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5日发(作者：)
2021年第5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周庭芳 王涛生 刘志忠*[摘 要]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基于供给侧构建一个简化的经济模型，探讨双循环系统的理论逻辑、运转机制及实现路径发现：（1）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直接拉动内需会带来两难的选择或造成通胀的恶果；（2）新增生产要素和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原有生产要素配置是恢复扩大供给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扩大经济循环流转的两大途径；（3）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格局具有强大的韧性，在面对突发重大事件以及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时，畅通我国产业循环的选择，应是更积极的融入和更全面的开放；（4）强大的国内市场、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是我国抵御任何外来风险的最大底气。我国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支撑并带动外循环。[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经济循环流转 产业关联畅通〔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1）05-0085-07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a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全面部署。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b当前，学界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多从需求侧管理的角度来进行理论阐释。而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c也即是说，供给侧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条重要主线。基于此，本文拟构建一个简化的经济模型，尝试从供给侧角度阐释双循环系统的理论逻辑及运转机制，并在理论的指引下提出扩*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决定因素与培育机制研究”（71573082）、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湖南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20B33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周庭芳，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院讲师；王涛生，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院院长、教授（湖南 长沙，410205）；刘志忠，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410079）。《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a 习近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b 刘鹤：25日。《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c习近平：-85-
大经济循环流转和促进产业关联畅通的对策建议。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十分丰富。对于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a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文阐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和要求，重点提到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内涵的首要一条就是“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看，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b综观这些重要讲话和重要表述，我们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而且是贯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一条主线。因此，本文拟基于供给侧构建一个简化的经济模型，说明一个国家的双循环系统如何运转，为何出现问题，以及应该如何修复，如何进一步壮大畅通。（一）双循环体系的基本假设假设世界上只有A和B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分别都只有农夫和猎人两个群体，A国的记为A群农夫和A群猎人，B国的记为B群农夫和B群猎人。农夫耕种土地生产大米，猎人打猎生产肉，农夫和猎人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来进行贸易，初始时1公斤大米换购1公斤肉。在A国，A群农夫年产大米2000公斤，自身消费1000公斤，剩下的1000公斤与A群猎人、B群猎人分别交换500公斤肉，总消费1000公斤大米和1000公斤肉。A群猎人自己不生产工具（猎枪），他们年产肉1200公斤，需要先付出200公斤肉向B群猎人购买猎枪，然后自身消费500公斤，剩下的500公斤再与A群农夫交换500公斤大米，总消费500公斤大米和500公斤肉。经总体计算可得，A国的生产总值为1500公斤大米和1500公斤肉。在B国，B群农夫年产大米1000公斤，自身消费500公斤，剩下的与B群猎人交换500公斤肉，总消费500公斤大米和500公斤肉。B群猎人年获肉2000公斤，包括自己生产1800公斤以及向A国出售猎枪获得200公斤。他们自身消费1000公斤，剩下的1000公斤与B群农夫、A群农夫分别交换500公斤大米，总消费1000公斤大米和1000公斤肉。经总体计算可得，B国的生产总值为1500公斤大米和1500公斤肉。以上这个简化的两国经济模型，实际上已经把一国的双循环体系勾勒出来。我们把A国看作母国，其国内循环就是，农夫作为供给方，生产大米，又作为需求方，以大米向猎人购买肉；猎人作为供给方，生产肉，又作为需求方，以肉向农夫购买大米。