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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5日发(作者：北京公证处电话)世界变化四大趋势
1月25日，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副院长吴
建民在新华网“纵论天下”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副院长吴建民1
月25日在新华网“纵论天下”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以下为该次演讲主要内容：
由于在观察大国关系变化的时候，必须懂得当今世界的大局势，今天的世界
是从昨天的世界演变过来的，所谓大趋势就是它是影响全局的，所谓大趋势，就
是它影响的时间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根据这个标准，我认为2010年世界的
变化有四大趋势值得注意：
第一，和平、发展、合作的大趋势。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面讲到“和
平、发展、合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个讲得是非常正确的。
当今世界变化就是从旧世界演变过来的，旧世界是一种战争、革命的时代，
其特点是冷战、对抗和冲突，这个时代过去了。今天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与合作
为主题的时代，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潮流。新旧的东西在较量，但是趋势很清
晰，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占主导。随着这股潮流的壮大，我想世界上出现了
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大国没有分裂成对立的军事集团。这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下降。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过去人类历史上此前很长的时间里面，战争是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谈不拢，
经过多次斡旋不行，最后就打，一打就解决问题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和平与发
展、合作的潮流在增长。我到美国去跟美国朋友谈：你说，伊拉克战争解决了什
么问题？美国人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给美国人出了一大堆难题，这些难题
可能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美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处理。这是非常值得注
意的现象。
三，“零核”理想开始受到认同。你看看美苏在冷战期间双方制造和储存了
大量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当量可以摧毁世界若干次，世界摧毁一次和摧毁若干
次的差别不太大，双方花了多少钱不太明确。当然，有人说有一个理想是“零核”，
但是这也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必将销毁核武器的思想最
早是中国人提出来的，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在世界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零核”的理想和跟世界没有核武器
的理想人类开始受到认同。美苏当年花了多少钱造核武器？不管怎么样，今天美
国和俄罗斯都同意销毁核武器。过去老一代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预言：最后不是
核武器消灭人类而是人类消灭核武器，这个预言是很有远见的。奥巴马上台标志
着原来冷战、对抗的趋势有所减弱，单边主义失败了。去年9月奥巴马到联合国
大会讲话，公开承认世界的问题美国一家解决不了，美国需要世界，就表明了这
样的变化。
第二，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大趋势。主力军在亚洲，因此，国际关系的重
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但
是这个大趋势非常明显。
第三，世界正处在“三大革命”的前沿。这三大革命是指新的能源革命、新
的产业革命、新的生活方式革命。有两大动力推动这三大革命。第一就是一批发
展中国家在崛起，世界崛起的进程是这样的：首先是西方国家崛起，它们崛起的
时候人数很少，几千万人，几亿人了不起了，但是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资源，当
时他们的崛起是可持续的。可是现在正在崛起的是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一
半，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些国家崛起，资源、能源的瓶颈更突显出来
了。第二大动力就是气候变化，这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
一场新的能源革命蓄势待发，我们首先要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率，使能源效率要
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要逐渐转向可再生能源、新能源。能源一变就会带来新的产
业革命，新的产业革命也会带来人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一切浪费的、不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变化。
第四，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矛盾在发展。今天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
你仔细深究一下，大概都看到这种矛盾对抗的影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对抗有非
常深的历史渊源。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伊斯兰教是后起的宗教，从它诞生以来，
它和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为什么讲得少了，被两次
世界大战掩盖了，冷战之后出现了9.11，这就表明两者之间的矛盾还在发展。
我所讲的这四大趋势，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前三个趋势是相互促
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没有和平发展合作的大趋势，往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
中国家崛起包括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显然会壮大和平的潮流和大趋势；
新的能源革命、产业革命、新的生活方式革命会进一步壮大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
这是相互促进的。但是世界上碰到很多地区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这就是我讲的第
四个大趋势，这个大趋势还会在新的潮流中有所发展。大国关系首先要弄清楚这
四大趋势，这四大趋势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0年大国关系发展的总态势是合作
其次，我想讲讲大国趋势在2010年发展的总态势。我的看法是，在以上这
样的大背景下，大国关系的总体走向，应当说是有合作，也有矛盾和冲突以及摩
擦。这二者之间谁是主要的？我想，主要还是合作，合作面是主导，这是由于世
界变化所造成的。为什么大国之间合作面是主要的呢？有两大根本因素决定了这
样的局面：
第一，全球化加深各国间的利益相互依存度。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严峻的金
融危机是非常好的例子。如果设想一下，40年前美国爆发了这样的金融危机，
这种危机对中国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人还会说是危机爆发了，敌人一天天烂下
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40年前中国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可是这场危机到来
的时候，胡锦涛主席讲的八个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是“携手
合作、同舟共济”，因为大家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这样
的一种连接在一起的相互利益的关系。第二，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共同
挑战。气候变化也好、恐怖主义也好、跨国犯罪也好、流行疾病也好，这些挑战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人类只有联合起来。这两大因素决定了大国关系虽
然有矛盾、冲突、摩擦和交流，但是主导面是合作。
中美关系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第三点，着重讲一下中美关系。今年是建交31年，中美之间有没有矛盾和
分歧呢？当然有。我们两个国家政治制度不一样，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发展阶
段不一样，这就决定两个国家之间必然有很多的矛盾、分歧和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经常会有一些摩擦，这是必然的。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到现在，这么长
时间，回头看这31年，中美关系有了大发展。我1971年11月11日随同中国出
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到达纽约，后来常驻纽约。我在美国前后住了十年，刚去
的时候到大街上看看，到美国的超市看看去，有什么东西是中国造的啊？没有任
何东西是中国造的。那个时候买的都是其它国家制造的东西。现在去美国，去了
以后，很多美国朋友说：吴大使给你选一件礼品。一看是中国制造，想买一个中
国制造的礼品很困难。现在，这种双方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
关系谁都想不到。但是为什么这30年如此迅猛地发展？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
利益，一个巴掌拍不响，共同利益是双方需要的，共同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所
以才有这么大的发展。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这31年中美关系才
有了巨大的发展。
中美之间的分歧有没有？当然有。比如台湾问题、售武的问题，中国人非常
反感向美国人进行交涉，西藏的问题美国人有些表态我们也很不赞成；贸易摩擦
问题也不时有一些，这些中国人都是有意见的。但是你再想一想，这些问题是今
天刚刚冒出来的吗？不是，是相当长时间都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使双
方关系引起摩擦，有些交涉也并不太愉快。但是回头看这31年，有这些问题并
没有影响或者使两国关系停顿甚至完全倒退，这就说明双方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
候都考虑了大局。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要回顾一下小平同志当年对中
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看法。从邓小平到今天的胡锦涛主席：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
也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是中美双方很重要的论断。1989
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时候，邓小平讲了16个字，“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
合作、不搞对抗”，这16个字今天仍然是适用的。我们之间有矛盾，有很多意见
不同的东西，有摩擦，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一些说法很反感，这是必然的，但是从
大的情况来看，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使得两国关系能够继续向前推进，这符合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就像胡锦涛主席多次讲到的，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双方的关系好不仅有利于双方，而且有利
于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矛盾和分歧时不进行交涉，当
然要进行交涉。有摩擦，有争论，有的时候甚至不愉快，但都会理性客观地考虑
未来长远的发展。这是我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损则俱损
第四点，中日关系。把中日关系放在世界大变化的背景下来看，我认为中日
关系在今天中国的外交棋盘上的重要性在提升。为什么国际关系的重心在从大西
洋向太平洋转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移呢？亚洲在崛起，亚洲怎么崛起的？亚
洲崛起是经过五个大浪潮：战后第一个崛起大陆的是亚洲，在亚洲第一个崛起的
浪潮是日本。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人发明的出口导向型模式，日本依据这个模
式很快崛起了；第二个浪潮的是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大体上
也是这个模式；第三个是70年代属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崛起，也是大体上遵循着出口导向型模式；
第四次就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了亚洲崛起国家的大潮；1991
年印度实行改革，也加入这个大潮。中国崛起的模式大体上也是出口导向型，这
种出口导向型对我们国家后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现在我们的外部
情况、外部环境有所变化另当别论。亚洲曾经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
地区，亚洲的崛起会改变21世纪世界的面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要回顾从毛主席到胡锦涛主席，一再强调中日
之间世代友好。邓小平讲到中国同外国的关系，唯一一个讲到23世纪的国家就
是日本。邓小平是有一个大智慧的人，他看得很远。他为什么讲到23世纪的只
有日本？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邓小平1984年3月会见到访
日本首相中根康弘时讲到这个话：“我们要看到20世纪中日友好、21世纪友好、
22世纪友好、23世纪友好”。在世界大变化的情况下，亚洲崛起的大趋势会改变
世界的面貌，国家关系的重心在向太平洋、亚太东移，在这个东移的过程中，中
日关系好会使这个势头更好，中日关系坏会使这个势头受到影响。所以中日之间
的关系涉及到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
所以如何看待鸠山提出要重视亚洲？我认为日本的政策符合世界变化的大
趋势。世界在变化，日本如此重视亚洲是一个新的现象，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日本
脱亚入欧，现在要回到亚洲来，我们很欢迎。中日之间的问题，大家都非常了解，
我们经历了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造成极大伤害的战争，这个账应
该记到日本军国主义头上，从毛主席到胡锦涛主席都说明了这个思想，我们不应
该把这个账记到日本人民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在今天世界大变化的时候，就像
胡锦涛主席多次讲的，两国和则两利，损则俱损。我们要提升日本在外交当中的
