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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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8日发(作者：水池喷泉)魏 艳[1]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拉开了全面抗战
的序幕。在民族危难的紧迫时刻，冼星海毅然参加
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奔
赴全国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后至汉口停留一年，
在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音乐科工
作。冼星海集作曲、指挥、教唱为一身，组织歌咏
团体和各种音乐活动，用音乐和救亡歌咏活动鼓舞
抗战，推动了以武汉为中心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
然而，“三厅”的工作状态，让他苦闷不已，极大
地限制了他的音乐创作。在冼星海痛苦徘徊和面临
去留选择问题的重要时刻，延安鲁艺音乐系师生集
体签名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延安去。于是冼星海
做出了人生中的重要决定，选择到延安鲁艺。
[1]作者简介：魏艳（1974～）女，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
冼星海在延安鲁艺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THENEWVOICEOFYUE—FU
（
TheAcademicPeriodicalofShenyangConservatoryofMusic
）
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星海到达延安鲁艺，
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翌年任系主任），开始繁
忙的音乐教学、创作以及其他音乐活动。在中国共
产党组织的关怀下，冼星海很快融入到延安活跃的
文艺生活中，强烈的革命热情和自由安定的新生活，
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冼星海在延安鲁
艺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延安鲁艺时期也成为他厚
积薄发创造辉煌音乐家生涯的重要转折。
一、冼星海与鲁艺音乐系第三期
1938年成立的延安鲁艺音乐系在经历了第
一二期的短期培训班式的初创阶段后，从第三期
[内容提要]1938年末，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艺，次年担任音乐系第三期系主任。
冼星海负责作曲理论和指挥法教学，组织各种音乐演出活动，帮
助延安其他院校和文艺团体进行音乐培训。冼星海继续探索音乐
创作，指挥排演了一生中的杰作《黄河大合唱》，领导和推动了
延安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冼星海的大合唱创作为我国大型声乐体
裁的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也进一步开启了中国新音乐
的发展道路。延安鲁艺时期，冼星海以其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
等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创造了音乐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冼星海/延安鲁艺/《黄河大合唱》/新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36(2018)04-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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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6
（1938.12—1940.4）开始进入了专门化提高阶段。
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学习期限调整为四至
八个月，正式开设初级班与高级班，高级班又分出
作曲班和器乐班两个专业方向，体现出培养专门（作
曲）音乐人才的趋势，冼星海负责讲授“作曲法、
自由作曲、指挥法与实习、曲体解剖”等多门课程。
第二期刚毕业的优秀学员里，李焕之、李凌、梁寒光、
李鹰航等11人被选入高级班，在冼星海的指导下
进行了3个月的作曲专门培训，为他们日后从事音
乐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9年8月，鲁艺第三期正式提出“提高”的
口号，具有了培养“理论（创作）技术水准较高的
专门艺术人才”的发展雏形。音乐系第三期在中后
