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4日发(作者：)
学号：05111009 姓名：付大鹏 年级：05中医（1）班
新安医学概论
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新安医学形成背景：
新安是“徽州府”(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的古称。因境内有新安江、新安山而得名。据不完全统计，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徽州府”医家有900多人，医籍有800多种。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影响之大，在各地区（州府）的医学文化中，堪称第一。
对这一医学文化现象，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文化学角度对新安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新安医学的文化特征、新安医学的文化意义作一探讨。 有研究者认为，新安医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重人才，二是重教育，三是重经济。也有研究者把它归纳为程朱理学、徽商经济、民俗民风。我认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理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本文仅从文化原因上作一探讨。
1、徽州儒家精神文化的影响
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 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包含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选择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 我认为，古徽州的精神文化的特征是儒家伦理文化。 我曾把徽州称为“儒教圣地”，那是因为徽州不仅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宋明理学的发祥地，而且还是理学思想影响最深的试验地。对于徽州精神文化的本质特色究竟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徽文化具有重礼义名节、教化伦理的“理学”文化特色，有人认为渗透在徽商组织和经营活动之中的商人文化特色，有人将它归结为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艺术与环境结合，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等四大特性，有人将它总结为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参见《徽州学概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探讨和归纳总结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探讨一种文化的本质、特色只有从该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去探索才能反映其文化的本质特征，应该
透过该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去探讨该文化的核心的精神层面。我认为徽州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分为理学——朴学——新学三个阶段，这一由徽州人主创而影响全国的精神文化才是徽州文化的本质特色。我不赞成将理学简单归结于保守、封闭、落后，将徽商简单归结于创新、开拓的观点。我曾撰文说过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一是由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二是由戴震为代表的朴学（实学），三是由胡适为代表的新学。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理学和朴学实质上都是儒学的不同表现方式。新安医学充分体现了儒学、儒教的精神。儒家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及“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新安医家是典型的儒医，他们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
2、徽州宗法制度文化的影响
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民间民俗浓郁稳定。 尤其是聚族而居，维护了徽州儒教宗法制度。徽州至今还完好地保存了儒教活动的建筑、场所、儒教宗法制度的文物、文献。徽州祠堂林立（包括全国仅存的女祠堂）、牌坊成群（包括各种忠孝节义的牌坊）、特有的民居建筑、村落水口布局„„这些都是徽州儒教文化的反映。建祠堂，修族谱，立族规，建族坟，祭扫族墓，这些都是儒教的礼仪活动，体现了儒教重血缘、重宗法、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教精神。徽州重视儒教礼俗教育。现存还有很多礼俗是儒教的活标本。徽州人充分体现了儒教的精神。
