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6日发(作者：)
媒介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
场域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框架，超越了传统媒介研究范式结构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连接宏观与微观的分析路径。本文追溯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渊源，从理论框架、分析议题、研究典范几个方面对媒介场域理论进行梳理。最后，梳理了中国特殊的媒介语境下媒介场域理论的适用性及研究议题，并指出目前场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场域理论概述
（一）理论渊源：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
1.从卢因到布迪厄：进入社会科学的场理论
“场”（field）的概念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电磁学构造了严谨的场理论模型，试图解释场与场内元素的相互作用(Martin2003)。格式塔心理学最先讲场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其中以库尔特·卢因的场论最为著名。卢因在界定他的场概念的时候援引了爱因斯坦的定义：“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申荷永，1990）。卢因着重探讨“个体”与“环境”，认为“场即生活空间”，人与环境是一个共同的动力整体。在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是一个个人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所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刘海龙，2005）。
将场理论普遍化的人是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在经过长期的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用于各学科的“场域理论”。所谓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种种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法则、规律与权威形式。这些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Bourdieu，1993)。布迪厄吸收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将社会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场域，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产的场域等。社会行动者即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运作，以求改变或维持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的位置（朱清河，2010）。
2．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中的历史性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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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构场域理论的时候，布迪厄引用了卢因心理学领域的场理论，但他们的理论方法很不相同（ShoemakerandVos，2009）。其中一个基本的差异是对于历史的态度，卢因的心理学研究认为“个体行为应该立足于当下的环境现状，而非受到过去的影响。”(Martin，2003)而布迪厄认为，历史性对理解场域很关键，场域的规则是历史性的。
同时，布尔迪厄强调场域的斗争。场域是一个冲突与竞争的博弈空间，“争夺的对象不仅包括资本的垄断权，还包括场域规则的制定权”（Martin，2003）。任何一个场域，其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朱清河，2010）。
另外，布迪厄与卢因在某些视角上很相似，二者都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整体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现象，场理论涵盖围观、中观与宏观不同的层次（ShoemakerandVos2009）。
3、关键概念：“资本”与“惯习”
布尔迪厄对“场域”这一观念，考虑更多的是其关系性而非结构性（朱清河，2010）。这种关系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它并非人们之间互动或主体间的纽带，位置的占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然而他们都受到场域结构的制约。布迪厄用“资本”与“惯习”两个概念分析一个场域内的关系。
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广义概念的“资本”，不仅包括马克思提到的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同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的权力形式相联系，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予某个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朱清河，2010）。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场域中灵验有效，它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
布迪厄区分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是各种产权形式或者金钱的形式；文化资本是借助于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拥有的持久的关系网络”（郭凯，2005）。经济资本是显性的资本，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通过家庭出身与教育等因素积累形成。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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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是理解场域中行动者的关键概念。布迪厄对惯习的阐释是“它是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Bourdieu，1993）。惯习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经验积淀下来内在化的秉性系统，是在个人和集体实践中形成的感知、行动与思考的倾向。但惯习并不是单纯地复制着历史，它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建历史经验。历史渗透在行动者的惯习中，行动者对原有的历史经验进行适当的改革，以使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唤起历史经验（陆鹏飞，2009）。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惯习，由于各个人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惯习就不同，处于相同位置的人们有相似的惯习。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场域既是资本作用的舞台，也是惯习养成和延展的地方，更是主体的实践感得以体验的场所（陆鹏飞，2009）。
（二）作为新范式的场域理论
