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8日发(作者：)
语文学刊教者国之大务，学者国之大本———略论宋代浙江书院发展与学术文化流变○李月嬿（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江苏南京210093）【摘要】宋代浙江书院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文化的流变，而且也反映了宋代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宋代浙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浙江书院的建设。本文具体考查了浙江书院的情况、宋代各宋代各学术流派代表人物在浙江书院的活动等，以此来对浙江书院的发时期文化政策与浙江书院的发展情况、展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从而了解宋代浙江文化的发展变化。宋代学术文化；浙学；理学【关键词】宋代浙江书院；“书院”起源于唐朝，发展至宋代不仅出现了大批全国闻名的书院，而且书院的体制功能也开始固定下来，建立起一整套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的教学研究的管理模式，成为自宋以后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根据全国地方志的统计，宋代共有书院720所，南方有689所，占95.69％。在有具体创建年代的548所书院中，建于北宋的有145所，其中南方119所，占82.07％；建于南宋的403所书院，南方398所，占98.75％。北宋所创建有明确创建年代的书、浙江（31所）最多。南宋有明确创建年代的南院以江西（39所）比北宋的119所增加了2.34倍。这些书院仍方书院有398所，、浙江（85所）最多，几乎各省都有所增加，其中以江西（162所）浙江排第二，增加了54所。这一数字还仅限于有年代可考的书院，其他无法准确推知建于北宋还是南宋的浙江书院还有40所。从地域上来看，宋代书院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江南文化荟萃之地，其中以江西最多，浙江次之。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杜五子，永嘉之儒有士建中、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福建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江西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与浙学被认为是南宋时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但其实浙学并不仅限于永康、金华三派，实际情况要丰富复杂得多。全祖望所言永嘉、一、安定湖派胡瑗曾受藤宗谅之邀任湖州州学教授，四方学子闻风而至，以至讲舍常容纳不下，后来在这里形成了“安定湖派”。胡瑗去世后，在他各个讲学之地多有书院建立，其中最为著名的即为他的弟子孙觉所创办的安定书院。胡瑗在书院史上的贡献，不在于创建了多少书院，也不在于到多少书院讲过学，而在于他的“苏湖教法”经过制度化和普［作者简介］李月嬿，女，云南曲靖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遍化成为实践的儒学教育，大大普及了讲学活动。后来书院的大规模兴起所用的教学方法及模式在胡瑗这里已经固定下来了，这种儒学教育方式为新儒家的兴起准备了教育人才的基础，在推进新儒学思想影响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明州杨杜五子”纷纷聚徒讲学，将“宋初三先生”尤其是胡瑗的思想传入了浙东。其中楼郁讲学处为楼郁讲舍，后改称城南书院，楼郁离去后，袁毂、陈傅良皆曾讲学于此。杨适、王致、王说等在鄞西妙音院授徒，又建桃源书院五人皆入鄞县讲论经史。后受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的聘请，培养了许多人才。县学讲学。此五人在明州地区活动频繁，二、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源于北宋“皇佑三先生”王开祖、林石和丁昌期和“永嘉九先生”。王开祖青年时曾去天台县从石牧之学，辞官归里后在永嘉东山麓讲学，后人在他讲学遗址上创建了东山书程颐未出，胡瑗、孙复、石介院，是温州最早的书院。当时程颢、等名儒初起，王开祖倡导修己治人，发明经义，与各名儒相呼应。林石、丁昌期均终身未仕，以讲学为主。丁昌期后归隐于永嘉东郊，在那里建了醉经堂讲学授徒。到了北宋元丰年间，“永嘉九先生”除赵霄、张辉、蒋元中刘安节、刘安上、戴述、周行己、许景衡都学于程门，外，沈躬行、得其真传。但其实除洛学之外，此九人同乡同游太学还广泛接、蜀学（苏轼）、新学（王安石）、关学（吕大临）等受了湖学（胡瑗）诸派学术思想，并将这些学说传播至永嘉等地。在温州有浮沚书院，原即为周行己故宅讲学之处。南宋周学经郑伯熊、郑伯友兄弟，薛季宣及其艮斋学派不断传承发展，至陈傅良进一步发“实事实理”思想，在浙江瑞安林家应聘授徒，形成“止斋学展派”。最终叶适集诸家大成，进一步发挥了薛陈二人学说，使事功思想进一步严密化和系统化，一传数传弟子甚多，后被称为“水心学派”。叶适奠定了永嘉事功学派在全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其事功学说后来则被认为是温州精神之源。叶适一生多111语文学刊2009.9
