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6日发(作者：)
第15卷第1期2015年1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SocialSciencesEdition）Vol.15No.1Jan.2015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刘涛摘要：环境传播是指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在环境传播的社会劝服与话语生成机制中，接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接合的，也就是基本思想就是发现并激活事物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系，进而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定的“话语框架”创设了意义生成的“语境元语言”系统，从而在修辞学意义上达到更好的劝服功能。诸多环境主义运动通过对一系列既定话语的有意征用，发现了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隐秘的接合关系，这不仅实现了新的话语的生产与再造，而且赋予了环境主义运动一种合法的话语支撑。关键词：接合；环境传播；环境话语；话语框架；语境元语言；环境主义运动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0169（2015）01-0058-10文章编号：1671-环境传播指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其目的是提供一种接近并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图景和传播实践。修辞实践［1］是环境传播研究绕不开的一个理论话语。本质上讲，修辞行为强调的是一种劝服性意义的生产实践。从生态符号的识别与再造，到环境文本的意义表征，再到环境话语的生成与构造，最后到社会运动维度的认同构造与社会动员，修辞往往作为一柄暗中挥舞的利剑，积极参与了环境传播中一切与意，生态主义有关的象征实践。正是通过象征交换实践中对语言符号的“委婉表达”和“策略性使用”［2］体得以在环境传播场域中实现某种“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并使其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认知。罗伯特·考克斯（ＲobertCox）因此指出，从修辞学视角接近环境传播，这是环境传播理论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路径［3］（P54－56）。，“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往往诉诸于多种途在环境传播实践中，修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畴径和形式，所对应的是不同的修辞实践。因此，研究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客观上需要对修辞行为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从具体的修辞视角切入进去。当“绿色和平”（GreenPeace）成员划着小船试图；当“地球解放阵线”（ELF）成阻挡苏联的捕鲸战舰时，他们被尊为冷战时期的“正义的守护者”terror-员试图用身体阻拦疯狂前进的伐木车队时，他们却被称为十足的“生态恐怖主义”（Eco-ism）［4］。为什么几乎类似的环保行为却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意义？本质上是修辞主体征用了不同的修辞实践。其实，在“正义的守护者”与“生态恐怖主义”这套被发明的符号能指背后，对应的是两种——前者指向西方话语普遍推崇的美国精神与美国价值观，冷战时期急速扩张的完全不同的语境框架—，“绿色和平”成为诠释美国精神最完美的符号载体和意象体系；后者政治话语完整接管了环保话语植根于资本主义极度贪婪的生产欲望和消费话语，在工业主义霸权话语所铺设的资本逻辑中，环保行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环境传播的基本理论及典型案例库建设研究”（14109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典型案例库建设研究”（12JHQ056）；甘肃省财政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视觉修辞与公共议题构建机制研究”（130029）作者简介：刘涛，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59为被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可见，在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中，为了制造强大的劝服效果，修辞主体常常会激活并征用一定的话语形式，使其成为一种普遍共享的合法的社会认知，进而“以话语的方式”实现意识深处的劝服目的。在这场有关符号命名、构造与争夺的修辞实践中，事物与话语之间的连接关系是如何建立？话语又是如何获得对事物意义的解释权？话语深层的阐释体系所征用的——接合（Articulation）。修辞策略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指向一种更微观、更具体的修辞实践—在诸多修辞学理论视角中，接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话语策略和切入路径。从接合理论视角接近并探讨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这是环境传播研究有待深入思考的一个理论命题。在接近接合理论之前，有必要对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过程与原理进行阐述。一、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在当代西方修辞学那里，修辞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认同体系，不单单强调语言使用的规范和美学意、“语言使义，更强调语言在社会劝服与认同构造上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修辞的含义拓展到“劝说”（P1）”、“劝说效果”、“社会动员”、“有效的演说策略”等话语范畴［5］。