⾥寄来包裹⾥装

的是“药”！为给我的药箱补集药品。我的从医之路就从此开始，也因此使我在缺医少药的⼭村接受了9年的“再教育”。

办政治夜校

楼下队是⼀个普通的乡野村庄，静寂得能让风清楚的发声，整个⼭村没啥朝⽓，村民们九点半吃早饭，⼗点多才出⼯，

⼀切都是慢悠悠的来着。我们⼏个知青商议着，让村民也来和我们⼀起早请⽰：敬祝伟⼤领袖⽑主席万寿⽆疆。没想到

这⼀招还挺管⽤的，请⽰完就可出⼯，这样在房东家吃饭的时间也提早了，也不⽤再为厦门带来的饼⼲吃完了⽽犯愁。

此事惊动了公社的“⾼层”，黄书记、⾼主任、游主任竟然带⼈来参观、学习。（哎，那个时代的新鲜事！）

11⽉农闲的时候，⼤队组织村民建⽯铭⽔电站，这真是件让⼈兴奋事情，⼭村的夜晚要亮了！每天早上九点各个⽣产队

都派出劳⼒到⽔电站的⼯地⼲活，有⼀天歇息的时候，从云⼭村来的黄副⼤队长提议知青也来唱唱歌，听着⽼乡们阿哥

⽼妹的深情对唱，我也就扯着嗓⼦唱了⼀曲《都有⼀颗红亮的⼼》。下⼯时，政治队长杨允元、⽣产队长杨可华找我商

量，让我教教⼤家唱样板戏、语录歌。就这样，“楼下队”的政治夜校开办了。每天晚上⽣产队队部两盏汽灯⾼照，来的

⼈出乎意料的多。来借光的⼈中有纳鞋底的，有剥⾖⼦的，有搓⿇绳的，还有织⽑⾐的……⽽“专⼼”听我读报（报纸是

特意从⼤队部借来的），跟我学唱语录歌和样板戏的只有那⼏个年轻⼈。因为办夜校，我的⼯分提到了五分，这在当时

的知青中可谓是“⾼分”。

1969年12⽉，我作为学习“⽑著”积极分⼦参加了公社的表彰⼤会。1970年1⽉，我参加了上杭县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

⼦代表⼤会。1970年的春耕，我与⽣产队配合，每天早上五点半在村⾥吹哨⼦叫⼈们起床准备出⼯，并和和政治队长等

⼈⼀起做加班饭，七点半的时候送饭到⽥间，就着⼀块⾖腐乳，⼀块⼩⼩的⽔蒸咸⽩鱼，还有那“不限量”的⽩⽶饭，⼤

家在⽥头吃得欢，在⽥⾥也⼲得欢。因带领村民春耕加班，我也莫名其妙的上了县⾥⼴播的新闻头条。1970年的6⽉

份，我和群英队陈沈⽔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了上杭县“三代会”。

我是“丝防”队员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要对丝⾍病和钩端螺旋体病进⾏调查。那年冬天，上杭县打响了“消灭丝⾍病”的攻坚战。我和

⼏个知青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县⾥的“丝防”队，天天夜晚进村当“游击队”，为村民突击采⾎做标本，检查丝⾍病。“丝⾍”是