期完全进入培养专门人才为主的学习阶段，冼星海
担任音乐系主任，学制调整为六个月。鲁艺音乐系
第三期趋向专业化提高，优秀学生较多，加之冼星
海的到来，课程设置及专业教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成为“音乐系著名的第三期”。在鲁艺音乐系的发
展过程中，第三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时期，
它为鲁艺第四期的综合提高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
础，也培养了许多有影响的音乐人才。冼星海培养
的作曲专业学生“王莘、刘炽、时乐濛、庄映、张鲁、
李群、黄准”等，都在解放后成为有影响的作曲家，
“李焕之、李凌”等也都曾受教于冼星海，成为建
国后著名的音乐家。
除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外，冼星海在缺少教材和
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为“民歌研究”课程的教学编
写了《民歌研究》教材（未正式出版）。在《民歌
研究》中，冼星海把中国民歌的历史追溯至春秋战
国的《诗经》、《楚辞》，延伸到近古时期的戏曲，
种类涵盖了秧歌、地方民歌与西洋民歌；对欧洲中
世纪以来的音乐甚至印象主义音乐等进行了阐述。
“这部《民歌研究》的知识含量之大、论述范围之
广泛，在当时的延安是少有的”[1]。冼星海在教材
中着重论述了民歌的研究方法、如何创作民歌以及
民歌研究对中国新兴音乐的发展前途。“应该更加
重视曲调与歌词的平衡”，“向中国旧有民歌学习”
和“借鉴西方创作技法”，他还启发学生利用西方
复调技法，创作出合唱、对唱等多种形式的民歌作
品。
冼星海被委任为鲁艺音乐系主任后，不仅要承
担音乐创作、教学活动，同时还要组织和排练许多
重要的音乐演出，冼星海经常集“作曲、指挥和导
演工作”为一身，指挥和组织音乐会。延安鲁艺在
抗战初期延安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延安当时的文
艺演出比较少，鲁艺是文艺演出的主力，“晚会任务”
很繁重。所以一次排演的剧目和节目，一般都会演
出十几次，让延安所有单位都能观看。音乐系除了
日常教学外，要进行各类晚会节目的排练与演出。
1939年4月11日，冼星海组织了延安第一次
音乐大会。冼星海指挥《生产运动大合唱》、鲁艺
表演了《船夫曲》、《打到东北去》、《生产运动
大合唱》等节目，并派出50人表演合唱，在规模
上突破了音乐系之前的所有演出。
冼星海在“鲁艺第三期音乐系”一文中，概括
了第三期组织的音乐会特点与成就：“合唱团也大
规模发展着，曾经在本年二月间举行过五百人表演
的《黄河大合唱》，是突破全国音乐界记录的。他
们每月平均至少参加两三次晚会。这期音乐系参加
或主持的晚会至少有十五六次以上，对延安各歌咏
团不但给予很大影响，而且还能起到模范作用。第
三期音乐实习晚会，每月预备举行两次，会后举行
检讨。他们演出自己的作品，并且表演他们的指挥
技能。这种晚会可以给他们实习的经验，而且使他
[1]邱晓枫.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J
].中国音乐，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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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艳：冼星海在延安鲁艺7
们不少鼓励和进步。”[1]
二、冼星海老师
冼星海质朴、谦虚、热情、平易近人，与鲁艺
同学们的相处，亦师亦友。冼星海上课不拘形式，
除了课堂之上，常常在一群学生围着聊天时，就把
知识传授给他们了。他们无所不谈，往往通宵达旦。
冼星海为人热情诚恳，找他修改音乐习作的学生川
流不息，其他的学生也经常去他家拜访，请他签名
题字，他都是有求必应，并且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为中国的新音乐事业做出贡献。
冼星海把聊天视作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有效
方式，常常不拘一格的和大家进行有益的聊天。在
创作中，他写出的新作品，甚至其中的一段，常常
先唱给各行各业的群众，如饲养员、炊事员、学生、
干部、勤务员等听，征求他们的意见。
冼星海尤其喜欢第三期的一些学生，说他们将
来是中国音乐界的骨干。著名音乐家黄准是冼星海
在鲁艺音乐系第三期“最后一名学生”，她回忆冼
星海和同学们在一起，为人和蔼，既是良师，又像
兄长，却很少有“师长的威严”。
“星海始终强调没有内涵就没有思想，只讲技
术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上作曲课时，他要求
学生一定要用“心”来表达音乐作品的内涵和情感，
引导“学生用音乐的思维来思考创作，用音乐的语
言来表达感情与情绪”，他反复强调“要用想象去
感受、去触发你的乐思，而后形成音乐的形象”，
并且要求学生“到生活中去感受去体验，然后创作
出好的作品来”[2]。冼星海主讲“自由作曲”课，
从不拘泥于欧洲专业音乐教育模式，灵活生动，注
重启发。
冼星海不仅传授音乐技术，也传播新音乐思想
主张，通过音乐理论课为同学们“指引创作方向”。
