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
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赵 夏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治学兴趣广泛、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著述丰厚,社会影响也很大。他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又鼎新革故的时代:国家危亡、西学东渐,新的社会问题不断爆发、新的社会思潮日新月异。这一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探索着前进的道路。顾颉刚先生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代表”。本文欲以他对边疆史地的实践和研究为线索,来探讨其学术道路的选择。面又和同伴们热衷于课余听戏,对时代反映最为敏感的京师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文化上的革新思想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思潮,都对他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等人倡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国学应是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之大以及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应该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鼓励大家对民众的存在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要给予高度认可和重新定位,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平民文学”、“平民史学”等口号,扩大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学的视野,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对于顾先生而言,其影响有二:一方面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大胆的怀疑,在和胡适、钱玄同许多名师一起探讨辩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要求对古史重建的“层类的造成古史说”;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学术的理解,开始了新的尝试,集中的体现在他对孟姜女故事发展演变、吴歌(家乡苏州一带的歌谣)的搜集整理、妙峰山进香调查研究等与大众通俗文化息息相通的工作上。这些研究和经历,使他切实的认识到了实践之于学术的重要性和来自民间的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同时也促使他走出“士大夫的圈子”,并且到民间去,走近民众,以博大的心胸和同情心对待下层民众的疾苦,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民众创造流传下来的“活文化”。正如先生后一、顾颉刚先生学术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对边疆史地的关注 11新文化运动与学术道路的新认识顾颉刚先生出生于晚清,故乡苏州是我国清代汉学发达的地域中心,又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就有志学问,他熟读诸子百家,在经学经典中度过了少年老成的童年。先生12岁时曾作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以言志,第一篇为“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第二篇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第三篇为“恨不能游尽名山大川”,少年豪迈可见一般。1916年24岁离开家乡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接受了正规的哲学教育之后,对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传统士大夫教育产生了疑问,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在学者云集的北京,一方面结识了许多博学的师生一道谈学论道,另一方—118—
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来的回忆:“五四运动给我的工作以巨大的推动力———它使我敢于把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里的经学、史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体①事实也证明,这种转变对他的研究和裁。”学术,无疑产生了深刻久远、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坐上了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也为他日后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对边疆问题的重视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21对边疆问题的密切关注“到民间去”的学界呼声和“到西北去”的抗日救国的社会呼声,是当时最具号召力的时代强音,顾颉刚先生从事边疆研究和边疆社会活动可视为对这两种时代呼声的回应。祖国边疆频危告急,民国政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开发西北”的运动,先生和负有时代使命的大批爱国学者一起积极从事边疆研究,掀起了鸦片战争之后边疆学研究的再一次高潮。一方面希望研究唤起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也是对为辅助侵略而歪曲我国边疆历史和打着考察幌子的大量“文化侵略”的反省和回击。此前,日本学者早就大造“满州非中国物”的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抗战形势突变,伪“满洲国”成立,后又欲在陕、甘、宁、青建立一个“回回国”,英国阴谋制造“大西藏国”,法国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对此,顾先生计划编制《中国民族史》和《地理沿革史》,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都和帝国主义蓄谋分割我国的“假历史”对抗。他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除》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人使用“中国本部”的概念是分化我们的毒策,“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来分化我国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知识分子都清楚的认识到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那就是对于我们的边疆,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更加的了解。顾颉刚先生1936年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打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痛心言道:“我辈生于今日,受重重之束缚,欲求我之知彼,固不容于彼之知我。然而我之知我则必不可逊于彼之知我,则何?主客易位则宰割由人,岂唯束手待毙,亦将无以得旁观者同情。甲负箧而趋,乙迫之,呼曰,是吾家物也,汝何盗焉?甲止步而询曰:汝知筐中所装何物?乙瞠目不能答,甲乃侃侃陈词,谓中有币帛若干,金银若干,启而验之,果如所说,斯时旁观者心直甲而曲乙矣。虽亦有明知谓盗者,然而呜呼!今日之事,何以异此……”。初读这段文字,触动颇深,先生寓痛心疾首于这一冷静的比喻。冯家升先生也清楚的看到,“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国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②这种清醒且人,其害真有不堪胜言者矣”。深刻的认识,一语道破大家共同面对的尴尬处境。先生不但在抗战期间致力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且广泛的参与了边疆考察和社会活动,能够在考察中真正走近民众,关爱民众,这既是国家危亡之际爱国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先生民众情结的集中体现。二、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实践顾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成就,既包—119—
北京社会科学 2002年第4期括纯学术的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考释,也包括深入边疆进行实地考察的论说和实践,这都是他学术生涯“经世致用”的重要体现。虽然先生向往和平宁静的治学环境,但是国难当头、时局难容,他认识到“怎觉在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国势凌夷,
