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日发(作者：)
第六讲
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传统
第一节 大学人文传统的重要性
大学的人文传统，对于一个大学来说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个大学要形成自己的人文传统，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在《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一文中谈到这一点，认为：
这种人文传统，不仅仅停留在书本里、课堂上，而是通过一代代作为大学教师的人文学者的言行身教，通过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理想、人文追求、人文风气，体现出来，沿续下去，使一代代学生于其间受到薰陶感染、潜移默化。这种人文传统的特点，如用古人的话说，即“润物细无声”，即“薪尽而火传”。与教育理想的重建、教育体制的改革、教学体系的完善相比，人文传统的形成最为困难，也最为重要。一个大学，可以在教育理想、教育体制、教学体系上创新，但却很难形成自己的人文传统，因为它不是靠多开几次会议、多订若干措施、多增一些课程、多办一些讲座就可以解决的。正是这样，人文传统的形成成为复兴大学人文教育的关键。这一点，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力图发展人文学科、开展人文教育的理工科大学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这些理工科大学也为此作了不少工作，甚至很有影响，但仍然使人感到这些大学的人文教育的欠缺。原因何在呢？一个关节点，就在于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人文传统。（《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3期）
这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大学的人文传统，必须要有一代代作为大学教师的人文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理想、人文追求、人文风气。换言之，一个大学，离开了一代代作为大学教师的人文学者的长期不懈努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理想、人文追求、人文风气，指望在一个短时期内靠办人文讲座之类的办法来形成人文传统，那是行不通的。
在武汉大学，有着人文学科的办学传统，有着一代代作为大学教师的人文学者的长期不懈努力，有着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理想、人文追求、人文风气，因而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里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传统。这无疑是十分可宝贵的东西。
第二节 最初的人文基础
武汉大学的人文传统，从源头上看，可以追溯到 1893年创办的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早在自强学堂创办时，就已打下了武汉大学人文传统的最初基础。
自强学堂是由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张之洞为自强学堂的创办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制定了自强学堂的办学方针：“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系统设计了自强学堂的课程，规定学生必须学习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课程，“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主张自强学堂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每门延教习一人，分斋教授。令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尚空谈，务求实用。”从办学方针、课程安排看，自强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教学内容，重视所学知识的实用性。但张之洞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人文教育，他十分强调所选拔的学生须有中国文化根柢和很好的人文素养，主张：“必须资性颖悟，身家清白，先通华文，先读儒书，义理明通，志趣端正，方能与选。”因此，自强学堂从一开始就打下了比较好的人文传统的根基。
张之洞之所以重视学生的中国文化根柢和人文素养，是与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相联系的，也是与他的深厚的人文素养相联系的。他尽管长期担任晚清政府的要职，但同时也是晚清的一位有思想有学识的人文学者。他的《劝学篇》影响一时，而他的《书目答问》至今仍是了解晚清学术文化的重要目录学著作。
第三节 众多的人文学者
武汉大学的人文传统的形成，是与一代代作为武汉大学教师的人文学者分不开的。由于武汉大学一直重视发展人文学科，有着人文学科的优势，因而众多的人文学者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汇聚到这里，担任教师，开展科研，教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著述。在文学方面，有闻一多、沈从文、陈源、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吴宓等；在语言学方面有黄侃、黄焯、刘博平等；在历史学方面，有李剑农、吴于廑、唐长孺等；在哲学方面，有方东美、范寿康、朱光潜、张颐、洪谦、金克木、李达等。这些教师大都学通中西古今，很多人都有出洋留学的经历，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人文学者。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其中的几位。
闻一多于1928年来到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即他来武汉大学任教的那一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死水》。他的诗篇体现着五四精神，充满了爱国激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他写的《七子之歌》中第一首诗《澳门》，就在1999年澳门回归时被谱曲广泛传唱。闻一多来到武汉大学后，为外语系同学开了专业课“现代英美诗”，又为文学院同学开了共同选修课“西洋美术史”。作为文学院院长，他十分注意培养青年教师。他鼓励中文系讲师朱东润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朱东润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家，他的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就是在武大任教期间写出来的。
在武汉大学的人学学者中，有几位著名的女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珞珈山，会聚了三位在文学上有成就有影响的女学者，被称作“珞珈三杰”，她们是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在英、法两国留过学，是著名的作家、外国文学专家和艺术史家。她从事文学创作，发表过剧本、小说、散文，有《袁昌英作品选》行世。她研究法国文学、莎士比亚、易卜生，写了《法国文学》等专著。她还对艺术史有研究，写了《西方音乐史》。凌叔华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著名女作家，与同时代的冰心、庐隐、陈衡哲、冯沅君等女作家相比，她被认为是她们中最有才华的。苏雪林曾留学法国，先学绘画，又研究文学，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写过文学作品《绿天》、《棘心》，也写过一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如《屈赋新探》等。中文系的沈祖棻，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方面都有成就的女学者。她在新诗和旧体诗词创作方面都有成就，有《沈祖棻创作选集》行世。
其中，她的词的成就最高，被誉为“现代女词人”。她在文学研究方面，著有《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等。
