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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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7日发(作者：)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堂成立于1910年，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
创办的汇文书院。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1951年由政府接
办，又并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建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
南京大学的工、农、师范等学院及相关系科独立，同时并入金陵大学的文、理学
院，仍名南京大学。因此，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三江师范学堂至国
立东南大学时期（1902～1927），其二为国立中央大学时期（1927～1949），其
三为南京大学时期（1949～2002）。南京大学的另一个来源是金陵大学，从1888
年汇文书院成立，至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金陵大学历经64载春秋。因此，
《南京大学百年史》大略分为四编，即：第一编：三江师范学堂至国立东南大学
时期（1902～1927）；第二编：国立中央大学时期（1927～1949）；第三编：南
京大学时期（1949～2002）；第四编：金陵大学（1888～1952）。
作为“人文荟萃、士林渊薮”之地的南京，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也曾留下
辉煌的篇章。东晋建武年间，南京就设立了太学，而且极一时之盛，仅学宫即增
造房舍155间。南朝刘宋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所学馆，有学者认为“可
算我国分科大学之始”。南唐王朝则在御街之东、秦淮河滨首开国子监。而明太
祖洪武年间设在鸡笼山下的个新王朝的“登基”同步；而三江师范学堂却诞生在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时。
无由”（张之洞、刘坤一：《奏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张文襄公奏稿》第
三十二，民国庚申年木刻本，第1页。）；国之“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
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而已，苟欲自
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梁启超：《学校总论》，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8、20页。）
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借材异域”，
1862年创办了最早的一所“洋学堂”京师同文馆，以后陆续开设了上海广方言
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1865）、
福州船政学堂（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
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师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南京陆军
学堂（1896）等学校。
在洋务运动期间，欧风美雨频至，西学乘机东渐。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
起，外国传教士除了继续在我国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增设中小学外，开始创办教会
大学。例如，在南京就有美国教会美以美会所创办的汇文书院（1888年）、基
督会创办的基督书院（1891年）和长老会创办的益智书院（1894年）。这些教
会学校的创办，意在传递西方文明，并培植符合西方列强需要的“有势力的人
物”，来代替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为他们对中国的控制和在中国的利益服务。然
而，这些教会大学的开办，客观上展示了当时堪称先进的欧美高等教育办学理念
和办学模式，成为动员令》，北京张之洞署理两江一年多外，刘坤一前后驻节江
宁十多年，最后病逝于两江任上。
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往密切，同气相求。
他曾和张之洞南京大学，简称“南大”，位于中国南京，是源远流长的高等学府。
上可溯至汉后吴永安元年，历史上曾历经多次变迁。民国早年转变为现代大学，
是中国第一所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现代大学。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南京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国立中央大学”易名“国立南京大学”，其后径称“南
京大学”，沿用至今。弦诵斯崇，道贯古今，继往开来，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了
丰厚的学风传统和精神遗产。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4]，亦为现代儒
家思想与中华文明复兴的基地[5]，倡行人文思想之会通与学术之昌明以求世界的
和平繁荣，在教育、学术和文化上均具重要贡献和影响。
南京大学是综合研究型大学，格物致知，广博易良，向有学科齐备的传统，涵盖
了众多领域。南京大学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国最顶尖的著名
大学之一。校园主要有座落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校区和位于南京东北部栖霞区的
仙林校区，其中仙林校区为本科生主校区。
、盛宣怀等结成“东南互保”联盟，1901年7月，他和张之洞在十天内联衔具
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在“第一疏”即《变通政
治人才为先折》中，刘、张就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一曰设文武学堂；