他指出，中国新音乐是大众和通俗的，应当有“新
的旋律、和声”，以及“中国音乐”的民族化[3]。
时乐濛回忆冼星海在鲁艺的一年半时间里，同
学们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从他的指挥、创作、排
练实践以及和他聊天中学习到的东西更多，“甚至
超过课堂”[4]。音乐系召开中国歌剧讨论会，会后
冼星海意犹未尽，与送他回家的时乐濛一路上兴致
勃勃地继续聊，冼星海认为，中国歌剧的创作不能
简单地采取民歌、戏曲、说唱等民间音乐模式，或照
搬西洋歌剧模式，也不应是中西音乐的大混杂，应当是
“以我为主的各种因素、音乐文化的融合统一”[5]。冼
星海的观点和主张，潜移默化地启迪着鲁艺的师生，鲁
艺后来的“新秧歌剧”和民族歌剧《白毛女》创作的成
功实践，也证明了冼星海对发展新歌剧的远见卓识。
冼星海在法国时兼修音乐指挥，他的指挥课教
学也是非常精彩和受欢迎的。上海和武汉时期，因
为快速普及救亡歌曲的需要，他只能简单快捷地教
授和指挥一般的抗战歌曲。在延安鲁艺，冼星海得
到了深入开展专业指挥教学的机会，同时也通过指
挥大型合唱作品，将自己的指挥才能较为充分发挥
出来，从而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学生。冼星海担任的
“指挥法”教学效果很好，同学全都能熟练掌握歌
曲指挥方法，“不但随便可以指挥任何的二三四部
的曲子”，而且“会更深一层曲理解曲子的组织”[6]。
[1]冼星海.“鲁艺”第三期音乐系.冼星海全集（第1卷）[
M
].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111.
[2]黄准.向前进！向前进！我的自传[
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55.
[3]同上.
[4]时乐濛.良师益友—星海与三期音乐系片段[
M
].曾刚编.山高水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38.
[5]同上.
[6]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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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8
冼星海善于启发演唱者对于作品的理解，能够充分
调动乐队和合唱队员的情绪，特别擅长处理庞大的
合唱作品，李焕之、黄准等音乐家都曾撰文高度评
价冼星海的指挥和教学。
三、冼星海的音乐兼职
除了在鲁艺音乐系的教学，冼星海还兼任延安
其它一些学校和团体的音乐教学和指导。中国女子
大学成立了音乐组并开设了音乐选修课，学生可以
通过报名参加音乐组的学习，他被“女大”聘请担
任主讲教师，教唱歌曲和指挥，讲授音乐知识以及
中国音乐运动史等。
“女大”在延河北边，距离鲁艺有十几里路，
由于“女大”的音乐课是副课，通常安排在晚上，
所以冼星海每次去上课，都要花费很长时间走夜路，
很晚才能回去。即使远途夜路星海几乎没有耽误过
课，仅有一次，因为想走捷径而翻山越岭，结果迷
路而迟到，当时，风尘仆仆的他手里拿着一个走夜
路打狼的树棍出现在教室，让同学们很是惊诧和感
动。冼星海教学认真负责，“女大”的学生音乐理
论知识进步较快，音乐组后来还参加了他指挥的
500人的《黄河大合唱》排练演出。
冼星海是延安烽火剧团（乐队）的奠基人。“烽
火剧团”里缺少音乐人才，只有朱仲夷识谱懂音乐，
俩人认识后，冼星海受邀去剧社授课，成为“烽火
剧社”的兼职音乐教员。烽火剧社乐队的成长与冼
星海的帮助和指导密不可分。
烽火剧团原来没有乐队，经朱仲夷的申请获批
到西安买了三十多件民族乐器。但是，剧团只有任
青发会弹三弦，其他同志都不会演奏乐器。于是，
朱仲夷指定了自愿者选择乐器学习。在冼星海指导
下，乐队仅仅几个月就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冼星海
还建议增添一批新的演奏成员，使剧团乐队成员达
到了近二十名的中小规模。后来，他还鼓励大家自
己动手做乐器，提高乐队表现力，全团制作大小乐
器近百件，大大提高了演出水平。
1939年春，烽火剧社与鲁艺都搬到桥儿沟以后，
冼星海几乎天天到烽火剧团教授乐理、指挥和乐器
演奏。冼星海非常注重音乐基础技能和知识的学习，
他认为只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方能有益于演奏技巧
的稳步提高。他从识谱、唱谱开始教大家学习乐理；
从简单的音符、节拍和音准开始，结合指法、弓法
教大家学习乐器演奏。他要求大家反复练习，从一
个音到一个乐段的练习。冼星海单独指导每个乐队
成员练习演奏，做示范和纠正错误，强调指法、弓
法的协调统一。
在冼星海的悉心指导下，乐队同志有了很快的
进步，音乐水平提高得较快，会演奏各种乐器，学
会了认识简谱和转调等音乐技术；特别是朱仲夷与
张双虎等六名同志，跟冼星海学会了小提琴演奏，
成为“烽火剧团”的优秀提琴手。
烽火训练队结业的音乐会上，烽火剧团乐队演
奏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得到了周扬等人的高度
赞扬。延安难得有了这样的乐队，当然与冼星海的
努力密不可分，冼星海却对乐队全体同志的努力给
予了由衷的赞赏：“这些年轻人有多好哇！正规学
校两年的训练也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啊”，“不打仗了，