个“夜游神”，昼伏夜出。“微丝蚴”⽩天潜伏在⼈体内脏⾎管，夜间才游到⽑细⾎管，在外周⾎的⾼峰时间出现在午夜。因

此，采⾎检查必须在深夜进⾏。村民⽩天⼲农活很劳累，晚上睡得早。⽽采⾎检查必须晚上10点⾄次⽇凌晨3点进⾏。

为此，丝防队员在村⼲部的带领下，⼿提马灯，夜半敲门。那时，到⼭村采⾎是件苦差，挨骂、挨打、被狗咬是家常便

饭，“忍辱负重”成为丝防队员的基本功。当时，村民存在⼀个误区，认为⾎很宝贵，⼤多不愿意配合采⾎。冬夜⾥，⽼

乡蜷缩在被窝⾥，不愿起来，让丝纺队员在门⼝冻得瑟瑟发抖，脾⽓不好的⽼乡，甚⾄拿起尿盆就泼，操起扫把就打。

如果漏检⼀⼈就等于留下了⼀个隐患，怎么办？我们经常为了不漏检⼀⼈⽽⼯作到夜深。晚上采⾎，⽩天看⽚，⼗分⾟

苦，当时由于显微镜不多，队员们轮流进⾏看⽚，做到“⼈休镜不休”。不畏艰苦在当时不是豪⾔壮语，⽽是我们丝防队

员⼯作的真实写照。当年，丝防队员踏遍溪⼝的⼭⼭⽔⽔，⾛进千家万户，说尽千⾔万语，经历千⾟万苦，⽤我们的两

只脚⾛遍了溪⼝11个⾏政村，为近万⼈做了⾎检。

⼀天午夜从“樟坑”回来的路上，我提着马灯兴致勃勃地⾛在⼀⾏⼈的前头。突然间，我看到前⾯有东西在快速地挪动，

蛇！还是⼀条个头不⼩的蛇！追着光来了。那蛇在我跟前⾼仰着头，嘴⾥还不停地丝丝的吐着信⼦，尽显它的王者风

范。我惊呆了，“啊、啊……”的话也说不出来，⼀股寒⽓从脚下沁⼊⼼脏，只能踮起双脚尖，把马灯举得⾼⾼的。在我

⾝后的卫⽣院检验师黄林瑞医⽣⼀个箭步冲前来，眼疾⼿快地⽤⼿中的⽵竿⽤⼒⼀挥，击中了蛇的要害“七⼨”，把蛇给

击毙了，可我仍然举灯僵⽴，在队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恢复常态。黄林瑞医⽣⽤那根⽵竿挑着“蛇”回到了卫⽣院。第

⼆天，在卫⽣院⾷堂外的空地上煮了⼀锅蛇汤，⼤家美美地吃了⼀顿，可我⼼有余悸，不仅不敢吃那蛇⾁还做了好⼏天

的噩梦，从此再也不⾛在队伍前⾯“开路”，也不提马灯只打⼿电。⽽我在⼭间⼩道上跳“红灯记”的故事也就此传开了。

⼜有⼀天夜晚，我与谦和到“上三溪”去采⾎，那天夜特别的⿊，群⼭⿊魆魆，⼤野阴沉沉，夜犹如怪兽⼀样，张着⿊洞

洞的⼤⼝，⼭村的夜晚不见⼀颗星，伸⼿不见五指，⼤地被⿊暗笼罩着。那⼭村的⼈们听说了政府是为了他们好，为他

们做体检，很客⽓也很配合（那村⾥有⼈是“橡⽪腿”——得过丝⾍病），采集⾎样标本很顺利，任务圆满完成后，就在

要返回时，突然电闪雷鸣，⾬顿时铺天盖地的倾盆⽽下，⼀直下了2个多⼩时才好容易⽌住，我们谢绝了村民的好⼼挽

留，毅然踏上了回公社的路。到了⼀道约有15⽶宽的⼭涧时，看到滚滚的⼭⽔即将漫过架在⽯头中间的⽊板“桥”。我俩

踌躇了⼀下，如果不过桥，就得掉头⾛四五⾥的⼭路回到村⾥，那⼜多没⾯⼦。谦和喊了⼀声：“冲过去”，我抱着“玻⽚

盒”，被谦和拉着跑到了对岸。回头⼀望，那滔滔的⼭⽔已漫过了⼭涧，桥板已被冲开了，正被铁链挂住漂在⽔⾥，我

俩顿时傻了眼，呆若⽊鸡，茫然的看着滚滚⽽下的激流像⼀头巨兽，横冲直撞，那惊⼼动魄的⼀幕让我⽆⼒地瘫坐了好

⼀会才起⾝回公社，⼀路竟⽆语。极度的恐惧让我度过了⼀个不眠之夜。⼤⾃然的威⼒令我折服，让我敬畏！第⼆天⼀

早，“上三溪”队就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是否平安。消息传出后，乡亲们为我们逃过⼀劫感到庆幸，也为我们的胆⼤妄为⽽