其国际循环就是，农夫作为供给方，生产大米，又作为需求方，以大米向国外猎人购买肉；猎人作为供给方，生产肉，又作为需求方，以肉向国外猎人购买猎枪。这里面既涉及经济循环流转，又涉及产业链关联循环。（二）经济循环流转与扩张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供给侧的重要内容，而重农学派、斯密、萨伊、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马歇尔乃至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都在强调如何发挥这些生产要素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c并由此发展出各种理论。在双循环体系的简化模型中，经济扩张的动力来源也是供给侧，因为要拉动任何一国农夫或猎人的有效需求，都必须先增加其供给，不增加供给《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a 习近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b 刘鹤：25日。《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实践依据》，《上海证券报》2016年3月19日。c 李佐军：-86-
则没有条件增加需求。增加供给则主要源于两个途径：增加生产要素以及通过供给侧制度改革来提升原有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一是增加生产要素。假设在某个时期，A国新增了较多从事耕种的劳动力，或者耕种技术实现了飞速进步，这导致大米的产量大幅增加。A群农夫年产大米增加到3000公斤，自身消费增加为1500公斤，剩下拿来跟A群猎人、B群猎人交换肉的大米由原来的1000公斤增加到1500公斤，也即对肉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将导致肉的价格上升，由原来1公斤米能换1公斤肉，变成现在1.5公斤米才能换1公斤肉。肉价上升将提高A群猎人们打猎的积极性，他们会通过增加打猎时间、改良打猎工具等途径增加肉的产量。最终，假设A群猎人的肉产量由1200公斤增加到1600公斤。A群猎人付出300公斤肉向B群猎人购买了更多猎枪，自身消费的肉增加为600公斤，剩下的700公斤肉与A群农夫交换。相应地，B群猎人也面临肉需求增加的相同情况，他们也增加了肉产量，同样拿出更多的肉（700公斤）与A群农夫交换。这样，A群猎人、B群猎人分别拿出700公斤肉与A群农夫交换750公斤大米。经总体计算可得，A群农夫总消费变为1500公斤大米和1400公斤肉；A群猎人总消费变为750公斤大米和600公斤肉，A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实现了扩张，生产总值上升为2250公斤大米和2000公斤肉。二是供给侧制度改革。假设在初始状态下，A国猎人打猎是受到政府管制的，比如规定只能集体打猎，平均分配猎物；或者规定猎人们只能按照持有的牌照来打猎，持有野猪牌照就只能捕猎野猪；又或者规定猎人们捕猎某些猎物后要交较多费用给政府。这些管制政策使得猎人们打猎的积极性下降，打猎能手们不能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因此肉类的产量较低，年产肉仅为1200公斤。又假设某个时期，A国政府明智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取消了原有的管制制度。在新制度下，A群猎人们的打猎积极性被激发，打猎能手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生产力，肉类年产量大幅增加到2400公斤。他们可以付出400公斤肉向B群猎人购买更多猎枪，然后自身消费提升到1000公斤，剩下拿来跟A群农夫交换大米的肉由原来的500公斤增加到1000公斤，也即对大米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将导致大米的价格上升，由原来1公斤肉能换1公斤大米，变成现在1.5公斤肉才能换1公斤大米（拿来交换的肉包括A群猎人的1000公斤加上B群猎人的500公斤）。大米价格上升将提高A群农夫们种田的积极性，他们会通过增加耕种时间、改良耕种技术等途径增加大米的产量。最终，假设A群农夫的大米产量由2000公斤增加到2400公斤，他们自身消费增加为1200公斤，拿828公斤大米与A群猎人交换1000公斤肉，拿372公斤大米与B群猎人交换450公斤肉（肉价下跌使得B群猎人减少了产量，拿比原来更少的肉来交换大米）。经总体计算可得，A群农夫总消费变为1200公斤大米和1450公斤肉；A群猎人总消费变为828公斤大米和1000公斤肉，A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实现了扩张，生产总值上升为2028公斤大米和2450公斤肉。以上扩张都是由A国的国内循环供给侧驱动的，生产要素增加或者供给侧制度改革都使得某类产品的供给增加，供给增加又直接创造了对另一类产品的更多需求，a引致另一类产品也增加供给，最终导致国内经济总量上升。与此同时，国内循环体系扩张也带动了对国外（B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使得国外（B国）循环体系也实现扩张。（三）经济循环流转与收缩双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转与扩张需要政府政策、外部环境、资源禀赋等一系列要素条件的配合，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经济循环流转就会有收缩风险。在双循环体系的简化模型中，导致经济循环流转出现收缩风险的主要因素为需求减少和产业链断裂。一是需求减少。假设在某个时期，B国的生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猎物减少，B群猎人每年所能供应的肉只剩下1500公斤。他们自身消费的肉减少为800公斤，剩下拿来跟B群农夫、A群农夫交换大米的肉由原来的1000公斤减少到700公斤，也即对大米的需求减少。也即是说，来自B国的需求减少，a 在有货币参与的现实世界，也可以理解为供给增加创造了更多收入，更多收入引发了更多需求。-87-