聚族而居是宗族所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由宗族掌管族内的一切事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组织形式。徽州作为程朱理学之邦，宗法制度、宗族观念尤其坚固，宗法礼制发达，宗族组织等级森严，祠堂族长的权势很大，成为异于邻郡的一个标志。徽州宗族制度、宗法观念是医家家族链稳固和发达的土壤。从而促成了新安医学以家族为纽带的世医传承方式。宗法制首要的原则就是尊祖，因而子承父业，把祖先积累的临证经验和笔记继承下来不致失传，并示于后世，是子孙的义务与孝情。宗法制度文化保持了新安医学家族传承医的长期稳定，有效地防止了中医学术的失传。
3、徽商经济文化的影响
繁荣的徽商经济是新安医学形成的经济基础。 徽商经济文化对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唐以后，徽州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商业活动渐趋活跃。明成化至清道光时期，是徽商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徽商是中国古代社会两大商业派系之一。徽商积累了大量的的财富，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大力支持发展故土的教育事业，
栽培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是被轻视、不入流的职业，商人地位不高。虽然经商在徽州蔚然成风，但是人们仍然深受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徽商经济文化。很多商人本身就是读书人，因为考试不第或者家境贫寒才转而经商，因此他们牢记自己所受的儒学教育，以儒家伦理指导自己的行为。徽州人历来有尊儒重教的传统，徽商们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助学助教，同时也推动了新安医学才发展和繁荣。 如明代徽商中有的就直接从事与医学有关的商业活动，如吴勉学就是一位靠刻售医籍起家的大书商，他广刻医书，因而获利，又搜集古今典籍刊刻出版，刻资费及十万。还有专门从事贩售药材或开药店的商人，如明代徽商程宰靠贩卖黄柏、大黄起家，休宁汪一龙创有正田药店。
新安医学学术渊流：
古徽州主要以低山丘陵为主，属于东南丘陵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峻岭重叠，山峰林立；其间分布着一系列的山间谷地和盆地，海拔一般在100—200米之间或者更低，是人口、耕地和城镇比较集中的地区。在近1.3万平方千米的地方，即便是在21世纪，平均的人口密度也低于200人/平方千米，远远低于皖北的800人/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但就是在这样一块人少地稀的地方，却能在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内，特别是明清时期产生如此众多的医家和医学著作，形成新安医学。我个人总结了能产生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五方面。
先进的文化教育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古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桑梓之都。其六县到处分布着书院、社学、私塾。在2009年夏天在黄山市休宁县的三下乡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古代的海阳书院，更见到了中国状元县的传奇。在中国状元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十九位文武状元的传奇，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这块土地深后的文化底蕴。据康熙年间统计资料：书院54所，其中，歙县14所、休宁11所、婺源12所、祁门4所、黟县5所、绩溪8所；社学472所，其中，歙县122所、休宁140所、婺源140所、祁门27所、黟县13所、绩溪30所。古徽州的深厚文化底蕴由此可见。徽州读书人信奉儒学，习医者崇尚儒学。为医则“一以儒理为权衡”，“不为良相，则为儒医”。新安医家以儒家思想为人处事的准则。先进的教育和身后的文化底蕴成为新安医学兴旺发达的基础。读书人科举不第学医有之，家贫辍学学医有之，登第为官后兼习医者亦有之。医者仁术，“学而仁则医”已深入新安读书人的潜意识。而学医的途径同样多元，或师承，或私淑，或自学，或家传。其中，家传而至祖传，成为“新安医学”中最有特色的医学教育模式之一。据统计，新安医家家族链达50多条，记载名医250
多人。其中，除郑氏喉科、“张一帖”内科外，还有黄氏妇科、王氏内科、曹氏外科等。他们不但代代传承，还向国内其他地域辐射，成为走出新安的名医，如近代沪上名医王仲奇等。
