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发(作者：)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总第１３７期）／十一月号现代哲学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ｏ６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３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梅谦立【摘要】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关键词】耶稣会；柏应理；张居正；儒家经典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７－１２ 引 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学者投入最多精力的经典，毫无疑问是《圣经》。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一定关注到在中国也有同样地位的“中国圣经”，即所谓“四书五经”。不过，当耶稣会士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国诠释学传统时，他们需要考虑，究竟什么经典最有权威和代表性？哪些注释家真正诠释了经典的本意？他们反复阅读儒家经典和各种各样的注释评论，跟士大夫们进行了广泛交流，力图理解儒家经典的价值，并按照耶稣会士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儒家经典是否包含“真理”？哪种注解更靠近“真理”？来华的耶稣会士自称他们彻底排斥宋明理学，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先秦儒学。可是，当他们跟当时的士大夫进行交流时能够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吗？他们对宋明理学的排斥有没有某种修辞成分？有没有可能当时的理学影响太过强大，以至于他们无法摆脱朱熹的注解？即便耶稣会士要从自己哲学宗教思想的角度去阅读“四书”，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他们所发挥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某种外来文化能不能发挥儒家诠释学？如果可以的话，在基本知识（语言、原文、注释、思想史）之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关于耶稣会士的“四书”译文，许多学者已经做过很详细的解读，不过，他们的研究往往仅止于较笼统的中西思想比较，而没有深入地把握耶稣会士所使用的中文材料。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试图理解耶稣会士的“四书”译文与中国传统诠释学的关系。耶稣会士对《大学》、《中庸》、《论语》，是翻译还是背叛？简略地介绍耶稣会的翻译工作之后，我们还要追踪中国传统内部的两条线索，去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耶稣会士对“四书”的解读。一、从“学习儒家经典”到“为它们辩护”１６８７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耶稣会士柏应理（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ｏｕｐｌｅｔ）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①家孔夫子》。这本书是耶稣会传教士此前一百年不懈努力的积淀产物。早在１５８３年，来华传教士便开始主要通过“四书”来学习中文。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ｅ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１５４３－１６０７）以及利玛窦（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更是利用“四书”作为主要的语言教材。后来，葡萄牙人郭纳爵（ＩｎáｃｉｏｄａＣｏｓｔａ，１６０３－１６６６）在江西建昌为一些来华不久的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１６８７年）的翻译及研究”（１４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５）的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段性成果。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讲师对于这篇文章提出了宝贵意见。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王格润饰了文字。对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本文为第四届汉学大会上发言的修改稿（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４年９月５—７日）。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ｅｙｎａｒｄ），法国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作者简介：梅谦立（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ｓ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ｔｉｎｅｅｘｐｏｓｉｔａｓｔｕｄｉｏｅｔｏｐｅｒ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Ｈｅｒｄ① 拉丁文标题为：Ｃｔｒｉｃｈ，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ｉＲｏｕｇｅｍｏｎ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ｏｕｐｌｅｔ，Ｐａｒｉｓ：Ｈｏｒｔｈｅｍｅｌｓ，１６８７．