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史家认为，“变法
三疏”实际上是“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刘坤一向来重视兴学育才，在两江任
上，他曾创立“江省郡县学堂”，又设立农工商矿学堂和练将学堂；他甚至倡议
兴办女子公塾，让一般女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王玉棠著：《刘坤一评传》，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1902年5月8日，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
议兴办学堂事宜，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而开
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
减省一半”。刘坤一在当日给张之洞的信中通报了此次商讨的经过，力主兴学
“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299页。）。
5月15日，刘坤一会同江苏巡抚，江苏学政上奏《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
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筹办学堂情形折》，呈请在原设水师学堂、陆路
学堂及格致书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学堂。即：将江南文正书院改为小学
堂，钟山书院改设中学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会高等学堂“课专门之
学”，“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教
习”，“设法筹款择地建造，尼材鸠工，接续举办”（《刘坤一遗集》第三册，
第1341页。）。奏折陈述了办学须循序渐进、需注重课本与师资的主张，并云：
“现已另设师范学堂，选中学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算法、绘图等事，学成给
以文凭，使为小学堂教习。”论者咸以为此即后来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的刍议，
甚至有人认为缪荃孙即三江师范的总教习。其实是一误解。因为，第一，奏折中
对“现已另设师范学堂”语焉不详；第二，从课程和学成后充任“小学堂教习”
等情形看，此师范学堂当属中学堂程度的算绘初级师范，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
议》中亦云：“下监司议，仅立算术测绘师范而已”（张謇“兴办师范学堂”的
建言尽管得到刘坤一等的认同，但后来又遭一些人反对，反对者的论调竟然是
“中国他事不如人，宁读书犹待人授法耶?”“此事遂寝”。大概有病在身的刘
坤一已无精力和雄心来力排众议，推进师范教育了。无奈的张謇遂决定回南通自
办师范学堂。）；第三，缪荃孙是被聘为江宁高等学堂的“总教习”（苏云峰：
《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01页云：1902年5月刘坤一创
江楚编译书局，缪荃孙亦参与其事并任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由钟山书院改设）
总教习。），而非师范学堂的“总教习”。
刘坤一的历史功绩是明确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尽管由
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
然产生了影响。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
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2张之洞：三江创建的运筹设计者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早年攻读经史，
同治二年（1863）荣登“探花”，任翰林院编修。他曾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
四川等省的考官或学政。在出任山西巡抚和署理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力主兴学
育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调补湖广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赴京入参军机，除了曾经两度短暂署理两江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清末咸同
以降，政治、外交、思想、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置身其中，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多重角色：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扛鼎者”，又是清末
“新政”的“领军人物”，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了数代学人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30年代曾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
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
张之洞也堪称“开先河”者。
张之洞在举办洋务、接触新学的过程中，对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余年并日趋
僵化、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洞察其弊，逐渐形成了变革甚至废止科举、广
兴新式学堂的认识。他在《劝学篇》中提出并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
想。在这一新旧杂糅、中西参酌的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变
革，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对于建立一种完备而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进
