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的主题思想

逍遥游的主题思想

-室内设计案例分析

《逍遥游》主旨论析

王朝华

【摘要】“小大之辩”是《庄子·逍遥游》一文的主要论题及要义之所在.文章反复

申说“小大之辩”,展示境界大小的不同,意在指引人们突破自身的局限,自致于远大,

并从而获得身心的解放与自由.然而,自向秀、郭象和支道林以来,对于《逍遥游》主

旨的认识便一直存在曲解和分歧.这些曲解,至今仍然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庄子思想的

理解和认识.支道林与向秀、郭象的观点表面上相反,而实际上相通,都抹煞了“小大

之辩”,抹去小与大的界限,反映了晋代门阀世族混世媚俗的心理状态.

【期刊名称】《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4

【总页数】6页(P44-49)

【关键词】庄子;《逍遥游》;主旨;小大之辩

【作者】王朝华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3.5

《世说新语·文学》云:“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

郭向之外。……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

所不得，后遂用支理。”［1］(P1)这真可以说是千古憾事。不过在经典的解读与

阐释方面，这样的“千古憾事”其实比比皆是。《逍遥游》其实并不难懂，并无

“难处”。《庄子》一书的难处，全在《齐物论》一篇。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自古及今，很多人都认为《逍遥游》是一篇难以理解的文章，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

它的主旨的解读仍然是各执一辞，众说纷纭，而且充满了偏见和谬论。而更令人遗

憾的是，向秀、郭象与支道林脱离文本的曲解与郢书燕说式的误读，却被古人当作

高论，不但在古代广为流传，而且至今仍然严重影响人们对于《逍遥游》的理解。

一方面，古今对于《逍遥游》基本思想的解读，原本不乏正确的认识。近现代以来，

如蒋锡昌、朱桂曜、钟泰、浦江清、陈鼓应、刘笑敢等，都曾发表过正确的见解，

并对向秀、郭象以及支道林的旧说有所批驳［2－7］。但是另一方面，仍然有不

少人无视、反对这些正确的见解，或仍然赞同郭、支旧说，或提出“新论”而与旧

说纠缠不清，甚至又增添了各种新的错误的见解，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混乱。其

中有些文章往往言不及义，缺乏基本的思辨与表达能力［8－13］。讨论《逍遥游》

的思想内容，向秀、郭象与支道林的谬说，仍然是不能绕开而必须清除的障碍，相

关问题值得反复辩说，加以澄清。上文所举蒋锡昌诸家，虽有所见，或论之未详，

犹有剩义，或侧重于理论上的引申发挥而对文本本身缺乏深入的讨论。本文结合文

本的分析，辩驳旧说，揭示主旨，希望能更加深入而有所发明。

一

《逍遥游》一篇虽然旨在说明“逍遥游”——即无限自由的境界，但在文中，

“逍遥游”的境界却正是在“小大之辩”的论说中展示出来，因此可以说“小大之

辩”(即小与大的分别)也正是该篇的主要论题及要义之所在，而且贯穿全篇，可谓

反复致意。开篇借鲲鹏的形象以见出“大”的气象，而后写蜩、学鸠、斥晏鸟之嘲

笑大鹏，它们飞得不高不远，对于大鹏之高翔远翥不能理解，一则曰“奚以之九万

里而南为”，一则曰“而彼且奚适也”，在它们身上正见出“小”的局限。在将鲲

鹏与蜩、学鸠、斥晏鸟作对比之后，作者明确下了一个结论:“此小大之辩也”，

毫不含糊地指出境界大小的区别。中间又借出行聚粮为言，以说明境界远近大小之

不同，并以聚粮暗喻境界之大小与蓄养厚薄相关，与上文“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

大舟也无力”一段相呼应，重申蓄养的重要性，点明能致远大者必当厚积的道理。

这段借出行聚粮为言，以说明境界远近大小之不同，结尾又明确指出“之二虫又何

知”，指明蜩与学鸠不足以知鲲鹏之“大”，贬斥之意十分明显。庄子在文中更以

朝菌、蟪蛄、众人与冥灵、大椿、彭祖相比，明确指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反复申明“小大之辩”。这段文章的结尾说“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

之不亦悲乎”，更以反问句强调“众人”之不足与彭祖相比。

朝菌、蟪蛄、众人与冥灵、大椿、彭祖对比是“小年不及大年”，是就时间(年命)

