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7日发(作者：)
简析《聊斋志异》女性幻设为文的原因
2003级汉语言文学（本科） 钟 焰
指导教师：厦门市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黄幼珍
内容摘要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与传统、现实迥然不同的新女性形象。这种 “幻设为文”的写作视角，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满足心灵的需要，其旨向在于为自己以及与自己有类似际遇的封建穷士写心，是士人失意之际，在女性身上寻求精神慰籍的集中反映。而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蒲松龄潦倒的人生经历、自律自节的儒生心理以及艺术的想象特点，则是构成《聊斋志异》女性塑造幻设为文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幻设为文、历史文化、穷士、心理补偿、艺术才能
前 言
如果说《聊斋志异》中贤德、淫乱、悍妒、智识及复仇型女性，多是立足于现实的创作，寄托了蒲松龄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那么那些用浪漫主义手法创造出来的“出入幻域，顿入人间”的自由型及侠义型女性则更多是蒲松龄幻想的产物，是士人失意之际，在女性身上寻求精神慰籍的集中反映。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集中表现了《聊斋志异》幻设为文的写作视角。
这种女性塑造幻设为文的例子在书中俯首皆是，试看如下“异史氏曰”中蒲松龄所作的心灵直白：
“余于孔生，不羡其得娇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尢胜于‘颠倒衣裳’也。”（《娇娜》）
“……我婴宁何尝憨耶。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婴宁》）
“人必室有侠女，而后可以蓄娈童也……”。（《侠女》）
“翁姑受封于新妇，可谓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时无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颜氏》）
“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叶衣云何其怪也！然帷幄诽谑，狎寝生雏，亦何复殊于人世？……睹其景况，真刘、阮返棹时矣。”（《翩翩》）
“……若冯生者，一言之微，而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囹圄，以再生于当世耶？”（《辛十四娘》）
“竹簏不沉，红巾题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要之皆恻隐之一念所遇也。迨宫室妻妾，一身而两享其奉，则又不可解矣。昔者愿娇妻美妾、孝子贤孙，而兼长生不老者，仅得其半耳。岂仙人中亦有汾阳、季伦耶？”（《西湖主》）
“……情无好胜佳人，作镜影悲笑耳。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凤仙》）
……
从这些“异史氏曰”我们不难发现，蒲松龄陶醉于自己编织的海市蜃楼中，恨不能化身为故事中人，可以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可以藐视科举制度的权威，可以享受浪漫爱情的润泽，可以摆脱拮据生活的困境……在这个幻境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好的女性形象，她们既
拥有传统女性纯真本分、善解人意、温柔智慧的美德，同时她们又率直侠义、敢爱敢憎、勇于追求，甚至拥有奇异的本领。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真实生活中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蒲松龄把她们想象出来了。
那么究其原因，蒲松龄这种女性塑造幻设为文的写作视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中国历史文化的深沉积淀
中国文学史历来不乏各种女性的形象，但是在长长的封建制度的浸淫下，她们的生命状态却往往是压抑、隐忍的，感情是含而不露的，追求充满犹豫和彷徨。古代的典章制度早已规定了女性的生命价值在于“服于人，事于人，伏于人”。《白虎通•嫁娶》：“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释名•释长幼》：“女，如也。妇人外成，如人也。故三从之义，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仅以关于妇、女二字的训义，便不难看出女性自古低男性一等，必须依附于男子而生活，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女性生活的全部空间就在于以男子为中心的家庭。所谓“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中国女性一生的幸福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被封建家长和男性所操纵，她们是“被拯救的对象”。
在幻设的红颜知己身上寄托理想、寻求慰籍，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心态，这包含着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因素。当我们把目光投到人类文明的源点——早期的母系文化中，我们发现，世界的创造者是女神。神话故事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幻设为文的精华，这些故事记载了女娲造人、补天、治水等一系列壮举，太阳神羲和为女性，具有战神特点的是西王母，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这些早期女神的核心价值在于是一些自主、崇高的生命创造者形象，往往集生育、创世、护佑、驱邪、生产诸多功能于一身，这些女性神话体系的潜在底蕴是远古人类对女性创造力崇拜的集体潜意识。而后，父系文化崛起，女神的功能与职能日渐为后起的男神分解和代替，女神的身份日渐下跌，在男性的神话重构中，女神已失去了自主的精神美，甚至降而为凡俗中“三从四德”的凡女（如唐之后，女娲变成了伏羲的妻子，其人类的始祖身份遂归男神伏羲所有），即使如此，原始的女性崇拜意识已存留于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一旦男性在现实中失势，心理被弱化，父权意识暂时被迫“撤退”，潜沉于心灵深处的女性崇拜意识便被唤醒，“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便是男性寻求母性的关怀与安抚的表现。正因如此，有史以来多有文人士子在自己的作品中拯救这些女性的形象，使她们冲破樊篱，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这种通过幻想来完善作品的艺术代偿作用表现在文言小说更是
由来已久。“幻设为文”是文言小说基本的行文特征①。在文言小说诞生早期的魏晋六朝时代，这种特征就表现得很明显。刘义庆在《幽明录》中载录的“焦湖庙祝”的故事，讲述贾客杨林一场关于娇妻美妾、富贵神仙的梦境，实际上就是杨林潜意识心理借助梦境的外化形式表现。唐传奇中则大量描写人与神仙的艳遇，借神灵形象来构设一个个优美迷离的幻境，表现当时门阀制度森严时代的士人不合时宜的情思和妄想，弥补现实爱情婚姻生活中的缺憾。神女的屈尊大大提高了寒士的自我价值，使他们得以从门阀制度的压抑中解脱出来。
在这种深沉的历史文化积淀下诞生的《聊斋志异》，不仅恢复了女性的生育、性爱、护佑、生产等多种神性，而且将这种原始神性意蕴加以生发。如果说远古女神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面向神秘莫测的世界，她们是神圣独立，难以企及的，那么《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则明显是为文学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而服务的，她们依附于作者的思想而存在，是蒲松龄的世界观、道德观与审美观的直接反映。《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幻想塑造了一群仙资玉质，性情各异，身怀绝技，不同凡响的女性形象，她们弥补了作者生活中的空白与缺失，是现实生活中美好人性的艺术升华，是带有虚幻性和飘忽性的幻设为文的产物。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留下的印记，读懂了封建礼教统治下文人的情趣和向往，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