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
民国高考作文
“民国学人风度”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 1
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 2
来者”。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
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3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 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 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 4
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 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 5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 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 6
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 7
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素材六】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 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另外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篇二：民国时的高考作文题都是怎么出的：现在的你怎么 8
答？
民国时的高考作文题都是怎么出的：现在的你怎么答？
拜读六月十六日大公园金陵客《“不考语文”错了吗》一文，觉得不无道理。其实，理工科院系考不考作文、作文题目该怎么出，素来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不禁想起民国时期的“高考作文”来。
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没有搞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高考全由各院校自行招生，但也受到教育部管理备案。至于是否考作文、怎样考，则是各有各招、各自命题的。只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的三年多里，由于全国各大学纷纷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比较安全的“大后方”，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作文题还是各出各的。
一九二九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即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要考生将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散文。
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有三四题目供考生自选，其中一题是“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考生对下联。 9
“孙行者”即人们耳熟能详、协助唐僧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下联三个字当然也应该是个人名，此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结果只有三位考生对上，较佳一联对的是“胡适之”。“胡适之”
是当时北大名教授(后为北大校长)。这里，一为神话人物，一为当代大儒，“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可谓对仗工整、严丝合缝，既有趣又合乎要求。另一位考生答得更好，他写的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祖冲之”对“孙行者”，更是天衣无缝的“绝配”了!
出这道题的是清华名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有人认为陈寅恪出此怪题是为了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非也，陈寅恪内定的标准答案是清代学者王引之和祖冲之二人。楹联也算我国国粹之一，陈寅恪希望通过“对对子”的形式来检阅考生的古文基础和国学修养，其初衷和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了。一九四六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作文题是《学校与社会》，这道题目很简单，容易驾驭，挥笔即就，多数考生不慌不忙信手写来，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一千余字，当时京津一些报纸副刊还争相摘录刊登该届高考范文呢。
一些文学青年挥笔写文每每得心应手易如反掌，但在数学面前却往往如临深渊束手无策，其命运如何呢?民国时期一些青年才俊的高考经历，也颇值得回顾的。
10
一九三○年，二十六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而臧克家却把两题都做了。他写的《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独具异彩的三句话“杂感”短小精悍却极富哲思，立即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九十
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只吃了“零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了。其实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因作文过于优异(其它科目平平)被主考老师赏识而破格录取的，闻一多对臧克家恐怕也有“惺惺相惜”的心理罢。臧克家因此成为闻一多的高足爱徒，与另一诗人陈梦家合称“闻门二家”。