的长短而言境界大小的分别;而鲲鹏与蜩、学鸠、斥晏鸟对比，则是就空间的远近、

大小而言境界大小的分别。时空的规定性是生存的根本局限，庄子论小大之辩，兼

时空而言之，可谓颇有深意。《逍遥游》先主要借动物、植物说明“小大之辩”，

而后由物及人，归结到人生境界大小高低的区别上。“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

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有些人具有一定的才智，而适合

于世俗中的某种要求，便沾沾自喜。庄子说他们就像自以为是的斥晏鸟一样。这是

境界“小”的表现。与之相比，宋荣子、列子的境界就大多了，但还不是最大(高)

的境界，作者由此进一步指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越一切对待、

超越一切功名以至超越自我的绝对自由的至大至高的境界。

《逍遥游》的后半部分写许由拒绝接受尧让天下给他，写藐姑射山上神人的高蹈出

尘，皆借以见“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又借庄子与惠子的对话

申明无用之用的道理①无用才能超越功用名利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与上文无功、无

名一意相通，文意似断而实连。。写许由、神人是为了见出境界之大，故推而言之

则曰“将磅薄万物以为一”;写庄子与惠子对话以说明无用之用，是为了见出“大

用”，故举其物以言其大则有大瓠、大树、斄牛;以言其小则有狸狌;以言其用之大

则五石之瓠可以浮于江湖，不龟手之药可以裂土封侯，大树可以树之于无何有之乡;

以言其用之小则大瓠仅能剖之以为瓢，不龟手之药“不免于”。总之《逍遥游》的

后半部分也仍然贯穿“小大之辩”这一主旨。《逍遥游》反复阐明“小大之辩”，

旨在指引人们超越“小(小我)”的局限，追求“大(大我)”的境界，自致于远大，

而达于自由之境。在这篇文章中，鲲鹏是“大”的最突出的象征，作者带着赞叹的

语气，以恢张的语言描写鲲鹏的变化和飞翔，展现了远大的境界和超绝人寰的伟大

力量。而相形之下，蜩、学鸠、斥、朝菌、蟪蛄则见出了境界之“小”。它们和那

种“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一样，正是世俗中庸人的写照，

他们局促于一隅而不自知，生活在狭隘低下的精神空间中。

从《逍遥游》“小大之辩”的主旨中，充分显示了庄子自由观超越的精神境界，以

及反对庸人哲学的基本倾向。《逍遥游》的主旨本来并不隐晦难懂，可是自从向秀、

郭象以来，《逍遥游》的主旨便一再被曲解，以至于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

题。《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云:“夫大鹏之

上九万，尺晏鸟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

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

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1］(P1)郭象以己

注庄，借《庄子注》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他注《庄子》多借题发挥，自逞己见。

郭注论《逍遥游》之主旨云: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

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P16)

又云: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

殊，逍遥一也。［1］(P16)

又云:

各以自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地，或毕志榆

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企慕之所

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1］(P16)

《逍遥游》篇中明明反复强调“小大之辩”，一再借对立的事物以见出境界大小的

不同，而郭象的注解却说“小大虽殊，逍遥一也”，是说大鹏、小鸟都可以逍遥，

都是自由的。这样实际上抹煞了小与大的区别，这样《逍遥游》通篇反复说明的

“小大之辩”在郭象的眼里都成了无谓的空言。刘笑敢先生《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

一文，对于郭象与庄子逍遥观的差异有比较精辟的分析，他在分析了两者的差异之

后，总结说:

庄子之逍遥与郭象之逍遥有某种根本的对立。从庄子的理论角度看郭象，可以说郭

象将超越的逍遥游拉到现实的泥淖之中，完全没有精神的、超越的追求，是对逍遥

游的严重歪曲和庸俗化，将批判的超越的庄子哲学转化为安于现实、维护现实的郭

象哲学。［7］

庄子的逍遥游是对现实的超越，郭象的逍遥游则是对现实的适应与归依。《逍遥游》

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文中着意描写了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远绝凡尘，超然物外的境界。可是郭象却说:“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

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1］(P28)这

样的注解完全是对原文的歪曲，而所谓庙堂无异于山林，与王康琚《反招隐诗》所

说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14］如出一辙，是晋代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