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修辞用［6］（P191），从而将主体意图“变得的目的就是“使一个团体获得某种授权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6］（P170）。当修辞主体的言辞在阅听者那里诱发了某种认同，权力可以被识别，甚至可以被错误识别”便悄无声息地产生了，权力关系最终转化为符号权力，并且在符号修辞实践中被合法化。借助语言使用的修辞实践，权力阶层巧妙地将“压迫和剥削关系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仁慈和贤能统治的外衣［7］（P358）。因此，修辞实践本质上体现为微观权力的施展行为，即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发明、构造、下”组织和巧妙使用来达到最佳的劝服目的。，“诉诸话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途径。具体来说，话在修辞学那里，为了产生最大的劝服效果，而且“建构了意义与关语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它“将某些信息连接成连贯的情节或阐述”［8］（P9），其目的就是致力于使现实合法系，从而帮助人们界定什么是基本的常识，什么是合理的认知”化。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思潮、宣传口号、社会共识、文化观念、哲学认知都属于典型的话语形态。当“可持续性发展”这一话语被生产出来，它便客观上获得了对现有生态秩序的规划，“绿色投资”、“绿色产品”、“绿色职业”、“绿色技术”等工业图景随之被合和改造权力。一方面法化了；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备受争议的生态科技行为在这一话语的“保护”和“转移”下被合法化了。就环境传播实践而言，修辞既是环境话语生成的实践方式，也是环境话语争夺的实施途径。环境传播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具体包括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与商业公关组织、［9］反环保主义组织、媒介与环境新闻、官员与政府部门。可以说，六大环境主体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和价值取向，彼此之间存在着或对话、或竞争、或冲突的劝服关系。为了在环境传播实践中取得主导权，不同环境主体往往会发起一场有关合法性争夺的修辞革命，即通过对语言的象征交换与委婉表达来实现自身观念、行为和价值的合法化表征。修辞劝服的基本策略就是诉诸话语，其目的是“以，“人类中心主义”是他们强行话语的方式”完成认同构造的社会劝服功能。在企业与公关组织那里；相反，环保组织推销的环境话语。相应地，环境问题被建构为工业文明与物质进步的“必要代价”敏锐地发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诸多破绽及其局限性，通过对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食品中毒、生态难民、物种灭绝等对抗性修辞资源的有效征用与修辞再造，以此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和“生命中心主义”环境话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与此同时，环境话语要想成为环境传播场域中唯一合法的意义网络，往往离不开意义生产与秩序建构维度的修辞实践。正是借助修辞的驱动和润滑，环境话语才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认［3］（P58）。约翰·德莱泽克（）在《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中提出了四种环境话语知”类型，分别是“生存主义”（Survivalism）、“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可持续性”（Sustain-
60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P13－16）ability）和“绿色激进主义”（GreenＲadicalism）［8］。在具体的修辞理念上，“生存主义”环境话语刻意突显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平衡性”危机，文本叙述的常见修辞手段体现为忧患话语［10］（P3－6）；“问题解决”环境话语承认环境危机的现实后果，但依然强调可以借助行生产与灾难叙述［11］（P32－33）（P20－27）［13］（P123－142）、民主决策［12］和经济控制等手段予以解决，环境危机被建构为工业政管理”；“可持续性”环境话语构造并诠释了“可齿轮旋转的“必要代价”以及不那么棘手的“技术麻烦持续性发展”这一生态蓝图，试图沿着更为科学的生态路线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必要的改良［14］（P43－66）；“绿色激进主义”环境和校正，在修辞理念上侧重对科学话语与改良主义哲学的巧妙挪用话语强调社会运动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意义，在具体的修辞理念上发明并生产了一系列新的话语形式———绿党政治、环境正义主义、生态浪漫主义、生态宗教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主义、绿色消费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而从话语纵观上述有关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劝服性意义生产的常见策略就是“诉诸话语”那里获取认同构造与社会劝服的合法力量。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事物意义的修辞学生产过程中，话语是如何“出场”的，意义是如何传递的，事物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其微观的修辞运作机制及其权力关系又是什么？