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张五常十论劳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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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十论劳动合同法

第一篇：2007-12-11

新劳动法的困扰

三年前贝加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

很大机会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

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加有机会对，而

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加，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

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

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

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

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

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

析，无奈正在写《人民币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回应，认为问题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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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

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

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

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

职时，我替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

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

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

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它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

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

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

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加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

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

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

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

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

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

懂得看风驶舵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

的规律。

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

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

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

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

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

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

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

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

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

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

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

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

不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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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

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

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佛利民的货币理

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

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

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该文补加一个脚注。九十七岁的高斯不会高

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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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08-01-09

再谈新劳动法

拙作《新劳动法的困扰》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响。要求访问的媒

体众，都推却了。然而，不少读者与同学要求再作深入一点的解释，我想，身为教授，

藉这机会示范一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经济问题我喜欢从不同的角

度衡量，然后合并起来看整体。这样处理与课本或大学教的不同，但对理解世事可得心

应手。经济问题要这样处理才对。用惯了转换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转得快。同学们学

经济，从第一天起要学转换角度，习以为常，天资一般的十年后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有机

会登堂入室。不这样，苦学数十年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假设同学

读过上一篇。分点说，每点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没有说过的。

（一）这几年国内的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现象。五年前苏浙与广东一

带的农工月薪约三百，今天约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约六十）。四年前，上

海高档次住宅的女佣月薪约八百，今天约一千五百。三年前一个装修技工的日薪约五十，

今天约九十。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劳力（尤其是女佣）

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约今天国内的一半。

那时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认为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却不及今天的中国。这就带来几个问

题。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

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

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

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去问这几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劳苦大众：「生活怎样呀？要政府帮助吗？」

他们会回应：「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说谎话，而是讯息增加了。

是的，只不过六七年前，无数的贫苦人家没有进过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结交不到几个

月入数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识。当他们见到收

入比他们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释，于是不平则鸣。他们关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没有想

到，从收入百分比的相对升幅上看，贫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们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

说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来，而是他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发奋图强打上去。不管这

些人的投诉，再几年生活继续好转，他们就不投诉了。这是香港昔日的经验。

是的，历史重复过无数次。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

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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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

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

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也是这六、七年，我屡次提及的协助农民转到工业去的接单厂家，毛利一

般从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线，再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要

关门大吉了。那所谓毛利，是要支付厂房、机械、维修、管理、灯油火蜡等成本的。毛

利百分之二十五还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为什么那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

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

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

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

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作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加起来会鼓励工会的诞生。今天国内比较大的工厂

是有工会的，由北京上头监管，不坏。但在西方，那些称得上是「独立」或「民营」的

工会很头痛，可以把经济搞垮。这方面读者不妨参考德国二战后的不幸史实，以及当年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对工会的手起刀落、强硬处理，斗个你死我活才把

经济搞起来。四十年前我求教过戴维德等前辈，他们一致认为足以为祸经济的工会要有

政府的间接鼓励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

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那方面，

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

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

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当年在美国我拒绝入教师工会，主要就是这点。认为自己的学术

贡献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对工会条例含意着的平均主义。至于这些租值转移必会带

来的租值消散，往往庞大，是搞垮经济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复杂的，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解释。关于这话

题，今天行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篇文献，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发表的。

不喜欢读英语的同学，可参阅《经济解释》的卷二与卷三：《供应的行为》与《制度的

选择》。

（五）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一般都有类似「新劳动法」第十四条的无固定期的终

生雇用的合约安排。但政府机构一般不是私营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产出可以

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尽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也往往因为有铁饭碗的保护而变

得工作散漫了。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私营机构有铁饭碗的合约安排，

劣绩明确。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改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

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

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国人多地少，没有资格仿效西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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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当我翻阅新劳动法例之际，脑子不断地想着雇用员工的老板会怎样应对。会

炒人吗？炒哪一种？可以炒后再聘吗？会采用两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员工调来调去吗？

会大幅减薪而转用分红合约吗？也不断地想着面对第十四条的十年关头的员工会怎样

应对。已经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抢先另谋高就呢？还是多擦老板的鞋？开个小店

子，自己雇用自己，会不会是较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不容易肯定，而这样一来，劳动市场的交

易费用急升无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面对的有两方面的选择。其一是该法

写得或管得下无对策，使我想到《地球停顿记》*那套旧科幻电影，经改会停顿下来。

其二是政府上头或管或不管，阐释变化多端，那么在交易费用急升下，律师发达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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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08-01-15

灾难的先兆——三论新劳动法

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了，其中急速增长达二十七年，发生于一个面积那么

大，人口那么多，问题那么复杂而又曾经穷得那么要命的国家，绝对是人类历史奇迹。

说过无数次，形势好，如果不犯大错——或没有多项小错的合并——此势也，有机会再

继续二十年。这样，从各种条件衡量，物价调整后，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是十个

日本。

这几年小错是增加了，尤其是在货币政策那方面。去年八月为高斯写《中国的经济

制度》那长文时，我还是审慎地乐观看中国。当时可没有想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

后者是大错，但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法的洋洋大观九十八条不容易阐释。我于

是跟进市场的反应，得到的先兆，是灾难开始出现。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国经改三

十周年，这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

先兆者，凶兆也。在前文《再谈新劳动法》中我指出，这几年国内的底层大众的收

入增长速度破了人类记录好几条街。我估计的贫苦人家的收入增长年率，高达百分之二

十。几位知情的朋友竟然认为我是低估了。不打紧，重要的是我期望了一生的发展，终

于出现。然而，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是拦腰一棍把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线打折！不

会说错，虽然农历大假将至，各行各业正在收炉，但几个月后或更长一点的日子回头看，

我们会见到二○○八年一月一日左右，贫苦人家收入上升的直线有一个明显的折点，英

语所谓kink是也。这是说，这上升直线会出现一个尖角形的折点。不敢说从升转降，但

上升率明显折下可以肯定。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是说过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阐释那新劳动法吗？正因为大家

