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9日发(作者：)
2019年第2期/总第2期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Vol.1，No.2，2019难忘那支卓越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团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接受的教育史学教育程斯辉【摘要】作者回顾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三年教育史专业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与老师保持的联系中，从诸位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老师那里得到的如何做学问的指导、怎样做事的训练以及如何做人的教诲，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教学团队多位教师的学术成就与教学风格，指出了作者毕业参加工作后取得的成绩与老师教导之间的关系。【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教学团队；学术成就；教学影响【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60（2019）02-0185-07198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本科毕业，报考教育史专业研究生，有幸成为当时五位被录取的学生之一。记得1983年教育系招收的研究生总共只有十二位，教育史专业就有五位，表明北师大教育史专业教研力量实力雄厚。当时北师大教育系从事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老师有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尹德新先生、张鸣岐先生、郭齐家先生、刘德华先生、高奇先生、何晓夏先生，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有王天一先生、夏之莲先生、朱美玉先生等。我们五位教育史专业的学生，指导教师的分派情形是：毕诚主要跟随毛先生、张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我与樊慧英主要跟随高奇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张斌贤与方晓东主要跟随王天一先生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在随后的三年教育史专业学习期间，我从诸位老师那里不仅得到了如何做学问的指导、怎样做事的训练，更得到了如何做人的教诲。一、“学习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先要把毛主席的著作读好”跟随高奇先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学习与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入学时，先生把我和樊慧英叫到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求：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首先要把毛主席的著作读好。当时有点不明白，但还是按照高先生的要求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慢慢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重要价值。我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作者简介：程斯辉，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教育家研究中心主任。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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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献中认识到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以及具有历史眼光的重要价值，认识到如何了解国情、把握一手资料的价值，认识到如何开展实际的调查研究、如何进行开阔的比较研究、如何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的价值，同时也逐渐明了要超越教育的范围，从更宏大的社会与时代背景来考察教育发展历史。从《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献中，我逐渐领会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从事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也逐渐领会到养成良好学风对一位将来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是何等重要。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一般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近代之前为古代，当时对近代的时间划分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期，对现代的时间划分是以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期。我们学习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生主要以毛礼锐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陈景磐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为教材，由此出发进行学习拓展，但没有《中国现代教育史》的正式教材供研习，很是遗憾。为了向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用书，由高奇先生主编，何晓夏等老师参与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就使中国教育史有了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完整教材体系，让我们研读某一历史时期的教育时，又可兼及其他历史时期的教育，不至于脱离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整个长河而孤立地思考某一阶段，形成“铁路警察只管一段”的状况。二、“你还小，不要过早谈恋爱，要专心学习”我上研究生时21岁，加上个子不高，同学们有时开玩笑叫我小同学，高奇先生对我讲：你还小，不要过早谈恋爱，要专心学习。当时觉得师命不可违，便心无旁骛地在教室、图书馆、各种学术讲座中寻找学习的快乐，弥补知识的不足。记得在研究生阶段，不仅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还学习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等。后来在与年龄大的同学交流中，在与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同学交流中，发现有的同学不仅在大学阶段就谈恋爱了，而且在上大学之前就有了女朋友或男朋友，滋生出许多故事，有的对学习和发展很有帮助，有的对学习和发展有不小的影响。这使我体会到在学习期间谈恋爱需要有统筹兼顾的能力才行，没有这种能力，最好把学生阶段最关键的事——学习搞好。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千万不可以学为辅，其他为主，结果本末倒置，到时后悔。我参加工作后能够较快适应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关键还是在北师大潜心学习打下的基础。三、“学会寻找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点”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高奇先生提醒我们要选研究题目，为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作准备，186