观念。郭象所谓的“逍遥游”实际上反映了甘于堕落而又自命清高的晋代门阀世族

士人的某种精神状态，把庄子心目中超尘绝俗的神人、真人降格为现实中高视阔步

的门阀贵族。郭象的哲学可以说明显具有庸人哲学的意味。他的《庄子注》影响深

远，无疑也助长了人们对于庄子的误读与误解，人们有时把庄子注重自由的人生观

斥为庸俗混世的思想，这与郭象曲解庄子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世说新语·文学》记支道林不满于向秀、郭象对庄子的解释，“卓然标新理于二

家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逍遥论》云: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

体外，晏鸟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

物而不物于物——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1］(P1)

支道林否定了作为自由之象征的大鹏形象。与郭象认为大鹏和小鸟都是逍遥的看法

相反，支道林认为大鹏“失适于体外”，小鸟“有矜伐于心内”，两者都是不足以

言逍遥的。他认为，只有“游无穷于放浪”，达到“至足”境界的“至人”才是逍

遥的，并批评郭象的逍遥有如鼹鼠饮河，不过是“足于所足”的自我满足，不是真

正的逍遥①“鼹鼠饮河”在庄子《逍遥游》的原文中是一个正面的比喻，支道林却

借作反面的比喻，拿来批评郭象的逍遥观。这样的表达，实际上会使语言和思想陷

入迷乱。。支道林的见解表面上看来似乎比郭象的见解更合理，对于后来的《庄子》

注家影响更大，至今仍然影响人们对《逍遥游》主旨以及庄子思想的认识。实际上，

支道林对于庄子思想的严重曲解并不亚于郭象，而且比郭象的曲解更易于淆乱视听。

支道林的见解，认为大鹏与小鸟都是不逍遥的，这一点恰与郭象相反;但是支道林

的见解也抹去了大与小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又与郭象相同，同样严重歪曲了庄子的

思想。在支道林看来，大鹏和小鸟都是不逍遥的，它们的境界没有本质的差别。这

种见解把庄子所标榜的理想的自由境界，绝对无待的自由当作自由的唯一形态，并

以此否定了大与小的差别，实质上也否定了在现实人生中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与合理

性。而既然大小并无差别，大鹏与小鸟同样是不自由的，那么现实人生也不必区区

计较于境界高低的分别。支道林这样的见解在实质上与郭象的见解殊途同归，为顺

时混世乃至于阿世媚俗的处世态度提供了借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真实反映了支道

林这位游于权势之门的高僧、名士的人生态度。

实际上，“小大之辩”不仅是贯穿《逍遥游》一篇的主旨，而且也可以说是贯穿

《庄子》一书的主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庄子的思想。《庄子》一书

反复借“大”的形象来展示得道者的境界与超越的精神气象。《外物》写任公子钓

鱼，《列御寇》写朱泙漫学屠龙，《让王》写曾子居卫“曳縰而歌《商颂》，声满

天地，若出金石”，《天运》写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人间世》写

“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的栎社树，皆可谓“洋洋

大观”，写出“大”的境界与气象。《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

之曰大。”“大”可以说是道的基本属性，所以老子用“大”来指称“道”，说

“大”是“道”的别名。“大”到了极点便是庄子须臾不离于口的“无穷”、“无

极”。《逍遥游》正是先写鲲鹏之大，写冥灵、大椿、彭祖之大，然后由物及人，

并推而言其极，进一步揭示至人、神人、圣人“游于无穷”的至大的境界。“大”

所体现的正是超越于万物之上的道的精神。故老庄指称事物之至善至美者，则曰

“大道”、“大理”、“大美”、“大音”、“大象”。《秋水》篇首又借黄河与

北海的形象以及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重申“小大之辩”，并展示了大海的宽广与

天地的无穷。北海若对河伯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

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

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北海若的这段话指出小不可以知大，借井蛙、夏虫

为说，兼时空而言之，又由物及人归结到曲士之不可以知道，其立意与《逍遥游》

完全一致。庄子在此借北海若之口指出，只有突破自身的局限、知道自身的不足的

人，才有可能了解真理——而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无疑正是在“小大之辩”之中见

出。

二

《逍遥游》的主旨原本颇为明白，对它的解释原本不应有什么争议。可是自从向秀、

郭象注《庄子》而加以曲解以来，本来十分明白的问题变得歧见杂出，产生了许多

不应有的分歧和误解。向秀、郭象、支道林的曲解和谬误，使人看到笃好老庄、专

事清谈的玄学家的局限，他们终日清谈，却并不能在清谈辩难中真正把道理说清楚，

他们有时更看重的也许只是清谈的形式和风度而不是内容和义理。对于《逍遥游》

的理解，自然也有正确的意见，如朱桂曜《庄子内篇证补》云:

