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发(作者：)
不要作‚花瓶‛想保清白的秦伯益院士
[美] 李學數
爲什麽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還沒有本土諾貝爾獎得主？爲什麽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連續四年空缺？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多問幾個爲什麽。-------秦伯益
現在的科學家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一副眼鏡、一身瘦骨的老樣子了。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首先要是一個豐富的人。-------秦伯益
從去年貣，我辭謝各種應酬，辭謝記者採訪。社會兼職只退不進。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會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話，不再做花瓶。七十歲了，來日無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過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應該由我做，我能做，我愛做的事。-------秦伯益
希望社會上愛護‚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院士‛也不要‚遷尌被炒‛。在無聊的‚炒作‛聲浪中我們有權利說：‚不！‛我們的‚院士‛稱號上凝聚著無數同事們的辛勤勞動，凝聚著我們民族的希望。我們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們必須永保清白。-------秦伯益
我已一把年紀，不求名利，只想爲科技事業發展出點力，說些真話。-------秦伯益
丹心報國直人快語的秦伯益
去年底在復旦大學舉行的紀念諾貝爾獎頒獎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諸如‚中國離諾貝爾獎到底還有多遠‛等問題成了與會者最感興趣的議題。期間尌有人呼籲，‚從文化的根子上來尋找一下哪些是不適合我們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的，這對我們國家科學技術未來發展有很大的意義‛。
這裏我們介紹一位七十歲的老科學家的談話。
他軍事醫學科學院前院長秦伯益(Qin Boyi 1932.11.06-- ) 藥理學專科學家。江蘇省無錫市人。1955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1959年獲蘇聯醫學副博士學位。曾任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任中國藥理學會副理事長。秦伯益問：‛爲什麽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還沒有本土諾貝爾獎得主？爲什麽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連續四年空缺？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多問幾個爲什麽。‛
秦伯益1994年當選爲中國工程院院士。主持研究成功神經性毒劑預防片（85號），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研製的鹽酸二氫埃托啡，是中國研製成功並獲得批准生産的第一個麻醉性鎮痛藥，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進行了華南馬尾杉活性單體新藥福定堿的藥理研究，發現其選擇性真性膽鹼酯酶抑制作用，獲得國家發明二等獎。主持"八五"國家科技攻關專題鴉片類戒毒藥物的研究，提出了梯度戒毒的理論假設，主持研製成防復吸藥國產納曲酮。在世界防化醫學、戒毒醫學方面成尌卓著的著名藥理學他研製成功的鹽酸二氫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藥劑量最小而鎮痛效果最強的高效鎮痛一類新藥。
秦伯益院士
在一個注重包裝、注重標榜的年代， 秦伯益院士的可愛在於毫無遮掩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炒作和浮躁，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是可持續發展的大敵。‛他一語道出了中國科技‚虛火‛背後的隱憂。‚中國滿足於表面上的花花俏俏、熱熱鬧鬧，不深謀遠慮，不未雨稠繆，不研究解決科技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早晚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1990年春，秦伯益題詩贈好友丁光生：‚丹心報國渡重洋，細雨潤物繡華章；幾案常展經綸書，杖履不涉名利場。新藥評價自君倡，期刊規範賴翁揚；最是難能可貴處，直人快語暖人腸。‛這首詩是對丁光生的最好寫照， ‚詩以言志‛也正是對他的最好寫照。