对此法还拿不准，却知道可以是大麻烦，各方君子逼着要静观其变。报章上读到的这里

关门，那里炒鱿姑且不论，但老板要聘请员工的不少决定等一下，或要增加员工薪酬的

不加，或加得少一点。我查询过的没有一个不这样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行各业这样

处理，正如广东人说的一起「闸住」，殃及池鱼，农民的生活改进会画上句号！农民的

生活改进画上句号，经济改革也就画上句号。说实话，贫苦人家的收入走势被一棍打断，

我不能肯定如果北京立刻取消新劳动法，该走势会重现。牵涉到预期的演变，经济学行

内的风水先生往往不灵光。按常理推测，此新法是愈快取缔愈着数，北京的朋友还在等

什么？

个人的观察，是贫苦人家的收入开始急升，大约始于二○○○年。该年国内的通缩

终结，跟着是通胀微升。然而，贫苦人家的收入急升，可不是单靠通缩终结那么简单。

读者要知道，要改善低下阶层的收入是非常困难的事，可遇不可求，无数的国家说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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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子也办不到。中国八十年代成功地以承包合约把权利界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

产界定权利，是个奇迹；九二邓老南下后退休，九四中国成功地从承包合约发展为今天

的地区竞争制，是个奇迹；九十年代朱老发明的中国货币制度，是个奇迹；在严重通缩

下劳力市场的合约自由，自成一家，救一救，又是奇迹。是很多奇迹的组合，促成了二

○○○年通缩终结时贫苦人家的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上升。数千年一见：那是十亿

以上的贫困人口，就是屡次胡说中国贫富正在两极分化的世界银行，其头头去年也直认

中国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世界记录。

一棍打断这奇迹的继续，是谁之过？是谁负责的？设计或策划新劳动法的不懂经

济，不奇；他们对世界各地的经验与史实没有掌握，也不奇。奇就奇在策划者对自己国

家的劳动市场显得一无所知！同样奇怪的，是杀伤力一看就知道是严重的新劳动法，竟

然获得北京当局通过！难道北京的经济专材真的是那么稀缺吗？不用懂经济，但为什么

连直觉也没有？如果什么单凭想象的劳动法可以改善低下阶层的生活，天下何来穷人

哉？蠢到死！

我的困难是作为学者，不能说假话。说真话，这些年我对北京赞的多，弹的少，就

是对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站起来拍掌。不管己见会否被接受，无奈关心溢于言表，为中国

的经改奇迹感到自豪，而多年来，久不久我会以为（或误以为）北京听我说的而在偷笑。

朋友，这一次，让我发牢骚吧。

既然我为新劳动法的效应作过急速的短暂调查，媒体报道之外的发展北京的朋友应

该知道。因为新劳动法，好些员工众多的机构自设劳务公司，右手与左手交易，是一种

无可奈何的应对，虽然内有机关，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无数较小的机构正在忙于设

计员工手册，写得详细，务求在必要时可以找到员工痛脚，炒鱿无需补偿。这不仅增加

交易费用，且会导致雇主与员工的敌对。毫无疑问，整个新劳动法是鼓励劳、资双方敌

对的。发神经！须要雇用短工的行业，例如建筑，正在天旋地转，不黐线才怪。中国的

劳动市场还没有独立或民营的工会，但早有「搞手」存在。这些搞手是为劳方出头，与

资方斗法，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谁对谁错我不懂，但手法不一，绝不雅听。新劳动法

的推出，不少「资方」恐怕「搞手」大行其道。

在前文《再谈新劳动法》中，初稿最后有一段说：如果此法真的严厉执行，国内股

票再大升的日子我这个老人家恐怕见不到了。后来决定拿开这一段，有两个原因。其一

是在目前的地区竞争制度下，有些地区忙顾左右，彷佛没有听过该新法，其实也是静观

其变，杀到门来再算吧。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那是在那九十八条中，没有一条说雇主不

能减员工的薪酬（只是第四条说重要的薪酬问题要通过工会或职工代表）。如果雇主真

的可以自由减薪，随时减到为祸还不大的最低工资，新劳动法的杀伤力会打个折扣。

新劳动法是要取消的。但通过了，由国家主席推出，取消恐怕不容易。如果在立法

与施法的程序上不能取消，怎么办？这是个困难程度极高的问题。我想到很多方法都行

不通，你道为什么？是因为在一月一日之前的旧劳动法下，国内的工厂一般都不依法而

行：依法是不可以生存的（例如工人坚持要在假日开工，否则不干）。这里那里修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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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传统的忙顾左右的弹性可能守不住。

前思后想，我认为如下的治方值得北京考虑。那是新法不改，但容许工商业机构选

择（甲）、采用新劳动法，或（乙）、劳工合约完全自由。劳动市场于是有甲、乙两种

机构或公司的选择存在。如果员工认为新法对他们有利，可选执行新法的机构，否则会

选合约自由的。倒过来，如果老板采用自由合约的公司，不同意的员工可以另谋高就。

这样分两种合约性质不同的机构或公司处理，员工的自由选择可以说清楚很多有争议性

的问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哪种公司胜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两种公司一起

存在，我敢赌身家，自由合约公司的员工的收入一定比选择新法的上升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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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08-01-22

新劳动法的启示

三年前贝加不看好中国的前景。他以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为例，说一个国家发展起

来有不少机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当时不同意，因为体会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

对上头推出的不利竞争的政策有下头不可漠视的抗拒力。然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是

另一个层面的大石头，还没有正式施行好些企业抢先炒鱿，而前路茫茫的小企业则纷纷

关门了。我再细心衡量该新劳动法，得到的一些启示，支持着这几年我对中国的前途很

有点戚戚然的因由。说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首先要说的，是贝加对中国前景的不幸言中，可不是因为像德、日那样，发展起来，

有点钱，就推出傻政策。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不同，没有西方的政治压力去拿起砸

脚石的。君不见，从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到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到马可勃罗笔下的成

吉思汗，甚至到书法写不出大气的清三代皇帝，相对上，那些日子神州大地的经济胜于

西方。不是说中国昔日没有傻政策，而是从来没有用上西方那种砸脚的石头。

可以这样看吧：近几年中国采用或试图采用的砸脚石，差不多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

二○○三年通过准备该年十一月一日推出的反垄断法，内容全部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无