这便涉及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二、接合实践的基本原理当一种修辞行为指向某种话语，并伴随着特定的话语生产后果时，我们可以说，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产生了。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和香特尔·墨菲（ChantalMouffe）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提出了“接合”这一概念，旨在从修辞学意义上揭示政治运动的社会动员机制。接合又被译为勾连，意为“一种构建事物与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15］（P105）。为了达到最佳的劝服功能，接合往往会诉诸于特定的话语方式，强调将事物勾连意指实践”并置于特定的话语陈述体系中，进而“以话语的方式”赋予事物意义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的“上纲上线”就是一种典型的接合实践。当认识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道德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路线问题，普通问题上升到民族国家问题，其目的就是借助强大的话语途径重新界定事物的意义体系。由此看来，接合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意义生产途径，意为借助特定的话语方式来完成事物与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进而实现社会意识深处的认同劝服目的。在意义的争夺和生产过程中，拉克劳用“浮动的能指”来揭示符码与意义之间的随机状态和不［16］（P435），而接合实践则尝试从修辞学意义上重新争夺并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按照拉克劳稳定结构，“接合实践存在于符号结点之间的意义建构中，由于符码与意义之间的勾连与固定，和墨菲的观点［15］（P113）”符号得以运载某种具有偏向性的意义。在伊恩·安格斯（IanAngus）那里，接合意味着一种———“接合实践抵达的是一个权力概念，它不单单指向不同旨趣阶层之间的意特殊的意义建构方式［17］（P535）”见分歧或对话行为，更为关键的是指向深层次上的共识构造过程。显然，安格斯更倾向于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事物之所以呈现出这样而非那样的政治语境和历史语境中来审视接合实践—意义，本质上离不开霸权话语所启用的接合策略，因为事物往往按照霸权话语所铺设的诠释体系而获。具体就“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体系而言，之所以实现了“生态中心主义”得某种“授权的意义”（生物圈）和“人类中心主义”（利益圈）两种环境伦理的“生态整合”（EcologicalIntegrity），本质上还是离不开工业主义霸权话语在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因为“可持续性”更多地还是在强调资本生产的“可持续性”话题。凯文·迪卢卡（）进一步指出了接合实践得以发生的两种话语行为，第一是陈述［18］（P38）。前者强调对事物符码的选择事物（SpeakForthElements），第二是连接事物（LinkElements）和界定，并沿着特定的话语方式对其本质进行意义表征；后者强调改变事物的所指意义，重新勾连符码与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即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由于事物及其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先天
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61［16］（P435）。迪卢卡因此指出：“在接合实践发生之的、固定的，而是偶然的、不确定的、约定俗成的前，事物只是一个‘浮动的能指’（FloatingSignifiers），连接的功能就是重新修订事物的属性，使其”看起来像是被重新言说一样。在环境传播实践中，接合实践其实就是在修辞学意义上发现并构建事物的意义体系。这里的“事物”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指涉范畴，包括环境运动、环境事件、环境新闻、环境思潮、环境文本，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环境传播场域中一个个典型的概念术语，即意指概念（Ideographs）。接合实践更多地体现为对一系列意指概念的发明、构造与意义争夺。意指概念不同于一般的符码术语，而是：“当某被特定话语专门“拣选”的一些符号术语。正如迈克尔·迈克吉（）所说一符号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表征体系中时，意指概念便产生了。意指概念是最基本的被建构的事物，［19］”是意识形态大厦构建的砖瓦泥沙。因此，意指概念往往指向意识形态范畴，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如国际政治场域中的“人权”、“自由”、“法制”、“启蒙”等，所征用或使用的一系列符号概念—”、“国家”、“忠诚”、“共同体”等，女权主义场域中的“平等”、“主民族主义场域中的“身份”、“父权”、“差异”……可以设想，离开这些意指概念的“在场”，相关议题便失去了主体感知体，“平衡”、“安全”、“进步”、“绿的符号载体，以及话语表征的逻辑支撑。具体到环境传播场域”、“可持续性”、“气候变化”、“环境民主”、“环境正义”、“生态多样性”等概念术语成为环境传党播场域中极具代表性意指概念。所谓接合实践，更多地体现为这些意指概念的意义生产与争夺状况。接合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意指概念与其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便涉及到环——符号发明与框架争夺。一方面，在环境风险不断蔓延的今天，境传播实践中两种重要的修辞方式—诸多环境议题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矛盾”和“问题”被建构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就是对一系列新的符号资源的发明与构造。