行了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总体性的筹划，并最终形诸章程法规，参与制订了《学务
纲要》和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施的教育体制——《奏定学堂章
程》，即“癸卯学制”。张之洞曾被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誉为“当
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功不可没。
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先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
两湖书院，兴办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算学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
堂、两湖大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在湖北地区创立了相当完整
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1903年春他离开两江之后，很快奉召入京，与
张百熙、荣庆等会商厘定学堂章程，有机会将他在湖北和江苏兴学的教育实践，
以及他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癸卯学
制”即《奏定学堂章程》之中。因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的诸多建树，尤
其是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举，既是他区域性兴学实践的延续
和拓展，又是他总体性教育变革思考的先导，其意义就格外非同一般。
张之洞第一次署理两江总督，是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日（1894年11月17
日）。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北上，在山海关指挥对日作战，
朝廷调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至甲午战争结束，刘坤一返回江宁，张之洞即于二
十二年元月二十日（1896年3月2日）回到湖广。在为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署理
期间，张之洞一方面整军练兵、经办洋务，另一方面还在南京创设了储才学堂和
陆师学堂。
第二次因刘坤一病逝，张之洞奉召再次署理两江。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九
日（1902年11月8日）至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为期
不到四个半月。（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36卷，第1页；43卷，第30
页；58卷，第1页；60卷，第31页。）然而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中，张之洞却
在兴办沪宁铁路、整顿淮盐积弊、操练水师陆军等方面多有建树，其中三江师范
学堂的创立，是他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最大的政绩。
张之洞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有一个发展过程。1898年撰写《劝学篇》
时，张之洞“尚无师范教育的概念”；四年以后，在盛宣怀、张謇等人大力倡导
师范教育的影响下，他对师范教育始有认识（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三（两）江师
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冯天瑜、何晓明在《张之洞评传》中都持这一看法。）。
张之洞一朝领悟，便坐言起行，付诸实施。1902年5月他选派两湖、经心、江
汉三书院的优异学生黄兴等31人，远赴日本学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
备”。10月31日，他在《奏定学堂章程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将“师范学堂”列
为第一，并强调：“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
造端之地，关系重要。”（张之洞：《奏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
年十月一日，《张之洞全集》57卷，第2～3页。）张之洞计划在武昌创设两湖
师范学堂，然而在呈递此折的第二天，他就奉召调署两江总督。两湖师范创设之
事虽然暂时搁置，但在两江创设师范学堂的设想却油然而生。
（1）着手筹建三江。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1902年11月5
日）抵江宁，以钟山书院为行馆；“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在其《到两江
署任谢恩折》中，张之洞即阐明了“新政多端，以造就文武人材为急”的考虑。
《张文襄公年谱》也云：“到任之初，议大兴学堂，嗣以交卸在即，仅筹设师范
学堂，以立之基„„”因为张之洞署理两江后刚刚一个月，清廷曾调云贵总督魏
光焘任两江总督，着张之洞回武昌。但不知何故，魏未及时履任，张仍署理两江。
很显然，张之洞有一种紧迫感，“交卸在即”，在兴办新学方面他不可能大展宏
图，而只能“探源扼要”，从师范学堂取得突破。因此他随即将江南高等学堂改
为“宁属师范学堂”，并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饬令有关官员着手选址、购地、
遴选工匠和估算造价。（《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3年1月
22日）报道：“江南高等学堂经署督宪张香涛宫保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饬另设
三江师范学堂，令学堂总办督同上、江两县赶紧寻觅宽广地方，建造房屋。”这
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提及“三江师范学堂”之名的报刊资料。另外，光绪二十
九年二月初四的《申报》在《兴学先声》的报道中又云：“此间创设三江师范学
堂，去年冬即经署两江总督张香涛宫保饬江宁藩司李芗桓方伯，勘定城北昭忠祠