疑是从美国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课本抄过来。我要写

十篇文章才骂回去。一两年后通过的反垄断法，我没有异议，因为再不是反托拉斯。最

低工资是进口货：大约一百年前由福特车厂的老板推出，后来在工会压力下美国政府采

而纳之。可幸中国目前的最低工资还低，杀伤力不大。调控通胀，央行今天加息是拜格

林斯潘为师，而提升银行的储备金率则是美国本科二年级的教材了——美国的联储局通

常避之不用，但央行一年提升十一次是世界记录，发神经！说到最近的新劳动法，内容

一般也是从外间左抄右袭，这里那里改动一下。

更有趣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法门是中国人自己想

出来的！邓小平鼓励每个人各展所长，不是来自史密斯，而是来自老子。经济特区是邓

老的发明，而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邓老与区区在下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邓老说要让

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对，而说到什么地区竞争政制，合约自由，朱老时期的货币制度，

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只一项重要的从西方引进：那是通过区区在下介绍的高斯提出

的权利界定理念。虽说来自高斯，但私产在中国起自秦始皇之前——好些甲骨文的内容

是证据，高斯只是解释得前无古人地清楚罢了。

这就是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既然主要是靠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搞出看头，为什么要

搬进西方的石头来砸断自己的脚呢？摸着石头过河不一定可靠，但邓小平的确说过：

「试一试，看一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座右铭，为什么改革还没有完工，就放弃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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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如果没有引进西方，中国就没有沙石。沙石是有的，多得很，但既然大致上自己走

对了路，总应该懂得清除沙石之法吧。说句衷心话，我对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很

失望。要引进西方的经济学思维，我们要回到戴维德那个时代去找寻。

历史的经验说，不同的政治制度往往有不同的经济政策。不是说互相抄袭一定是坏

事，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改政策一般是自己的发明，而不知就里的外间君子今

天还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区性的，早就改天换日，也是自己的发明，与

经改并驾齐驱也。

这就带来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话题：资源的局限不同，政策应该有别。这方面，向西

方抄袭，招来横祸的机会相当高。说过了，欧西人少地多，神州人多地少，抄袭政策，

在西方是小坏的用在中国会变为大坏。矿物资源那方面也有类同的头痛问题。人家挖到

地下去，不是石油就是金属；我们挖到地下去，找到的是唐三彩！读者不妨一笑，但要

知道我的笑话有真理。

意图把租值转移的经济政策，例如最近推出的新劳动法，在不同的资源局限下，其

杀伤力会有很大的差别。租值转移带来的经济祸害，是租值消散。然而，在矿物丰富的

国家，如澳洲及加拿大，租值很大，什么福利政策或左右劳工合约的法例，带来的租值

消散不仅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不高，而这些政策往往是不能不采用的。好比一个市民以

廉价购买了一块很大的荒地，其后发现地下满是值钱金属，一夜之间变得富可敌国！如

果该国穷人无数，政府不推出一些把租值转移的福利政策，或什么劳工法例，是不容易

安抚民众的。

今天的中国可没有这样优厚的天然资产。有国家维护的国企垄断不论，我们随处见

到的工厂，皆在国际上竞争激烈，自身难保，但奇迹出现，养活了很多很多的劳苦大众。

这些工厂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租值，新劳动法说要推出，他们闻声丧胆，纷纷把员工炒

鱿或关门大吉了。

朋友，不要因为我们农地不足、矿藏不多而悲伤吧。我们拥有两项不简单的财富，

也可算是得天独厚。其一是人多，于是脑子多。是一个可以刻苦耐劳的民族，而他们的

脑子是天生聪明的。有什么能比这项资源重要呢？第二项，你猜是什么？不读下去猜中

或可奖你书法一幅。那就是唐三彩！这里指的当然是中国的古文化，变化多而又有厚度，

深不可测也。一个民族有这样的文化根底，是人类的骄傲。

向前看，中国的经改如果要继续励进，北京要着眼于发展炎黄子孙的脑子知识与文

化传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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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08-01-28

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很不想用上听来是那么严峻的题目，拿开了几次，最后还是采用了。写文章我不磨

斧，喜欢开门见山，有话直说。这样的文字读者多，但捱骂却免不了。无所谓，像我这

个年纪的学者，说几句违心话不会有机会向自己交代了。

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

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资双方

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

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不少，转移有利阵

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

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

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为什么新劳动法会有这样庞大的杀伤力呢？不是肤浅的问题。三个月前，我跟阔别

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进晚膳。提到中国的通胀复苏，他说恐怕北京会推出价格管制。我

说：「不会的。」他问：「为什么不会？」我回应：「一言难尽，刚才交给你的长文内

有解释。」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二稿，用英语，是为高斯

动笔的。该文对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指出一个要点：在县与县之间

的激烈竞争下，对地区不利的政策在中国不容易推行。我说担心的是地区没有话事权的

政策，例如关于货币的。

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会闯出大祸呢？读者猜到答案

吗？我赌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两方面，相关的。其一是新劳动法的第十四条，那任

职十年后自动改为无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板回顾数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采取行动，

或起码要考虑怎样「走位」才对。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旧劳动法，一般没有严厉执行。不少机构，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

但其实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我称之为接单工业的，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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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快，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

朋友，你做过生意吗？我做过，为了经济研究需要的深入体会，屈指一算，尝试过

的行业达十九项之多。我不怀疑刻薄成家的老板存在，但经验说，懂得赚钱或赚得心安

理得的雇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员工是黄金定律。员工作出贡献，公司赚到钱，加薪是

鼓励，老板的回报可以预期，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哉？困难是做厂或做生意赚钱，谈何

容易？靠投资地产或股票的可以碰巧发达，但要落手落脚的玩意，竞争者无数，不善待

员工是死路一条。

说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归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

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国扼杀了

这机会，于是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币升值、禁止数百种来料加工的产品出口、某些

进出口税、知识敎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机会。最严重是新劳动法的

推出，不仅本身约束了市场的合约自由，大幅提升产出成本，而又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等

局限转变在前，在新法带动下变得多管齐下，加起来是中国的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

这里我要把一个说过的重点重提。中国人多地少，天然矿物乏善可陈，是没有资格

搞什么福利经济、最低工资等奢侈政策的。中国有的是人，脑子聪明而又可以刻苦耐劳

的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本钱了。给他们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机会是唯一的可靠出