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key）所强调的“争［20］（P66）［21］（P19）议制造”功能，以及迈克尔·列伏（MichaelLeff）提到的“争议的周期性再发现”功能，、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意指概念在公共议题构造上的关键角色。可以设想，如果离开“生态移民”“环境正义”、“生态难民”等意指概念，诸如底层群体或有色人种所遭遇的环境不公等现象便失去了议题表征的符号载体和言说方式。具体来说，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许多东部的化工企业为了逃避环评责任而迁往西部腹地，将污染转嫁到西部偏远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境下特殊的“环境正义”。当“环境正义”这一意指概念被发明出来，它便构建了一个环境公共议题得以形成的巨大的“话语性场域”（FieldofDiscursivity），人们可以在环境正义框架中进一步审视其他类似的环境事件以及遭遇环境不公的特殊群体。另一方面，除了新的符号资源的发明和构造，环境传播的勾连实践还体现为对一些已有符号资源的二次诠释和框架争夺。环境传播的诸多参与主体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和价值立场，但都无条件”、“和谐”、“平衡”、“安全”、“健康”等意指概念所铺设的公共话语，然而在具体的地拥护“进步［22］［23］符号意义生产实践中，却诉诸于不同的诠释框架。究竟是什么“平衡”，什么是“安全”，什么［24］又是“健康”，不同的话语主体都给出了不同的前提或界定条件，相应的意义体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进步”是一个被各种话语轮番争夺的符号概念，不同时代的霸偏移。就环境传播的接合实践而言［18］（P38）*，“这一演变过程实际权话语强行赋予其特定的指涉意义，以此编织或修复自身话语的合法性。然而［19］”，“进上受制于修辞本身所指涉的象征意义以及政体结构所施加的压力强度。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进步”意味着在道德与灵魂层面向神性靠步”意味着知识获得与理念形成；在中世纪哲学那里，“进步”指向科学精神和自由理念的进步；在启蒙运动时期，“进步”指向科近；在文艺复兴时期（P34－36），“进步”的涵义被重新表征为经济增长［25］。学技术和工业主义的进步；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进步”这一能指的意义之所呈现出一种浮动状态和争夺状态，本质上是因为“进步”被勾连可见*，《时代周报》，《新京报》早在2011年11月推出了东部企业将污染转嫁到西部偏远地区的调查报道。2014年9月持续关注腾格里沙“环境正义”漠，沙漠出现巨大污染池，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中国的问题。
62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因而获得了新的诠释和意义。由此看来，接合指向事物意义到不同霸权话语支配下的“话语框架”的一种修辞学建构方式，其目的就是建立事物与特定话语的关联性和对应关系，进而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定的“话语框架”三、作为“语境元语言”的“话语框架”再造在接合实践中，拉克劳和墨菲特别强调“话语框架”在接合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会按照特定的思维方式理解事物，本质上离不开意识深处的话语框架。不同于一般框架理论所提到的框架，话语框架是一种经由话语建构的极具劝服力道的认识方式。话语框架的修辞动力来自话语，认识逻辑指向深层次的话语体系，因而意味着一种话语性的认知框架。如同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话语框架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也铺设了一种既定的认同逻辑。在成功的修辞实践那里，权力话语的标志性“产品”便是生产了某种话语框架，以使主体的认同过程沿着预先设定的诠释体系展开。：“话语框架不仅构成并组织了社会关系，而且是接合实践的最终结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15］（P96）”纵观中国近些年的群体性暴力袭击事件，在官方的话语接合实践中，如果说前些年的暴力果。、昆明“3·01事事件还停留在“打砸抢烧”这一传统的修辞框架中，近两年北京“10·28事件”、乌鲁木齐“5·22事件”等则直接征用了西方世界普遍使用的“恐怖主义”话语框架。这种接件”911事件”之后，西方话语苦心经营并最合策略实际上是向西方话语的一次致敬式对接。因为，在“终合法化“输出”的标志性“产品”就是恐怖主义。为什么类似的行为被赋予了不同的诠释体系，本质上是这一行为被勾连到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或者说修辞主体使用了不同的接合策略。由此看来，接合实践“伪造”了事物和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而接合策略就是诉诸于特定的话语框架，即致力于发现、激活、征用、甚至生产事物意义与特定话语之间的连接关系，进而沿着特定的话语方式完成事物意义的赋值功能以及话语深层的劝服目的。按照迪卢卡的观点，环境传播实践中最耐人寻味的接合实践就是有关“自然的主导权”（Domi-nationofNature）的话语框架的争夺实践。从古希腊到当代社会，“自然”的意义总是处于各种霸权，“无论是自然的主导者，还是其意义得以存在的霸权话语，都是处在一个动话语的轮番争夺状态中［18］（P38）。