我一定要帮烽火剧团建立一个管弦乐队。”[1]
创作大型器乐作品和指挥管弦乐队一直是冼星
海“大音乐家”的理想，正因如此，冼星海非常喜
爱自己指导的烽火剧团乐队并表达出对建立管弦乐
队的期望。鲁艺时期，他也再次尝试为早已完成的
钢琴谱《民族解放响曲》写总谱，但却由于忙于教学、
[1]李长华.冼星海同志和烽火剧团
[M]
.曾刚编.山高水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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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艳：冼星海在延安鲁艺9
培训和演出等活动等搁置，直到后来到了前苏联才
得以完成。
四、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
抗战爆发以后，为民族存亡而斗争成为这一阶
段音乐创作的中心主题。在作品的形式方面，民族
化、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音乐工作者的普遍重视。
从延安的文艺发展环境看，1938年末，毛泽东开始
提倡文艺创作要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引起解放区音乐家对
新音乐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冼星海非常重视音乐
创作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他也随时随地在收集
民间音乐，积累创作素材。延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
境和活跃的文艺生活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利条
件。教学之余，冼星海也有了更多自由和完整的创
作时间。从巴黎留学归国后，他一直希望能发挥自
己“最高专业音乐技巧和创作水准”，创作大型音
乐作品。鲁艺时期是冼星海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除了创作群众歌曲，他开始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探索
大型声乐体裁，开拓新型抗战音乐。
冼星海的大型声乐创作，以《生产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
等作品为主，这些大型合唱套曲在创作思路上不尽
相同，但是它们在结构上都遵循多乐章的大型声乐
套曲这一模式，使用独唱、重唱、对唱、齐唱与合
唱（有时穿插朗诵）等的演唱形式，并且都称为“大
合唱”。《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创作和演出后，涌
现出了郑律成、李焕之、马可、杜矢甲等多位对合
唱音乐创作成绩突出的鲁艺师生，延安出现了1939
至1940年间的“大合唱”创作的高潮。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生产与排练演出，倾注
了冼星海致力于发展抗战音乐和创造高水平音乐作
品的热情，体现了他厚积薄发的音乐创作才能，也
成就了他在延安鲁艺的音乐事业巅峰。
1939年2月，诗人光未然因为行军坠马受伤，
与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到延安治疗。冼星海赶到医院
探望，俩人再度谈到了合作。不久，由演剧三队的
胡志涛笔录，躺在病床上的光未然口授，将自己两
次横渡黄河与沿河行军感受，以及由此激发的民族
自豪感与抗日救亡的激情，写成长篇歌词。歌词写
好之后，立即请冼星海到西北旅社窑洞开了一个小
型朗诵会。冼星海听完这首长诗，兴奋不已，当即
表示：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在冼星海熬夜创作这部作品的几天中，光未然
每天早上都派田冲、邬析零探问创作成果，每次带
回一首新曲。冼星海不厌其详地要求邬析零叙述那
一次渡河的经历，追问细节，让他模仿渡河时听到
的“船夫号子”。《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
《黄河怨》受到的“挑剔”很多，冼星海几乎全部
重新改写。用了一天，先后谱写修改三个版本《黄
河颂》，“努力摆脱宗教颂歌的影响，探索创作具
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情感的颂
歌旋律”[1]。经过六天的日夜突击，反复琢磨和修改，
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用了
一周，在参加大生产劳动和其他活动的情况下，写
完了全部的伴奏音乐。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为杰出的一部大型
声乐套曲，影响深远。作品以黄河为背景和主题，
歌颂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从多个侧面
描绘抗日战争前后人民群众生活的对比和变化，痛
斥了日寇的残暴和民众的灾难，最后以强有力的音