｜ 难忘那支卓越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团队 ｜同时先生强调硕士论文要写出新意，不能人云亦云。如是，我在努力学习和掌握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第一手资料时，也努力把握当时关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动态。了解到杭州大学的陈学恂先生、华中师范大学的董宝良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郑登云先生等学者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名家，开始留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后来发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教育人物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主要受到当时学术研究依然还有“左”的思想影响，阶级性、政治性划分被唯一化，许多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如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史或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作中记述很少，我便倾向于将论文选题定向在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研究上，考虑到蔡元培的重要性与当时研究的薄弱性，我想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向高奇先生和其他老师征求意见时，得到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蔡元培教育思想值得研究，但蔡元培是大家，思想丰富，最好聚焦在现有研究还薄弱的某个方面。后来我将蔡元培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作为论文选题展开研究，答辩顺利通过。在学习和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过程中，高奇先生告诫我要尽可能收集、阅读、理解蔡元培自己写的文章著作。我有幸联系到蔡元培当年的秘书高平叔先生，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他，向他汇报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与学习蔡元培著作后的一些体会，高平叔先生很高兴地肯定我的选题，并说我是中国第一位选择将蔡元培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的研究生。高先生向我提供了他当时收集到的蔡元培著作和文章，并嘱咐我好好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将其作为今后主要的学术事业。硕士论文的顺利完成要非常感谢高平叔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但后来没能很好地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研究持续进行下去，实辜负了高平叔先生的期待。四、“学习中国教育史要有大视野，可以多领域多视角研究中国教育史”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学习阶段，幸运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参与中国教育科学建设的一些奠基人物的教育教学，如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奠基人物顾明远先生、成有信先生，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物之一厉以贤先生，对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有着卓越见解的孙喜亭先生，教育哲学研究的奠基人物黄济先生，教学论研究的奠基人物王策三先生，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奠基人物陈孝彬先生等，他们的教学或讲座在强调科学性、系统性、结构性、思想性的同时，均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让我们大开眼界。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有幸聆听到了中国教育史学大家毛礼锐先生的讲座，他对中国教育史的见解让我这个刚入门的学生有醍醐灌顶之感，也坚定了我坚持教育史学习与研究的信心。毛礼锐先生（1905—1992），字振吾，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现吉安市）。191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六中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原理。1929年毕业后，应聘为南昌鸿声中学副校长。后任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师范科主任兼实验小学校长。1935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入伦敦皇家学院教育系，次年转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课程，1937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受聘为河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1949年后，受聘为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毛先生学贯中西，纵览古今，平生著述颇丰，学科涉猎面广。毛先生影响最大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毛先生与瞿菊农、邵鹤亭二位教授合作编著的《中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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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教育史》、毛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和六卷本的《中国教育通史》，多次再版印刷，成为全国师范院校的重要教材与必读参考书。毛先生潜心从事教育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立场和方法，主张广泛开展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和多方法的研究，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途径。毛先生是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记得毛先生给我们研究生开讲座时已年近80岁，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他是拄着拐杖到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给研究生授课、和我们座谈的。那时候由毛先生与其他几位教授合著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是我们进行教育史学习的基本教材，为贯通古代、近代、现代，毛先生采用专题形式主编了《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毛先生认为，“以事件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的发生、发展，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得失之所在，更便于阅读，更容易发现其规律性”。毛先生还给我们分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专题史等几种体裁的各自长短，使我们对史学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为鼓励晚辈开展教育史研究，毛先生特别强调“学习中国教育史要有大视野，可以多领域多视角研究中国教育史”，比如除开展历代教育制度、历代教育思想研究外，中国历史上的德育、私学、科技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儿童教育、妇女教育等都值得研究。毛先生还指出：“在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地区和民族的差别，应该进行比较研究。”毛先生的这些思想主张给我们打开了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拓新的思路。我参加工作后开始从事中国教育管理发展史的研究与毛先生的教诲有关。记得1986年上半年毕业前夕，毛先生生病住院，我们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轮流陪护，我在陪护毛先生的过程中向他汇报说，毕业后想开展中国教育管理史的研究，毛先生对此予以肯定，并说我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比较熟悉，就先从中国近现代教育管理史研究起。