６７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年轻耶稣会士教授古文，当时的意大利学生殷铎泽（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１６２６－１６９６）帮助编辑出版了《中国智慧》（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６６２年），包括孔子生平、《大学》及《论语》的前半部分。在文化交流史上，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重大，它被美国学者詹启华（ＬｉｏｎｅｌＪｅｎｓｅｎ）称作①不过，我个人认为“第一本中、拉双语译著”。其重要性更在于，它是在中国首次使用从左到右②后来，殷铎泽把《中横排书写的中文文献。庸》翻译成拉丁文，题为《中国政治伦理知识》（Ｓｉｎａｒｕｍ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Ｍｏｒａｌｉｓ，１６６７－１６６９年）。传教士这样努力地去学习和翻译“四书”，其原因在于，按照利玛窦的“适应政策”，古代儒家保持了原来的一神教信仰，后来，因为佛教的传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原先的信仰几乎消失了。不过，在利玛窦去世之后，他的“适应政策”在传教士之间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杨光先所发起的“历案”，从１６６６到１６７１年，二十三位传教士被软禁在广州。传教士争论“中国礼仪”是否属于迷信的问题。可是，由于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礼仪习惯，而且士大夫和老百姓对祭祀、祭孔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传教士之间针对“中国礼仪”的定义很难达成共识。因此，他们试图回到儒家经典，以孔子的思想为标准来定义中国礼仪，以判断中国礼仪是否属于迷信。在这段时期的传教士群体中，关于“四书”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以多明我会士闵明我（Ｄｏｍｉｎｇｏ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１６１８－１６８６）为代表，他们认为，无论是“四书”的本意，还是宋明理学对“四书”的解释，都偏向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因为基督宗教的思想高于一切，所以不需要阅读一种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儒家经典。第二种解读以殷铎泽为代表，他们认为，宋明理学歪曲了“四书”的本意；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那么“四书”其实与基督宗教并不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从“中国礼仪之争”发展到“儒家经典诠释学之争”的过程。为了回应闵明我等反对者的挑战，殷铎泽改变了他过去的翻译方法。第一，在理论方面，必须把儒家的权威确定下来。因此，他决定系统性地介绍儒、道、佛思想，并证明儒家的优越性。第二，必须把儒家经典与宋明理学更严格地区分６８开来，证明四书跟“无神论”无关。第三，必须在朱熹之外确立另一个权威的诠释者。第四，必须提供丰富的史料来证明，儒家思想在某个具体人物上得以实现。虽然殷铎泽自称要排斥宋明理学，不过，这种表达中其实修辞成分居多，如下文③所论，朱熹对他们理解四书有很大的实际影响。二、朱熹的线索：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传教士最初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学习中文。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陈纶绪发现了一本《四书章句集注》，其中有意大利耶稣会士潘国光（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Ｂｒａｎｃａｔｉ，１６０７－１６７１）所作的笔记，以标示其学习进程。１６３７－１６３８年间，潘国光在杭州学习古文，并花了五个月时间学习④很多年之后，郭纳爵的《中国智慧》《论语》。（１６６２年）也在使用《四书章句集注》的南京版⑤在《中国智慧》、《中国政治伦理知识》、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标记：ｆｏｌｉｏ指南京版本的页码，ｐａｇｉｎａ１指左页，ｐａｇｉｎａ２指右页，§指段落。我们可以确认耶稣会士的这些标记完全符合《四书章句集注》⑥另外，我们也发现，明朝《四书的明朝版本。①②詹启华（Ｊｅｎｓｅ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制造儒很多人以为英国传教士马礼孙（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的家》（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第１１４页。《华英字典》（澳门，１８１５－１８２３年）首次采用了横排书写方式。③关于这个历史背景的细节，参见梅谦立：《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３１—１４２页。④参见陈纶绪（Ａｌｂｅｒｔ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ｉｎＲｏｍ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２，第９—１１页。