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4日发(作者：)
第一节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及其覆灭
一、国民党的建立及其对“政党内阁”的幻想
（一）唐绍仪内阁的垮台与国民党的建立
袁世凯取得最高统治权后，表面上表示遵从《临时约法》，在政治上允行内阁制。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前，也即在1912年3月组织了第一届内阁，即唐绍仪内阁（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袁世凯为摆脱责任内阁对总统的约束，直接干涉操纵内阁，几乎控制了该内阁的要害部门，如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便坚决不肯交给黄兴，而由他的亲信段棋瑞充任。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独断专行，在6月间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而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王芝祥“改委事件”）“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改良派的两个阁员也不安于位而辞退，唐绍仪内阁很快垮台。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民主党、共和党等一些新的政党纷纷成立，这些政党主张建立坚强稳固的中央政府，要求实行政党政治，分享政权。全国掀起了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的实验。革命派中，宋教仁为首的议会派更是以为唐绍仪的责任内阁解体，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实行政党内阁，因此更加积极的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试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订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抵制袁世凯的独裁行径。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代理的名义实际主持党务。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比同盟会大为减退，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时期的“男女平等”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但由于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参加，声势浩大，成为第一大党。以前对于宋教仁的活动评价偏低。其实革命的中心是政权问题，议会斗争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共和反对专制，比孙中山的实业救国路线要高明。此外，宋教仁的活动也维系了一部分革命分子，保持了与袁世凯在政治上对立的势力。
（二）第一届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刺
从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竞选，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宣布政见，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他还拟订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准备在他当政时施行。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结果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根据《临时约法》，将由国民党组阁，宋教仁将担任国务总理。这对袁世凯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最后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此即为“宋案”。 宋教仁被刺是袁世凯公开破坏内阁制的标志。4月26日，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行刺的主谋是袁世凯自己，直接布置暗杀行动的是他的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将赵秉钧调为直隶都督。次年２月，赵秉钧被袁世凯毒死灭口。
二、“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二次革命”发生在1913年，亦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一）过程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许多革命党人也看清了袁世凯破坏共和的专制面目，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立即回国，力主武装讨袁。但是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即通过国会、司法，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或“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暗杀袁世凯”，以免战争
糜烂大局。孙、黄意见相左，各省革命党人难定进退，皆持观望态度静观事态发展。因此未能及时发动。1913年4月，袁世凯又越过国会，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与此同时，袁世凯暗中调动军队，迅速完成了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军事部署。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钓、广东都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之职，北洋军分三路南进，发出战争的信号。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国民党人奋起反抗。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起兵讨袁，黄兴、胡汉民、柏文蔚等也通电反袁。8月中旬及9月初，江西、安徽、上海等地相继沦陷落入北洋军之手，国民党被袁世凯加诸“叛党”的罪名而失去合法活动的空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结束。袁世凯实施武装统一政策，最终除桂、黔、川、滇四省由地方军阀盘踞外，其他各省都为北洋军阀及其附庸所控制。
（二）失败原因
1、反革命势力相对强大
在军事上，袁世凯北洋集团拥有明显的优势。袁动用了除东北边远地区以外的全部兵力，仅用以对付赣、宁地区就投入北洋军四个精锐师，外加姜桂题的毅军、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还有协同作战的海军。这些军队都有经过较正规的军事训练，装备精良，无论在数量或战斗力方面都超过临时动时动员招募的讨袁军。在政治上，尽管各地军阀、官僚和立宪派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在反对孙中山“过激党”人方面却完全一致。袁世凯依靠这些反动、保守势力的支持，顺利地实现了“武力统一”。外交上，袁集团得到列强源源不断的财政和武器援助。列强还公开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2、国民党的讨袁军存在严重弱点
讨袁军虽“联军十万，拥地数省”，但是它却存在着以下弱点。一是只以讨袁和维护约法、共和为号召，提不出切实关系人民群众的斗争纲领，因而形成单纯的军事冒险，得不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二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国民党涣散蜕化，很难起到革命领导核心应有作用。而独立各省步调不一，省自为战，军事上缺乏统一部署和指挥，此起彼伏，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国民党领导人动辄临危出走，三军无主，纵有少数中下级官兵自觉浴血奋战，也不免全军溃败。
3、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迅速掀起兴办实业的热潮。资本家迷醉于企业的发展和丰厚的利润之中，他们轻信袁世凯“保护商民”、“振兴实业”的诺言，十分厌倦和害怕新的革命动乱。“二次革命”爆发后，除少数急进的资本家积极参与讨袁之外，绝大数资本家都倒向袁一方，反对“二次革命”。
