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8日发(作者：)
绪 论
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
1， 含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而政治制度史，则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
2，范畴：国体、政体、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形式以及各专项典章制度
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特征
1， 以高度膨胀的皇权作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权力的执掌者和象征。
2， 历代封建王朝都大力宣传“君权神授”，以“奉天承运”作为论证本身统治合理性的根据。
3， 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有过持久的影响。
4， 体现地主阶级专制政权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官僚政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本质表现。
其他，如人治、社会等级的不平等性、宗族组织、因俗而治等等，都是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特征。
三、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及其参考书
1、早期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研究
《礼记》、《仪礼》、《尚书》；
《史记》中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所谓的“八书”，
《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和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地理、沟洫、艺文“十志”，
《九通》、《会典》、《律例》。
2、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研究
3、建国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等方法的传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等都取得不少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不足方面言，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方法单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其它学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950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解放前社会的战乱、动荡，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所以，我们称此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为继承恢复期。据统计，本时期，中国大陆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论文约有180篇，专著约有10部。此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这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此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建国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有的学者运用还属个别，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则逐渐被许多研究者采用，并进而成为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
本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这些著作虽各有长短，繁简不一，但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梁方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粮长的阶级分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粮长对人民的祸害。
此时期，中国通史较有代表性者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这些通史中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其次，重视具体政治制度的探讨是本时期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关于宗法制度，研究者主要从宗法制度的特征、性质及它与封建制度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宗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历史地位、价值及其经验教训。如金景芳的《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叶国庆的《试论西周宗法制封建关系的本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黄子通的《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童书业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和《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等。值得注意，对宗法制度的考察中阶级的观点非常明显，其立足点仍是分析中国社会性质。
关于科举制度，研究者探讨较多，也较为细致。探讨科举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官僚政治的角色特征、内在结构方式及其成败得失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期较有代表性者有：韩国磬的《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1959年8月26日《光明日报》）、李正中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等。
关于乡里制度，研究者主要集中探讨汉代“乡”、“里”、“亭”的性质和太平天国乡官制等问题。前者主要以王毓铨、蔡美彪等为代表，后者有代表性者
有：张振ｋūｎ＠①的《太平天国的乡官》（《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王天奖的《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王恩沼的《乡举里选制和科举制是否为农民设置了一条上升的路径》（《新建设》1965年第4期）等。
关于文官制度，研究者着重考察中国古代官僚的选用、食禄、奖惩及其性质等。这方面的研究以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和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为代表。此外，还有谢忠梁的《两汉的食封制度》（《文史哲》1958年第3期）、陈仲安的《论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柳春藩的《关于汉代食封制度的性质问题》（《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等。
除了这些具体制度外，这一时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还有国家起源、历代官制、皇帝制度、外交制度、军事制度、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时期比较重视探讨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有20篇，专著约有5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为丽纯和商衍鎏等。这些论著以其史实的详尽、论证的细密受学术界重视。
当然，本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表现为：一是由于研究者水平的差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时有明显的生搬硬套、不求甚解倾向。有的研究者机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此意义上说，本时期有些研究论著和论文缺乏学术的深度和厚度。二是意识形态的痕迹明显。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切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本时期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传统研究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这又必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从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题目即可感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比较明显。三是多数研究者往往从“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史，这就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发展。换言之，建国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没有确立其学科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及意义。
4“文革”十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自1966至1976年间，这是中国大陆十年“文革”的动荡期。在这期间，中国学术事业遭到了严重冲击，政治学首当其冲成为最敏感的禁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仅有20多篇，无一部学术专著。就是这20多篇论文学术水准也不高。
此时期的论文有：黄晨敏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2期）、史明的《西周春秋时代“礼制”的演变和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考古》1974年第2期）、
杜遒松的《从列鼎制度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考古》1976年第1期）、冯祖贻的《秦汉之际恢复分封制与实行郡县制的斗争》（1974年7月23日《贵州时报》）、马先醒的《封建、郡县之论争与演进》（《简牍学报》1975年第10期）、汤大民的《维护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事业——论西汉法家的削藩斗争》（1974年11月29日《新华日报》）等。论文题目明显可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密切联系。
这一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约有50篇，论文集和学术专著有5部以上。就研究的范围看，研究者多注重断代政制探讨，尤其对清代政制的研究比较重视。
5、8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学逐渐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渐受青睐。有的学者这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既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白钢：《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88年1月6日。）在这种情势下，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在学术深度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仅就数量言，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700篇，专著约60部，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为发展期。概括起来，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突破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禁区，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研究者开始探讨专制主义、封建特权、世袭制等问题，其中以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探讨影响最大。研究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剖析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二是考察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三是探讨封建专制主义与其它制度的关系。
四是比较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异同。
应该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是此时期的重大收获，它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从中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工作者的探索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的真知灼见。但也应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仍含有某种“需要”，它是当时打倒“四人邦”后思想启蒙的一种反映。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术化、规范化得到加强，它逐渐确立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严格说来，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它往往被看成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不可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完善与深化。加之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所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知识普及。作为学科建设，在80年代中前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知识受到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以“史话”、“简说”、“漫话”、“琐谈”、“讲座”等文体形式发表系列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道成的《科举史话》（《文史知识》1983年第6—8、10—12期）、王字信等的《中国历代官制讲座》（《文史知识》1983—1986年）、行迈的《中国古代官制杂谈》（《中学历史》1981—1985年）。值得提及的是，左言东的《中国古代官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它作为《青年文史丛书》的一种，对中国古代官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此时期具有代表性。
二是研究中史料运用的规范性和广泛性。80年代，研究者比较注意引文的规范性和广泛性，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说服力和学术性。如在此时期的许多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中史料引注比较详尽，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得到较多使用。
三是全面铺开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往研究者虽已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许多领域进行研究，但也还有许多领域未能涉及，本时期的研究属于全面、整体推进，各个朝代、各种制度都受到研究者关注。
在断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以往不受重视的朝代如先秦、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夏、金、元和民国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较大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对先秦和民国政治制度的研究。
中国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的成绩非常显著，这具体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也曾出现几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而以后的几十年这一领域却被忽视了，到80年代，又出现十多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汉昌、林代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庆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从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通史均只写到清朝灭亡。
四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探讨更有深度。就广度而言，本时期研究在打通古今的同时，还注重以“世界性”眼光进行审视。如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有《夏商政治制度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西周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这样的专题，从中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就深度而言，本时期许多研究已不仅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表面，而是深入开拓，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第三，引进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基本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格局，80年代是中国学术比较开放的时期，西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学说和新方法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时间，研究者如饥似渴学习西方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并尝试将之运用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去。比较典型的有：李桂海的《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的僵化》（《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
当然，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最明显者是知识的普及多于理论的探讨，形式化的研究多于个性化的研究，简单化的移植多于具体分析。比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写作有千篇一律之感，以教材化的写作为主，缺乏富有个性和真知灼见的著述，这表现在在观点、体例、结构和语言等的大同小异，学术性不强。又比如对西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有生搬硬套、不求甚解的弊病。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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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四、学习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意义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