徐干《中论》云:“辩者别也。”大与小有别，蜩晏鸟之不知大鹏，正如《秋水》

篇“坎井之蛙”不知“东海之鳖”，皆以喻“小知不及大知”……而郭象以为无小

无大，各安其天性，正与庄意相反。主旨既缪，徒逞游说，使《庄子》之书愈解而

愈晦者，郭象清谈之过也。［3］

钟泰《庄子发微》亦云:

本篇赞大而斥小。下文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又曰“此小大之辩

也”，其意甚明，安得谓以均异趣而无胜负于其间也。郭子玄之说，实足以贻学者

之惑。［4］

然而在众口喧哗之中，正确的意见却往往得不到普遍的接受。今人解读《逍遥游》，

仍然深受郭象、支道林的影响，许多学者仍然不能从相沿已久的错误中解脱出来。

向秀、郭象否定大与小的分别，与错误地附会庄子“齐大小”、“均异趣”的思想

有关。庄子“齐物”的思想认为，从道的角度来看，“通通为一”，万物皆无分别。

但是，我们不能抓住庄子的某一思想观念去硬套庄子其他的言论，把不同层面、不

同语境中的问题混为一谈，否则庄子说了“齐物”，便不得再开口，因为一开口便

有分别。《齐物论》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

祖为夭”，倘若执而不化，以“齐物”的观点去衡量一切言论，便无法理解《逍遥

游》中所说的“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实际上，从思想实质上

看，《齐物论》之“齐物”，也是旨在破除认知的局限，以求无限扩大眼界和胸襟;

所谓“道通为一”，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标榜的也正是至大

的境界。又比如《骈拇》篇说:“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是说应该顺人情物性之自然，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才能“不失其性命之情”。这

是从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顺从性命之情的层面上，肯定事物的差别，肯定事物各

安其自然性分的存在状态。但绝不能以此拟议《逍遥游》中的大鹏与小鸟，认为大

鹏、小鸟也是各安于自然的性分，所以是适性逍遥，大小无差。《逍遥游》讨论的

不是事物的自然本性，而是境界的大小，问题不同，语境不同，不可固执言筌，混

为一谈。而且大鹏、小鸟只是寓言中的形象，只是作者借以说理的象喻之物，与现

实中的事物也不可混为一谈。这些道理原本并不深奥，但古来对于庄子的种种曲解、

误读，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无谓的争议却往往与不明白这些道理有关，用《逍遥游》

的话来说，正是“犹有蓬之心也夫”。

支道林说大鹏“失适于体外”，所以与小鸟的不逍遥并无差别。大鹏之所谓“失适

于体外”，是说大鹏有待于风而起飞，所以大鹏的飞翔是不自由的，是有所待的。

《逍遥游》开篇借鲲鹏的变化与飞翔展现“大”的境界。林云铭《庄子因》于开篇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之下评曰:“‘大’字是一篇之纲”［6］，可谓一语

中的。《逍遥游》前面部分从开篇一直到“此小大之辩也”，着重围绕“小大之辩”