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乱搞一通的劳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转移，一般用于地大物博或

产品名牌及发明专利价值奇高的国家。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导致无数员工被炒及公司

关门，证明着我说过的：地球一体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在中国养活无数

低下阶层的企业，赚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访问了一位在广东设厂的朋友。他在国内做厂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单工业的专

家。关于新劳动法，他说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厂是新开的，只开了一年多，困难还不大，

未雨绸缪，他们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应对。听了个多小时后，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

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

厂，调查件工合约，一九八三发表了以件工为重心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该文今天在

国际上还屡被引用，行内的朋友视为经典了。件工这回事，不是产出的全部过程都可以

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则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

升少许而已。如果产出过程全部采用件工合约，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

想想吧。我是工厂老板，接到定单，可以对员工说：「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

厂房、维修、利息、管理、灯油火蜡等需要的。余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后，你

们按件工摊分吧。接不接这张单你们决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厂家这样处理，

大家相处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较容易采用的行业，但我知道，只要接受交易费用略为提

升，大部分的工厂可以把大部分的产出过程通过件工合约处理。同样的思维，是原则上，

一家工厂可以把不同部门「斩件」，判给员工，让员工作自己的老板吧。这是我一九八

三那篇文章的一个含意，触发了行内的「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之争，打起官司会是很

过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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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件工处理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有一个险处。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因为最低工

资不低，加上工会的极力反对，件工被定为不合法。如果发明新劳动法的有本领在中国

废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杀上门来再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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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2008.02.05

经济学要怎样处理才对？——看新劳动法有感

两年多前，曾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的Lars Werin为我的英语论文结

集写了如下一段客套的「捧场」话：

Steven Cheung stuck to the great tradition of Adam Smith. From the late 1960’s and

onwards he wrote a number of papers, now beginning to gain the position of true classics.

By applying the seemingly simple, established methods to important empirical problems that

either appeared enigmatic, or had standard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obviously”

true, he waved his magic wand and opened new, sometimes amazing vistas.

是我邀请他公开赞我的（一笑），什么magic wand云云，夸张之词耳。然而，我最

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说我坚守亚当'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的伟大传统。这

句话不夸张，也说得对。

高斯为该结集写的《前言》，也有类同的看法：

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两位说的其实一样：高斯笔下的张五常就是Werin说的斯密传统。要与斯密并

驾齐驱当然苛求，但两位专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门学问上得到的

最高评价了。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可惜这样的经济学今天已成陈迹。

斯密是数世纪一见的伟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数世纪一见的巨著——《国富论》—

—起笔不是说什么哲理，或来一些卷首话，也不是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或结构。他起笔

是写一间造针厂，他参观过，知道造针的详尽过程，立刻提出后来万世流芳的「分工合

作」可获大利的精辟见解，然后推到自由市场对民生有决定性的看法。

整本《国富论》，从头到尾，都是高斯说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

考查无数，世界各地的史实包罗万有。有些观察是看错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错，何况

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论到对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来没有一本论著比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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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我拜读该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针的实例起笔使我好几个晚

上睡不着：为什么一个大思想家会把一个平凡的实例看得那样重要呢？

我开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读斯密八年之后了。该年暑期回港看母亲时，我

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

解释。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

把经济理论修改。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

一九七五回港长假九个月，我决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仅观察，而且要落手落脚

地在市场操作一下。这决定起于对玉石的调查研究。当时，关于讯息不足的话题在行内

吵得热闹。玉石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广东道成交时，不切开

来，卖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两处浅浅的「水口」，购买的人要从石皮与水口猜测石内的

玉质与瑕疵，很难猜得准确，有三几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习经验。为什么原石不先

切开来，真相大白，才出售呢？为什么市场要刻意地隐瞒讯息，导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

多的时日去研究猜测之法？

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而首先要知道的，

是什么才算是质量高的玉石了。广东道的专家起初认为我这个怪教授有趣，但后来还是

经不起我的烦扰。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

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一言惊

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

案。

是真理。任何自称是文物或书画鉴证专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关的生意，

我会给他的鉴证力打个大折扣。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这

是我曾经在十九个行业下注而又亲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难做，一般下小注，

体会到行业性质的大概就收手了。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

到街头巷尾跑，随意观察，因为成本低，还是主要的。与落手落脚的生意体会加起

来，不断地以简单的经济理念作解释，约二十年就对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有很好的感受。

我自己因而发明的宏观经济，不是凯恩斯那一套，而是站远一点，把大量的现象一起看，

淘汰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一旦掌握到有关键性的「宏观」局限转变时，分析来来去去都

是需求定律。解释与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需要知道的有关局限转变，考查一般远

为困难。货币吗？只是另一种物品，可以协助减低交易费用的。

读者如果参阅我自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及跟着的多篇关

于经济推断的中语文章——全部在网上可以找到——会同意我的推断很少错。比行内的

朋友准很多，胜出不止几条街吧。不是因为理论上比他们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论比他

们用的远为简单，概念比他们掌握得远为通透，但最重要还是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思考

时能把无数实例与琐事加起来，比他们远为全面。不深知事实，不可能真的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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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确发了脾气，拍案而起，力斥其非。为

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

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若问劳苦大

众：「需要政府帮助吗？需要多点保障吗？需要老板多给钱吗？」他们多半回应：「要、

要、要。」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

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

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行业。我喜欢抓着有关键性的项目看。这

几年不断跟进农转工的情况，农产品的价格，接单工业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给

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这几年急升。我想，这就是了：

数以亿计的穷人的生活急速改进，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事前想得对，传统的经济发

展学说全盘错了。我又想，继续这样的发展再十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与城市的中等人

家打个平手。历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

本要靠禁止农产品进口，导致地价奇高，坏了国家大事。当然，让日圆大幅升值，是日

本的另一个致命伤。新劳动法的推出，比日本当年还要蠢，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的

国际廉价劳力参与竞争。

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远远地脱离了斯密的传统了。脱离了斯密还不怎样，脱离了

真实世界，经济学不学也罢。没有内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内情的数字回归分析是

更头痛的另一回事。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了生计，助理教授要在国际知名学报发表文章，