具体来说，古希腊哲学赋予了自然特定的神秘感和敬畏感，知识的获得实际态演变过程中”上依赖于对于未知自然界和实在界的心灵思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理念）和感觉经验（亚里士多德哲学理念）；中世纪哲学建立在“向死而生”的神学理念之上，自然不仅意味着满足人类肉体生命的财富资源，同时也是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的载体；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人与自然的一切实践关系最终都服务于“科学精神”这一目标，即唯有与自然保持适度的距离，人类才能真正把握并塑造自己的中心地位；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哲学牢牢地树立了人类“心灵优位”的哲学观念，基于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为驱动并解释一切人类活动的根本动因，自然彻底沦为人类征，“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工业主义时期，科学话语和技术理性服的对象成为诠释一切行为的主导性霸权话语，自然生态被建构为一种可以进行转让和买卖的私人财富或公共产品，只具有工具性、资源性的附加价值，自然危机同样被视为一种可以借助经济手段予以调节的经济问题；进入当代社会，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加重，尽管工业主义霸权话语依然牢牢地占据着对“自然”的解释权和支配权，但随着一系列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可持续性”环境话语正在试图缔造又一个生态想象蓝图……由此可自然的角色被重新识别和关注”，“自然”的功能和角色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演见，纵观古希腊时期到当代社会的“自然的主导权［3］（P58）变轨迹中，不同时期的“主导性话语”（DominantDiscourse）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接管并支配“自然”的意义体系。正是在对“自然的主导权”的意义争夺实践中，“自然”被接合并置于不同的霸权话语框架中。霸权话语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将“自然”建构为一种“为我所用”修辞资源，以此实现自身话语的合法化表征与生产。
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63进一步审视接合实践的符号学运作原理，不难发现，接合实践之所以能够发生，依赖于对特定话语框架的发现、激活与征用行为，而话语框架本质上铺设了一套接近事物释义体系的语境元语言（MetalanguageofContext）。在罗曼·雅柯布森（ＲomanJakobson）看来，元语言指向语言释义体系中［26］（P356）。从语言的释义规则来看，元语言更像是列那些有关游戏规则、基础构造、编码原理的语言［27］（P179）。可见，元语言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就维-斯特劳斯所理解的“社会文化行为的底层规则”是用来解释语言的底层语言，本质上指向语言运行的释义法则。每一次释义行为，背后都有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元语言集合，其功能就是对事物的释义过程进行必要的限定和引导。元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社会文化维度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维度的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28］（P233）。当事物被勾连到一定的话语框架中时，接合实践实际上构造了一种语境元语言，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某种共享的话语维度来赋予事物以意义。在现象学传统那里，事物与语境元语言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主题与背景的关系，因为背景提供了主题释义的外部语境。类似于福柯所说的“话语性场，语境元语言揭示了社会文化在符码意义生成中的决定性意义，而接合实践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语域”，“进步”、“自然”、“平衡”、“健康”、“可持续性”境元语言的修辞学生成机制。在环境传播实践中等意指概念的意义之所以呈现出一种流变和争夺状态，本质上是因为它们被勾连到不同的话语框架，这不仅为释义过程中的话语介入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中。因此，接合行为的结果就是“话语出场”，“接合实际上是在探讨话语介入（Discursive释义本身提供了一套元语言。正如伊恩·安格斯所说［17］（P536）。正因为接合实践提供了一套语境元语Intervention）和话语语境/话语场域之间的一种关系”言，我们可以按照话语所设定的语境框架来重新接近并确认事物与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并将其视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认知。作为“语境元语言”的话语框架虽然提供了一套释义体系，但在许多时候，同一修辞主体所征用的话语框架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外在形势的变化（如宏观政治语境有所变化、竞争对手的修辞策略变化、运动路线和结盟策略发生变化等）而适时调整自身的话语框架。换言之，就事物意义的构造机制而言，同一修辞主体的接合实践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和变化状态。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当地居民征用了一系列话语框架，以期赋予自身的环境抗争行为以合法性，话语框架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流变状态。具体来说，2009年10月，当番禺选址建厂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居民起用基于环境正义修辞策略的“邻避主义”话语框架，即通过强调垃圾焚烧厂的In-My-Back-Yard，NIMBY）的抵抗心理。潜在危害而激活当地居民的“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邻避主义”在修辞策略上明确提出“保卫番禺”口号，这对当地居民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巨大的，但。因此，为了赢得更大范围的舆论支持，番却很容易被其他地区的居民视为一种狭隘的“地方行为”禺居民开始调整自己的话语框架，并正式启用了“美丽广州”话语框架，认为番禺是广州下属的一个行政区，因此本身就是广州的一分子，而即将于2010年在广州举办的十六届亚运会正在呼唤一个美丽的广州。这是一个巧妙的修辞转化行为，将环境危机的潜在受害群体从番禺地区延伸到整个广州市，因而上升为一个有关城市形象的公共事件。