纷纷说教。每当我回想起当年的冒险，⾄今仍存有后怕。

第⼀次独⾃为⼈接⽣

1974年元旦后的⼀天，我回⽣产队办事。记得那天朔风凛冽、寒意肃杀，我也就没有回卫⽣院。半夜时，知青楼的宿舍

门被擂得⼭响，“黄⼤夫、黄⼤夫”的呼声⼀声⽐⼀声急切。原来是铭东队的四川知青李丽蓉要分娩。（她是被⼤队长弟

弟复员回乡时带来的⼀位“四川嫲⼦”。她平时跟我很要好，总对我说她嫁到了⼀个⽐她插队四川时还穷的村⼦来。我很

同情她的遭遇，也佩服她的坚强。）这是我第⼀次独⾃⼀⼈在卫⽣院外的⼈家⾥给初产妇接⽣。说实话当时我⼼⾥真有

点虚。

“啊……啊……我不⾏啦！”“啊……啊……我受不了啦！”“快帮帮我啊！”⼀阵⼜⼀阵撕⼼裂肺的喊叫声，划破了漆⿊的

夜。“不，你⾏，放松，再放松，深呼吸，⽤⼒，再⽤⼒！”“要⽣了，就要⽣了，⼀个新的⽣命即将诞⽣了，你要加油

啊”。⼀声声⿎励，⼀声声坚持，⼀声声呼唤，我不停给她打⽓，为她按摩腹部，时间慢慢的流逝着，我有点沉不住⽓

啦，喂她喝了热姜糖⽔后，在我的⿎励、帮助下，婴⼉终于诞⽣了！也许是她平时⾟苦的劳作，也许是婴⼉的个头实在

太⼩的缘故，分娩过程还算顺利。“是个⼥孩”，当我向⼩李报喜时，她那憔悴的⾯容上露出了喜悦，刚才那般难忍的痛

苦也消失了。

奇怪的是这孩⼦刚⽣下来咋都不哭，这可不⾏，“哭”可是表现⽣命活⼒的重要象征。⽆论我怎样为婴⼉清理⼝腔，⽆论

我怎样拍婴⼉的背都⽆济于事，我被冻得⼿发抖时，突然意识到：“冷”！我赶紧让⼈端来⼀盆⽊炭⽕和⼀盆热⽔。当我

⽤热⽑⼱轻轻擦着婴⼉⾝体的时候，婴⼉“哇”的⼀声终于发出了她来到⼈世间的第⼀声啼哭，响亮的哭声打破了沉睡的

⼭村，⼤家都放下了⼀声悬着的⼼。⼩李说了，要让⼥⼉认我做⼲娘，要我给孩⼦取名。

许多年后，每次回溪⼝我都会到溪⼝粮站去看望她们（⼩李后来是以知青的⾝份被安排到溪⼝粮站）。

2009年（下乡40周年）我们⼀群知青回到溪⼝，那晚在常向⼭的房东家⾥吃饭，⼀位⼩伙⼦说：“黄⼤夫，我是当年你

在卫⽣院时接⽣的。”“是吗？”在我印象中，在我所接⽣过的⼈中，我只记得李丽蓉，因她是⼀位“四川知青”，不经意间

来到了溪⼝，还有她的⼤⼥⼉是我接⽣的并且成了我的⼲⼥⼉，孩⼦的名字“杨晓雁”还是我给取的。

后话：

蹉跎岁⽉已茫茫，若思量，尚断肠；

⼀⽚痴情，委与负⼼郎。

撒在荒郊多少泪，流⽔绿，落花黄。

莫圆旧梦到天光，把悲凉，付黄汤；

⼈届暮年，难有少时狂。

权揽青天舒⼤笔，着浓⾊，抹斜阳。

也许应验了当初说的那句话：“从最好的去努⼒，从最坏的去着想”，我在溪⼝⼀呆便是9年，其间我当过农民，当过⽼

师，当过讲解员，当过“丝防”队员，当过医⽣。我⼈⽣最美好的青春岁⽉献给了“我的第⼆故乡”——溪⼝。也正因为有了

这段经历，成就了我今天与“溪⼝”的不了情，与这⽚热⼟，这个⼭村，还有这些朴实、勤劳、善良的乡亲，结下的深情

厚谊。

⽩驹过隙、时光荏苒，⼏⼗年过去了，有许多事淡出了记忆，但是那⼀段披荆斩棘、流⾎流汗，曾⽤⾃⼰的青春热⾎来

书写历史的“知青”岁⽉，却永远留在⼼⾥，难以忘怀。

青春不需要讴歌，岁⽉不需要歌颂。历经⼗年的知青上⼭下乡运动，让近三千万知青为此付出了长短不同、沉重各异的

青春代价。

当我们品读共和国历史上这沉重得难以翻过的⼀页，开始咀嚼灵魂深处这⼀段久久不能释怀的⽣命历程，在反思这段历

史时，我⾃然地感悟到⼀个青春⽆悔的问题。

⼀件事的有悔⽆悔是建⽴在⾃⼰的选择上，那时的知青上⼭下乡是“⾃⼰”的选择，可那是在怎样情况下的选择呢？千百

万知青以青春作为代价，最终证明了这是⼀场错误。如此⾼昂的“学费”，你说该不该悔？⾯对这场灾难，你能说⽆悔

吗？所以我要说的是：

⼀代知青，青春难⽆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