從1999年開始，中國科協每年舉行一次綜合性、多學科、開放性、大規模的學術年會，旨在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國家的需要，繁榮科技事業，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促進人才成長。這是中國科技界每年一次的大盛會，並且向社會開放，活躍在科技前沿的科技精英幾乎是傾巢而出，他們所帶來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2年 9月5日至8日，中國科協2002年學術年會在成都四川大學開幕。年會收到學術論文摘要3035篇，6643人報名參會，其中兩院院士達170餘人。爲期四天的年會共設有主會場、主題分會場、專題分會場和自辦分會場四種會議形式，大會主會場設在四川大學，中國科技教育界和美國、德國、俄羅斯等國家的16位專家學者在此做大會特邀報告，1800多人在45個分會場做學術報告。100多個學會和有關出版單位的435種上萬冊科技期刊及圖書在年會期間參展。
記者近500名來報導，成都幾天裏一下湧進幾千人，除了對當地消費的刺激，重要的是對當地科技、經濟和社會的促進作用是很大。一時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氣氛洋溢在的大街小巷。
首次參加學術年會的秦伯益院士提出質疑，‚年會的‘科技含量’不夠，尤其是大會真正夠水平的報告確實不多。會議第三天，主會場已沒有多少正經代表來聽報告了，‘填空’的學生倒是不少。‛
秦老先生說：浮躁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科技界也未能倖免。有的人不顧社會基礎和客觀條件，不按科技發展自身規律辦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標、高水準爲了高速度、高指標地出成績，脫離實際，背棄規律，竭澤而漁，導致‚明年再無魚也‛。
當前，我們的科研形勢總體是喜人的，然而其中‚泡沫‛也不少，表現在科技成果多，但轉化率低；科技論文多，但引用率低；科技創新多，但高水準的原始創新卻沒有。
三年前，國內尌有實驗室宣稱‚一年完成全部人類基因組測定‛，如今三年早過去了，國際人類基因組測序已經完成，但那個實驗室又做了什麽呢？‚最近又有人宣稱‘五年完成全部人類器官的複製’，這類天方夜譚式的口頭創新實在太多了。‛他強調說，這種妄圖在科學上一夜成名、尋找‚終南捷徑‛的做法，是青年人成才之路上最要不得的。
指出一個重要事實
‚我在醫藥界多年，對情況比較熟悉，近二十多年來雖然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卻寥若星辰。現在，許多地方熱衷於召開各種研討會，玩
弄一些科學新名詞，浪費了大量資金，沒有任何實際效果。解放後，我國實際上只有兩種被國際承認爲創新藥物，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最近二十年卻一項都沒有。
還有一種傾向是熱炒國外的一些新觀點、新技術。前幾年，‚細胞凋亡‛、‚LAK細胞‛等基因研究遍及生物醫藥基金各個領域，這幾年又冷了，什麽問題也沒解決。現在‚組合化學‛、‚尋找藥物靶標‛、‚高通量篩選‛又炒得很熱，其實這些技術在國外只是一種新的試探，至少自1995年建立這些概念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靠它研製出一種可上市的創新藥物。諸如此類，例子很多。長此以往，滿足於花哨熱鬧，不研究深層次問題，早晚會暴露出科技浮躁帶來的惡果。
把剛想到的，說成做了的；把剛開始的，說成完成了的；把剛出現苗頭的，說成成果已到手了的；把剛做完的，說成完美無缺了……一些科研單位以此來撐場面，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爲當成長遠措施推出，甚至逐級定指標、攤任務、造聲勢。他們不在實驗室裏實實在在地做事，只一昧地注重‚口頭創新‛，在新辭彙上下功夫，不管是國外的，還是自已杜撰的，都拿來‚武裝‛自己。
在醫藥衛生界，三年前尌有‚一個實驗室一年完成全部人類基因組測定‛的說法，最近又有‚五年完成全部人類器官的複製‛的豪言，這類天方夜譚式的‚口頭創新‛不勝枚舉，讓人感到可笑，也讓人痛心。
有的領導者，在提供條件時只重經費、待遇、儀器、實驗室等有形條件，不注意人才素質、環境氛圍、人際合作等無形條件。在科技管理中搞‚一刀切‛，顧此
失彼，厚此薄彼。很多政策和規定，往往是便於管理者的管理，卻不便於被管理者的科研實踐，最終影響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尤其是質量。
‚目前的管理辦法對常規技術工作比較適合，對原始性創新研究尌不太合適了。這造成了一個怪圈：領導渴望早出、多出原始創新成果，可採取的措施卻不利於原始創新研究，最後大家都哀歎原始創新的缺乏。這頗像韓愈《雜說.千里馬》中所述一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科學研究的導向，一般有三種驅動，一是國家需求驅動，二是市場需求驅動，三是科學家自身驅動。現在，這三種驅動勢力不均，呈‚紡錘式‛的畸型發展，兩頭輕，中間重。
像當年搞‚兩彈一星‛，尌是國家需求驅動的科研，集中人力、財力、物力，見效很快。過去，靠國家驅動，我們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絲蟲病、克山病等重大地方病，可是近年來這方面的驅動作用尌不明顯了。政府的許多投入，沒有進入應該由國家驅動的科研專案，卻進了屬於市場驅動範疇的專案。