一九二九年，钱钟点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考试遭遇“滑铁卢”，只得了十五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却特别优秀，英文还得了满分，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打破常规，破格录取了他。从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多了一位学术大师，其日后的代表作《围城》、《管锥编》、《谈艺录》等更是名满天下。无独有偶，一九三○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英文各得了一百分的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北大不予录取。他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一百分，数 11
学依然是零分。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吴晗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其杂文《谈骨气》还入选中学课本，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
作文的优劣，可以衡量一位学子的国学涵养，但“学术有专攻”，作文优秀者不一定是全才，数理化不一定好；同样，“数学王子”也难以写出绘声绘色的美文来。从这个角度考虑，如金陵客在《“不考语文”错了吗》一文中所述，今年上海几所理工科高校决定不考作文，也有一定道理的。说此举是“数典忘祖”，实在有点言过其实、有失公允了。当然，高校究竟考不考作文、怎么考作文，可以坐下来研究讨论，也应该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任何的“一刀切”、“一言堂”总是不妥的吧。
篇三：高考作文人物素材---一生被四次抛弃的“民国才女”--萧红
一生被四次抛弃的“民国才女”--萧红
女人一生最需要的是爱！她一生渴望爱，追逐爱，却被总爱的苦恼纠缠！萧红，这个被称为民国时期的李清照，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民国四大才女”，一生苍凉，是不幸中的最不幸者，她爱情的经历，似乎比其作品诱人。
童年的不幸福是一生不幸的开始！
萧红本名张乃莹，父亲是呼兰县的名流，严厉又冷漠，母 12
亲的早逝更让她远离了爱。压抑与孤寂、自卑与敏感、忧郁与感伤伴随她的童年。正当她编织着自己爱情梦时，父亲却把她许给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汪恩甲。汪恩甲虽说相貌堂堂还接受过新式教育，可他就象现在的“官二代”一样，一身纨绔之气，要命的是他还吸食鸦片。天性反叛的
萧红没有让步，经过绝食、生病的抗争，她为自己争取到北平上学机会。
知识改变命运，同样也改变了萧红的命运！
在北平萧红谈恋爱了，对象是已有老婆的表哥陆振舜。初恋不懂爱
情，她就稀里糊涂地和表哥搅合在一起。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
层建筑”永远不会过时，在他们身上的钱花完后，表哥迫于家中断绝经
济来源的压力，把萧红丢下回了东北。回到老家后，因有辱门庭，她被
父亲幽禁乡下。
任何人也关不住率性而叛逆的她。
萧红很快逃了出来，因无依无靠，便投奔未婚夫汪恩甲。汪家自然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媳妇，可长着一双迷人大眼睛，野性中带着的文静的萧红让汪恩甲心动不已，俩人偷偷在哈尔滨的旅馆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很快她怀孕了。
13
可她的第二次不幸很快降临。在他们身上钱花光后，还欠着旅馆一大笔住宿费时，汪恩甲悄悄地抛下了身怀六甲的萧红，飘然而去。等待她的是：产后卖入下等妓院抵债。
“白马王子”把她从大水中救起
萧红没向家庭低头，更不会向命运低头。她向《国际协报》写信求助，还见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家“三郞”（萧军笔名）。
可出现在她面前的“三郎”却身穿一身蓝色粗布长衫，一条带着补丁的裤子，脚上一双裂了口子的破皮鞋，头发更是乱成一团。这是曾经幻想过的西装革履的绅士“三郎”么？他见到的是一个落魄、气色苍白的孕妇，可她美丽忧伤的大眼睛却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他看到了桌上的一首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他的心被震憾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拯救她！可他无力偿还巨款，每次看完萧红回来，都会为自己无能而深深自责。
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松花江堤决口，哈尔滨一片浩瀚，趁着夜，他偷偷溜进旅馆把腆着大肚子的萧红从水中救了出来。不久，孩子出世了，任凭刚降生的女婴在医院隔壁房间里号啕大哭，任凭周围人的连连苦劝，如此连续6天，那个襁褓中的女婴没有过见到给她生命的母亲一面，直到第7天，孩子被送给他人。她在《弃儿》中这样写道：孩子出生后，芹拒绝孩子……甚至护士把孩子抱给她看，她都不愿 14
意，连说“不要”。
他们可以同甘苦却不能共富贵
他们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他们相濡以沫，让崎岖的旅途充满了阳光。他带她迈进文坛大门，她写下被鲁迅誉为“力透纸背”的《生死场》，从此“小小红军”蜚声文坛。他们却躲不过：可以同甘苦却不能共富贵！
她是大家小姐，加上产后病痛不断，总渴望男人安慰与陪伴，可他却是东北大男人，强壮粗鲁，不懂女人。萧军喜欢的是史湘云和尤三姐那样的女子，可多病而善感的萧妹妹却需要更多的安慰与陪伴。特别是萧红成名后，成了日进斗金的小富婆，让曾经是她保护神的萧军的大男人自尊心深受创伤。另外萧军热衷政治，行踪不定，对她也日渐冷淡，曾经的患难之情变成相互中伤……
萧军在《苦杯》中写道：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她感觉到老公与别的女人关系暧昧。她的敏感与多疑让萧军烦躁不已，她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昔日的温暖，有的是嘲讽、漫骂、自卑和失望。
有一次，他们探望朋友，朋友看到她的脸上的“乌青眼“，关切地问：“你脸怎么了？”她答：“是自己不小心撞伤了。”萧军在边上冷冷地笑着说：“那是我打的，真不要脸！”其实那是他们仅有的一次争执，在她发狂地扑向他时，不小心误 15
伤的。
他们渐行渐远！
在与萧军感情激战时，鲁迅兄长般的关怀温暖了她那颗孤寂而受伤的心，鲁迅成了她停靠的港湾。她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她是鲁迅家的常客，两个人时常有说有笑，直到深夜萧红也不愿意离去。他们成了知己，心照还宣地守护着彼此。后来许广平在回忆录里醋意浓浓地说：“不知道萧红每次来，她都想干些什么，就是不走。”对于萧红鲁迅称赞她是当代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在鲁迅离开几天后，她曾说：“先生走了好几天了，不知道他现在睡在哪里？”她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最让人感动的，萧红曾望着鲁迅的照片，深长地说：“说不出的痛，才是真的痛。”而萧红也从不掩盖自己对鲁迅的情感，她临终前说过要葬在鲁迅的墓旁，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葬在海边。