作用，这样做对中日两国有好处，对世界有好处。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
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
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
已经改写了的伪经。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
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
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
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
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
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
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
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
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
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
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
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
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1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
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就
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
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
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
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
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
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
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
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
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
冲动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
点点消解。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
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
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
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
的颓废心理。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
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
关怀不够。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
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
突”。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
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
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
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
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
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
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
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
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
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6]甚至到
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
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
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
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
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
优势。“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
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
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8]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
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
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对多数穆斯林来
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
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
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而
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
沮丧，却又无可奈何。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
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
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
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对穆斯林
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
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
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
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
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
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
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
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12]因
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
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
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
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
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
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
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
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
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
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
敌意。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
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
的指使。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
用。[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
的。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
互应逻辑（logicofreciprocity）。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
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
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
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
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
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
的文化预言。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
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
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
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
措施。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
位。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在伊斯
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伊斯
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
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
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14]
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
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
牺牲品。“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
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15]”
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穆斯林兄
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
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
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
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
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
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换言之，
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
正的历史命运。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
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
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
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
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
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17]在
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
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
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文
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在西
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
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
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
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
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
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
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
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
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
（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
对立面。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
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
穆斯林。”[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
的不良倾向。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
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
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
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
留下来。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
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
路。”[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
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
冲突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