⑤“ＡｄＬｅｃｔｏｒｅｍ”《致读者》，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中国智慧》：“Ｎｏｔａｅａｐｐｏｓｉｔａｅｉｎｍａｒｇｉｎｅｓｕｎｔ：ｆ，ｐ，§．Ｐｒｉｍａｄｅｎｏｔａｔｆｏｌｉｕｍｔｅｘｔｕｓｉｕｘｔａｏｒｄｉｎｅｍ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南京ｎａｎｋｉｍｅｄｉｔａｅＡｕｔｈｏｒｅ朱熹ｃｈūｈì，ｑｕｉｌｉｂｅｒｖｕｌｇòｄｉｃｔｕｒ四书集注ｓūｘūｓｉěｃｈú．Ｓｅｃｕｎｄ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ｐａｇｉｎａｍ．Ｔｅｒｔｉａｓｉｇｎ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ｕｍｉｌｌａｍ，ｑｕａｅａｌｉｑｕａｌｉｓｐ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ａｔａｂａｌｉ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ｉｎｉｐｓｏｍｅｔｔｅｘｔｕｓｉｎｉｃｏ．”⑥比如在嘉靖（１５２１—１５６７）年间，蔡氏文峰堂所出版的《四书集注》二十一卷，收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ｈｔｔｐ：∥ｎ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ｕｒｎ－３：ＦＨＣＬ：３７７５６３４？ｎ＝７６，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日查阅了网络电子版。１５３８年，陈氏积善书堂所出版的《四书集注》二十一卷，收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ｈｔｔｐ：∥ｎ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ｕｒｎ－３：ＦＨＣＬ：３７７５６２５？ｎ＝７３，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日查阅了网络电子版。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章句集注》的大部分版本都用同样的排版：每页九行，每行十七字，原文独行，朱熹的注释双①我们也知道，四书原文文献有很多区分卷、行。章、段落等的不同方式。朱熹比较习惯把原文很细地分段，在每一两句之后便夹入注释。耶稣会②耶稣会士使用《四士也完全沿袭朱熹的分段。书章句集注》的标准版本，这极大方便了他们跟士大夫的交流。另外，耶稣会士经常到各地传教，有时他们也分开学习“四书”，因此需要用最通用的版本。总之，耶稣会士一直严格地依从《四书章句集注》所提供的原文。不过，根据《中国智慧》中《致读者》（ＡｄＬｅｃｔｏｒｅｍ）的文字，在注释方面，他们参考了“将近二十个诠释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ｅｓｆｅｒèｖｉｎｇｉｔｉ）。其实，在读“四书”的拉丁译文时，随处可见朱熹的影响。这里，我们将列举两三个例子。关于《大学》的开端，耶稣会士把“明明德”译作“精炼天赐予的理性本质”（ｅｘｃｏｌｅ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ｍàｃｏｅｌｏｉｎｄｉｔａｍ）及“返回自己原来的纯真本性”（ｒｅｄｉｒｅａｄｐｒｉｓｔｉｎａｍｃｌａｒｉｔａｔｅｍｓｕａｍ），把“亲民”翻译成“革新人民”（ｒｅｎｏｖａｒｅｐｏｐｕｌｕｍ），把“至善”译作“一切行为完全符合正当理性”（ｓｕｍｍａａｃｔｉｏｎｕｍｏｍｎｉｕｍｃｕｍｒｅｃｔａ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ａ）。这样的翻译，虽然有待③商榷，但明显是受到了朱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耶稣会士关注并肯定了《四书章句集注》所蕴含的理性维度，因为这契合士林哲学。他们把孔子视作哲学家，正如《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个标题所示。在《论语》的拉丁译文中，“哲学家”（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出现了五十多次，经常被用来翻译中文词“君子”，有两次被用来翻译“好学”。《论语》１．１４是以“好学”来描述君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１９．５同样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在这两处，耶稣会士把“好学”翻译成“哲学家”，这样的翻译诠释很有创意，因为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的原意就是“爱智慧者”。对孔子而言，君子的重要品性之一就是“好学”，而耶稣会士经常把“君子”与“好学”都翻译成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我们需要注意，按照《论语》的意思，“好学”并不涉及抽象的哲学理论，而是６９某种生活方式。这一点也符合古希腊对“哲学”的理解。在《论语》的开端，孔子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耶稣会士把“学”翻译成“模仿智者”，这就是朱熹的解释：“学之为言效也”。儒家的“学”包括了智力和道德两方面，而耶稣会士意识到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基督教哲学的基本观念。虽然《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处处可见朱熹的观念，不过，书中却避免提及他的名字。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会士对《四书章句集注》的使用发生了一些变化。１６２４年，耶稣会中华省的“课程计划”提倡用朱熹注来学习《四书》。１６６２年，《中国智慧》的序文中，虽然承认使用《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原文的标准，但是说明主要采用了另一位诠释者的注释。