参加工作后，我斗胆撰写并准备出版《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毛先生闻之，欣然为这本还显稚嫩的著作作序。在序中他说：“我早有意并主张把教育管理纳入教育史研究范围，更希望作为专题展开深入探讨。但因近年来体弱多病，只能寄希望中青年学子。程斯辉同志自从考上北师大中国教育史研究生以来，专攻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学习十分勤奋，基础扎实，加之勇于创新和勤学好思，经常向诸位教师求教中国近现代教育管理史的问题，所以我们之间曾多次有过讨论，并期望他能够早日完成这一课题的科研。前年，他毕业分到湖北大学教育管理系工作，继以大胆探索的精神，开设中国教育管理史讲座，据说很有成效。在此基础上，他勉励奋进，历两载撰写成《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专著。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现在读来，当年在北师大接受毛先生教诲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在感谢感恩先生的指点、支持与关爱时，却发现自己没能继续在中国教育管理史的研究与著述上作出更多的成绩，感觉惭愧得很。五、“要重视对历史上教育家的全面研究，不仅要关注他们的教育理论，还要重视他们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精神”在学习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过程中，当时主要研读的著作是陈景磐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该书197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在近代教育史教材方面的空白，后被确定为“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陈景磐先生（1904—1989），字瞻岩，祖籍福建省古田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专家。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获教育学188
｜ 难忘那支卓越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团队 ｜学士学位，后在该校研究院学习，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31年在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专攻教育，1934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院再次潜心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受聘于协和大学、国立厦门大学，任教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受聘于燕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195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陈景磐先生在北师大工作了近40年，直到1989年逝世。陈景磐先生从1961年开始指导研究生，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陈景磐先生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开始招收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史静寰教授和吕达研究员曾是陈先生的博士生。陈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教育和资产阶级的新教育”的主张对我们学生影响很大。后来陈先生开始重视历史上教育人物即教育家的研究，他在给教育史研究生的讲座中提到“要重视对历史上教育家的全面研究，不仅要关注他们的教育理论，还要重视他们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精神”。陈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讲：“现在教育史这门学科，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似乎都偏重于教育家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述，而对他们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则往往注意不够。须知，一个教师如果缺少这种精神，无论他学了多少教育理论，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陈先生的这些思想对我关注历史上的教育人物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六、“要有勇气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困难”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让研究生参加教师的教研活动。在参加教育史教研室的学术活动时认识了王炳照先生。当时王炳照先生主要的工作是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但同时又参加教育史教研室的活动，经常与学生座谈，给予学生学习上、写作上、生活上的指导。王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大气、宽容、睿智，有不解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耐心倾听，然后恰到好处地点拨你，让你有一种雨过天晴、云开日出之感。王炳照先生（1934—2009）是河北省景县人，195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两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本科毕业后保送教育系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学习，毕业留校工作至2009年逝世。王炳照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在学术研究上富有合作精神，是一位具有宽广胸怀和卓越学术组织能力的大家。王先生先后协助陈元晖先生完成《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协助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以及《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等。此后，教育史界的老前辈们相继辞世，王炳照先生勇挑重担，组织全国各地教育史研究队伍，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八卷本）、《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八卷本）、《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等著作，使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厚度，达到了新的高度。王先生在先秦教育思想研究、孔子研究、书院研究、蒙学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领域多有卓见。从事教育史研究要有耐心，要能静心，在逐渐浮躁的社会中，坚持教育史的研究是一件越来越不容易的事。王先生对此早有洞见，他提醒我们要有勇气面对教育史研究中的困难。记得我以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为选题开展研究时请教王炳照先生，他讲：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做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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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研究，意义重大但难度也大，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王炳照先生这句话的分量。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撰写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实要感谢王先生的鼓励和给予的警示。七、“对教育史研究要有敬畏心、恭敬心”在本科学习阶段，郭齐家先生就给我们讲中国教育史课程的古代部分。