（三）意义
“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而举行的又一次武装斗争。它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标志着辛亥革命最终失败。
三、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及其帝制活动
（一）军阀和北洋军阀
1、军阀的界定
关于军阀的界定，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李新认为：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并在这块地盘上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军阀政治上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在封建社会中实行这种统治形式的，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军阀。（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１期）。来新夏不同意这种定义，他的定义是“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
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来新夏认为中国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作科学的定义，殊属不易。（来新夏《论近代军阀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２期）
2、北洋军阀
关于北洋军阀，一般认为它起源于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来形成一支政治军事集团，结束于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从兴衰角度来分，北洋军阀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到1912年袁世凯夺权前止。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夺权起到1916年6月袁毙命。衰落阶段:1916年6月袁毙命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孤灭阶段:1926年7月北伐开始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
至于其特点，学术界表述不一。但是一般都承认：它有一支军队和地盘，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进行专制统治。但是，对其财政来源和经济基础，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
关于北洋军阀的性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武装。二是认为它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又带有资产阶级色彩。因为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业利润大大超过地租剥削所得，从而吸引军阀们向工业投资；军阀们通过土地榨取地租和投资获得利润，并进行高利贷剥削，三种资金互相转化，互为增值，使这批人成为地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资产阶级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
（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与洪宪帝制
1913年，袁世凯以武力扑灭南方革命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发动武装统一政策一时取得了成功，除桂、黔、川、滇四省由地方军阀盘踞外，其他各省都在北洋军阀及其附庸的统治下。此后，他进一步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破坏国会和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主要分三步进行。
1、选为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操纵政治，利用进步党，以熊希龄组阁，然后在宪法制订前炮制《大总统选举法》。1913年10月６日，匆忙进行选举，议员们在军警包围和威胁下，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饿着肚子连续投票三次，才不光彩地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2、进一步摧毁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变为具有皇帝权力的总统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与此同时，进步党遭到打击，熊、梁先后去职，与袁脱离关系。1914年5月袁世凯取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力。另外还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可以连选连任，也可以不选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实质上总统取得了皇帝般的权力。
3、复辟帝制
在取得专制统治权的同时，袁积极进行帝制的复辟活动。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一般认为是袁世凯一人使然。诚然，对君主政治的倾向和不可遏制的权力欲望是袁世凯走向帝制的主观原因和思想根源。其实，这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一是民国成立后，中国虽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是此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它不可能解决当时存在的地方独立意识、中央财政困难等问题。而且，习惯于集权的袁世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些原则是不能接受的，他从以往的政治习惯出发认为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等问题就必须集权。既然民主制不行，那么只是君主制可以解决问题。
二是民国初年，中国虽然建立起了民主政治，但是传统的政治心理和文化传统并不能够一时中断。它们的延续对袁世凯的复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主张复辟的有袁克定、杨度、段芝贵、汤芗茗、陈宦等人。袁克定等人所制造的假《顺天时报》对袁世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杨度积极地进行帝制的宣传，1915年，他发表了《君宪救国论》。他还在袁的授意下拉拢严复、李燮和、孙毓筠、胡瑛、刘师培等组织筹安会，为袁称帝大肆鼓吹。陈宦、张作霖等军阀还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予以支持。
三是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还得到列强的支持。当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日等国围绕着山东问题进行争夺。它们以帝制为筹码，投其所好，对袁进行笼络。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也著文为其鼓噪。这几种原因最终导致了袁世凯复辟的出现。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接着大授爵位，31日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极典礼。但是，袁世凯复辟却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3月23日，袁氏不得不取消帝制。袁氏复辟失败。关于袁世凯做皇帝的时间，学术界有分歧，有82天、83天、102天三种说法。
四、护国运动与洪宪帝制的覆灭
（一）反袁统一战线的形成
1、白朗起义
河南省宝丰县绿林头目白朗(1873～1914)﹐为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于1912年发动的农民起义。