希望拿得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自然科学有实验室的操作，也有实验室可以反证，不容易

生安白造。经济学者一般不会生安白造，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

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回到

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

学术需要的饭碗与劳苦大众需要的饭碗是两回事。北京当局在推出新劳动法之前，

不可能没有征求过吃着学术饭碗的经济学者的意见。但该饭碗与劳苦大众吃着的，是有

着造针厂之外与造针厂之内之别。三十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这二者早就互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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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2008-02-13

劳动合同的真谛

国内称「合同」，我爱称「合约」，是同一回事，只觉得「约」字是仄音，较为顺

耳。

写了几期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读者反应多，同意或反对的都拿不准问题

的重心所在。是我之过：怕读者跟不上，没有把经济理论的要点写出来。今天看，劳动

市场的反应愈来愈麻烦，不容易的理论也要申述一下，希望北京的朋友用心细想。

首先要说的，是新劳动法的意图是把租值转移，或把劳资双方的收入再分配。收入

再分配的方法有多种，为祸最大的通常是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而新劳动法正是这种干

预。如果从资方取一元，劳方得一元，没有其它效应，我们不容易反对。如果资方失一

元，劳方得六毫，社会损失四毫，不利，伦理上也有支持的理由。但如果资方失一元，

劳方不得反失，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接受了。目今所见，新劳动法的效应是劳资双方皆失！

某些人会获得权力上升带来的甜头，但不会是资方，也不会是劳苦大众。是中国经改的

关键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低下阶层的生活改进。这几年他们的收入上升得非常

快，说过了，新劳动法把这发展的上升直线打折了。

从一个真实故事说起吧。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桂林大疏散时坐火车顶到柳

州会合母亲，继续走。柳州疏散得八八九九了。母亲选水路走，要从柳州到桂平那方向

去。她带着几个孩子到江边找船。不知是谁找到一艘木船，情况还好，可用，但船夫何

来呢？该船可坐约三十人，找乘客联手出钱不难，但要找苦力，船行主要靠苦力在岸上

的山脚下以绳拉动。找到的十多个苦力互不相识，是乌合之众。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是

大客户，参与了拉船费用与管理安排的商讨。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家同意选出一个判头，

算是船程的老板，苦力人数足够，工资等都同意了。船起行后，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

管着拉船的苦力，见偷懒的挥鞭而下。

母亲是我曾经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落荒逃难之际不忘教子。船起行后，她静悄悄地

对我说：「那个坐在船头的判头老板是苦力们委任的，那个在岸上拿着鞭子的监工也是

苦力们聘请的。你说怪不怪？我知道，因为他们洽商时我在场。」

一九七○年，在西雅图华大任职，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家小住，提到

他正在动笔的关于公司的文章，我认为他的分析不对，向他举出广西的拉船例子。他把

这例子写进文章内，脚注说是我的。后来Michael Jensen与William Meckling发表他们的

公司文章，再举这例子，说是McManus的。八十年代后期，一位澳州教授以拉船的例子

说苦力是被雇，不是雇主，文章题目用上我的名字。胆大包天，他竟然到港大来讲解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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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我在座，只问几句他就讲不下去了。

听说北大的张老弟维迎曾经研究过究竟是资本雇用劳力还是劳力雇用资本这个话

题。我没有跟进，不知维迎的结论。但我想，谁雇用谁大可争议，不是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交易费用有别，减低交易费用是经济发展之途，而从这角度看，

合约的自由选择有关键性。

这就带来我自己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整篇文章是关于劳动合同的

经济分析，没有其它。首先要说的，是劳资双方是合伙人。一方出力，另一方出钱，不

是合伙是什么？合伙当然不是仇家，毋须敌对。当然，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合约

都可以有纠纷，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

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呢？首先是史密斯的造针工厂，分工合作可获大利。上述的

拉船例子是另一方面的合作图利之举。一艘可坐三十人的船，一个人拉不动，要用苦力

十多个。船大乘客多，十多个一起拉，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比一个苦力拉一只小艇的乘

客平均成本低很多。为了减低成本而获利，大家就「埋堆」或组成公司了。「公」者，

共同也；「司」者，执行也。

还有另一个远为湛深的问题，由高斯一九三七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

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

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参与公司，服从指挥，

自甘为奴，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埋堆入伙有利可图，而高斯拿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思维，

是公司内的员工的操作贡献，缺少了像街头卖花生那样有市价的指引，公司的形式就出

现了。高斯之见，是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可以很高，公司替代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

一九三七发表，是古往今来第一篇重视交易费用的文章。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贡献主要有四点。一、埋堆合伙，高斯说

公司替代市场不对，而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例如以劳动合约替代了在街头卖

花生的市场产品合约。二、高斯说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没有错，但公司之内

的监管或拿着鞭子的行为，是起于劳工的薪酬一般不是直接地以产品的市价量度，而是

以工作时间作为一个代替（proxy）。三、从重要的件工角度看，按件数算工资，劳动

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如果一间工厂内所有的产出程序皆由件工处理，老板只不过是个

中间人，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分不开来的。四、劳工或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合约的

安排不仅变化多，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合约的伸延而串连到整个经济去。结论是：一家公

司的财务可以有界定，但从产出的角度看，公司的或大或小是无从界定的。这就是十多

年来西方兴起的「企业大小无关论」的火头了。这也是目前国内工厂倒闭引起骨牌效应

的原因。

任何企业或公司或工厂都是一家合约组织，这组织的形成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

如果没有自由的合约选择，这非常重要的费用节省是不能办到的。这样看，像新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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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那种大手干预合约选择自由的法例，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是不能低估的。