2009年11月21日，待央视公开报道了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后，番禺居民再次调整了自己的话语框架，转向征用了“民主决策”话语框架，即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底层群体的参与权利和决策权利。当“民主决策”话语框架被生产出来，番禺事件的性质和意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瞬间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事件。于是，媒体开始以番禺事件为契机，将问题的焦点引向了“环境民主”这一法制话语框架。可见，从“保卫，三种话语框架存在时间意义上的推进逻辑，客观上也折射番禺”到“美丽广州”再到“民主决策”出接合策略的变迁过程。换言之，番禺事件中的修辞主体不断调整自身的话语框架，以此赋予番禺居**2010年初，“民主决策”《垃圾处理问计于民，媒体纷纷在的话语框架中审视番禺事件，代表性的媒体观点如新华每日电讯民主决策作示，《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全民公投，，《番禺“垃圾门”：需要检范》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垃圾危机催生民主决策》羊城晚报，《番禹公投是政府决策理念的进步》视的决策演练》经济观察报等。
6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民的环境抗争行为以不同的阐释语境和意义内涵。修辞学意义上讲，同一环境抗争行为，当被接合到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时，它的意义也呈现出一种流变状态。事物意义之所以发生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修辞主体征用了不同的语境元语言，或者说事物所处的诠释语境发生了变化。语境从来都不是一个默不作声的陪衬性存在物，而是对文本的释义过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限定和导向作用，并且一定［29］程度上直接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因此，即便是同一修辞主体，面对同一行为，同样会根据外在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及竞争者修辞策略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自身的话语框架，即赋予事物诠释过程不同的语境元语言系统，以期在“语言交换市场”中获得最大的劝服能力，这是修辞行为中普遍存在的接合实践。四、接合实践与环境主义运动在环境传播场域中，接合实践不单单体现在对普通文本的界定、表征与争夺层面，同时指向一个——环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公民权利运动、种族公平运动、全球正义运动更大的文本形态—［18］（P34－37）。在克劳斯·奥菲（ClausOffe）等运动形态一样，环境主义运动是一种典型的新社会运动看来，社会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革命，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对自［30］由资本主义的暴力斗争，第三次则是以修辞为主要斗争工具的新社会运动。不同于象征王权扩张与体罚威胁的暴力运动，新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修辞运动，其根本目的是借助话语修辞的方式“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质疑统治阶级的价值逻辑，并最终完成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命名方式的根本［18］（P25）。可见，新社会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已有的政体架构，而是基于非暴力的、改性解构”。新社会运动的结果体现为，“并非直接良主义的话语认同斗争，更多地是一场“观念层面的斗争”［31］产生了某种客体现象，而是那种表征现实和解释现实的修辞策略和言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环境主义运动形式多样，其差异也更多地指向修辞方式的差异。约翰·德莱泽克提出了十种具体——生态正义主义、生态女性主的绿色激进主义话语，每一种环境话语都对应于特定的环境主义运动—义、深生态主义、生态区域主义、生态宗教主义、生态浪漫主义、绿色消费主义、欧洲绿党政治、社。纵观诸多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运动的修辞实会生态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全球生态主义践，它们的共同点都致力于挑战工业主义霸权话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尝试在全社会范围内创建一个阐释“绿色”意义、寻求“绿色”对话、构建“绿色”意识、推进“绿色”政治的“绿色公共领［25］（P130），然而在具体的话语思想和行动理念层面，却诉诸于不同的接合实域”（GreenPublicSphere）践，也就是从女性主义、宗教主义、消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话语那里寻求适于环保诉求的话语资源，其目的就是建立环境议题与其他公共议题之间的修辞对接和象征联系。具体来说，不同的环境主义运动都激活并挪用了某种既定的话语，并在相应的话语框架中重新审视环境议题，这使得环保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其他性质的公共议题（如种族歧视问题、性别平等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公民身份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等），从而赋予环境保护一种合法的话语支撑。正是在接合实践中，环保议题被悄无声息地激活，并转化为一个公共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环境议题进入某种合法的话语框架中，不仅完成了环境传播场域中一种新的环境话语的生产和再造，同时制造了一场普遍而深刻的环境主义运动。