文化与传播次在书院讲学，主张培养德才皆备、文武兼备、博学多能的人才。在东阳郭钦止建石洞书院，其从兄良臣、良显后建西园书院，郭良臣子郭溥建南湖书院，在当时亦广收四方学者，藏书数千，叶适、吕祖谦、魏了翁、陈傅良、陆九渊、朱熹等名儒学者都曾到此讲学、题词。三、金华学派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吕祖谦，他曾手订学规并自编教材《东莱博议》。在吕祖谦逝世后，吕氏门人在丽泽堂址建立了丽泽书院，吕在丽泽堂的讲义被整理为《丽泽讲义》。丽泽书院成为金华学派的重要阵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吕祖谦在学术上博采各家之长，在教育上强调经世致用、相容并包，他的学生除了理学学者，也不乏知识广博的史学大家，后“深宁学派”开创者王应麟就被认为独得吕氏史学之真传。丽泽书院重史学、重求实的传统，开“浙东学派”的先声，影响了后来甬上证人书院的“以经术为本、辅之以史学”的学术主张，培养了大批浙江地区的中坚人物。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时，常邀朱熹、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学者前来讲学。吕氏嫡传弟子有其弟祖俭及叶邽、楼昉、乔行简等八十九人。吕祖谦去世后，叶邽、楼昉等诸人形成了“丽泽诸儒学派”，秉承丽泽学术传统，谈经说史，强调务实反对务虚。后吕祖俭前往明州担任监仓，期间他与舒璘、沈焕等人朝夕相处，为金华史学第一次传到四明作出了贡献。除了金华丽泽外，吕祖谦嫡传弟子郭澄在西园书院讲学、叶诞在瀔东书院讲学，楼昉弟子郑清之则在宁波甬东书院，应傃在宁波翁洲书院讲学。金华之学中另有唐仲友之“说斋学派”，唐与吕祖谦同时，其学说多与“永嘉学派”相近，但不与永嘉诸子来往而“孤行其教”。相对于吕氏之学的延续数百年，唐氏之学很快失传，吕氏之学则成为金华学派之主流。四、永康学派（龙川学派）“永康之学，原于吕东莱。然东莱之论，实与永康绝异，不可不察也……东莱死后，其弟子约，议论渐变。可见功利之说，皆起于子约时矣。然其主持，实以陈同甫为最力……同甫之为人，不如水心之纯；其才，亦不如水心之可用。然其论王霸义利之说，则其攻驳当时之论，实较水心为有理致，不可诬也。”但如全祖望、黄百家等所说，其实陈亮之学没有一定师承关系，言论亦多与传统观点不同。陈亮与吕祖谦、朱熹、薛季宣、叶适、陈傅良、辛弃疾等相善，常一起探讨学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陈亮逐步形成了自己历史、经义、事功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在很多方面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观点比较一致。除陈亮外，该学派还有倪朴、王自中以及陈亮弟子喻偘、喻南强、何大猷、钱廓等，这一派当时在永康、义乌、金华、浦江一带影响颇大。陈亮长期在永康龙川书院授徒讲学。他还与朱熹、吕祖谦曾在永康寿山固后峰下石洞中讲学，后人曾在此建“三贤堂”，这个地方即为五峰书院。五、浙东朱学朱熹与浙江书院发生密切联系是作为浙东提举使巡历荒政期间，此前此后他亦多次到浙江。他曾到访过南山书院，与112“四明学派”沈焕有过交往。在江山南塘书院（后名逸平书院）语文学刊2009.9时，他与杨时弟子徐存，一起探讨学理、讲学授道。他还曾多次往访遂安（今淳安）张栻曾讲学过的双桂书院（后名瀛山书院），与吕祖谦门人詹仪之商补大学格致章。后在黄岩提举常平节任上，朱熹数过樊川于瑞岩委羽洪亭，与赵师渊探讨学理论校《纲目》，最终改定了大学格致章，后人在此建樊川书院。庆元党禁间朱熹避难金华五峰书院，完成了《大学章句集注》。浙东一带朱熹的门人也颇多，“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之学实都出于“朱学”，他们在继吕祖俭之后，于丽泽书院发展了“北山学派”。后人认为金华能在理学史上拥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与金华的“四先生”对朱学的传承有很深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四先生”在接受朱熹学说的同时，仍能够不拘其说有所更定。吕祖谦重视博采众家之长并鼓励学生的怀疑精神，四先生”主持丽泽书院时继承了此学风与传统。除“北山学派”外，浙东朱学后人著名的还有辅广、陈埴和杜煜。辅广始师事吕祖谦，后又问学朱熹，在乡筑传贻书院开门授徒，形成“潜庵学派”。此派学说流传时间很长，黄宗羲指出：先生之学，入闽者，熊勿轩、陈石堂其尤也；入东浙者韩庄节、黄东发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韩古遗及吾族祖黄菊东尚接其传。”后此派黄震又创“东发学派”，主要活动地区为明州。陈埴少师叶适，后又拜朱熹为师。江淮制使赵善湘建明道书院，聘请陈埴为干官兼山长，从学者日盛。