其本质上是B国的供给出现了收缩，是由供给收缩引起的需求减少。需求减少将导致A国大米的价格下降，由原来1公斤大米换1公斤肉，变成现在1公斤大米只能换0.85公斤肉（B群猎人各拿一半肉来交换B群农夫、A群农夫的大米，A群猎人和B群猎人现在拿来交换大米的肉共为500+350=850公斤）。大米价格下降将打击A群农夫们种田的积极性，他们会增加闲暇时间，减少钻研耕种技术。最终，在均衡情况下，假设A群猎人的肉产量不变，A群农夫的大米产量由2000公斤减少为1800公斤，A群农夫自身消费降为900公斤，拿538公斤大米与A群猎人交换520公斤肉（肉价上升使得A群猎人增加产量，消费不变，但拿比原来更多的肉来交换大米），拿362公斤大米与B群猎人交换350公斤肉。经总体计算可得，由于受到B国需求减少的影响，A群农夫总消费变为900公斤大米和870公斤肉；A群猎人总消费变为538公斤大米和500公斤肉，A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出现了收缩，生产总值下降为1438公斤大米和1370公斤肉。二是产业链断裂。假设在某个时期，受外交政策影响，B国不再供应猎枪给A国，A国生产肉的产业链被迫断裂，A群猎人只能用回弓箭捕猎。工具落后使得A群猎人的肉类产量大幅减少到600公斤，他们不再需要付出肉向B群猎人购买猎枪，自身消费将减少为300公斤，剩下拿来跟A群农夫交换大米的肉由原来的500公斤减少为300公斤，也即对大米的需求大幅减少。需求减少将导致A国大米的价格下降，由原来1公斤大米换1公斤肉，变成现在1公斤大米只能换0.8公斤肉。大米价格下降将打击A群农夫们种田的积极性，他们会增加闲暇时间，减少钻研耕种技术。最终，假设A群农夫的大米产量由2000公斤减少为1700公斤，A群农夫自身消费降为850公斤，拿315公斤大米与A群猎人交换300公斤肉，拿535公斤大米与B群猎人交换510公斤肉（肉价上升使得B群猎人增加了产量，拿比原来更多的肉来交换大米）。经总体计算可得，由于受B国产业链断供的影响，A群农夫总消费变为850公斤大米和810公斤肉；A群猎人总消费变为315公斤大米和300公斤肉，A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出现了收缩，生产总值下降为1165公斤大米和1110公斤肉。要改善以上经济循环体系收缩情况，需要实施相反的经济扩张政策，也即推动A国经济循环体系扩张。对于第一种国外需求减少的情况，采取上一节的内循环扩张措施就能大部分对冲掉收缩的总体负面影响。第二种国外产业链断供的情况则稍为复杂，除了采取有效的内循环扩张措施，还需要考虑补链、建链的问题。假设当B国断供猎枪时，A国大力实施扩张内循环政策，取消了对大米供给形成阻碍的一系列管制措施，激发农夫们耕种的积极性，大米年产量由1700公斤增加到2200公斤。A群农夫自身消费增加为1050公斤，剩下拿来跟A群猎人、B群猎人交换肉的大米由原来的1000公斤增加到1150公斤，也即对肉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将导致肉的价格上升，并提高A群猎人们打猎的积极性，最终假设A群猎人的肉产量由600公斤增加到800公斤。A群猎人自身消费的肉增加为400公斤，剩下的400公斤肉与A群农夫交换。相应地，B群猎人也面临肉需求增加的相同情况，他们也增加了肉产量，拿出更多的肉（550公斤）与A群农夫交换。这样，A群猎人拿出400公斤肉与A群农夫交换484公斤大米，B群猎人拿出550公斤肉与A群农夫交换666公斤大米。经总体计算可得，A群农夫总消费变为1050公斤大米和950公斤肉；A群猎人总消费变为484公斤大米和400公斤肉，生产总值上升为1534公斤大米和1350公斤肉。在此情形下，国内经济总量回升，受到断供影响的A群猎人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没回到收缩前的境况，需要慢慢生产出自己的猎枪或新型捕猎工具，即补充和新建产业链，才能彻底消除负面影响并实现超越。（四）几个命题根据以上关于双循环系统的简要模型推演，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有用的命题。1.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创造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因为任何人在市场上供应任何物品，其目的都是为了需求其他物品。2.在双循环体系中，国内经济扩张的动力来源是内循环的供给侧，因为拉动内循环的有效需求，必-88-
须先增加国内市场主体的供给，不增加供给则没有收入条件增加需求；而满足外循环的需求，则需要增加国内市场主体的有竞争力供给。3.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供给侧的重要内容，增加生产要素或进行供给侧制度改革是经济循环流转体系扩张的两个重要途径。4.内外循环体系的供给收缩都会引起需求减少，进而导致国内经济循环流转体系发生收缩，经济总量出现下降。5.要改善经济循环体系收缩的情况，需要在供给侧实施相反的循环体系扩张政策。二、如何扩大经济循环流转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是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我国内外经济循环体系出现收缩风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学者提出，经济循环体系收缩是由需求减少导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仅使得外贸需求大幅减少，而且使得国内居民减少了各类消费，所以拉动内需是扩大经济循环流转、恢复经济增速的关键。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要问，造成需求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外贸需求减少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的生产、就业等供应端出了问题，生产、就业无法顺利进行直接降低了国外居民收入，收入降低自然就会减少进口需求。国内需求减少也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内很多地区、行业停工停产，引起居民收入降低，收入降低自然就减少了消费需求。所以，问题的根源都是出在供给侧，扩大经济循环流转、恢复经济增速的关键也应该是恢复扩大供给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而不是直接拉动内需。直接拉动内需实际上会带来两难的选择或造成通胀的恶果，因为拉动内需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而在不增加就业供给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加只能依靠再分配和发行货币。一方面，再分配政策并不能做大经济蛋糕，只能改变国内不同人群的收入比例。为了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补贴，政府必须从企业和企业家身上多征税或多收费，而增加对企业的税费则会打击就业和生产，反过来减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资收入，由此陷入两难。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长期来讲只会导致通货胀膨，因为供应的产品没有增加，用来衡量产品价格的货币却一下子大幅增多，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美国就采取了增加货币发行来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给每位居民发1200美元的抗疫资金，结果导致人们预期通胀大幅上升，大量资金涌进股票市场，使得在经济极度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股指却屡创新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多发的美元会流向全球各地而不仅仅留在美国，所以美国多发货币还是可行的策略，不会引起其国内严重通膨。