同样，１６６９年，《中国政治伦理知识》的序文中，也提到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可是在广州，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及诠释之争继续发酵，这使得殷铎泽尽量回避提及其翻译工作与朱注的密切联系，以免其“四书”译文被指责为无神论思想。因此，《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前言》完全否定了朱熹及宋明理学家对“四书”的解释：今天，不诚实的士大夫使用自然哲学或“性理”。其实，这样似是而非的名字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祖先的正当王道，相反，它掩盖着很危险的深渊。当他们的思想正在犯很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并不认错，并且表现出让人无法容忍的傲慢：不仅对当代思想，而且对整个古代思想，他们妄图进行评判。他们却从没有想到，那些拥有卓越美德和智慧的古人，事实上正证明了他们自己的不恭和愚蠢。第十九个朝代（宋代）的四位解释①潘国光所用的《四书章句集注》版本也使用了这种排版方式。参见陈纶绪，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ｉｎＲｏｍｅ，第９页。②对于《大学》，朱熹进行了顺序整理及内容补充。关于《论语》的许多重复，朱熹都保留了。在这些方面，耶稣会士参照了朱熹的编辑工作。③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ｅＬｉｂｅｒＰｒｉｍｕｓ《中国知识第一部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中国哲学家孔子》，第１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者，即周敦颐、张载、程子、朱熹，无论如何不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犯错的人，但肯定是错得最严重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评注来点缀经典。更确切地说，他们用自己的评注使许多事情变得隐晦，并卑鄙地玷污了它们。最后，后人将他们视为导师一样追随。仅仅由这四个解释者的意见和权威建立起来的新而有害的教义，一直传到了明①朝的著述中。在他们的翻译中，耶稣会士好几次提出朱熹的“错误”。比如，《中庸》１９章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朱熹认为是有两个仪式，分别面对天和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②但耶稣会士反对朱熹的理后土者，省文也。”③无解，认为只有一个朝拜仪式，即面对上帝。论原文的本意如何，耶稣会士的主要意图在于证明中国古人相信一神教。关于《论语》１４．４３，耶稣会士也反对朱熹的解释。《论语》这个段落涉及到商武丁即高宗耶稣会士利用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专门引出武丁梦见天帝派遣傅说作大臣的情景：“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商书·说命上》）。耶稣会士肯定这个故事，因为它证明了古人祈求上帝或天帝，并且筣回答了祈求。不过，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表达显得很谨慎：高宗梦傅说，据此，则是真有个天帝与高宗对答，曰：“吾赉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说帝，谓无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间所谓“玉皇大帝”，恐亦不可。毕竟此理如何？学者皆莫能答。梦之事，只说到感应处。高宗梦帝赉良弼之事，必是梦中有帝赉之说之类。只是梦中事，说是帝真赉，不得；说无此事，只是天理，亦不④得。朱熹不直接否定武丁真正地梦见过傅说，他甚至肯定这场梦等于某种“感应处”，不过，朱熹所承认的“感应”并不完整，因为他不愿意确认“帝真赉”。耶稣会士把朱熹的话翻译成拉丁文，进而把朱熹称为“无神论政客”（ａｔｈ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ｕｓ），予以很严厉的谴责：解释者朱熹显得无知，或者，由于他对许多事情的无知及他自己的困惑，他不愿意肯定神的真理及意志。［武丁］四千年之后，这些无神论７０政客们和新解释者发明了这个虚构的“理”。他们把“理”理解为某种力量或者自然流动。虽然它缺乏思想与意志，不过它被当作为万物的原则，万物试图回到它那里去。这样，他们的观念⑤扭曲了整个［中国］古代的记载和思想。这里，耶稣会士把朱熹的谨慎立场极端化，因为朱熹本来没有以“理”解释这个记载，而只是说“说无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耶稣会士责怪朱熹不仅不相信天帝或神能真正地回应人们的祈求，他所用的“理学”也违背了古书的本意。对耶稣会士而言，朱熹是政客，因为他不愿意公开宣扬自己的无神论宗教，而容忍宗教作为⑥政治统治的手段。总之，当耶稣会士翻译《四书》时，虽然无法摆脱朱熹的影响，甚至完全接受朱熹的很多观念，特别是关于理性的强调，这使得他们把儒家思想视作哲学；不过，他们激烈地反对朱熹的宗教思想。利玛窦已经在《天主实义》（１６０３年）中批评了“理”、“气”、“太极”等观念，可他还是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学习《四书》。随后，传教士感觉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①Ｐｒｏｅｍｉａｌｉ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前言》，《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７页。Ｌｉｂｅｒｓｅｃｕｎｄｕｓ《中国知识第二部分》，《中国哲学家孔３４页。