这就是重点。意图把收入或租值再分配的政策，或大或小对经济有害。如果一定要

做，我们要用为祸较小的方法。我们要先让产出赚到钱，才考虑拿出刀来下手。埋堆合

伙，通过自由的合约选择而组成公司，劳资双方有利可图，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大

手干预这合约的选择，在图利的关键上政府手起刀落，何来租值或利润再分配呢？这解

释了为什么凡是左右合约的政策，例如价格或租金管制，对经济的杀伤力历来比抽税、

补贴等政策大得多。一九七一美国推出价管，导致经济大不景凡十年。今天中国的新劳

动法，如果严厉执行，其祸害会远比美国昔日的价管严重。

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有资历评论新劳动合同法的人。学问本钱足够：合约经济学

是由我始创的，从而促长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重要的分成合约与件工合约，经济学

者中只有我一个深入地调查过。合约法律有研究：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请了一组

助手调查商业合约法律达五年之久；七九年一篇文章，被美国某学术机构选为该年最佳

法律研究作品；我拜读中国的合同法，则是六八年在芝大亚洲图书馆的事了。实践经验

有来头：尝试过生意多项，跑过工厂无数。

这一切，恐怕比不上在感情上有需要对自己作一个交代：幼年在广西结交的小朋友，

差不多全都饿死了；自己近于饿死好几次；后来虽然父母有钱，自己喜欢结交的一般是

穷朋友——今天香港西湾河还健在的老人家不少会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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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2008-02-19

从穿珠仔看新劳动法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是一九八二完稿的。寄了一份给戴维德，他

读后对一位朋友说：「大家吵了那么多年关于公司究竟是什么，终于给史提芬画上句

号。」史提芬者，区区在下也。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博士生，

他说选修巴赛尔在研究院教的制度经济学，整个学期只讨论一篇文章：《公司的合约本

质》。

为了理解「公司」何物，一九六九我开始跑工厂，十三年后才动笔，可见传世之

作不容易。然而，整篇文章的破案关键，却来自一九五一我就深知的、当时香港人称为

「穿珠仔」的行业。穿者，串也。低贱之极，不见经传，平凡得很，但启发了我。这实

例在《公司》文内有提及。

二战后几年，香港西湾河的山头住着些破落户，是贫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于

该山头，相比起来是「豪宅」了。贫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为生计，一个人从早穿到晚只

赚得四口便饭一餐，鱼肉是谈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成为

头带或腰带，有点像印第安人的饰物，当时西方有市场。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线与颜色

图案的设计，操作者坐在自己家里按图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资，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板了。不知是第几层的代理，他的报酬是抽取一个佣金。佣金多少或

是秘密，或是胡说，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竞争，看他们的衣着，整天在山头到处跑

——交、收、验货——其收入也是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几个绝不平凡的含意。一、从简单的件工角度看，劳动市场就是

产品市场，二者分不开，传统的经济分析是错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资，就

是管制产品的物价，价管是也。三、没有任何压力团体会对穿珠仔这个行业有兴趣——

今天设计新劳动法的也没有兴趣——因为作为代理的老板，作出的只是时间投资，赚取

的只是一点知识的钱，身无长物，没有什么租值可以让外人动手动脚的。四、这些可怜

的代理老板，就是经济学吵得热闹的principal-agent这个话题的主角人物。这题材可不是

起自那一九八三的《公司》文章，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

合约选择》。无心插柳，但八十年代Zvi Griliches对我这样说，后来Sherwin Rosen对阮

志华也这样说。至于《选择》一文也触发了博弈理论在经济学死灰复燃，对我来说，是

悲剧。

转谈衬衫的制造吧。整件衬衫，从裁剪到不同部分的车造甚至到上钮，都可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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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操作的要从住家转到工厂去。在家中操作是有好处的：节省厂房租金与交通时

间、可以兼顾孩子与作家务，多多少少有点天伦之乐。但把工人集中在工厂操作，管治

与合作配搭的费用较低。原料的处理，在家中可能有困难。当年我调查过一间织藤工厂，

藤织品以件工算，但藤枝太长，在家中不能存放。最重要的促成工厂的原因，是机械的

设置了。资金的需要是个问题（当年的西湾河不少人家自置衣车，在家中件工操作）；

工厂可以分两更或三更操作，减少了机械的空置时间；最重要可能是机械太大，家中放

不下。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起于纺织技术有了两项重要的发明，纺织机变得

庞大，工厂于是纷纷兴起了。

工厂的兴起，也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工人往往要离乡别井，一百年前中国

的旧礼教家庭因而开始瓦解，而今天到处跑的民工以千万计，新春大雪火车站踏死人。

二、自甘为奴（见前文）的劳工集中在一起，不仅增加了奴役的形象，加上知识不足，

容易被煽动，上街或罢工的行为是远为容易产生了。三、与新劳动法最有关连的，是置

了厂房及机械设备的资方或老板，投资下了注，不容易随时无损退出。这其中含意着的

租值是一种特别的成本，是不浅的学问，读者要参阅拙作《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第四

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来理解。这租值的存在可使外人认为劳动法例有可

乘之机，可把租值再分配。然而，有胆投资设厂的不蠢，总会想出些应对方法。这些方

法一般提升交易费用，导致租值消散，劳方能得甜头的机会甚微，整体及长远一点看，

劳苦大众是会受损的。这是因为租值消散他们要分担。

可能最有趣的含意，是新劳动法的推出，如果严厉执行，会导致机械或科技投资的

两极分化。一方面，设置了机械的不会再投资，让机械老化，而还未入局的当然会却步

了。另一方面，一些厂家会赌一手，多置机械或提升科技，精简员工人数，希望能选中

杰出的，被迫提升薪酬可以赚回来。这两方面，皆会削弱劳苦大众自力更生的机会。比

较难逃一劫的是有值钱的发明专利或名牌商标的机构。租值明显存在，他们主要的自卫

方法是精简员工，减少产出，提升价格。

回头说件工，不是所有产品或产品的每部分都宜于用件工处理的。按产出的件数

算工资，工人的意向是斗快。质量当然要检查，但所谓慢工出细活，档次要求极高的产

品，检查的费用（包括与员工争议的费用）可能过高了。此外，过于琐碎的工作（例如

文员），或有创作性的（例如设计），或不容易界定件数的（例如维修），或需要几个

人一起做的（例如电镀），等等，件工皆不容易引进。这里又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

选择件工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不选件工是为了减低件数界定与检查费用。都是交易费