隔河地亩，拨款购买，择日兴工。一面由两江学务处总办杨哲甫观察，檄饬善后
局收支委员查大令宗仁，驰赴上海，召集良工，逐一估计，共需费若干，禀候学
务处司道查核。”这些报道说明，张之洞到任后不久，三江师范学堂即进入了选
址、征地、择工、估算费用等实际建校阶段。）
（2）设立两江学务处。为了更好地推行兴学事务，尤其是加快三江师范
学堂的创办，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奏请设立两江学务处，“专督全省学
校事宜”。学务处总办为江安督量道胡砚荪观察，而以银元局志仲鲁观察、陆师
学堂俞恪士观察为副总办。张之洞委派江宁银元局官员为学务处副总办（《振兴
学务》，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申报》。），意在从银元局筹集款项支持创
办三江。
（3）奏请创建三江。1903年2月5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张之
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张之洞的《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开宗明义，重
申了“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
“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
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生甚广。”并禀报皇上：“兹于江宁
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
士皆得入堂受学。”（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
卷，第15～16页。）他的这片奏折，详尽而又具体地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
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
等。很显然，张之洞对筹建三江已经是深思熟虑、了然在胸。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同一天，张之洞还上了一个《吁
请陛见折》，其中提及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正二月之交定可履任”，张之洞要
求在“交卸署篆”后，束装北上，拜见皇上（张之洞：《吁请陛见折》，《张文
襄公全集》，58卷，第14页。）。素以“干大事”、“干实事”著称的张之洞
也许知道离任在即，因而紧锣密鼓，夙兴夜寐，加快了筹建三江的步伐。
（4）专调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来宁参与筹建。胡钧是两湖书院的毕业生，
曾奉张之洞之命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师范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张之洞
调胡参加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建，要他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绘图式，详定
章程，总期学制悉臻完备合法”（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
公全集》，58卷，第15～16页。）。
（5）派遣缪荃孙等赴日考察（据南京师范学院1982年第7、8期《文史
资料简报》，同行赴日的还有柳诒徵、徐乃昌、王英良、侯建伯、张小楼、孙湘
蔼、舒伯勤等。）。1902年底张之洞即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赴日
考察教育。缪荃孙（1844～1919）是江苏江阴人，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
缪荃孙曾任其幕僚，协助张之洞撰写《书目问答》一书，以后又在广东、湖北襄
助张之洞办理文教事业。1899年返回江苏。曾被刘坤一聘为江楚编译书局总纂
兼江宁高等学堂总教习。由于此前中国已派多批官员赴日考察教育，对于日本教
育制度的概况介绍甚多，因此，张之洞特地在临行前叮嘱缪荃孙等：“考学校者
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在，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徒存耳。”（朱
有骔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4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缪荃孙等为考察作了许多准备，翌年二月方才出发。4月11日奉
新任总督魏光焘电召回到江宁。此次考察，主要是为了汲取日本师范教育成功经
验而用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建设发展。考察回国后不久，缪荃孙即被委任为三江总
稽查，徐乃昌1905年任三江总办，而柳诒徵则在1903年6月被录用为三江的教
习。
（6）聘请日本教习。张之洞主张师法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日本教育体制
和理念。他不仅倡导留学东瀛，而且直接取才于异域，从日本聘请教习或顾问。
他自1898年初即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建立了联系，先后聘请了24名日本教习和顾
问到湖北各学堂任教。（苏云峰：《外国专家学者在湖北（1890～1911）》，台
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8卷第4期。）1903年1月18日，即奏设三江师范
学堂之前18天，张之洞致函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薍及副会长长冈护美，
云：“金陵现拟设三江师范学堂”，“拟聘贵国师范教员12人”，其中一人担
任“教头”，其余受其调度。张之洞请近卫等代为物色性情恳勤、品行端正且具
有教育经验和历练者，要求“正月半到金陵”，以便与中国教习“彼此互换知
识”。（张之洞：《致东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文襄公全集》185卷，第35页。）经过函电往来，近卫派遣当时正在上海
的同文会干事长根津一赶赴南京，与张之洞“就三江师范学堂招聘教习之事，详
细研究”，并与张之洞所委派的代表俞明震（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学务处）、杨