任何一种成功的理论，其本身就是一种可启迪后人的方法，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卢因认为最好把场理论“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科学结构的方法”，许多研究卢因的学者也因此把卢因看作是“元理论家”，把场论视为“元理论”，其体现了整体与动力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申荷永，1990）。
作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取向，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新范式。布迪厄通过长期的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逐渐远离当时盛行于知识界的结构主义，雄心勃勃地发展起一套旨在打通结构与能动、宏观与微观这两个二元对立的理论体系。
1、从二元论到二重性：超越结构与主体
社会对行动者的影响以及行动者以何种方式承载社会，一直是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对于“作为历史的社会到底如何存在”这一问题，西方社会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解读社会的方式，一种是社会物理学的方式，另一种是社会现象学的方式，而布迪厄正是从对这两种解读方式的批判入手来建构其社会学认识论的（刘拥华，2009）。
从涂尔干的《自杀论》发展起来的社会物理学研究，将社会视为客观的结构，社会运行是一系列客观规律产生作用的过程，这一结构决定着个体的行为方式。社会研究要发现外在3
与人的社会事实的规律，而对个体意义的阐释不加关注。另一种取向则相反，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一取向也被称作社会现象学的研究（刘海龙，2005）。文化研究中的受众研究即这一范式，强调主体的意义阐释与解码的能动性。这两种范式，前者从大处着眼，但失之粗疏，后者细致入微，但又常常以己度人，一叶障目（刘海龙，2005）。
布迪厄看来，这些理论取向均有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境，其显著的缺陷就是“二元对立”的或者说片面的思考路径（刘拥华，2009）。布迪厄将社会看作是实践者及其文化所型构而成的有机生命体。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统摄一切的社会实体，而是存在着各个有着自身特定性的小社会，即场域。每个场域都有着一定的自主性和规则性，发挥着制约作用。社会世界既存在于场域之中，也存在于惯习之中；既存在于主观性之中，也存在于客观性之中。
一方面，我们需要明晰场域中结构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行动者的意识与阐释的意义是社会完整性的一个基本要素。经过布尔迪厄的发展，场域理论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普适性的元理论和研究范式。布尔迪厄打破学科界线，用场域分析了品味、艺术、政治、体育、电视、教育等领域，显示了场域理论强大的解释力（刘海龙，2005）。
2、兼容定性与定量的研究范式
卢因认为，对场的研究必须数学化，在这一点上卢因受到卡西尔的影响。卢因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应该突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所建构的理论应该超越学派，为广大心理学家所普遍接受。这促使卢因坚持用一种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他所建构的理论，他认为数学不但可以表示量的关系，也可以表示质的关系，一切人类行为皆可严格准确地数学化（申荷永，1990）。研究者发现，布尔迪厄在进行其场域研究时，也非常注重统计等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罗德尼·本森认为，对场域理论而言,场域中定量和定性方面的变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场域理论是一个兼容定量与定性研究的范式（刘海龙，2005）。
二、媒介场域理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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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迪厄的新闻场域分析
1996年，布尔迪厄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电视讲座，用他的话来说，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讲座内容印成《关于电视》出版，批评直指新闻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书中他提出电视场、新闻场等概念，随后又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将概念整合，提出了“媒介场”（mediafield）的概念。布迪厄分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新闻场域，提供了利用场域理论分析媒介场的框架与思路。
1.新闻场域错综的社会力量：他律与自主的冲突
媒介场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比其他的场域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作用,甚至比政治场更容易受市场、受众的控制。布迪厄关注新闻场域中错综的社会力量，阐释场域斗争的社会意义（刘洋，2016）。一方面，场域既决定着权力斗争的形态，也在斗争中得以重构；另外，斗争是场域内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交错互动的总和（NickCouldry200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新闻场域，是知识分子倾向的严肃报纸和商业运作的电视台之间权力斗争的舞台。商业电视的崛起冲击了严肃报纸的地位，双方在各自的新闻框架下各自实践，强调彼此的区别，巩固各自的地位，新闻场域的结构与规则也在斗争中经历着重构。
另外，商业电视的迅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经济资本，其代价是让收视率成为新闻品质的指标。同时，政界人士发现了电视对大众的吸引力，也开始利用这一平台去煽动民众。这种情形下，政经权力的他治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严肃报纸的批判理念和社会威望构成的新闻场域的自治性力量日渐式微。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的场域斗争也是来自场域内外的各种“自力”和“他力”的较量（刘洋，2016）。
2.媒介场域符号暴力的形成
在对法国电视场的研究中，布尔迪厄重点关注了电视场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所谓符号暴力(symbolicviolence)，是在物质暴力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后产生的一种隐蔽权力（刘海龙，2005）。布迪厄认为资本与权力都可以变成符号性的，并产生一种支配性的影响。比如电视新闻会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猎奇的社会新闻或者名人新闻那里，占用了公众的注意力，从而将公众行使公民权利所应该知道的一些严肃新闻与政治新闻排除人们的视野。另5
外，电视新闻中一些隐秘的审查机制，比如内容的把关机制、采访对象的选择、讨论者顺序的设置都会对自由交流造成阻碍。符号暴力是一种参与者意识不到的共谋（刘海龙，2005）。
不过，同艺术场、学术场等其他文化消费场的研究相比，布迪厄对电视场的讨论较为通俗化，显得比较随意和粗疏,并没有像其他场域研究那样从场域的生成角度来进行历史的描述，也缺乏对微观行动者与宏观结构之间精细地联结。因此，人们想象中全面的媒介场研究，大多来自对布尔迪厄其他场域研究方法的移植（刘海龙）。在此之后，本森(RodneyBenson)、库德瑞(NickCouldry)等一些媒体社会学家对媒介场理论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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