②③夫子》，第５９页。其中他们也提到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提出了这个观念。（参见［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梅谦立注、谭杰校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９９页。）这项国家祭祀礼仪中对“天”、“地”的“分”与“合”问题，早在耶稣会士来华以前，就在明代前中期引发过巨大的改制争议和讨论，大量儒家士大夫学者参与其中，论争一度非常激烈。在明史研究中，现代学者对之也有不少梳理研究。（参见赵克生：《明代郊礼改制述论》，《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１２—１７页。感谢王格同学提供了这篇文章。）④⑤［宋］朱熹：《朱子语类》７９卷，朱维铮编，海口：海Ｌｉｂｅｒｔｅｒｔｉｕｓ《中国知识第三部分》，《中国哲学家孔夫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５年，第８５５页。子》，第１１０页：“Ｅｔｈａｃｔｅｎｕｓｑｕｉｄｅ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ｓＣｈｕｈｉｑｕｏｓｅｖｅｒｔａｔｉｇｎｏｒａｎｓ；ｃａｅｔｅｒùｍ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ａｉｌｌａｅｔ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ａｔｅｓｕａＶｅｒｉｔａｔｉ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ｅｑｕｅＮｕｍｉｎｉｓｖｅｌｉｎｖｉｔｕｓｆａｖｅｎｓ．Ｌｉｈｏｃａｔｈ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ｒｕｍｆｉｇｍｅｎｔｕｍｑｕｏｄｐｉａｍｐｏｓｔ４０ｓａｅｃｕｌａｉｎｖｅｎｔｕｍàｎｏｖａｔｏｒｉｂ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ｂ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ｕｎｔａｕｔｅｍｐｅｒＬｉｖｉｒｔｕｔｅｍｑｕａｍｄａｍｓｅｕｉｎｆｌｕｘｕ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ｍｍｅｎｔｅｅｔ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ｅ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ｓ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ｒｅｒｕｍｏｍｎｉｕｍ，ａｄｑｕｏｄｏｍｎｉａｃｏｎａｎｔｕ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ｔｏｔｉｕｓｒｅｔｒｏ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ｅｔｓｅｎｓｕｍｉｎｓｕａｍｄｅｔｏｒｑｕｅｎｔｅｓ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ｍ”。⑥参见梅谦立：《利玛窦佛教观的日本来源及其中国儒家上的应用》，《孔子研究》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１１７—１２３页。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因为传教士都认为朱熹与宋明理学都偏向无神论，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朱熹的无神论思想也注入到了《四书章句集注》中。因此，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他们的策略有两点：第一，不再标明他们大量使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编辑及注释，把他们对《四书章句集注》的使用隐瞒起来；第二，如果要提到朱熹，主要是为否定①换言之，通过朱熹的解释可以证明，他的观念。孔子是一个哲学家；不过，还要通过另一个诠释者来说明，孔子并不是无神论哲学家，而是有宗教情感的哲学家。三、张居正的线索：有宗教感的孔子早在１６１０年，《四书直解》就已出现在南京②１６２４年，耶稣会的耶稣会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士的“课程计划”表明，《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直解》可以同时使用。后来，虽然耶稣会士还会继续使用《四书章句集注》，但更多地采用了张居正的《四书直解》。比如，在《中国智慧》的序（１６６２年）中，殷铎泽就交代，他们③这里，参考了二十个注释家，特别是张居正。我们首先要简略介绍张居正的思想及其《四书直解》，然后说明耶稣会士为什么选择了他的评注。作为太傅的张居正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做过两次太傅，这使得他很快晋升到了最高职位。１５６３年，他首次担任朱载篨（１５３７－１５７２）的太傅。那时，已经二十六岁的朱载篨不一定受到了张居正的深刻影响，但一定对张有足够的信任：１５６７年，当朱载篨成为隆庆帝时，由张居正及其他四位太傅担④１任内阁大学士。５６８年，隆庆帝立朱翊钧（１５６３－１６２０）为皇太子。１５７０年，张居正上奏，敦促皇太子尽快出阁受学：“早一日，则有一日培养之益；迟一年，则少一年进修之功。唯⑤并且提到了周公如何培养成王。皇上深省焉！”１５７２年，张居正第二次担任太傅。几个月之后，朱载篨在刚满三十五岁时突然病逝；高拱（１５１３－１５７８）被迫下台，张居正随即成为了内阁首辅。从十岁至二十岁，万历皇帝由张居正教导。按照明英宗皇帝（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在位）所确立的⑥：早规矩，为皇帝的讲学中，有所谓“日讲”上，皇帝朗诵十篇经典，太傅及六个讲师轮流解７１释；在处理国家事务之后，皇帝要学习一百个汉字，寒冬时只需学习五十个汉字；中午之前，他要阅读《资治通鉴》；晚上则要复习早上的课程⑦这样，从１内容。