用，劳动合约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二、如果资方投资机械设备，这设备的

成本愈高，产出效率较高的员工，愈要有较高的每件工资才能找到均衡点（见拙作《制

度的选择》第四章第六节）。这解释了为什么件工制度往往加上奖金制。三、如果件工

合约的交易费用过高，时间工资（日工或月工）或其它劳动合约会被采用。但员工的时

间本身对老板不值钱，所以监管「奴役」的情况会出现。任何行业，如果有件工与时工

的并存，懂得做厂的人会互相印证，务求二者的工资大致吻合。政府干预一种合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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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高，工人会反对件工合约，因为产出斗快其收入也达不到最低时间工资的水平。这样，

政府会被迫而废除件工合约。比史德拉、佛利民等大师想深了一层：他们认为最低工资

的不良效果是损害了生产力低的就业机会，我补加最低工资会左右了重要的合约选择，

从而增加了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上述的五个含意，新劳动合同法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屈指一算，我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合约有四十三年的日子了。主要是从交易费用的

角度看合约问题。说过好几次，分工专业产出，获利极大。自由的合约选择是减低交易

费用的重点。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般高得很。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

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我指出，只要这些费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略减，经济增长会

急升。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接受了我提出的关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也同意要尽可能减

低这些费用。够浅白，而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交易费用奇高，所以提出的说服力强。跟

着的经改有大成是人类奇迹。为什么最近推出的新劳动法，突然间背道而驰，把交易费

用大手地推上去呢？是的，从这角度看，新劳动法是明显地走回头路，清楚得很。是中

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啊，难道这经改要止于二十九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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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2008-02-26

经济决策的机制失误

跟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我对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赏的。久而久之，

虽然对他们的决策机制没有深入认识，我对这机制有信心。没有谁可与成功争论，既然

举世皆说中国奇迹，我们要接受这机制一定有过人之处，要问的是北京究竟做对了些什

么。几年前我解通了中国的制度密码——那个从承包合约发展出来的地区竞争制度——

惊为天意，对中国能持续增长的「顽固性」增加了信心。这个神奇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

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主题，英文下笔，很长，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几个

月后会亲自翻为中文，到时分期发表吧。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年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出错。但错有大小之分，也有执

行与不执行之别。宏观调控往往令人摸不着头脑，货币政策不容易拿得准，而房地产政

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可幸这些多多少少有过渡性。几天前邓小平先生谢世十一周年，

我想到这个改革大师说过的一句话：「试一试，看一看。」是顶级的改革法门，但如此

一来，大家对政策的阐释或大或小有个问号。当然，有些事项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教

育与医疗这两方面，但主要是反映着旧制度改革得不好，变得公非公，私非私，还需要

大手处理。

新劳动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经改过程中的政策大错。两年前开始策划，注意的

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我听到，也听到有外资投诉，但没有重视。不知内容，

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两个字，误以为那又是「试一试，看一看」的投石问路。但

当九月收到该法的全文时，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与通胀

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发表《新劳动法的困扰》。摸不准市场的反应，打算只

写一篇。殊不知该文出现后，转载的网站无数，其中一个只一天的点击达二十三万。跟

着关于市场反应的报道愈来愈多，广州某报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进调查，得到新资

料再写下去，最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约分析有关的那部分，在这里细说一番。

在这过程中，从开始我就想着如下的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会在中国获得

通过呢？绝对是大难题，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认为在经济

的决策上，通过新劳动法的机制应该还是改革的传统，但像该新法那样，对市场有那么

巨大杀伤力的，经改以来没有出现过。比外地的类同法例来得严重，但北京面对的局限

很不一样，按逻辑推理通过该法的机会甚微。没有重要的压力团体需要招呼，没有政党

或行业组织需要应付，而该新法也不能为官员们带来可观的贪污利益。可以想象某些人

会因为权力的上升得到少许甜头，但地区的劳务部的反应是另一回事。在外边的世界，

性质类同的法例，没有利益团体的压力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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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思后想，我认为新劳动法的推出与任何利益团体扯不上关系，而是在讯息上有困

难，北京是给误导了。不一定对，但我想到有两方面的讯息误导，提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

无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执到那么大的历史奇宝，他们断不会推出新劳动法。不容易

知道：地区的实际人口与户籍人口不断地变动；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报税，频频转工

的一般不报；在设计新劳动法的当时，北京的统计数字不能否决贫富正在两极化的声浪，

国内国外的指责差不多无日无之。只不过三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入世后农民的

生活愈来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国的名牌评论大赞中国的新劳动法。假讯息满天飞，

不难中计。

来得很悄然，彷佛《圣经》说的「在黑夜中出现的窃贼」。我是二○○三突然惊

觉那美丽的「窃贼」的来临：中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飙升！该年的春天起，一连十八个月，

为了搞摄影，太太和我在国内的荒山野岭跑，而农民的生活情况是重要的猎物。这种现

象的处理我是专家了。有两点。其一是对微小的现象观察，我历来敏感（可能是遗传的，

因为儿子也这样）。选上经济学后当然专注于有关经济的观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经济

学是很浅的那一套，容许我把多种不同的小观察很快地组合起来而砌成一幅图画。我对

中国的农作早有认识，而中国的农民一般是有问必答的。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多少，只

问这些那些琐事是从哪时开始的。

二○○三没有谁同意我对农民生活正在奇迹地急升的看法；二○○四严重民工荒开

始出现；二○○六知情的朋友开始同意底层人家的生活改进得快；去年是二○○七，好

些朋友认为我估计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询右查询，得到的结论，是

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激增，大约始于二○○○。该年通缩开始终结，也是该年农

民开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转用机械。三年前北京取消农业税做得对。不取消此税，

在农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弃置了的农地不会立刻再被耕耘。雇用农工的急速发展救一

救，而此雇也，促使农工的全年收入与工厂的低技工人打平，高于无技的，但农工一般

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项讯息不足，是北京对市场的认识不够。这方面，多半源于西方经济学的误导。

认识市场是不需要进大学的。今天大学教的是象牙塔内的市场，是一些假设的模型，是

空中楼阁，当年我一边读一边骂。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国名校，不少大教授还相信地球

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场。蠢到死！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其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

没有交易费用不可能有市场！前文提及，深入一点看，市场是没有什么劳动（或生产要

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约的安排之别，而这安排的选择也是为了

减低交易费用。这样看，那所谓自由市场，是指合约的选择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预

这自由，交易费用或多或少一定会提升。

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举世皆云，但奇在哪里呢？我赌你猜不中。只两点重要的

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不可谓不奇。一、十三亿人口，一半以上是穷人，这些穷人二○