接下来我们就有代表性的环境主义运动的接合实践进行详细解读，以此把握接合实践的修辞智慧及其权力运作机制。在生态正义主义运动（EcologicalJustice）那里，工业废渣之所以掩埋在黑人社区的家门口，这已经不单单指向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为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问题。当环境问题被巧妙地勾连到种族歧视话语框架中，这便赋予环境保护一个合法的政治话语支撑；在生态马克Marxism）那里，因为资本主义贪婪的扩大再生产不仅制造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和思主义运动（Eco-消费异化，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被压迫阶级和饱受工业污染之痛的特殊阶级，这使得生态危机成为挑战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第一个信号。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危机论，生态马［8］（P181－228）
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65克思主义巧妙地发现了环境危机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思想的微妙联系，因而转向了生态威胁论；在社会生态主义运动（SocialEcology）那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之所以难以调和，根本上源于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只有打破身体对心智、城市对农村、国家对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才能在现实的政治土壤中构建生态共同体，这使得环境危机与等级制度话语之间建立了勾连关系；在生态女性主feminism）那里，环境灾难的直接动因是人对自然的傲慢与支配，自然被建构为只具有义运动（Eco-资源属性的消费对象，而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又进一步可以追溯到父权文化背景下男性对女性的傲慢与偏见。因此，环境问题与性别主义话语建立了一定联系，并且被巧妙地置换为一个涉及“性别、自然与政治”的文化命题；在生态浪漫主义运动（ＲomanticDisposition）那里，无论是前者对生态美学和超验性生命体验的执着追求，抑或是现代生态浪漫主义对未来世界图景的绿色想象和科学建构，二者都有效地建构了环保意识与绿色浪漫体验之间的勾连关系，进而赋予了生态保护以一定的话语使命。在生态区域主义运动（Bioregionalism）那里，强调沿着特定的生态链条和生物区域来构建一个跨，自然环境不再是地缘空间意义上的物理概念，而是上升为一个象征越种族和国家的“区域性社会”theology）那里，强调借助文化结盟和社群结盟的社会概念和政治概念；在生态宗教主义运动（Eco-宗教的精神引领来实现环境意识的心灵转向，比如从东方的道教、佛教和印度教传统中来寻求那种塑、“全造人类环保意识的神秘力量和自然哲学；在全球生态主义运动那里，环境危机与“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全球化”、“新殖民主义”等符号术语建立了话语联系，环境问题被巧妙地球正义置换为全球化语境中的平等与正义问题，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公开而合法地谈论“穷人的环境主义”……纵观以上环境主义运动的修辞实践，不难发现，正因为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象征联系和勾连关系，这使得我们可以在既定话语所创设的“话语性场域”框架中重新审视环境问题，并赋予环保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体系。五、结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事物意义的赋值行为，接合实践具有明显的劝服倾向与修辞目的，因此更强调一种劝服性意义的生成方式。就劝服性意义的生成机制而言，接合实践不仅强调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个合法的话语框架，而且强调通过接合行为完成一种新的话语的生产。前者指向意义生产层面的接合关系，后者指向话语生成层面的接合关系。一方面，接合实践的关键是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个话语框架，以此建立事物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系。由于话语悄无声息地提供了一套有关事物意义生成的排他的、合法的、生产性的框架体系，因而从话语那里寻求意义生产的合法的修辞资源，并“以话语的方式”实现意义赋值与深层次的认同构造目的，这正是接合实践往往会普遍“诉诸话语”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应地，有关符码概念的发明、命名与构造，以及对其意义生产的话语征用与框架争夺，便成了接合实践中最常见的微观修辞策略；另一方面，当一个事物进入既定话语的诠释体系，它便从其原始的意义场域中挣脱出来，接受一种替代性的意义赋值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新的“话语性场域”。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一种新的话语的生产过程，从而为相应的社会行为赋予一种新的话语依据，这在以新社会运动为代表的修辞运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具体到环境传播实践中，接合实践所强调的意义生成过程更多地指向对环境传播场域中一系列“意指概念”的发明、构造与意义争夺行为。与此同时，接合实践所强调的话语生成过程则强调实现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系，从既定话语所铺设的逻辑体系中重新审视环境议题，并赋予环境行为一种新的诠释体系和话语支撑，最终生产了诸如生态正义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浪漫主义、生态区域主义、绿色消费主义等新的环境话语，以及建立在新环境话语基础上作为新社会运动的诸多环境主义运动。