５７２至１５７５年，万历皇帝用了三年时间学习《大学》、《中庸》；之后又用了六年时间学习《论语》；从１５８１年起开始学习⑧１《孟子》。５８２年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仍坚持阅读《孟子》。每个“日讲”要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六个讲师首先要准备讲稿，讲稿需得到张居正的批准；上课的时候，如果张居正不能亲自参与，应有另外一个内阁阁老出席。上课时人数不多，所以万历皇帝跟张居正以及其他老师之间，可以有一些互动。皇帝的教育跟一般人有些不同。首先，皇帝不需要准备科举考试，因此就没有必要十分精确地记住《四书》原文及相应的注释内容。１５７４年，张居正决定将朗诵经书的数目由原先的每天十篇减少到每天五篇，因为皇帝“唯融会其意⑨。张义，体贴于身心，固不在区区章句间也”①两处朱熹的观念受到耶稣会士的公开肯定。第一处，在翻译《论语》１０．１０时，耶稣会士提出，注释家包括朱熹都承认“傩”这种古代宗教仪式。朱熹《论语集注》：“傩，所以逐疫，周礼方相氏掌之。”不过，朱熹也低估这个宗教仪式，称之为“戏”。在其他地方，朱熹把“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论语》２０．１）解释为：“简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请命而伐桀之辞也。”也许这两处已经存在于早期的初稿中。在巴黎柏应理做最终的编辑工作时，他也许没有注意这两处，因此将它们保留下来。②参见ＡｄＤｕｄｉｎｋ，“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ｈｏｕｓｅａｔＮ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ｄｅｕｐ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６１６－１６１７（ＳｈｅｎＱｕｅ，Ｎａｎｇｏｎｇｓｈｕｄｕ，１６２０）”，ｉｎ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Ｍａｓｓｉｎｉ（ｅ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ｙＪｅｓｕｉ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ＸＶＩＩＸＶＩＩＩ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１９９６），第１４７页。③詹启华说利玛窦在翻译四书的时候使用了《四书直解》，不过他没有提供任何依据。参见詹启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第８５页。④⑤⑥⑦熊召政：《帝王师张居正》，《张居正讲评论语》，陈生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论语直解〉研究》，台与日讲不同，经筵在文华殿进行，比较隆重：皇帝坐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论语直解〉研究》，第３４—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论语直解〉研究》，第５３—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论语直解〉研究》，第玺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页。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２００７年，第２９页。着，张居正站着，讲先王之德。３５页。⑧５６页。⑨８２—８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居正这样理解皇帝学习经书的目的：“唯明德、①“新民、正心、诚意、修己、治人之方。”平天下”是皇帝的独特责任，而这个任务和他的治学修养密不可分，如张居正所说“盖统治天下之道②具于经书”。张居正的思想关于张居正的历史角色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不过很少有研究涉及他的思想。张居正的政治理念基于正统儒家思想。他认为正德、嘉靖以来的政治社会问题源于朝廷的腐败与软弱，因此造成异端思想的流行。张居正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申其说于天③。的确，在万历时期，在私立书院中萌发下”了很多新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大力倡导“三教合一”。张居正认为私人书院挑战了正统思想，在１５７９年，即他去世的三年之前，张居正下令关掉国内所有私立书院，以禁民间讲学。同一年，泰州学派学者何心隐（１５１７－１５７９）因批评张居正把控朝政，被捕入狱，并终命于牢狱之中。因为张居正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很多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张居正是法家。１９５０年，著名学者熊十力（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写了长文《与友人论张江陵》为张居正辩护：明代以来，皆谓江陵为法家思想，其治尚武健严酷，禁理学，毁书院，令天下郡国学宫减诸生名额，毋得聚游谈不根之士……今当考辩者：一，江陵学术宗本在儒家而深于佛，资于道与法，以成一家之学，虽有?于法，而根底与法家④迥异。向来称为法家者大误。根据熊十力的说法，虽然张居正确实强调法治制度，不过，他治人不基于暴力而基于修心，这是儒家的标志；张居正并没有把儒、释、道、法放在同等的地位。如此，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融汇论者（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ｔ），而只能说他是在儒家的⑤熊十力对张居基础上，兼采释、道、法各家。