陈埴因此与朱熹另一弟子叶味道另创“木钟学派”，永嘉有从朱子之学者始自二人。杜煜、杜知仁兄弟最初本从学于石可斋，后来石又把他们介绍给朱熹，师事朱熹十余年。两人长期主讲于台州樊川书院，创“南湖学派”，弟子著名者有杜范、邱渐、车若水等。此派初创时声望不大，至杜范嘉定后以宰辅为尊即兴盛一时。六、四明学派四明学派实为陆九渊心学在浙东的分派，代表人物是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即“甬上四先生”或称明州四先生”，此派为后来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种下了火种。陆九渊不喜著书，基本上是通过讲学来传达思想，他早年就曾在浙江金溪青田槐堂书屋授徒。陆九渊心学弟子遍布江南广大地区，尤以浙江、江西为多。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在浙东地区兴建书院，积极传播陆学，陆学一时大盛。其中，舒璘讲学于广平书院，沈焕讲学于竹洲、南山书院，袁燮主讲于楼氏精舍，杨简则曾筑室于慈溪慈湖之上，聚徒讲学。晚年时杨简、袁燮、沈焕三人都在宁波月湖讲学。这四人中杨简创“慈湖学派”，袁燮创“挈斋学派”，舒璘、沈焕则创“广平定川学派”。慈湖学派中最著名的有童易居、钱时、桂万荣、邹近仁、冯兴宗等。童易居讲学聚徒于慈湖杜洲之滨的杜洲书院，钱时、冯兴宗讲学于象山书院，邹近仁讲学于归仁书院，桂万荣在家乡汤山建石坡书院，读书讲学其间。此派在江南一带比较盛行，至清代如桂万荣等后人，仍世守慈湖家法。宋代浙江书院的地区分布大多与著名学者的讲学活动有关，几乎每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在浙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相当多的书院要么由这些名师大儒亲自创建，要么由名师大儒主持或主讲过，要么因纪念这些名师而创建。反过来，这些学者也往往通过开办、主持书院，在书院传道授业，来研究学术、传播思想、培养传人，将这些流派的学术思想遍布于浙江。经（下转第１１４页）“““
文化与传播不知道它们究竟讲的是什么。有人说《论语》、《庄子》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对我们现代人并无启迪作用，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但事实在于，只是我们没有从中找到一个切入口，找到一个符合大众欣赏口味，能被更多人接受的切入点，所以它们仅仅被作为国学经典的代表“贡”在图书馆无人翻阅，当“切入口”展现给大然除了国学研究者。而于丹等人则是将这个《百家讲坛》家，让社会大众都能够从中感悟，心领神会。于丹在第一次讲述《论语》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定义，她说“一般人认《论语》，觉得它是高深的，高不可及的，但是真正的为需要仰望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论语》真正告诉我们大家的是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这么。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便将“高高在上”的国学一本语录”经典———《论语》与我们每个现代人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从大众文化接受心理这一角度来看，于丹的讲座为大众文化心理加入了一种新质———在流行歌曲、电视电影之外加入哲学人生及心灵体验的元素，打破了学院研究与大众接受的隔膜，使学院知识向大众敞开，也更加符合大众的期待视野。在社会信念失衡与信仰危机的现代社会，于丹讲座引导着大众从传统思想中寻找到支撑自我的精神力量。如于丹在第二回讲述心《论语》中的“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灵之道时讲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故事时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感悟。它讲的是颜回在无论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下都不改变其心境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显然有很大坦然和安宁。而在现代社会中，提高，但是人却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满足，于丹给出的解释是“你总会看到周围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的不平衡，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心灵太少。。那种比较和不满足的心理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让自的安宁”己生活得更快乐一些，这就是我们看于丹《论语心得》需要体会和感悟出的。曾经有人问过于丹，对于她所写的《论语心得》一怎么这么有信心？