但其他任何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想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提高居民收入而又不引起通胀，基本上不可能实现。这也就意味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a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重点在国内，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成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从具体层面来说，在控制住疫情、复工复产的基础上，恢复扩大供给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扩大经济循环流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新增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提升国内供给水平。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延迟退休年限、提升教育质量、引进外籍人才等，增加劳动力供给；通过进一步扩大全面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引进更多国外资本、资源、技术；通过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增加更多可开发土地；通过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更多新技术、新知识、新业态蓬勃发展；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新的生产要素带来新的供给，新的供给产生新的居民收入，新的收入再拉动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带动新一轮的供给，经济循环体系这样扩张循环下去就促成了经济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a刘鹤：25日。-89-
稳定增长。二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原有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供给水平。主要注重从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层面给市场主体降成本、降门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各行业各领域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优化配置现有生产要素，提升国内供给水平，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形成稳定扩张的经济循环体系。一方面，降低供给侧税费成本，大力简化税制，积极推动零关税双边贸易，压减不必要行政开支，减轻企业税收、社保缴费及其他行政收费负担；另一方面，降低各类市场主体行业进入门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的行业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如何实现产业关联畅通在当今全球化合作的背景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现代化工业生产效率，获得专业化、规模化效益，各国产业分工日趋精细化，不同国家在上下游产业链条上环环相扣，彼此依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分工链条。这种复杂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格局是由各国无数个市场主体乃至跨国公司在长期衡量、选择、竞争中形成的，具有强大的韧性，以贸易壁垒、技术封锁、中断链条的方式来破坏和改变全球化分工的产业链条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球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所有产业领域都具备完整的国内产业链条，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可能以“再工业化”方式重建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所有产业领域都占据价值链中高端，强如美国在一些制造业领域都已经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们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维持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a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b“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c在面对突发重大事件以及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时，畅通我国产业循环的选择，绝不应是极端化的退缩、封闭，而应是更积极的融入和更全面的开放，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首先，扩大开放增加了更多产业链条替代方案和备胎选择，有利于提升我国应对断链事件和保持技术、资源供给可持续的能力。比如，我国铁矿石对澳大利亚的依赖程度极高，进口的铁矿石有62%来自澳大利亚，而通过新建大型铁矿石港口来加强与巴西、非洲的联系，则提升了我国保持资源供给可持续的备胎能力。d又比如，在华为芯片断供事件中，美国对华为发布禁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与中国有合作的国家都会跟着禁令走，只要中国继续保持扩大开放，华为依然可以在全球买芯片，美国的企业不卖，其他国家的企业就会主动抢占市场。其次，扩大开放有利于我国对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在华为芯片断供事件发生后，急的不是华为，反而是美国芯片企业高通公司，后者试图游说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取消向华为出售芯片的限制，因为它担心此限制可能会把价值高达80亿美元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其他海外竞争对手。