生命中最后一个美丽的遇见
失去知己的痛很快被一个美丽的遇见冲散了。
1938年1月，身材高瘦、穿着时尚、斯文儒雅、性格内向的端木蕻良走进了她的生活。端木喜欢上了这个成就不凡的萧姐姐，对她总是大声赞美，更说她的成就远在萧军之上。有一次，萧红拉着端木在桥上看明月，她借着女诗人薛涛的 16
余韵，轻声念道：“桥头戴明月有，同观桥下水。”淡淡的月光下，他迷茫地望着她，她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心的悸动，就这样，他们一起跳进了这如潮的爱河中。在“七年之痒”的魔咒下，她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他说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萧红萧军曾经的爱成了千古绝唱！
命运又和她开玩笑，端木不顾家人反对在1938年5月在武汉和萧红结婚，可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几个月后，这个孩子生下来又夭折了。
当时的主婚人胡风回忆说：“萧红在婚礼上说，只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她最大的企盼。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她一生的遗憾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端木一身大少爷脾气，每天都睡到正午才起床，吃了午饭后还要睡午觉，作姐姐的萧红只能操持家中一切。有一次，端木把家里的女佣人打成重伤，是萧红带着女佣去医院验伤、上门慰问，可“肇事者”就跟没事人似的，从头到尾连个影也见不着。邻居们嘲笑萧红说：“太太，你们文字家可真行啊，老公打了人叫老婆去镇公所，听说老婆也是文学家咯，真贤惠啊！”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往重庆的船票一路高涨一票难求时，已快临产的萧红却独自留在了武汉，而端木 17
则和其他两位好友先行到了重庆。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到香港后，完成《马伯乐》（第一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一生中她最成熟的作品，谱写了她一生最美的华章。可多年的辗转流徙和两次非常正常状态的生产，再加上辛苦的写作，让萧红和身体状况更糟糕，1941年7月开始，她因肺病、妇科病和失眠而长期住院。在萧红住院期间，柳亚子曾见“有些大孩子气，偶尔会撒一下娇”的端木细心侍奉病榻，后感其挚爱之情写下：“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暴发，日本占领香港。在医院一片混乱中，她被诊断为气管结瘤引起呼吸不畅，需手术摘除。端木的二哥就曾因结核病做手术后致死，坚决不同意手术。可萧红求医心切，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术后却发现误诊，病情迅速恶化。她用颤抖的手，流着泪留下这样的的绝笔：“我将于蓝天碧水之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亡，不甘，不甘……
萧红带着无尽的爱恨与不甘永远离开了，年仅31岁。
萧红走后，端木常常拿出萧红那一缕青丝忏悔、流泪。如果平常多关爱她一点，如果没有在她住院时离开过她（端木因准备突围回国，曾将住院的萧红托付给骆宾基照顾过一段时间），如果再执着一点不让她手术……可一切都没有如果，他只能痛苦地写下悼诗《风入松．萧红扫墓》：生死相隔不 18
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
后来，端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默默地写作，忍受着18年的孤独与寂寞后才娶了钟耀群为妻。在“反胡风”运动中，端木的领导要求他揭发萧红：“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这时端木神态骤变，脸孔扭曲，嘴唇颤动，发出陶瓷般碎裂的声音，刺耳而惊心地吼道：“鞭尸是封建帝王的做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们处置。但我绝不许污蔑萧红。”
如果萧红地下有知，心也会宽慰了！
她的一生中，把爱当成了生命的全部。每一次，她总爱得太着急，来不及思考他是自己一生最好的伴侣，然而她也没有时间去思考，在短短的生命里，饱受了太多的爱的幻灭与悲哀。这是命么？！
篇四：民国大家作文素材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人物名片
刘文典，生于1889年，卒于1958年，字叔雅，中国文学史家，民国大学者。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13年赴日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19
在民国学人中，刘文典的狂生掌故，常为人们奉为佳话。但是在狂与傲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的无虚伪、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是对学术的承担，是独立之精神，是自由之思想。经典看点
1.“替庄子跑警报”
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一日，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活学活用
时人谓刘文典狂，其实没有厚实的成就，再狂也只是无根浮萍，也不免流于洛下书生咏、魏市人石发式的东施效颦。刘文典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便是其任性 20
啸咏的浑厚底气，也恰恰是他狂的所在。也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刘文典的“狂”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像这样的以生命承担的学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自有一种精神，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适用话题】学术与生命；我为学术“狂”；担当的分量；轻薄与厚重??