觐圭（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和刘世珩（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三
人，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903年2月26日）达成《三江师范学堂拟
聘日本教习约章》。协议共十二款，分别规定了聘请日本教习的数量、聘期、所
任科目、课时、薪水、川资、诊疗费用等事项。（《三江师范学堂拟聘日本教习
约章》，《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8～10页，1982年。）
（7）延揽中国教习。张之洞出示晓谕，要求两江所辖诸省官绅保荐“举、
贡、廪、增出身”中的学行兼优之士，通过分门命题考试，录取50名，与所聘
日本教习“互相教益一年”，再分别教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体操
各科。原计划正月二十日取齐，但由于安徽、江西等地得信已迟，未及保送，因
而延缓至二月初六，张之洞本拟“亲临贡院考试”，后因要事难以分身，请江
宁藩台李芗桓等代为主考。初十日复试，十八日揭晓。在应试的370人中，仅录
取崇朴、程麟等20名。（《白门近事》，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
张之洞认为“考试仅凭文字，尚难知其品质”。因而要求两江学务处官员在二月
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对通过复试者进行面试，“觇其言论，逐名加以考
语，详候核夺去留”。（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申报》。）即便两天之后
就要交接离任，仍然毫不马虎，足见张之洞对遴选三江师范学堂教习的重视和严
格。
（8）借江宁府署先行开办。张之洞在其《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曾云：
“学堂未造成以前，暂借公所地方，于本年先行开办，练习教员之法。”1903
年3月，三江师范学堂在江宁府署开办（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
大学的前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出版，第9页。《张文襄
公年谱》卷四第19页云：“„„暂借公所地方开办，是日行开学礼„„”），
张之洞参加了开办仪式并与相关人员合影。这张由南京师范学院段熙仲教授提
供、《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于1982年首次公开的照片，也许是至今可见的
有关三江师范学堂的最早的照片，弥足珍贵。
1903年3月20日，张之洞“卸署两江督篆”，并于次日“启程赴鄂，由
汉口取道北上”。（张之洞：《恭报卸署两江督篆日期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二十二日，《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579页。）在署理两江的百余天内，张
之洞对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全力以赴，运筹帷幄，规划杓疲阕⒘寺蝗惹椋范
思负跛械姆秸氪蠹坪途咛逑?则，真可谓殚精竭虑，雷厉风行。因此，在张之洞
离任之后，三江的建造工程和办学进程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也正因为如此，
后人均以张之洞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创始人。1906～1909年出任两江总督的
端方，在他关于两江师范的所有奏折中，均冠以“两江师范学堂经前督臣张之洞
创办”之语。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也说：“南皮张相国于江南
建两江师范学校。中国师范学校之立，以两江为最早。”
3魏光焘：三江开办的组织实施者
魏光焘（1837～1916），湖南邵阳人，字午庄，魏源族孙。早年曾先后在
曾国荃、左宗棠麾下从军，多有战功。光绪七年晋甘肃按察使，旋升甘肃布政使，
调补新疆布政使。甲午战争中奉旨带兵北上山海关，立有战功，战后调任江西布
政使，不久即升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1902
年12月8日）魏光焘即“奉调两江之命”（魏光焘：《湖山老人述略》。另可
参阅魏荣爵：《从三江师范创办谈到魏光焘和李瑞清》，2001年3月30日《南
大报》。），但他并未立即赴任，张之洞也仍然署理两江。直到翌年二月(1903
年3月)魏光焘才到江宁履任。
张之洞与魏光焘在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交接关防印信、王
命旗牌。前后两任总督随后即与有关官员合影留念，其中包括两江学务处和三江
师范学堂的官员。六天以后，魏光焘“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参加尊经校士馆
的甄别考试。但由于魏光焘“须临三江师范学堂履勘，以故出题后即命驾回辕”。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申报》。）这是魏光焘第一次视察三江。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1904年9月1日），魏光焘奉调闽浙总督。他
任两江总督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正是三江建校和开办的关键时期。对于三江师范
学堂的创建方略与原则，魏光焘可谓“萧规曹随”，未作大的变更。对于三江建
校及正式招生开学前繁杂的筹备工作，魏光焘则积极组织实施，有条不紊且卓有
成效。因此他也是创建三江师范学堂的重要人物之一。
（1）续聘教习。三江首次招聘中国教习仅录取20名，未能足额，因而魏
光焘命两江学务处发出晓谕，嘱各司道府州再次保荐，四月底齐集江宁，“特再
行考试一次，以广搜罗而昭公允”。（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报》。）
事实上，六月间和九月二十一日还各招选了一次，三次续考计录取雷恒等50人，
加上张之洞任内录取的20名，共有70名。
（2）委任汉文总教习。三江的“汉文总教习”原拟聘请通州举人范肯堂，
因为范另有他就，因此魏光焘改聘湖南进士翰林吴獬，由两江学务处下札委充。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二、初六《大公报》。）
（3）择日开学，中日教习“互换知识”。1903年6月，三江所聘菊池谦