e也即是说，扩大开放，深入融入全球分工产业链条后，不同国家的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链条上彼此依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会相互影响。他们游说政府不是在“救”对方，而是在“救”自己。全球化产业链合作程度越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做法就越难以有市场。第三，扩大开放有利于我国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升级。回顾近40多年来中国工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从开始的几乎一无所有，到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a 江小娟、孟丽君：年第1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4页。b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c 习近平：《占比62%！澳大利亚成中国铁矿石最大来源国，为何不能减少进口》，国际煤炭网：-en.d 李银苏：com/html/，2020年10月30日。，《环球时报》2020年8月10日。e 《担心丢掉80亿美元市场 高通游说美政府取消华为禁令》-90-
引进人才、引进设备，再到学习模仿、培养人才、积累经验、自主制造、抢占市场、创新超越，整个产业链、价值链攀升的过程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a与此同时，强大的国内市场、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是我国抵御任何外来风险的最大底气。我国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支撑并带动外循环。一方面，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们的市场越大，产业链断裂风险就越小。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b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是任何一个行业巨头都赖以生存的基础，能影响本国政府的众多跨国公司不会放弃这一庞大市场，一旦有断供事件发生，立马就会有其他竞争对手补上。巨大的国内市场也为我国各类企业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提供了避风港和减震器，就算在国外市场遇到风险，企业依靠国内市场也能暂时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在产业链上创新超越的机会与希望。另一方面，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乃至实现产业链升级的最大支撑。当前我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强大的国内市场。足够大的市场才能使企业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促使产业链延伸和攀升；足够大的市场才能为更多产业和企业提供生存空间，容纳更完整、更复杂、更多样化的产业链；足够大的市场才能优胜劣汰出更优秀的企业，孕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可以说，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成为制造业“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之一。四、结论及启示本文通过简化的经济模型演绎出双循环系统的一些理论命题，并在理论命题的指引下探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现路径，得到以下结论及启示。第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因为引起经济循环体系收缩的大多数突发重大事件，最先都是由供给侧向需求侧传导的，扩大经济循环流转、恢复经济增速的关键也应该是恢复扩大供给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而不是直接拉动内需，直接拉动内需实际上会带来两难的选择或者造成通胀的恶果。第二，恢复扩大供给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扩大经济循环流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新增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原有生产要素配置。新的或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将带来新的供给，新的供给产生新的居民收入，新的收入再拉动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带动新一轮的供给，经济循环体系这样扩张循环下去就促成了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三，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格局是由各国无数个市场主体在长期竞争选择中形成的，具有强大的韧性，以贸易壁垒、技术封锁、中断链条的方式来破坏和改变全球化分工的产业链条已经不可能实现。在面对突发重大事件以及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时，畅通我国产业循环的选择，绝不应是极端化的退缩、封闭，而应是更积极的融入和更全面的开放，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第四，强大的国内市场、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是我国抵御任何外来风险的最大底气。我国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支撑并带动外循环。责任编辑：张 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a习近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b刘鹤：25日。-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