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曾先后在国内外几所大学深造：先在东吴大学学习历史，又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习经济史，后考上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分别获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这种学习经历，使他的历史学研究具有宏大的眼光，并带有思辨的色彩。他是著名的世界史专家，与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周一良共同主编四卷本《世界通史》，奠定了中国学者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基础。在晚年，他提出了一个理解世界历史的新思路，建构了一个由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演变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农业世界与工业世界的矛盾运动，对世界历史运动做出了整体说明。
武汉大学哲学系曾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任教。他们大多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受到西方哲学的很好训练，甚至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成就。例如，张颐曾在美国欧洲游学10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又如，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派的成员，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他用英语写的论文《莫里兹·石里克与现代经验论》在美国《哲学和现象学研究》杂志上的发表。他把这篇论文寄给罗素，罗素回信称赞此文是“关于石里克的卓越文章”。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最早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家是范寿康。范寿康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开始传播唯物史观，20世纪30年代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后，又在课堂上结合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课时，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于1937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衡论中国哲学自先秦至清代的发展，力图揭示社会生活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今日武汉大学哲学系溯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仍从范寿康开始讲起。
第四节 良好的人文教育
这么多优秀的人文学者会聚武大，经过他们的努力，形成了良好的人文教育
氛围。这一点，从教师的教学态度、从学生的毕业论文上，可以看得出来。
例如，当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先生们，教学认真，讲课精彩，给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笔者的导师萧萐父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战时入学于乐山，战后迁回珞珈山。他在《冷门杂忆》一文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给了当年哲学系诸师的教学情况。
他在谈到万卓恒教授时说：“当时哲学系系主任万卓恒老师，是同学们最为敬畏的严师之一。因为他特有的孤僻性格，平时不苟言笑，经常是一个人背着手，曳着一根手杖，孤独地散步在大渡河边，始终处于一种深不可测的沉思神态之中。同学们碰见向他行礼，他也只是点点头，不说一句话。万先生为我们开了‘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和‘数理逻辑’三门课程。前两门是万先生综合大量研究成果而独立建构的一个伦理学的历史和逻辑体系，课前指定许多参考书，讲课时不用教材，上课时只带一支粉笔，以最条理化的板书和最清晰的论证，剖析一个个原理及一个个学派，全课讲完，逻辑井然，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准时下课。‘数理逻辑’一课，万先生指定的教材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而每次上课仍是拿一支粉笔，从原理、公式到逻辑演算，边写板书边讲解，清清楚楚，天衣无缝。那时同学们把上万先生‘数理逻辑’课，视为强迫自己接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
他在谈到张颐教授时说：“由于张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东方黑格尔专家，知名度很高。三年级时张先生新开‘德国哲学’课，第一、二次上课，慕名来旁听的外系同学把教室和窗外走廊挤得爆满，但听到一半就走了不少，到第三次以后，课堂上就只剩下哲学系少数几个同学了。有次我向张先生谈到这一情况，他朗朗大笑说：‘这是好事情，人多了，无法讲。’他同时开出的‘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哲学’两门重课，受到专业同学的极大重视。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课，指定文德尔班的《近代哲学史》（英译本）作教材，讲课时逐章讲解，对重点、难点，时加补充（援引其他著名哲学史家的论述作比较，或补证以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极丰厚。至于‘德国哲学’一课，则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四家为主要内容。每一家先讲一引论，然后解读重要原著。上课时，以德、英两种文本对照，逐句译解，一字不苟；常举出英译本不确切之处。”
在教师的教育下，学生们养成了认真学习的自觉性。以我的导师萧萐父教师
为例。他是武汉大学1947届毕业生。当时，他一边投身进步学生运动，是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一边努力读书，写出了题为《康德之道德形上学》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很典型地反映了武汉大学的人文教育传统对培养学生的作用。
第五节 两位贡献很大的校长
武汉大学的人文传统的形成，是与一些优秀的人文学者担任校长分不开的。其中有两位校长，贡献最大，尤其值得我们怀念：一位是王星拱，一位是李达。
王星拱（1887-1949年），字抚五，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化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他积极投身运动，与陈独秀既是同乡又是挚友，对陈独秀的进步活动予以了多方的支持和保护；又曾参加科学与玄学论战，著文批评玄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是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杀害，王星拱因与李大钊关系密切，不得不携家离京南下，于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指派，他与李四光、周鲠生、曾昭安等著名学者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工作。从此，他的名字、他的事业与武汉大学联在了一起。