二郎等11名日本教习均已到宁。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便在6月19日召集
“洋汉文教习会议”。除明确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各自承担课程外，还确定中日
教习彼此以“学友”称呼。6月25日，三江师范学堂开学。由于本年度尚未招
收学生，因而所谓“开学”，即“华洋教习”互相教练、互换知识。即日本教习
在中国教习指导下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及经学；中国教习向日本教习学习日语及理
化、图画等等。其目的如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所云：“俟一年之后，
学堂造成，中国教习于东文、东语、理化、图画等学通知大略，东语教习亦能参
用华语以教授诸生，于问答无虞扦格。”此时再招考师范生入学，则教学时可以
不一定借助翻译，传文达意避免误会，又能节省时间。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富创意
的设想，但由于语言的阻隔，中日教习为期一年的“互换知识”并未达到预想效
果。
（4）建堂工程基本竣工。三江学堂堂址，经张之洞选定在北极阁前，建
筑规划由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参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蓝图而定。自1903年6
月19日起“鸠工建造”，工程监督为知县查宗仁。（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七、
闰五月十九日《大公报》。）在魏光焘的督促下，工程进展顺利。至1904年1
月，即已造好“洋楼五所”，“局面极其宏敞”。而1904年日本东亚同文会也
有报告说，三江师范学堂计划兴建的“五百四十室大校舍及职员住宅，已完成一
半，来年二月即可竣工”。（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史》，第366
页，转引自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49页。）
1904年8月间，魏光焘派员查勘三江建堂工程，发现工程监督查宗仁有疏忽之
责，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此年九、十月间，工程全部竣工。三江的中日教习均迁
移至北极阁下新堂址。而魏光焘也在此前后奉调闽浙总督。因此，三江浩繁、宏
大的建堂工程，是在魏光焘任内开工并基本完成的。
（5）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魏光焘对于三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切实保证了三江开办的巨额费用。张之洞对于三江办学费用早有筹划：其购
地建堂经费，由江宁藩司筹拨；其常年学堂经费，则由江宁藩司先行“协拨银一
万两，以后每年协筹四万余两”，安徽、江西两省“各按学生数额每名每年协助
龙银一百元，稍资津贴”；同时，将江宁银元局“岁获盈余，专供该学堂经费之
用”。（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
16页。）张之洞的这些筹款设想和原则，有赖魏光焘一一加以落实。而且建堂
工程费用，一再追加。因此，筹款就成为三江肇始时期最棘手也最关键之事。魏
光焘到任后，首先整顿盐政，“岁增款至二百余万；厘金、铜元，并增出二三百
万”，总督府财源拓展后，魏光焘首先“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确保了三江
中日教习的薪水按时发放，建堂工程免除经费拮据之虞。魏光焘《江南创建三江
师范学堂经费折》中提出，三江校舍可根据分批招生入堂而“次第增添”、“分
别起造”，“核实估计，共需工料曹平银九万八千五百余两，拟于江宁筹饷捐输
款内解存司库银五万八千余两，尽数动拨，其不敷银两，由司设法另筹„„”（转
引自《首都志》（下）第714页。）这说明魏光焘为三江的筹款想方设法，不遗
余力。他在晚年所撰《湖山老人述略》中，不无自豪地将“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
堂”列在他两江任上德政要务之首。
（6）制订《三江师范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
四日（1904年5月13日至7月7日），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曾五次晋见两
江总督魏光焘。根据台湾学者苏云峰的研究，如此频繁的晋见，应与制订《三江
师范学堂章程》及相关事务有关。（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
的前身》之“附录一：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第175～196页。此章程之原件存
在日本，苏云峰1986年从日本东京专修大学商学部荫山雅博教授处获得副本。）
这个章程由胡钧负责草拟。章程“照奏定优级师范并附初级师范章程办理”，
凡十五章，分别规定了“立学总义”、“考试规则”、“学科课程”、“各员职
务”，有关讲堂、斋舍、操场以及礼仪、赏罚、放假、毕业服务等“条规”和“学
堂禁令”。在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前制订这样一个章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7）正式招生开学。1904年7月，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通知两江所
辖各府州县，三江师范学堂将在9月15、16两天举行招生考试。（光绪三十年
六月十六日《大公报》。）由于如期前来应试者人数有限，仅录取120人。10
月又举行一次招考，录取180人，共计300人。所取学生分为三年制初级本科
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11月26日（光绪三十年十
月二十日），学生正式入学上课。（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大
公报》。）
三江师范学堂从1902年开始酝酿、筹备；1903年3月开办，着手聘请师
资、建造学堂；1903年6月19日开学，由中日教习“互换知识”一年；至1904
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学，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创建工作。这是当时江苏的
最高学府，“堪与京师大学堂比美”（日本东亚同文会报告语），也是“中国师
范学堂之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