⑥正的评价很高，认为“江陵盖有哲学天才”。张居正跟阳明后学的著名人物如罗汝芳（１５１５－１５８８）及聂豹（约１４８７－１５６３）有书信来往。最近北京大学张学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指出张居正受到了心学的影响。比如，张居正认为辩论对修养有害，因而非常赞同聂双江的⑦。张“归寂主静之学”，认为“实用功去之学”学智也说明，张居正跟心学家一样重视个人修养７２及治国。因此可以说，张学智的结论与熊十力是大体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张居正为什么如此看重“四书”：因为他认为，除非皇帝通过“四书”反省自己，否则，就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四书直解》的特征在讲完《大学》之后，张居正与其他士大夫一起对讲稿进行了修订，并于１５７３年出版，张居正作序。大约在１５９０－１６００年间，才有完整的《四书直解》出版。许多版本把张居正作为单独作者，因此，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没有注意到《四书直解》本来是集体合作的产物。１５８２年，张居正去世之后，他的政敌控告他贪污腐败，万历皇帝随后下令没收张氏家产。虽然如此，《四书直解》却能够继续正常地刊行和流通。例如，１６１１年，在万历统治之下，张亮在福建出版了《重刻内府原版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里面有著名学者焦（１５４０－１６２０）的注。１６２２年，也就是在万历皇帝去世两年之后，张居正被平反。明清易代之后，１６５１年，吴伟叶（号梅村，１６０９－１６７２）出版了《四书张阁老直解》。１６８４年，康熙皇帝读过《尚书直解》及《四书⑧直解》之后，称赞道“篇末具无支辞”。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来说明《四书直解》的主要特征：（１）它是为皇帝写的，比较重视人治，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普通士人为阅读对象；（２）思想基本统一，没有像朱熹那样提及前辈诸多学者的不同观点；（３）代表官方思①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论语直解〉研究》，第［明］张居正：《帝鉴图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参见张学智：《张居正吏治中的哲学》，《国际儒学研８３页。②③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６页。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８页。④⑤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熊十力全集》第５卷，孟德卫把张居正视为融汇论者。参见ＤａｖｉｄＭｕｎｇｅｌｌｏ，第５５１页。“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Ｕ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ＣｈüＣｈｅｎｇ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ｉ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ＦｏｕｒＢｏｏｋｓ（１６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１），第１５页。⑥⑦⑧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第５７０页。张学智：《张居正吏治中的哲学》，第３０５页。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论语直解〉研究》，第４页。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想，没有引入个人的观念；（４）表述大意，有字词解释，介绍了一些背景，贯通地进行解说；（５）重视实用，没有像朱熹那样大量地讨论理论问题；（６）取消了许多重复内容，没有像朱熹那样重视版本；（７）代表张居正、内阁、讲师等的综合思想；（８）大量使用朱熹的注释。耶稣会的选择理由从１６２４年起，耶稣会士开始阅读《四书直解》，并于１６６２年起，着手将其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经常提到的“张阁老”（ＣｈａｍＣｏｌａｕｓ），即张居正。在该书《前言》的结尾，他们陈述了之所以选择《四书直解》的理由：然而为何挑选这样一个解释者是合适的，而非其他人？因为他的注疏流传甚广，并为传教士们看重。虽然他是近世的注疏者之一———实际上是最近的，然而看上去他更可信，其著作中的谜团和新奇之处比其他的注释者更少。因此我们主①要依据他。除了张居正本人及《四书直解》的权威性之外，耶稣会士认为它更可靠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很少讨论宋明理学的“谜团和新奇”。耶稣会士的判断是很准确的，因为如前所述，张居正似②不乎不太喜欢讨论理论问题，而更强调实用。过，他们所说的理由中，并没有积极地肯定《四书直解》究竟在哪方面是可靠的，因此恐怕耶稣会士所提供的理由不够全面。研究《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学者也曾试图解释耶稣会士的选择理由。澳大利亚学者鲁保禄（ＰａｕｌＲｕｌｅ）分析了耶稣会士的拉丁文翻译，不过他主要是与《四书章句集注》比较，并强调耶③美国学者孟德卫（Ｄａｖｉｄ稣会士与朱熹的不同。Ｍｕｎｇｅｌｌｏ）更进一步认为，选择《四书直解》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耶稣会士正在学习文言文，而《四书直解》文字浅白易懂，因为它是为幼年皇帝所作；第二，张居正的解释避免了无神④如上所论，第二个理由缺乏说论及唯物主义。