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5日发(作者：)
特约专稿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新发展格局是我国2020年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过去我国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新发展格局是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在这样的政策定位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过去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描述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那么现在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难免与过去的认识有所背离，所以国际上有非常多的讨论，国内在学界、媒体方面也有非常多的讨论。我个人的认识是，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短期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规律。短期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很大冲击，收入水平下降，国际贸易受到抑制。虽然我国经济复苏比较快，但是出口在下滑。对于我国经济复苏后的产能，国际上的消化能力小，当然必须在国内多消化、多靠国内循环。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中美之间的摩擦，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率会下降，再加上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设限和制裁，这些因素都会使企业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除了这些短期的外部因素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基本规律。我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达到35.4%。但是2019年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下降到17.4%。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其背后有两个主要的经济原因：一是经济体量扩大；二是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提高。现代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规模经济非常大，发展制造业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对于小经济体来说，其国内的消化能力小，就要更多地依靠国外市场。对于大经济体来说，其国内的消化能力强，那么国际市场消化的比重就会相对比较小。从经济体量来看，我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2019年，美国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是7.6%，比我国低；日本经济体的规模比我国小，其出口占GDP的比重是13.4%，也比我国低。这是因为美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80%，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70%。我们知道在服务业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服务业的比重越高，就会造成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越低。2006年，我国人均GDP是2099美元，我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5.3%，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41.8%。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我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提高到16.4%，而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8.6%。这两个因素主要解释了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那么往前看，中国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我国的经济体量占全球的比重同样会继续上升，服务业的占比也会提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内循环的部分就会在2019年的基础上继CHINABON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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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稿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挖掘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8债券 2021.3续增长，出口占GDP的比重会继续下降。因此，我国当然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想现在提出这个论断有其必要性，因为过去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出口导向型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国际市场出现了波动，出口减少了，难免会影响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现在重新认识这个事实，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在此背景下，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能把国内经济稳定好，外部的风雨、外部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发展的影响基本上不会改变我国整体发展的格局。那么过去我国提出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思路还重要不重要？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国家要高质量地发展，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要发展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国即使国内市场很大，但是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份额还是偏低，国际市场还是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销售要靠国内市场，但也要靠国际市场。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含义是什么？我国有不少领域不具有比较优势，比如我国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发达国家在一些高科技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并且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过去像劳动密集型产品等我国非常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除了一些可能会“卡脖子”的高科技产品以外，只要能在国际上买，只要这些产品比国内便宜，我国还是必须要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当然，对于那些被“卡脖子”的高科技领域，我国当然应该用举国体制把这些领域发展起来。在这样的新发展格局下，怎样才能够进一步让国内经济循环起来，靠国内大循环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前述关于国内大循环的分析来看，如果要增加国内循环的比重，重要的因素就是全面的经济体量和服务业的比重，这两者实际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所以要扩大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是要增加我国的人均GDP，提高收入水平。要实现上述目标，我想谈三方面观点。第一，用结构性改革来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从而提高发展质量。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相当
特约专稿大的潜力，这个潜力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与美国6.5万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4.2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在一些传统产业上的技术生产率水平也比这些国家低，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有追赶空间。第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一些新产业上，如5G、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因为不少新产业具有这样的特征：新产业要靠研发，研发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投入。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这些新的产业属于软件领域，那么我国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这些新的产业属于硬件领域，那么我国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新产业上是有比较优势的。对此，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是拥有的“独角兽”数量。所谓“独角兽”，是指创业不到10年还没上市，但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2020年，全世界的“独角兽”有586家，其中中国227家、美国233家，中美基本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供给侧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一些产业发展上的市场失灵。第二，要深化改革，从而打通在国内循环的一些“堵点”。在国内循环方面，我们更多会受到影响的是要素市场，如金融市场。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我想这是共识。但是在当前的金融结构下，农户和小微企业等主体可获得的金融服务还不够，其发展当然就会受到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堵点”也非常清楚：一个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另一个是房价，房价太高也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所以我们应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并且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定位。土地市场的最大“堵点”就是怎样落实的问题，要让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增加土地的供给。另外，在产权方面，应该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但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市场中不应该出现产权歧视。这些方面的深化改革既有利于挖掘我国的发展潜力，又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流通的效率。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扩大开放能让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国际技术、国际资本。在扩大开放方面，目前我国开展的是一些自贸区的试点。自贸区试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降低进口关税；二是缩小负面清单范围，让外资能够更好地进入中国。要扩大自贸区的试点数量，同时将自贸区试点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此外，我国也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议。这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议能够让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中国开放了，国际上也能够更好地利用中国市场和中国的资源。由此，不仅中国的发展质量能够提高，而且还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机遇。以上是我对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我国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定位的认识。我认为，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挖掘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责任编辑：印颖 罗邦敏CHINABON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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