参考文献［1］Pezzullo，P．C．Performingcriticalinterruptions：Stories，rhetoricalinvention，andthe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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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卷第1期2015年1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SocialSciencesEdition）Vol.15No.1Jan.2015MAINABSTＲACTSOnGovernanceValueandFunctionofDraftArticlesontheLawofTransboundaryAquifersZHAOZhouWithregardtoproblemsofexploitation，protectionandmanagementontransboundaryaquifers，presentdraftarticlesonthelawoftransboundaryaquifersareneithercodificationof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r，owingtotherelianceonandreflectionofexistingfundamentalofin-ternationallaw，draftarticlesasawholeinherentlycontain“accordance”ancevalueandfunctionofdraftarticlesistomakeeachstateconsidersovereigntyandinterestofotherstates，pru-dentlymakedecisionandtakeaction，andinducethesrticleshaveformulatedakindofgovernancestructureof“softbalancebetweenrightandobligation”，anddynamicgovernancemodelbasedonframeworkobligation，whichshouldbeanappropri-houldtakeintoaccountthetakenecessaryresponsestrategytoproperlysafeguardnationalinterestandpushin-provisionsofdraftarticles，ternati'sIndustrialWaterUseandPollutantsEmissionEfficiency：AStudybasedonProvincialDatafrom2003to2012SHENMan-hong，CHENGYong-yiToimplementtheMostStringentWaterManagementSystemandresolvethewatercrisiseffectively，it'sveryimportantforChinatounderstandthepresentsituationofwaterutilizationengTotalFactorAnalysisFrameworkwhichincludesbadout-puts，thispaperstudiedtheregionalcharacteristicsanddynamictrendofChineseindustrialwaterutilizationwiththedatafrom2003to2012，andgotthemainfindingsasfollows：（1）Takenthewaterenvironmentalconstraintsintoconsideration，theindustrialTFPofsomewesternprovincesexperiencednegativegrowth；（2）TheindustrialwaterutilizationefficiencyofChinawasrisingasawhole，butthegapsbetweenthetechnologyfrontierandmorethanonethirdoftheprovincesexpanded；（3）Theindustrialwaterpollutantsdischargeeffi-ciencyofBeijing，Tianjinandsomeleastdevelopedwesternprovinceswasrelativelyhighwhilethelevelofthewaterconsumptionandpollutantsdischargeinindustrialsectorswashighinmostotherprovinces.（4）Thedischargeefficiencyofindustrialwastewaterinsomeprovincesdeclined，notablyinwesternprovinceslikeGuizhou，Yunnan，Gansu，NingxiaandXinjiangetc..ArticulationPractice：SearchforＲhetoricalTheoryof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LIUTaoThestudyof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basesitsdiscourseonecologicalenvironment．Ｒesearchershaveextendedtheirpracticesofcontextrepresentation，discourseechanismofsocialpersuasionanddiscourseproduction，nificanceistodiscoverthelinkbetweenthingsandspecificdiscourse，whichfurtherfacilitatestnmentalistshavefoundoutthesubtlearticulationbetweenenvironmentalissuesandspecificdis-coursebasedonaseriesofestablisheddiscourse，whichhasnotonlyrealizednewdiscourse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butalsoprovidedakindoflegaldiscursivesupportforenvironmentalmov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