○○年起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生活改进。二、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百分之三的通缩，

如果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急速改进，通缩率应达双位数字。但那时增长保八，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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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些把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搞得尴尬万分的现象的主要解

释，是当时市场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如果当时有今天的新劳动法，只略为执行效

果不堪设想矣！

试一试，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拥有天下独步的地区竞争制度，为什么北

京不先在几个县把新劳动法推出，让这些县与其它县竞争，看看谁胜谁负呢？胜负的衡

量当然是看哪一方能把穷人的生活改进得快。粗略地衡量，单是比较双方的增值税收升

幅就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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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2008-03-11

新劳动法的初步效应

发表了九篇反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文章，不打算再写。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已尽所

能，北京要怎样处理是他们的选择，书生之见只不过是书生之见而已。然而，最近听到

的关于该新法的初步效应，好些是媒体没有报导的，恐怕北京的朋友不知道，应该提出

来让他们考虑。

（一）广州在新春后举办的招聘会，找工作的精英特别多。所谓「精英」，是指那

些工作了相当时日，履历有可观的中年职业人士。两个原因，皆起于新法第十四条——

在一个机构工作了十年可获终生雇用。其一是工作近十年或去年底逾十年的精英被炒；

其二是见十年将届，精英先找新工，有可取的就炒老板而另谋高就。后者类同美国昔日

的大学教师，工作六年后校方要决定是炒还是给予终生雇用合约，引起教师抢先找新职

的行为。读者要知道，到了限期员工被炒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因为在履历上被炒是个污

点。因此，与其被炒，倒不如自己算一下，认为没有把握可获终生雇用，先觅新工炒老

板为上也。

（二）珠三角一带，今年春假后，工厂聘请新工人特别容易——好些年没有见过那

么容易了。另一方面，因为旧员工一般知道新劳动法的广泛性，纷纷要求加薪。效果是

某些员工可略得小甜头，但整体来说，这几年低下阶层的收入急升走势，显然应验了我

推断过的，被新劳动法一棍打折。

（三）工厂老板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提供食宿不能再在工资扣除，而超时及假日工

资从加半倍升至加一倍。如果没有超时及假日工作，员工一般不干，但他们乐于接受不

加工资而干，所以一般的工厂，在旧法下是不依法定的超时及假日工资的。如今推出新

法，工厂老板还是忙顾左右，提供超时及假日工作但不支付加倍工资，工人也是得过且

过地干下去。然而，有了新法但不依新法，工人罢工或投诉或上街的机会急升，使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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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知怎样处理才对。按新法支薪要关门，员工同意不依新法，但老板的意识，是早晚

会闯祸，非关门不可。

（四）不少老板正在越南等廉价劳力地区建造厂房，打算一年半载后在中国关门他

往。尤其是成衣制造行业，走得七零八落是肯定的了。北京当局似乎没有重视我说过无

数次的，主要是为反对人民币升值而说。那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越南、

印度等地区的工资比中国的低得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劳动法的推出，是火上

加油，未富先骄的让赛，是让得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可以肯定——绝对肯定——是需要廉价劳力的外资工业，不会再到中国来。

开始下了注的或会继续，但新的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不会在有新劳动法下再问津中

国。

好些人认为，中国要走高科技的路，廉价劳力的工业是箩底桔，我们不要。这想法

是大错特错。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已经起步，不用担心，但这发展需要后浪推前浪，要让

贫苦的劳动力在下面把上头的科技推上去。换言之，中国发展的重点，是要顾及对工商

业知识低下的农民。农民的生活改进得好，改进得快，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解决了，

科技的发展更不用担心。农转工出现了问题，农民不能继续改进生活，上帝也帮不到忙。

我反复计算，依照二○○○年起的生活改进速度，中国农民的收入会在十年后达到城市

中等人家的水平，这推断给新劳动法化为乌有。

（五）如果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加上封杀所有漏洞，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境会止于二

十九年！目前的情况，是地区政府只眼开只眼闭，得过且过地忙顾左右，或视漏洞如无

物。这样的做法不成体统，更重要的是新劳动法有九十八条，写得那样全面，若有若无

的执行劳方早晚会吵起来。资方的左避右避，这里出术那里出术，无疑会大幅增加交易

费用，而轮到劳方坚持依新法而上街或罢工，北京要怎样处理才对呢？

有人说，如果取缔由国家主席批准的新劳动法，国家体面何在？我的回应，是体面

换不到饭吃。做错了就改，有什么不对？可能我过于乐观：新劳动法的杀伤力那么广及，

没有多少劳工的支持，取缔不会引起大动乱。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可以考虑我建议过的，

让机构选择依新法或劳动合约绝对自由。再另一方面，北京可以考虑另一些协助劳工的

安排，安抚一下。

中国今天有钱，他们的钱要怎样花，尤其是花在穷人身上，只要不是重复性的，我

们不容易反对。我反对的重点，非常重要的，是北京不要干预市场的合约自由选择。这

样看，最低工资的安排也是违反了合约的选择自由，要取缔。说过无数次，我永远站在

穷人那一边。任何人相信最低工资可以帮助穷人，是不懂经济的运作。在西方，劳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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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会及利益团体的压力误导了。

据说中国的新劳动法主要是从德、法抄过来的。最近与一位瑞典的经济老教授谈及

中国的新劳动法。他说瑞典搞福利经济，是大麻烦，但今天的发展是胜于德国及法国的。

主要原因，是德、法左右劳动合约，使失业率多年高企，但瑞典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起，

执行的原则是政府不干预劳动合约的选择自由。

这里我不能不重提我对市场研究得到的两点贡献，否决了传统之见的。一、市场的

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而市场的合约自由选择是减低交

易费用的重点。二、严格而又广泛地看，一个经济只有一个市场，没有什么劳动市场与

产品市场之分。后二者的分别只是合约的性质不同——在同一市场内合约的安排有别。

新劳动合同法是全面地干预市场的一种重要合约，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市场会受到严

重的损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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