任何文化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为根基的，徽商及当时社会各界的支持是新安医学得以出现的后盾。名噪一时的徽商在明清时期与晋商一起并称为中国两大商帮。这兴旺发达长达四百多年的徽商，为新安医学提供了经济保证。记得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卞利教授以及刘伯山教授的讲座中，都提到了徽商是“徽学”产生的经济基础，更是“徽学”中“新安医学”的经济基础。无论是新安医家的著作编写还是出版印刷，都无不反映出徽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无论是胡雪琴开办的胡庆余药店，还是屯溪老街上的同德仁药房，都可以说是徽商对医学的投入和慷慨解囊。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社会各界尊重习医者。正因为有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才有了清代婺源医家王桂元，名医俞塞，吴澄及其著作《医易会参》，明代休宁大医家孙一奎，明代歙县名医方有执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八卷，开《伤寒论》“错简重订派”之先河。其他如吴正伦、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绮、张柏、吴澄、程国彭、程衍道、程嘉谟、汪昂等众多医家的出现和著作的留世。
优越的自然条件。古徽州府处于亚热带地区，光热充足；由于距海较近，空气也较为湿润，降水丰富。徽州盆地因为有黄山等阻挡寒风南下，气候比较温和，一月的平均气温在4摄氏度以上；而夏季又因为多山地丘陵，地势较高，较为凉爽。其间又有多条河流穿过，其中最有名的新安江是钱塘江的正源，发源于现在黄山市休宁县境内。在皖干流长达240千米，干支流蜿蜒于山丘盆地之间。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正为新安医学提供了较为厚实的实物基础。古徽州中药资源丰富，徽菊、祁蛇、红枣皮、杜仲等名贵药材量多质好，是全国重要的药材产地之一。这为新安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物基础。例如，“灵芝草”、“雪蛤蟆”，这些传说中起死回生的良药，曾经由明清两代名噪一时的徽商输往大江南北各地，对于一些许多名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入药后，颇有奇效。正因为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才有力的推动了新安医家医学事业的发展，和屯溪老街的“翼农”、“同德仁”两大药房，曾主宰整个鄂、浙、皖三省的中药市场辉煌景象的出现。
稳定的社会环境。古徽州曾被无数的文人骚客喻为现实中的“世外桃源”。这片地方历史上鲜有战争发生。所知的距离年代较近的，也只有太平天国时期的短暂的几年动乱。正是因为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如南北朝时期唐安史之乱，南宋迁都临安等，都使大批来自中原的士人遁入“新安”这块少兵革战乱的乐土。他们同时带来儒、道、佛、医等多元文化，它们之间又有程度不同的相互渗透，而以儒学居首。尊儒、崇道、礼佛、
从医，新安士子或从其一，或兼而二、三，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新老新安人在这片相对稳定的世外桃源里，孕育出在宋、元、明、清时期在全国领先的文化。
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兴盛。而处于相对温热的徽州地区，也正是瘟疫肆虐的地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能在这儿出现世界上最早的人痘接种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正因为瘟疫的泛滥成灾和温病学说的兴盛，使得新安医家抓住这个时机发展了新安医学。也成就了新安医学的辉煌！
新安医学著作及作者简述：
1．宋代张杲与《医说》
第一部医史专著《医说》为南宋歙县名医张杲汇集。虽在张杲之前有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但原书已失，故《医说》是我国现存最早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医史专书，也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新安医学著作。该书东传朝鲜、日本，因此《医说》也是最早流传国外的新安著作。
2．元代王国端与《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元代针灸名医，徽州婺源人。其父王开从窦默学习针灸二十载，尽得其传，国瑞幼从父学，得父术并传之于子廷玉、孙宗泽，世受其业，成为元明之际的针灸世家。著《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此书对后世针灸有很大影响，但未见刻本。现存《四库全书》本及其传本、1995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校注本。
3、汪机（1463-1539），字省之，祁门县人，世居祁门县城内之石山坞，故自号石山。卒后墓葬于祁门之青罗寺。其幼读诗文，为邑之秀才，因母病呕吐久治不愈，遂究心医学，用古之秘方治疗母病，顿获痊愈。毕生行医四十余年，远近求诊，岁无虚日。机好学不倦，知识广博，平生著述甚多，传于世者有《读素问钞》、《运气易览》、《针灸问对》、《本草问对》、《外科理例》、《本草汇编》、《痘治理辨》、《推求师意》、《伤寒选录》、《石山医案》、《医读》《补订脉诀刊误》、《内经补注》等十三种之多。
4、孙一奎（1522-1619），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休宁人。师从黟县黄古潭，后游历彭蠡、庐、浮、沅、湘、三吴等地，遍访名医，虚心求学，凡有所长，均往请益。著作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孙文垣医案》、《痘疹新印》。
5．明代吴昆与《素问吴注》、《医方考》