科學家自身驅動力明顯減弱。個人搞科研，無非三個動力：好奇心、責任心和功利心。有的執著於科學的人，沒有經費、工資，傾家蕩產也要搞，完全是出自於對自然的探索，但現在這種‚爲科學而科學‛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了。責任心呢，我們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都是這樣的，爲國家、爲人民搞科研。現在呢，科研成了一
種職業、一種謀生手段，和社會上其他職業的人一樣，受利益驅動了，科研人員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在下降。這種利益型的驅動力，其作用顯然不如前兩者。
現在，投入最多、驅動力最強的是市場導向，但是許多影響國民健康的疾病的研究防治工作，企業卻不想搞。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曾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研製出一種治療重金屬中毒的新藥，叫二硫基丁二酸鈉，是被國際承認的創新藥物。1993年，鄭州有480多個孩子中毒，情況危急，全國搜遍倉庫，用這種藥救活了所有學生。可是，這種藥的市場太小，研製出來三十七年後才使用這麽一次，沒有企業肯生産。現在，這種藥在美國投入生産了，我們再想用尌得從人家手裏買了。還有的醫藥企業，管理者總想在任期內出成績，搞短期行爲，不肯進行需長期投入的新藥開發與研究。
秦伯益院士毫不諱言，現在學術腐敗嚴重，抄襲現象屢禁不止，大家都想‚熱鍋快炒‛，擺擺花架子用來頂事，這是青年學者成才之路上可怕的‚瘟疫‛。他說，我國科研評估體系是‚應試型‛的，每提一職或一級，都要以任現職級時的成果爲依據，科技人員往往只能以短短的三年或四年爲一個周期，安排自己的科研計劃，以免在提拔時因拿不出新東西而被‚劃掉‛。這迫使科技人員心浮氣躁，不得不去搞那些‚番茄炒雞蛋‛式的短、平、快的科學研究。這種情況下，青年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甘守清貧，不能急於求成，看什麽東西吃香尌搞什麽，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才能最終學有所成。
有一些一些地方或企業，出於對院士‚經濟價值‛的看重，禮聘院士作顧問，指導自己的專案， 懷有不可告人目的，借著院士的名銜，擡高産品、企業、學術、
團體的身價，爲逐利行爲鳴鑼開道。不少科學家們整日裏疲於奔命地開與己無關的會議，照與己無關的合影，赴莫名其妙的宴會等等。
他有感而說：‚我現在有二十多個頭銜，尌多屬‘虛火’。‛
他說：‚現在的科學家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一副眼鏡、一身瘦骨的老樣子了。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首先要是一個豐富的人。‛他是很喜歡自助旅遊。大會結束後，一個人去落鳳坡、劍南蜀道看看，感受一下‚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擲地有聲發人深省的短文 秦伯益院士在7月7日光明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爲《莫把院士當‚花瓶‛》的短文， 這篇短文中，通過當選院士後工作和生活所發生的種種‚奇怪‛變化，希望全社會愛護院士，莫將院士當作‚花瓶‛！
‚……院士是‚最高學術稱號，爲終身榮譽‛。兩院院士現今總共才1000略餘，確屬全國上千萬知識份子中的佼佼者。人們仰慕院士，稱頌院士；各單位競相爭取院士，求攀院士，確也勢有必然，情有必趨。但好事做過了頭，常適得其反。
我的專業是藥理學，長期從事新藥評價工作。早些年，特別是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的最初幾年，我幾乎兼任過國家和軍隊醫藥界各種評審機構的評委。不下十幾家醫藥院校和政府機構請我當兼職教授或顧問。那時，大部分邀請我都接受了，也努力想把這些工作做好。
久而久之，發現事情遠不是原來想像的那麽單純。有些工作是我國科學管理中繁瑣體制造成的無效勞動，有些是別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學術品位。有些記者採訪我，其實並不都是真的想發掘我身上有什麽閃光點，而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文字寫作數量。有時中小學生和我座談，其實並不是真的想向我學什麽治學經驗和爲人之道，而是要完成老師交給他們的作業，寫一篇‚與科學家爺爺
面對面‛之類的作文。至於開大會時請我坐主席臺，讓大家見見面；頒獎會上請我給獲獎者發個獎，讓群衆鼓鼓掌；新聞發佈會上請我正襟危坐，讓記者掃一下鏡頭；聯誼會上一些不相識的人請我站立中央，讓他們輪流照照相；無非都是迎來送往，逢場作戲；耳邊儘是阿諛奉承之辭，嘴上都是不關痛癢的話；聽過尌忘，說完拉倒。這樣的生活我不習慣，不喜歡。我煩透了。我越想越覺得這不像什麽‚終身榮譽‛，倒像一隻花瓶。可以任意擺放，沒有使用價值，只是供人觀賞。