先生授课极其负责，总是早早地来到课堂，在课前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课后还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的疑惑。郭齐家先生是湖北武汉人，与来自湖北黄冈的毕诚属老乡，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与毕诚在星期天常被郭老师叫到家中吃饭，在郭先生家中不仅可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道理。郭齐家先生为人随和、平和、仁和，富有爱心，总能设身处地地替人着想。记得他给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待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待教育史的研究要有敬畏心、恭敬心。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著作中是这样表达的：“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以感恩心、恭敬心、敬畏心真诚地做古代先圣先贤的小学生，逐步步入儒、道、释的文化殿堂，去寻找、体悟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资源，这是我们今天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郭齐家先生对学问的执着与热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聆听郭齐家先生的教诲，你会深深地感受到一位优秀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拳拳的爱国心。读研期间，我们几位同学还常到刘德华先生、王天一先生、何晓夏先生的家里过周末，一起聊天、包饺子，改善生活。在吃饭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书本知识之外的许多社会知识，也了解了一些学校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知道了学生生活与教师生活的差异，知道了单身生活的简单与婚姻家庭生活的复杂。这些对我们，至少对我参加工作，较快适应社会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八、“竞争，各展研究特长；合作，共写一部著作”“竞争，各展研究特长；合作，共写一部著作。”这是作为学生的我对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团队一个特点的认知。在研究生学习阶段，随着与老师们交往次数的增加，也逐渐了解到教育史教研室每位先生的研究特长和主攻方向。如前所述，毛礼锐先生擅长中国古代教育史，张鸣岐先生、王炳照先生、郭齐家先生、刘德华先生在主攻古代教育史的同时，张鸣岐先生对汉代教育与董仲舒有很深的研究，王炳照先生对中国古代书院开展研究，见解深刻，郭齐家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教育、隋唐教育的思考独到，刘德华先生对元明清教育的研究投入精力最多；陈景磐先生擅长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高奇先生与何晓夏先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同时，她们又有所分工，何先生主攻近代教育部分，高先生主攻现代教育部分。我们能从每位先生所擅长的学问中得到很好的指导。随着年龄的增加与交往的扩大和深入，我们也从教育史教研室之外的老师们那里了解到教育系的老师们之间除学术关系之外，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即使在学术上，老师们之间也有因学术观点不同发生争执的时候。后来慢慢地发现在教190
｜ 难忘那支卓越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团队 ｜育史教研室，老师们之间实际存在着较浓的学术竞争，他们在完成规定的教学、研究任务的同时，每位老师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努力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由此便有了王炳照先生的《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出版）、郭齐家先生的《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德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高奇先生独著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何晓夏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尹德新先生主编的《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共四册，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1993年出版）等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出版。先生们之间虽有竞争关系，但他们从不在学生中间传播，他们总是鼓励我们向其他老师学习，吸取每位教师身上的优点。同时先生们都有大局观、整体观，为了中国教育史学科与教材的建设，他们能够很好地合作，共写一部著作。王炳照先生、郭齐家先生、刘德华先生、何晓夏先生、高奇先生等五位先生共同署名，合作编著的《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不仅使该书作为教材受到欢迎，不断再版重印，更为重要的是为后辈同行开展学术合作树立了典范。毕业离开北师大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在北师大的受教经历以及毕业后与老师们保持联系从中获得的教诲，改变了我的人生，工作与生活中的表现、体验等等都不知不觉地打上了在北师大受教的烙印，这些年在学术上、工作上取得的些许成绩，无疑是先生们教导的结果。真的难忘北师大教育系那支卓越的教育史教学团队给予我的教育。（1983年就读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的五位同学状况：毕诚，硕士毕业后跟随毛礼锐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慧英、方晓东，硕士毕业后到中央教科所工作，现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斌贤，硕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现为北师大教育学部二级教授；程斯辉，硕士毕业后先至湖北大学工作，后到武汉大学工作，现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责任编辑 冯卫斌）Commemorating the Extraordinary Teaching Team of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My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Cheng Sihui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guidance he got from the teachers who were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on how to do research, work and be a decent
man during the three-year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following
years after graduation while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 teachers.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eaching styles of the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team of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s of teachers’ guidance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uthor after word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teaching team; academic
achievement; teaching influenceAbout the author:
Cheng Sihui is a professor of Wuhan University.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