调号召民众保家为国、反抗敌人。
整个作品充满了激荡的情感和浑厚的气魄。全
[1]邬析零.〈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及首演（下）[
J
].人民音乐，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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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10
曲八个乐章（后配以序曲），以朗诵和乐队为背景
串连，极具艺术创新。八个乐章音乐各自独立，内
容、形象以及表演形式对比鲜明；整个套曲根植于
一个基本主题：抗日、爱国。各乐章连贯且相互补充，
情感发展逐步高涨。套曲结构严密、内容与形式统一。
《黄河大合唱》的音乐风格与音调来源，以群
众歌曲为基础，吸取了较多的民间音乐元素。在创
作方法上，这部合唱作品具有典型形象的丰富性和
相互对比，注重风格结构的内在联系和集中统一，
体现了辩证统一和交响性的发展原则。《黄河大合
唱》的《序曲》部分是冼星海后来在苏联时期补写
的，以管弦乐曲形式对音乐基本主题作了概括性的
呈示，展现黄河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延安，《黄河大合唱》
的演出经历了一些曲折和风波，演出内容和规模也
有变化。乐器配备很差，鲁艺初期甚至没有一架钢
琴，除了像小提琴、手风琴等便携乐器外，最多的
都是个性迥异的民族乐器，根本无法组成一支完备
的乐队。冼星海一方面试图努力研究这些民族乐器的
特点，以弥补乐器配置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
也会因地制宜地努力创造“音响配置全面”的乐队效
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冼星海积极乐观地克
服困难，组织排练演出，《黄河大合唱》的合唱规模
由几十人逐渐增长到百余人，甚至曾达到五百人的
浩大声势，在延安多次演出并传播到全国。
李焕之回忆《黄河大合唱》的排练，因为没有
乐器与之匹配，“只能是有什么乐器都尽量地用上，
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
吉他、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1]。为了满足演出需要，
冼星海和学生们一起动手制作乐器，将气油桶改造
成低音提琴，成为乐队低音声部的支柱。缺少打击
乐器，冼星海看到李焕之腰上挂了一个大号搪瓷缸
子，就让他把合唱队员身上挂的吃饭勺子收集了一
大把放在搪瓷缸子里，创造了打击乐器。
1939年5月11日，鲁艺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
行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首场音乐会。冼星海亲自指
挥的《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一百多人的演出队伍，
声势浩大，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他在当晚的日记
里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
会。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
了几声‘好’。”
1939年6月28日，在专门组织的“欢迎周恩来、
秦邦宪回延安晚会”上，鲁艺再次演出了《黄河大
合唱》。在观赏过这次规模宏大的演出后，周恩来
深受感动并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
大众谱出心声”。
1940年2月，为欢迎电影《塞上风云》拍摄团
队——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鲁艺与抗大、
女大、陕公等院校联合，烽火、抗战两个剧团也都
参加，共计500名师生组成一个大合唱团，演唱《黄
河大合唱》，烽火剧团的乐队参加了伴奏。这是《黄
河大合唱》演出规模最大的一次，冼星海亲自组织
排练，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合唱队四个声部
分开练习，加上乐队，共五个部分，分散在烽火剧
团和鲁艺音乐系的几个院子里，他五个排练场都得
跑到，忙得饭都顾不上吃。
这次演出效果出人意料的成功，在冼星海富有
感染力的专业指挥引导下，当大家唱起第一乐章《黄
河船夫曲》，“嗨哟，嗨哟……”雄浑响亮的船工
号子，在场的一位高级将军和许多群众竟然都不由
自主地站了起来；唱到《保卫黄河》时，冼星海突
然转过身来，让听众和演员一起轮唱，台上台下融
为一体，近两千人的歌声，震荡着整个山城[2]。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因为当时的演
[1]李焕之、龚琪.李焕之的创作生涯[
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王荣.星海同志在鲁艺[
M