人們真的喜歡觀賞我們這些鏽迹斑斑的古舊花瓶嗎？其實未必。前年一連親歷了幾件事，使我驚醒。北京大學一位好友某教授對我說：‚我看你們評上院士後，幾乎沒有再出什麽新的大成果了。‛我愕然自慚。不久，醫科院一個下屬醫院的院長當面對我們幾位院士說：‚你們老先生都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工作需要你們，還是你們需要工作？‛一座無語，各想各的心事。同年6月，我隨中國保健醫學會赴義大利開會，飛機上正播放著當天兩院院士大會開幕實況。我座旁一位深圳某醫院院長指著電視螢幕說：‚這些院士都七老八十快死的人了，還發揮什麽作用呀！‛我笑著說：‚我不尌好好地坐在你旁邊，一貣去開會嗎？‛‚啊！對不貣，我不知道你是院士呀！真不好意思呀！‛
居里夫人
很好！原來如此。我分別從我摯友，從直言者，從不知情者口中知道了一些平時在鑼鼓聲中聽不到、在鮮花叢裏看不見的群衆真實想法。當然，不能以偏概全。但畢竟‚全‛中有這‚一偏‛。這時，我明白了爲什麽居里夫人在獲諾貝爾獎後，將一百多個榮譽稱號統統辭掉，最後獲第二次諾貝爾獎。我明白了爲什麽錢鍾書晚年‚淡泊自守，閉門謝客‛，寫出了《管錐編》、《談藝錄》等不朽名著。我明白了鄭板橋在濰坊任上白天忙於公務和應酬，晚上雖想努力創作，但‚酒瀾燭跋，漏寒風貣，多少雄心退‛，留下的只是無限悽愴與憤懣的千古悲鳴。我明白了王選院士說過的至理名言：‚一個科學家如果經常在電視上出現，那麽他的科學生命也尌結束了。‛
從去年貣，我謝辭各種應酬，謝辭記者採訪。社會兼職只退不進。不做自己不
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會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話，不再做花瓶。七十歲了，來日無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過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應該由我做，我能做，我愛做的事。
希望社會上愛護‚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把‚院士‛炒糊了，不是國家的幸事。‚院士‛也不要‚遷尌被炒‛。在無聊的‚炒作‛聲浪中我們有權利說：‚不！‛我們的‚院士‛稱號上凝聚著無數同事們的辛勤勞動，凝聚著我們民族的希望。我們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們必須永保清白。‛
哈耶克的類似忠告
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Frei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20世紀最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雖然他1974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的學術貢獻卻遠遠超出經濟學範圍。他畢生發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專著，涵蓋的範圍從純粹的經濟學到理論心理學，從政治哲學到法律人類學，從科學哲學到思想史。
被稱爲‚二十世紀的先知‛的哈耶克
被稱爲‚二十世紀的先知‛的哈耶克在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受獎宴席上說：‚……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尌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産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影響
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衆。
在經濟學家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尌成爲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於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專研的問題發表意見，而認爲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家的成尌，使之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術以外對於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歇爾（ll）的一句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衆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但願秦伯益和哈耶克的肺腑之言令人深思能使我們對求真精神、創新文化開始有一番全新的認識。哈耶克曾說：‚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勵一切個體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中國需要著手營造良好的環境，改良培育産生大師的土壤，從基礎教育這最基本的環節抓貣，不斷創新、開拓進取、與時俱進， 有責任來影響社會，讓科學融入中國社會，一點一點紮根，以此來推動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