服力，它并不能说明耶稣会士选择《四书直解》而非其他诠释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脚，因为殷铎泽、柏应理等人中文水平相当高，⑤孟德卫也认为，有能力阅读和翻译更难的作品。张居正与朱熹的解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耶稣会⑥不过，这种说法也士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区别。７３很难说明为什么他们选择了张居正的诠释。詹启华也研究过《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但他没有很深入地阅读《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直解》。詹启华提出“耶稣会士制造儒家”的说法。这个立场恐怕太过于极端，因为耶稣会士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往往也有根有据。比如，根据詹启华所论，耶稣会士发明了“孔夫子”这个名字，但是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的考证研究否决了这种说法，王庆节证明中国民间早已用“孔夫⑦罗莹的子”这个名字来表示对孔子的尊重。《儒学概念早期西译初探———以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为中心》有更详细的分析，不过她⑧没有深入研究“四书”的评注。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学者未能很好地把握耶稣会士的翻译，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地阅读《四书直解》，也没有把握《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直解》在内容方面的不同，自然也就很难理解耶稣会士选择《四书直解》的理由。我曾经说明，张居正对“四书”的解读符合耶稣会士的政①Ｐｒｏｅｍｉａｌｉ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前言》，《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１１４页；Ｍｅｙｎａｒｄｅ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Ｒｏ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Ｉｅｓｕ，２０１１，第２３４页。②在《论语》译文的结尾，耶稣会士还强调他们所用注释的来源：“虽然诠释部分看起来很多，但读者应当明白诠释部分在大小和厚度上都不能和我们常常引用的注释者张阁老相比较。就像我们在它处所说的，我们常常借用他的注释。除非因为更为明白易懂和清晰的原因而运用其他学者的说法，否则其他部分都来自于我们这位注释者。几乎全部的注释都仅仅来自于张阁老，所有的观点都属于他。”（《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国知识第三部分》，第１５９页。）③ＰａｕｌＲｕｌｅ，Ｋｕｎｇｔｚｕｏ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Ｓｙｄｎ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１９８６），第１１６－１２３页。④孟德卫（ＤａｖｉｄＭｕｎｇｅｌｌｏ），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ａｎｄ：Ｊｅｓｕｉ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第２８１页；《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⑤殷铎泽著有《耶稣会例》，柏应理著有《徐光启行略》、《四末真论》、《天主圣教百问答》等。Ｒｏ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Ｉｅｓｕ，２０１１，⑥⑦孟德卫，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ａｎｄ：Ｊｅｓｕｉ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詹启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第８４—８６页；王ｇｉｎｓｏｆ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第２８０页。庆节：《孔夫子：舶来品还是本土货？》，《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３８－４２页。⑧罗莹：《儒学概念早期西译初探———以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为中心》，２０１１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治观。比如，与朱熹不同，张居正认为《大学》是为君主所写的，并把“四书”作为君主的政治理想，突出先王的领导角色。从耶稣会士的翻译来看，他们吸收了这些君主制度的思想，因为他们自己在欧洲也偏向于君主主义，经常拥护绝对①不过，除了政治思想之外，还有另君主制度。外一个关键理由让他们选择《四书直解》，即张居正的“敬天”、“天人感应”、“鬼神”等宗教思想。敬天孔子曰：“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３．１３）在注释里，耶稣会士讨论了朱熹与张居正对这番话的不同理解。朱熹认为：“天即②不过，耶稣会士不满足于某种匿名原则，理。”认为朱熹扭曲了本意。相反，张居正则强调天的③地位：“盖天下之至尊而无对者，惟天而已。”对耶稣会士而言，张居正的意思是说天在理之上，而不是朱熹所说的“天即理”。④同样，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