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2日发(作者：)
论自由教育之中国当代社会
论自由教育之中国当代社会
摘要
自由教育是否适合中国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注定着要扮演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那么就大学生而言是否应该接受这种颇受争议的通才教育？怎样才能让大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将何去何从？
关键词：自由教育 大学生 社会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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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教育之中国当代社会
“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对。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孰优孰劣，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下面我们着重来讨论“自由教育”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关系。
中国社会被封建制度奴役了两千多年，现在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封建思想在很多人心中依旧是根深蒂固。或许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观念会发生质的改变，但我认为现在一味地追求西方所谓的“自由”不是一个很明智的行为，至少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是这样。反而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当然啦，这只是单纯从进一步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意味这我们要完全摒弃“自由教育”。或者说专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对社会的促进同样重要，只不过对于不同的社会时期其重要性所占的比重不同罢了。
从十八世纪英国吹响工业革命的号角时起，一向大国自居的中国就慢慢地跟不上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的步伐。虽然从晚清开始就有许多仁人志士在探寻救国的道路，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成效，或者被战争扼杀在摇篮中。真正迎来曙光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世界格局的该变，为中国带来3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间。我们可以自信的说: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和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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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况且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很复杂，我们更需要稳定的经济﹑科技等基础，然而这些方面都离不开工业的发展。然而谁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知识都学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放弃“通识教育”，学校也不得不采取“因材施教”。
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由教育，从一开始“自由教育”就是针对自由人所提出来的，是以受教育者具有闲暇为前提﹐又以受教育者充分利用闲暇为手段。目的在于探索高深的纯理论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实施自由教育适合于“自由人的价值”﹐可以获得智慧﹑道德和身体的和谐发展自由教育同职业训练截然不同﹐前者高尚﹐后者卑下。他认为各种行业的实际操作是奴隶们的事务﹐它有损于智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在法律上虽属自由人﹐但若醉心于狭隘的功利﹐学为干禄﹐必然妨害对纯理论的钻研﹐同样也是不自由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区分﹐反映了在古希腊﹐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只能享受不同的教育。（注：引用）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满足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自由人”似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如果在学校强行推行自由教育，估计对大多数中国的大学生会是一种摧残。那么我们不得不重新给“自由教育”下定义了。
其实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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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神学。但这这种解释也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观念，因此自由教育被解释为：通识教育或文雅教育。这也是一个很广义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用来培养“聪明人”的一种教育模式，所谓“聪明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哲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哲人”的含义似乎和古代西方的“哲人”大相径庭。古代西方的“哲人”是指那些从纯理论上对科学提出猜想，对当前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对理想社会提出构想的人。而当代的哲人则偏重于文学创作，自身修养的发展。
社会需要“哲人”，我不否认哲学家对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但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哲人”，况且要想每个人都成为哲人也不太现实。
因此，“自由教育”是一种适合少数人的教育模式，虽然一些大学强调这一教育模式，但也并非一味地追求“自由教育”。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其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在强调专业教育的重要性。
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中国要想维持一个大国的地位。首先我们绝对不能一味的推崇西方的模式，必须保持自己名族文化的权威性。其次我们要维持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越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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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个奇迹。但就中国国民而言，我们并不富裕，至少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再者，我们还面临着能源短缺的问题。我们的产品的绝对产值并不高（注：这里的“绝对产值”是指单位产值所消耗的人力资源，能源资源），我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廉价著称，看上去在产品价格上已经存在了明显的优势，不需要在压缩我们性价比，其实不然，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产品上写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是写着“CREATED IN
CHINA”？这就存在另一个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知识产权。相比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成果并不多。比如：在电脑的处理器，汽车的发动机等方面，我们拥有的知识产权并不多，从某种程度上大大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更需要专业的科技人才，更何况中国社会还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期，内的生产模式虽然基本定型，但并未成熟，还存在许多弊端。
既然中国社会更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那么如果在当代的中国高校一味追求“自由教育”那就会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左。因为当代的“自由教育”已经不是为了培养科学家了，换句话说西方目前随推崇的自由教育培养科学家不是不可能，但就其难易程度来说就很难于专业教育相媲美。因此在西方追求“自由”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并没有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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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大纲，麻省理工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著名的教育家——纽曼，他在十九世纪提出来“大学教育”的概念。重新对大学﹑大学生﹑大学的教育模式与学生的发展进行划分。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提到：尽管“自由教育”提倡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课程也较少，不是一种狭义的教育。但是前提是：课程少造成的知识面狭隘是能够通过从整体上让学生留意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弥补。（注:取自《最伟大的教育家》）
著名的教育家——雅克·马里坦，在《教育在十字路口》一书中也提到“教育并非塑造柏拉图式的自由人，而是培养属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历史时期独具特点的人。”
那么按照雅克·马里坦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教育是为了社会服务的，并非一味追求自身境界有多高。当然啦，如果在能够为社会做出必要的贡献的同时能够让自己个人修养的境界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么这就是两全齐美了。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自由教育并不值得广泛推崇。我们完全可以在学校设置一些适合自由教育的专业课程，让一部分人先去探索一下自由教育的道路是否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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岖。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或许会有一天大多数中国人会去追求自由教育。在我们并没有弄清自由教育的道路是否平直情况下，我们去一味地追求自由教育就意味冒险，但在当前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不能承受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就像西方的一些媒体，天天在那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与周边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弄得很紧张。他们之所以会担心中国，与其他们缺少判别能力，不如说他们害怕不确定因素。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媒体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既然我们已没有太多余力去经受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后果，那么我们就不能去冒险，切不可照搬西方所谓的经验。其实历史也已经给过我们教训：洋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前期照搬照套俄国十月革命确立的“以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方针，解放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教训告诉我们一味照搬照套别人的经验是会付出代价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我们要永远死守中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就像中国坚守了“科举制度”一千多年那样。答案很明确，因为这种做法很愚蠢，甚至连这种想法也会令人捧腹。既然这样，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前些日子有幸听到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的讲座，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提到：我不支持现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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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随着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人们会接受会习惯自由教育，或许也会发现另一种更适合中国的教育模式。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是什么样的模式会适合中国。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人作为先锋，去帮助我们去探索，帮我们弄清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在社会中许多人对当代的大学生提出了质疑，更有甚者说：“中国的大学就像一个工厂，一个能够‘加工出能够加工产品’的产品的工厂，而且是批量生产，规格都差不多，中国需要西方的教育模式——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正如我前面强调的那样，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自由教育。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自由教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完全的自由教育。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在提倡专业教育的同时同样得注重素质的提升，我们完全可以在闲暇的时间里研读一本或者两本经典，但如果你不是专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建议最好不要太过于痴迷。切不可像《哈佛大学学生枕边书》提到的那样。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社会需要一种专业教育为主，自由教育为辅的教育模式，从而让中国社会平稳的度过转型期。
（小议一篇，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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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1《教育在十字路口》–亚克马里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最伟大的教育家》–弗兰克﹒M﹒弗拉纳根–华东师范出版社
3《论自由教育的高贵精神》-林少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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