2．“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届时，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21
活学活用
西南联大存于战火纷飞之际，刘文典等学者们身处逆境，然弦歌不断，风雅不减。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观刘文典的月下课堂，便知大师的课堂为何风貌。不由地想起孔子与弟子的那幅春归图：“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刘文典用他的浪漫情怀，用他对学术的痴情，为他的学生们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营造诗意的课堂，怎能不说是千古绝唱！
【适用话题】大师的课堂；真名士自风流；随性与本性；特立独行??
3.“大学不是衙门”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
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扫了蒋的颜面。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 22
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活学活用
痛斥蒋介石，刘文典一骂成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那种藐视权贵的狂气和坚持人格独立的硬气，这种“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贵在“气节”二字。
【适用话题】贵在气节；独立的精神；人格与尊严??
【评价】： 1、刘文典晚年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2、他不仅仅是一位狂士，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代典籍的学者，还曾一度是一位革命家。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23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
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 24
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他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却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独立精神，理性思考，是胡 25
适贯穿一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而有无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正是判定公共知识分子与犬儒的重要标准。 胡适批判国民党的言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给他刊登的，好在那个时代允许民间办报纸出杂志。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就自办杂志，抨击时弊。 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关注时局与现实，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探求民主宪政之路，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的遗风，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
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胡适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认为：“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发刊词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 26
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适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卫士的宣言。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论争。胡适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肩负使命，体现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胡适在总结这段笔墨生涯是回忆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个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胡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理想的实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独立、理性、责任、正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也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胡适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抗争了一辈子，直到去世。胡适重视人权，追求人权，为台湾带来人权的理念，作为学者，他一生当中最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可以说，今日台湾的民主与胡适等一大批人权斗士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分不开的。国民党虽然在1949 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过，事实上，从蒋介石实施 27
戒严开始到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始终处于违宪状态，公民的政治权利基本被剥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性冤案，这也是国民党在上个世纪末被台湾人民唾弃的重要原因。
这个非常时期，胡适坚持学术中立，痛批国民党违宪，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连任总统。
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走下飞机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人权。胡适坦言“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70岁生日之前，向社会各界抛出一份《婉辞》，希望社会各界“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遂在台 28
湾中央日报社的邀请下，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一式两份，除了寄给中央日报，还寄给了《自由中国》。在文章中，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希望蒋试试古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的文章以及发表在这一期《自由中国》上的其他文章，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引起轰动。
“祝寿专号”被读者抢购一空，一时洛阳纸贵，但《自由中国》社也又一次为自己惹了麻烦。台湾当局指责这一期《自由中国》里面充满了“毒素思想”，又说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胡适陷入了国民党对他的极大的不信任中。他在1957年写给好友赵元任的信中道：“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
国民党指名道姓打压胡适，围剿《自由中国》，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台湾学人们争取到的有限言论自由的空间，遭到重创，面临严峻考验。此时，胡适远在美国，他决定回到台湾，利用他的影响扭转局面。
他跟赵元任说：“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
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 29
院长。《自由中国》事件遂风平浪静，暂时告一段落。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两年后《自由中国》风波又起。事件起因是《自由中国》公开批评国民党违反宪法，成了国民党最终查封《自由中国》继而逮捕雷震的导火索。
1960 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
一。不久，
随着蒋介石任期的届满，以及《自由中国》力量的壮大，雷震决定正式组建反对党，并希望胡适出面牵头。胡适的态度是，同意组党，但不宜出面组织，理由是“从未梦想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同时，对组党的性质和范围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雷震等“可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尽管胡适对这个“反对党”的倡议是加了许多限制语的，但仍旧让蒋介石政府感到了威胁。