天 地之③九・日,所学必求致用”。一八之后,目击“强邻狂施压迫,民族正义正在酝酿激发”,故亟谋边疆研究,“苟欲洞悉边情,一赖实④所以先生一方面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积极组织和参与边疆考察,了解边情,另一方面积极从事边疆研究,查阅典籍,著书立说,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去。下面就从考察和研究这两个角度来论述先生对边疆所作的贡献。11几次重要的边疆调查从1931年春天开始,顾颉刚先生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国民革命后的古物古迹,以后又号召和参与过好多次重要的边疆考察活动。主要包括1934年夏,与燕大同事组织的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团进行为期二十多天的考察;1937年9月开始的西北教育考察等。此后便奔赴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地,抗战前后一直执教于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以及抗战西迁的齐鲁、复旦等大学,几乎都在祖国的西部度过。这样,也正如王煦华在《顾颉刚在云南》开篇所言,抗战八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一年,云南昆明一年,成都、重庆六年。考察之中,对顾颉刚先生认识边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更多的关注边疆问题至关重要的考察有两次,下边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第一次是绥远考察。1934年的夏天,和燕大同事前去绥远考察,不但搜集了不少塞外的故事,而且了解到内蒙自治运动有日本人支撑,进一步深切的认识到边疆问题的—120—严重性。如果我们从头考察先生所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变化,那就是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内容转到了对边疆现实问题更多的关注上,也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古到今”的变化。引起这个变化的背景在于边疆形势的日益严峻和边疆危机的加强,但从相对具体的变化时间来考察,1934年的绥远考察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件。当时顾颉刚先生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与谭其骧先生致力于《禹贡》半月刊的工作,正是这一次考察归来,“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中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⑤可见,这一次旅行考察对日趋于系统化”。先生治学的影响之大,此后便发表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介绍三篇关于王同春的文字》等重要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第二次是西北教育调查。时间是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整整一年,由于抗战爆发,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又遭到日本人的嫉恨,被列入抓捕黑名单,而且“榜居第二”,于是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到祖国的大西北考察甘肃、青海的教育现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生一行不辞辛劳,走遍十几个县及乡镇,对沿途校舍均做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结合时弊,在临洮、渭源等地举办培养师资力量的辅导班,讲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农田水利、农村卫生等知识,难能可贵的是还结合时政进行时事教育,讲述印发英、俄、法等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之关系;正规教育之外,继续发扬创
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办通俗刊物的传统,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通史,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体之活动为中心。民歌方式作抗敌宣传,赢得大家的欢迎而被整整一年的西北考察,由于先生的坦荡聘为一些抗战团体的顾问,还应民众所求,无私,鞠躬尽瘁,赢得了汉、回、藏各族人为他们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一时各地学风民的爱戴,人们热忱地称他为“中央救苦大渐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岷县、临潭员”。同时与甘肃地方名流张鸿汀(维)、慕等地也竟因先生而纸贵,使信息闭塞的大西少堂(寿祺)、水楚琴(梓)等都有密切交北民众能略知当前国家所处的严峻形势,明往。先生曾作久居之计,有“榴红照眼忆乡了帝国主义的虎狼之心而加强了民族团结。关,已染胡尘不欲还”和“东方故旧如相虽然国事家事忧心重重,身处险境之中,但问,马上行人不忆家”的诗句,表面的豪放每看到眼前教育落后而求知心切的民众,先掩藏着内心深沉的痛苦。但因遭教育厅厅长生终不忍离去,辗转百里,唯尽心尽力,任的嫉恨,一年之后还是被迫离开了甘肃,前劳任怨,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使去云南。但此后,先生不论身处何地,都牵命。教育考察的结果是针对西北交通不便的挂着甘肃的教育事业和一些最基本的社会问实际情况,提出了《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题,这从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有关边疆的演书》,包括绪言、西北教育现状略评、教育说、论文和著述中就能看出来。改进设计方案、预算书和结论五章。倡导各21边疆问题研究成果县应有中学,方能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同时顾颉刚先生的读书笔记、日记、文章和各县应有女子小学,有利于女孩子接受小学信札中,有关边疆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教育。虽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一些设想未曾第一类是边疆史地研究,最主要的是实现,但后来在兰州创办了科学教育馆,并《中国疆域沿革史》,是顾先生和史念海二人在西宁办了湟中中学,使得西北教育条件有合著的,193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长沙)了一点改善。出版。著书宗旨表明:“外侮之凌逼,国力除了教育之外,在交通、风情民俗、民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生吏治、医疗卫生、方言、移民、商业、城遗土亦岌岌莫保”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疆域池、土司、山川自然环境等方面,也多出真的变迁与盈亏,是想引起人们的警戒“先民知灼见,既为西北开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付诸敌议,又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考察资料记录。人”。全书总结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了一路考察中,尤其注意到了纷繁的边疆民族成绩”,和分章论述了自夏至中华民国各朝问题,“不忍视又不得不视,泪承于睫,以代民族及其活动区域的沿革与变迁,以及论为如不急谋,不但亡国,且灭种矣。”西北述了与疆域沿革有关的地方制度、行政区民族问题复杂,他说民族关系“尤之如一家划、人口迁徙等问题。此外,还有《禹贡》妇姑,需外人调和”。顾颉刚先生一向与回和其他刊物中发表的各类论文,包括关于疆族朋友有着友好的来往,在西北又广泛与回域演变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关于西北族接触,于是在伊斯兰会上以“如何使中华古代民族的《东汉的西羌》、《从古籍中探索民族团结起来”为题作了讲演,希望能够民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撒拉回》等文族内部精诚团结,共同来抵制外邦的挑拨离章,关于西北宗教的《甘肃密宗四大喇嘛间和分割阴谋。并立下宏愿,想编一部中国传》以及《佛教之下西北》等文章,和西北—121—
北京社会科学 2002年第4期史迹的《西北访古小记》、《甘青史迹丛谈》西北考察团,任团长,作《我们为什么到西等文章。北去》,但出发时因病发烧未能同行。三是第二类包括边疆现实问题的考察报告和昆明《益世报》之《边疆周刊》。1938年先生到了昆明于12月创办,作《发刊词》,申论说。主要包括西北教育考察的集大成者明:办这刊物,“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西北考察日记》,全面的记录了这次西北教育调查的全过程和所见所思所得,前边已有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论述,其意义自不待言,中外学者都给予了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高度的评价。边疆论说文章基本依照发表时冒险的考察,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间的先后大致包括:⑥、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边疆教育⑦、《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与边疆文化》⑧、⑨、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来》《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⑩、《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补助西北教育而后歇手”;四是中国边疆学会。顾颉刚与ωϖ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