这一主题展开议论。鲲鹏的形象正是在“小大之辩”的论题中，作为“大”的典型

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根本不涉及有待无待的讨论。论者昧于文章之理，看见

下文说列子“犹有所待”，说超越功名、超越自我、超越对待“以游无穷者，彼且

恶乎待哉”，便抓住不放，心中便只有无待有待的念头，硬把无待有待的问题强加

在鲲鹏身上。于是在庄子带着巨大的激情创造出来的激荡飞腾、惊天动地的形象中

看出了“失适于体外”、终不免于有所待的缺陷，甚至进一步等同于庄子所嘲弄的

昆虫和小鸟。按照这样的读法，大鹏腾飞所凭借的巨大的风便成为大鹏的“所待”，

成为大鹏“失适于体外”的负累;而只有所谓“物物而不物物于物”的无待，才是

“至足”的逍遥。郭象说:“非风则不行，斯必有待也，唯无所不乘者无待耳”［1］

(P11)，认为大鹏乘风飞行是“有所待”，与支道林之固执言筌，如出一辙。支道

林说“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甚至认为鹏因为飞得越高越远(“营生

之路旷”)，所以就越不自由(“失适于体外”)。郭象注亦云:“此皆明鹏之所以高

飞者，翼大故耳。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1］(P7)又

云:“所适弥远，则聚粮弥多，故其翼弥大，则积气弥厚也。”［1］(P10)在执着

于有待无待这一根本的错误上，支道林实与向秀、郭象暗通款曲，而未尝“标新理

于二家之表”。由此也可见支道林之说与向秀、郭象之说，实际上是“相反相成”。

这样的曲解误读其实是令人吃惊的，把无中生有的问题强加给文本，严重割裂了文

意，破坏了寓言形象的自足和完整。文中“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一段，明明说的是欲自致于远大则必需有所蓄养、必须积厚的道理，故下文又以出

行聚粮为譬，反复说明蓄养(心灵修养)的重要性，并重申了“小大之辩”这一主旨。

若抓住无待有待这个问题不放，则“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

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就变成了意在说明大鹏有待于厚积之风的严重依

赖性。倘若以此推而言之，那么下文庄子所着力揄扬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

游乎四海之外”，岂不是也有所待于“云气”和“飞龙”吗?难道至高无上的神人

也是不自由的吗?

有学者为大鹏辩护，反对那种认为大鹏抟风而飞是有所待(有待于风)的曲解。他引

了“且夫水之积也不厚”一段文字之后说:

这一段文字由于庄子用了喻中之喻和反衬的手法来说明问题，致造成了千古以来的

误解。庄子是以“水浅而舟大”(这是以舟之运动为喻，表示一般事物运动需要外

在的条件)来反衬大鹏之飞九万里风积之厚。舟行需待水之深，鹏飞需待风而行，

注家遂依此而判断大鹏之运动需要风，也就是需要条件，所以是不逍遥。这只能解

释为支道林一派注家的不求甚解。理解这段文字的关键是:舟大而不能行是受制于

水浅，而鹏飞待风的风却是大鹏自己培育而成的。庄子在这里正是以物之“有

待”(舟行待水)反衬大鹏之“无待”，突出了道与物之“小大之辩”的对立。［15］

这样的辩解只会使问题更加混乱。庄子原文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

无力”引出“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显然只是顺推，丝毫没有“反

衬”的意思。论者把一气贯通的一段话截成两段，认为庄子文中是“以物之‘有

待’(舟行待水)反衬大鹏之‘无待’”，并试图把“培风”解释为大鹏自己培育风

①论者在文有专节论“培”不当如常解读作“凭”，而应解释为“培育”。，以期

自圆其说。大鹏怎么会自己“培育”风呢?其说显然不合情理。庄子说鹏之南飞是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是“去以六月息者也”，是“抟扶摇举角而上九万里”，

不见得有鹏自己“培育”风的意思。这样的辩解实际上仍然陷身于无待有待这个问

题的纠缠中而不能自拔，由此也可见自郭象、支道林以来以无待有待论鹏晏鸟之异

同，其影响之深，已经成为许多人解读《逍遥游》的成见和障碍了。

实际上，《逍遥游》的主旨并不在于讨论无待有待的问题，而只是由“小大之辩”

引出至大的境界，而以“彼且恶乎待哉”一语点明至大无待的特征。按照庄子的文

意，不但大鹏是“大”境界的体现者，是“逍遥游”的典型形象，而且，“犹有未

树”、“犹有所待”的宋荣子、列子也是“大”境界的体现者，绝不可以因为他们

“有所待”，而认为小大无差，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毁誉

得失的计较，具有至人、神人、圣人无己、无功、无名的某些品质。

《逍遥游》凭借幻想创造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鲲鹏的形象，正是为了打破常识对人

的局限，突破日常经验事物对认知的束缚，使想像的翅膀得以展开，从而获得心灵

的超越与解放。而鲲化而为鹏，在鲲鹏的变化中也寄托了庄子突破物质形相拘束的

“物化”的思想观念。文中更反复申说“小大之辩”，显示“小知不及大知”的局

限。自向秀、郭象、支道林以来对于《逍遥游》陈陈相因的曲解，正是人类自身认

知局限的体现，而与庄子所曾期许的得意忘言的境界，更是失之千里，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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