王星拱首先是作为一位著名教育家与武汉大学相联系的。他来武汉大学任教后，先后担任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教务长诸职，并一度兼任安徽大学校长。1933年，他接替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任职后，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主持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使一个美丽的大学校园出现在珞珈山下、东湖之滨，奠定了今日武汉大学主体建筑的格局；另一方面积极创建名校，规划了武汉大学的未来发展，明确提出武汉大学办学的特点在于知识提高与人格培养并重。他说：“本来大学的目的有两层：（一）知识提高；（二）人格培养。各国大学，对于这两个方向之注意，有轻重之不同。武汉大学对于这两点是并重的”。但随后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武汉大学的正常建设和顺利发展。1938年，武汉大学被迫撤离珞珈山新校园，搬迁至四川乐山，在战时环境中继续办学。抗战八年，岁月艰辛，王星拱一直坚守校长岗位，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并发
展学校，耗尽心血，功不可没。武汉大学能够在战火中度过难关，生存发展，是与这位校长的领导分不开的。
王星拱自己的专业是化学，但对于哲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就在哲学系学生开设课程。他写出了《科学方法论》一书，作为北京大学教材于1920年出版，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本称作“科学方法论”的书。在武汉大学，他写出了教材《科学概论》一书，作为《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出版。在武汉大学校史上，这是最早的一部写于武汉大学的哲学著作；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这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可以说，它是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总结性著作，是自严复以来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0年回国后，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主持编辑了党的第一个理论刊物《共产党》杂志，负责筹办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局宣传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
在近半个世纪中，李达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著作很多，有《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大纲》、《法理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主要论著汇编为四卷本《李达文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货币学、法理学等广泛的领域，而以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影响最大，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伟大播种者。在这方面，他的名字是与李大钊、陈独秀并列的，是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李达与毛泽东是同乡、好友。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早在1920年底，毛泽东就读到了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十分赞赏。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赞扬这个刊物“旗帜鲜明”，强调了它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作用。毛泽东还把《共产党》中的一些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在上面公开发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半年后，这两
个湖南青年，相见于中共“一大”，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底，毛泽东邀请李达来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校长）。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后亲自创办的，实际上成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干部学校。李达为学生们辅导和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资料，主办了校刊《新时代》。在《新时代》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李达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一批文章。《新时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份很有影响的理论刊物。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密切合作，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两人成为好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李达把精力转入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与传播，翻译了一批新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写出了《社会学大纲》，建构起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李达的这一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成为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身在山沟里的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前期，曾发愤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收的11部书的读书笔记中，就有9部书的笔记是这一时期写的。而在这9部书中，李达的著作和译作就有4部。这些书是：李达的专著《社会学大纲》，李达的译著——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就是在读这些著作时逐渐形成的。毛泽东赞扬《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曾向周围的同志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
李达于1953年来武汉大学任校长。有这么一位著名哲学家任校长，这对于保持和发扬武汉大学的人文传统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由于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全部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已没有哲学系。李达来到武汉大学后，就积极筹办哲学系。1956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武汉大学哲学系重新创办，由他亲自兼任系主任。为了创办哲学系，李达亲自到北京物色教师，使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汇集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这批教师后来在20世纪80-90年代活跃于中国哲学界。今天，李达所创办的武汉大学哲学系，
已成为全国最好的哲学系之一。
由此可见，在武汉大学的人文传统的形成与保持中，校长的作用是很大的。
关于这两位校长的哲学思想，我有两篇文章分别作了论说：一篇是《王星拱与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载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百年校庆特刊；另一篇是《李达所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的性格——为纪念武汉大学校庆110周年而作》，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6期。大家要进一步了解这两位校长，可参看这两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