于丹的回答是这样的：上来就印了60万册，“这个是印书的人说了算，不是作者说的，这个不是为了我来的，是冲着孔子，为了中国的文学血脉而来的。《论语》带给大家的是什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是中国的文化不死，跟在当下，另一方面是重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讲究，就希望在这个时候过上一种从容不迫的（上接第１１２页）过之前的酝酿，浙江文化开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实际上除了四明学派、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上文提到的安定胡派、派、四明学派、浙东朱学外，后来在浙江形成并发展成独立体系的学派还有许许多多的支派。这些学派以书院为基地，绵延办学不绝，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化学术传统。在宋代所打下的坚固的学术文化基石上，元明之后的浙江更是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思想异常繁荣活跃，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浙学”。【参考文献】（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1]【参考文献】“于丹现象”的文化思考[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李建群．关于（10）2008．[2]杨静．消费时代的三种大众文化心理[N]．中国文化报，2001-7-29．[2]吕思勉.理学纲要[M].东方出版社，1996.[3]何柄松.浙东学派溯源[M].中华书局，1988.1988.[4]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书店，陈新来，李包庚.浙东学术精神研究[M].宁波出版社，[5]方同义，2006.[6]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7]张伟.黄震与东发学派[M].人民出版社，2003.邓洪波，高峰煜.长江流域的书院[M].湖北教育出版[8]朱汉民，社，2004.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9]陈谷嘉，1997.[10]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生活，就像有一个心灵的定力。大家是为了这个而来的。”三20世纪90年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境遇下，情感和欲望在当代生活中也有了新的阐释。“诗无达诂”，对经典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丹在接受封新城的采访中说：“我讲的是我的心得，我没有做整个《论语》的阐释，也没有进行《庄子》的通也没有必要做。心有所得了就说出来，说完解。我做不了那个，了就过去了，要问我再深的东西，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由此可见，于丹摘掉了学术的帽子，尊重了大是研究这个的。”庄子圣贤众传播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她把孔子、的思想平民化，把现代人的观点糅合进去，再加以幽默的言语，贴近大众的心声，让大家能够接受。正如一位老先生作出的总《论语》，归根到底就是在说三个关系，即人自结：于丹讲解的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于丹用一把钥匙打开人们尘封已久心门，唤起大家对历史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使大家的精神所以，于丹不是站在一个国学的、古典的学术研究境界提高了。者的角度来阐述《论语》、《庄子》的，她只是作为一个传媒老师，一个社会大众表达自己对于《论语》、《庄子》的学习心得。好比在大学里，或许最好的老师一定是讲课最生动，能让学生聚精会神享受课堂的，而并非论文发表最多，学术做得最好的。其实，当我们评定一位学者的学说见解的时候，应该站在更为客观、公正的角度，端正态度，尽量做到不偏不倚。相对于易中天品三国教给我们的是处事之道，于丹讲论语更多的是教给我们做人之道。她在讲座中将孔子、庄子圣贤的意义展示给大家，让我们从古老的经典中依然可以学到很多。圣贤的意义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匪浅。因“大红大紫”，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于丹能在短期内并且推动人文社科类书籍签名售书的记录，主要也正在于抓住了大众文化接受心理，是大众需要的精神食粮。我们相信并期待，更多的于丹现象会涌现出来。114语文学刊2009.9校.中华书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