吴昆（1552-1620），字山甫，号鹤皋，又号参黄子。明·嘉靖、万历年间歙县澄塘人。吴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中藏书颇丰。吴昆自幼聪慧，有较深的儒学功底，15岁起学医，拜同乡余午亭为师，取医经医典籍，苦读三年，后遵师意，遍游全国，结交天下名医。前后拜师72人之多，对各家之长兼收并蓄。著有：《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医方考》、《针方六集》、《脉语》、《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焫考》等。《医方考》（第一部医方注释专著）
6．明代方有执与《伤寒论条辨》
方有执（1523-1599），字中行，歙县灵山人。其毕生重视对《伤寒论》的研究，认为《伤寒论》由于简编必有错乱，虽经王叔和整理，但已非仲景学原貌，乃竭二十年之精力，著成《伤寒论条辨》一书，用整移改削的方法，对《伤寒论》条文进行重新编次。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立说，开《伤寒论》错简重订说之先河，成为伤寒学派内部不同派别之争的先驱。
7．明代江瓘与《名医类案》
江瓘（1503-1565），字民莹，号篁南子。歙县人，明嘉靖秀才，后专攻医学，广搜博采古今名医证治验案，反复批阅，择著录之，凡二十余年，撰成第一部医案专著。
8．明徐春圃与《古今医统大全》
徐春圃（1520-1596），字汝源，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县人。幼年从太学叶光山攻儒，后从祁门名医汪宦习医，明嘉靖间悬壶江浙，医术高超，名赫当时，被举荐为太医院医官，历时十载编撰是书。
《古今医统大全》中医十大全书之一 。
9．御医王琠
王琠（1497~？）字邦贡，号意庵，别号小药山人。明·祁门人。王琠究《素问》诸子书，得医之奥，治疗辄有神效，存济甚多。其辨证施治常有独到之处，《祁门县志》称他为：“医不泥古方。”嘉靖年中，王氏游学京都，医太子有功，升御医，供职10—15年，嘉靖二十一年后回归家乡。著有《医学碎金》（佚）。王氏在北京遗有所治内、外、妇、儿医案87例，近为国内首次发现，已整理成《王意庵医案》，并由耿鉴庭教授作序。
10．明太医儒医张宗田
张宗田，又称张半帖，婺源甲路人。生平待考。张氏从太医院告老还乡，在其去世后，用其遗方仍活人无数，乡人对其医术顶礼膜拜，誉其“半帖神方起死回生，恩同再造万古流芳”。后人为其修墓、立祠，并沿路树碑十数块。
11．清代胡澍与《素问校义》
胡澍（1825-1872）字荄甫，又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人。精刻印，工篆书，并以研究汉学著称于时，咸丰九年中举。澍精音训，曾作《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因中年多病，乃兼研医术，作《素问校义》，是第一部以小学方法研究《内经》的专著。
12．江有诰《素灵韵读》
江有诰为清歙县人，著名的皖派小学家。“清代是古音学大发展的时期，从顾炎武到江永，从江永到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再到江有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韵部的研究基本上已成定局。”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古韵分部。江有诰著有《江氏音学十书》，内有《素灵韵读》章，是第一部以音韵方法研究《内经》的专著。
13．郑梅涧与《重楼玉钥》
郑宏纲（1727-1787），字纪原，号梅涧。其继承父于丰衣钵，精喉科及内儿科，以喉科方面的成就尤突出，著作有《重楼玉钥》、《箑余医语》《痘疹正传》、《灵药秘方》
等。《重楼玉钥》是中医喉科的重要著作，阐述了喉科的基础理论、辩证施治及内服和外用方药，并列专篇论喉症的针灸疗法。该书对白喉的病理见解独到，认为白喉“居少阴一经，热邪伏其间，盗其肺金之母气，故喉间发白”，倡养阴清肺法治疗白喉，对后世影响颇大。
14．吴亦鼎与《神灸经纶》（早期有影响的灸法专著）
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灸治专著，梓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至今一百多年，但传本极少。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比较系统全面的一部灸法专著，对倡导灸法的应用，有较大意义。
15．吴谦与《医宗金鉴》（中医十大全书之一）
吴谦，字六吉，清歙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其博学多才，理论渊深，医术高超，为清初三大名医之一。官至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高宗弘历器重之，尝谓近臣“吴谦品学兼优，非同凡医，尔等当敬之”。乾隆时敕令以吴谦为首，编撰一部较系统的医学著作，并令吴谦与刘裕铎（官同吴谦）为总修官，于1742年编著成不朽医学巨著《医宗金鉴》。
16、汪昂
汪昂，字讱庵，休宁人，约生活于1615-1694年间。初业儒，为明代诸生，明亡，弃举业，潜心于歧黄之学。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经络歌诀》、《经络穴道歌》、《经络图说》、《痘科宝镜全书》、《勿药元诠》等。三百年来，屡屡翻印，每种都在50个版本以上，《本草备要》则高达100多个版本，为现存医书中所仅见。而据此增订、补编、合编、续注本更是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