有人认为，胡适的态度是胡适怯弱的表现。我想，这可能是认识的角度不同。胡适鼓励组党，是出于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胡适不愿出面挑头，是缘于他一生坚持的一个信条——独立、中立、不党。正是因为坚持正信，国民党也没有把他拉进去，就连蒋介石让他组党，他都断然拒绝。事情源于蒋介石提名胡适竞选总统那段公案。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 30
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后经王世界劝说，胡适终于接受。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蒋介石态度诚恳，胡适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对此，蒋介石很是过意不去。4月8日晚，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歉意和慰抚。蒋介石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也许是蒋介石出于歉意，或者是出于对胡适情感的补偿，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 31
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由此可以证明，胡适“不党”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非关怯弱。胡适在为官的态度上也不像傅斯年那样决然，傅斯年是议政而不参政，胡适是议政也可参政，穷则独，达则济，显示出更为灵活的、张弛有度的入世观。胡适“不党”还有一个原因，他要保持对蒋介石的影响力，绝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蒋对立的形象，否则，不仅影响力无从谈起，连自身也难以保障。所以，他可以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但很少批评蒋介石，这正是胡适的过人之处。不能同时制造两个敌人。他批国民党，蒋介石可以包容他，如果他批蒋介石，国民党谁来保他？如果他既批国民党又批蒋介石，恐怕即使不会步尘雷震、柏杨、李敖的厄运，但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胡适积一生之经验和智慧告诫知识分子，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这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捷径。胡适不主张过激，他深知过犹不及，所以他主张“得寸进寸”，反对“得寸进尺”。对雷震组党的诸多限制和善意提醒，就是为了避免给当局制造口实，事与愿违。事实上，胡适跟国民党打了半个世纪交道，水深水浅，了如指掌，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胡适的担忧。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
32
篇五：高考素材库-民国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游宇明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 33
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
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 34
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35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 36
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 37
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民国大学官员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 38
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四）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 39
经常给学生布置
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 (化学)、孙 40
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 民国的大师
（一）民国大师普遍很有骨气。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 41
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42
（二）民国大师非常有爱国心。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民国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
雨深。入郢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政府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 43
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
（三）民国大师往往多才多艺。
民国时代，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如果象现代一样细分，他的文学家身份可拆分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而当代作家写小说的能把散文写好，写杂文的能兼攻诗歌就算是一个多方面手。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宗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民国，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国文、哲学 44
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四、民国为什么办得出好大学，为什么可以出人才？
(一)战争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思想控制，大学来不及意识形态化。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也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当时有学问的人总体数量偏少，执政者比较尊重知识分子。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杀人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 45
光辉在西康省做主席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尊师重教，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民国知识分子待遇较好，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表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民国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 46
达到人民
币50万元以上）。正因为民国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民国时海归回国踊跃。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而我国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
民国的大学与文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话，不妨看看我写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浙江大学出版社版），那里有许多新鲜的史实和个性化的见解。
高考素材库——民国大师
高考作文要求“材料鲜活”，于是最新的社会热点人物和焦点事件成了考生的新宠，但这种“鲜活”素材的定向聚焦，必然导致“撞衫”，使文章失去特色。其实鲜活固然指“新”，但用少有人知或少有人用的历史人物、事件关照现实，同样是新，而且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既避免“撞衫”，又翻出了新意，还展现了个性，肯定独树一帜，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
史海钩沉，本期及下期钩起“民国学人”逸事，从备考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历史人物素材积累，以求推陈出新，考场制胜。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 47
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 48
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