主要集中在1913年夏-1914年8月，是民初反袁世凯专制统治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有力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信心，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定性：普遍认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间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农民起义
2、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选择继续革命，在护国战争之前，前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号召推翻袁世凯统治，重建民国，是反对袁世凯的精神领袖。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中心任务是反对袁世凯；在组织上，采取秘密结党的形式，并规定了绝对服从孙中山的组织原则。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缺陷如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无反帝纲领，等等。正是这一系列落后性的存在，使得许多革命派人士拒绝入党。1914年8月，部分革命派在日本成立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活动，推举黄兴担任名誉领袖，国民党中的稳健派组成，主要是追随黄兴的国民党军事骨干。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策略上反对孙中山一派的急进，主张缓进。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确立了武装讨袁的政策，与孙中山以及进步党等其他派联合斗争。
3、梁启超等人反对复辟的活动
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以前追随袁世凯，相信只要民国在，国会在，民主在，但是之后态度转为反对袁世凯，有两件事对他们态度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二十一条交涉，一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允许政党存在，进步党作为整体进入政权不可能。1915年9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明了坚持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的基本态度。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二）护国运动
1、爆发及发展
在全国反袁浪潮的推动以及革命派和进步党的推动下，蔡锷首先在云南统一了各派力量，于1915年12月25日通电反袁，宣布云南独立，组成了讨袁的“护国军”，标志护国运动的发生。
袁世凯得到消息，一面下令征伐，派三路大军分别从四川、湘黔、粤桂向云南进攻；一面派出特使，向日本寻求援助。但是，日本看到袁世凯已经完全失去民心，若再支持于己不利，决定抛弃他而另行物色新的代理人，表示不能承认洪宪帝制。在帝制活动中，袁世凯一直把日本看成是最可靠的支持者，日本态度的突然转变，使他惊恐万分。他下令延期“登极”，
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护国军。但护国反袁的正义之举，顺应了历史潮流，很快得到各省响应。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2-3月间，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开展武装反袁斗争。全国上下反袁的情势也加速了北洋军阀势力的分裂。云南独立后，袁的心腹大将江苏将军冯国璋就与反袁势力暗中联络。前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乘机倡议另组新政府，维护共和。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无可奈何地于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废除了“洪宪”年号，重新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布第二次《讨袁宣言》中，宣称 “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5月8日，西南各省反袁势力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为首的军务院，表示与袁世凯政权的公开对抗。5月下旬，袁的两位心腹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迫于形势，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惊恐绝望，一病不起，终于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于6月6日毙命。护国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2、领导者
关于护国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存在分歧。一是各派联合发动说，认为护国运动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蔡锷、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二是孙中山中华革命党领导说。认为这种领导主要是指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孙最先举起护国反袁的旗帜，一些革命党人参与了云南护国战争的发动，并成为护国军的各级军官。三是梁启超领导说。认为进步党为护国运动制定了较为正确的方针、目标和具体步骤，进步党联合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组成护国反袁联合战线，并进行了武装斗争，梁进步党人投入实际斗争，起了表率作用。四是蔡锷、唐继尧核心领导说，认为护国战争是一次以他们为核心领导、中下级军官参加的战争。
关于梁启超和蔡锷的作用。梁、蔡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在被袁欺骗后，依然反袁，并组织进步党进行反袁，他的行动对其学生蔡锷也产生了影响。蔡在民初支持袁，在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袁世凯复辟时，杨度多次劝蔡锷赞成，并要蔡锷劝说梁撰写文章赞成帝制。蔡未表同意，他与梁密谈后，决定采取如下的反袁策略：梁公开反袁，蔡表面赞成，实际上反袁。蔡曾对梁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意见说“我们先生书呆子。不识时务”，“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当时，蔡受到怀疑，决计离开。但是，当时在袁的控制下，难以离开。传说是蔡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然后从天津潜至日本，再赴云南发动起义的。其实不然，当时蔡患病。他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无心于政治，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另一方面蔡提出自己生病，要求休假，并要求到日本休养。为此他先后四次呈文请假，均得袁的同意。这样他得以名正言顺地赴日。“以病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也成为蔡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护国战争后不久，他就因（肺结核）病逝。战争期间，蔡虽以病重，但是依然以其坚韧的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感化士兵，坚持抗袁，对于整个护国运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3、性质
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帝制自为为主要目标，以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次革命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孙中山把归结到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范畴，称其为“第三次革命”。
4、意义
该运动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要求民主共和的愿望，在形式上恢复中华民国和共和制度，有进步意义。但是之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