].曾刚编.山高水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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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艳：冼星海在延安鲁艺11
出条件十分简陋，“乐队”配置不健全，这样的伴
奏不是很专业，合唱声部配置也略显简单。到前苏
联后，冼星海有了更多的时间，对这部作品作了全
面修改，合唱声部比原来更加丰富，并以大型交响乐
队编制重新配器使之具有了较高的专业性，同时也带
有法国印象主义音乐风格。20世纪50年代后，历次
演出《黄河大合唱》，一般都不运用这两种版本，而
是根据具体演出条件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而形成许多
新的版本，李焕之、瞿维等人都曾改编新版本，其中，
中央乐团改编的版本演出次数最多，影响也最大。
冼星海以《黄河大合唱》为主的大合唱创造了
“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创造性地运用朗诵词
将八首独立又互有联系的歌曲串联起来，每部作品
在创作思路上的不同，体现了他对大型作品的高超
驾驭能力。《黄河大合唱》是延安鲁艺“大合唱”
的典范作品，冼星海自己认为《黄河大合唱》是“民
族的特色，新的技巧”的作品。《黄河大合唱》用
新的民族形式表现新的时代主题，利用民歌化的音
调、民族乐器的伴奏、民族音乐形式、诗意的群众
语言，开辟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民族性、时代性
和艺术性的典范。冼星海利用民间音乐语言进行创
作，使合唱这一音乐形式在鲁艺及延安的音乐创作
中得到示范性推广，并由此开始深入边区民众。
结语
1940年5月11日，冼星海离开鲁艺，赴前苏
联考察学习，完成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配乐。
由于苏德战争的影响，其在前苏联辗转几年无法回
国，在颠沛流离与贫困潦倒中病逝，期间的大量音
乐创作和音乐活动也无法及时被国内知悉。
延安鲁艺时期是冼星海一生中最为安定自由的
时光，他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和影
响，创造了他辉煌的音乐生涯，也树立了他在青年
人中间的典范作用。1940年初，冼星海撰写了一篇
自述长文——《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刊登于延安
《中国青年》杂志，后被多个报刊转载。他在文中
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学习音乐的艰辛过程，以及回国
后参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和开展歌曲创作等内容，
并以极大热情讲述了自己在延安鲁艺的工作与学习
情况。冼星海的文章发表后，影响了很多热血青年
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和抗战文艺。
延安鲁艺时期，冼星海不仅在鲁艺音乐系任教
和组织音乐活动，还帮助延安其他院校和文艺团体
进行音乐培训；除了创作群众歌曲，他开始写作系
列大型音乐作品，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样杰出
的音乐作品；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音乐文章，并通
过自己的音乐创作进行探索和试验，领导和推动了
延安新音乐运动的发展。
冼星海深入探索西洋音乐文化技术与中国民族
音乐文化传统相结合，融合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喜爱
的民族音调及时代主题，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民
族音乐，开创了我国新型救亡歌曲创作的新局面。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冼星海是我国第一个用大
合唱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声乐体裁来表现革命现实和
人民生活的作曲家，不仅为我国大型声乐体裁的创
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也进一步开启了中国
新音乐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曾刚.山高水长[
M
].西安：长白文艺出版社，2001.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M
].北京：人民音乐
出版社，2002.
[3]王培元.鲁艺风云录[
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4.
[4]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冼星海全集（第1卷）[
M
].
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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