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1日发(作者：)
易学大师尚秉和的弟子
尚秉和为曾国藩的再传弟子
黄寿祺
黄寿祺 字之六，号六庵，一度自号巢孙，霞浦县盐田人。民国元年生于清末秀才家庭。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著名易学专家。
民国17年，他初中毕业，考入省立福州第一高级中学。翌年，赴北平考入私立中国大学文科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国学系。又四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民国24年，黄寿祺归家探亲，被地方人士留任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下称霞浦简师）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不久，因表扬进步学生陈子英在作文中敢对县长张灿等提出批评，被张枉加罪名而解聘，于是复返北平。一面担任嵩云中学国文教员，一面仍从尚秉和、吴承仕诸先生受业。
民国25年8月，爱国将领宋哲元下令考选北平、天津、保定地区各大学毕业生，培养抗日干部。黄寿祺欣然报名投考。录取后到南苑受军训四个月，被分配在冀察绥署参谋处当"服务员"。工余还当宋哲元创办的莲池讲学院的院外研究生。此期间，他写《南苑受训录》和与其业师尚秉和论《易》的三封信（后称《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尤其后者及尚答两书，曾被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收为其所著《变化的书》(1978年经美国转译，易名为《易经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
民国26年，七七事变猝起。宋哲元率所部南撤，黄寿祺滞留北平。先在嵩云、燕冀两中学教古文，后到中国大学国学系任讲师，直至民国30年冬。是时正值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中日学者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其师尚秉和、吴承仕等均受聘参加撰写工作。他在任教之余，除协助和代替吴、尚撰写外，还自写《易》类提要30篇，《礼》类提要60篇，并整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民国29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编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说他师事尚秉和，治《易》"精苦刻铭"与此同时，他还著有《汉易条例》、《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历代易学目录考》、《尚氏易要义》、《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等计42卷，以及《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
民国30年冬，黄寿祺返闽。他先在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下称师专）、继在国立海疆学校任副教授，后又重返师专任教授兼国文科主任，直至1949年8月福州解放。
1950年秋，师专改为学院，国文科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下称中文系）。黄寿祺任系主任。"文革"期间，黄寿祺被审查批判近4年，1970年2月下放周宁县农村。1972年秋，成立由师院改名的福建师范大学，他始被调回，仍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79年，升任副校长。同年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春，应邀赴美国考察，归来胃癌病发7月逝于福州。所著有《六庵诗选》、《易学群书平议》、《楚辞全译》、《周易译注》、《周易研究论文集》1-4辑（后三书系与人合著或合编）等专著和《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易学之门庭》等专稿。
黄寿祺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待人诚恳，诲人不倦，处事认真，操守清正。晚年身兼福建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常委、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省语文学会会长及美国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等多种职务，他平时生活俭朴，不义之财不取，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也从不希冀图报。所写"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但期薪尽能传火，却望才良早入班"等诗句，毕现其高尚精神。
卢松安
收藏家的斋号
普权
大凡收藏的人，大都有一个斋号。
史树青先生曾经说过：“斋号是一种文化现象，且历史悠久，《晋书刘毅传》中记载的‘盘龙斋’是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的室名之一。”古人的斋号多以所居之处、所寓之志、所藏之物和所敬之人命名。收藏家的斋号则重在收藏的内容和品类上。如著名画家吴湖帆因收藏宋拓的欧帖4帧，而榜其居为“欧堂”，后又收得珍贵的《常丑奴墓志》而将斋号改为“丑斋”。
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出生在一个七代藏石的世家，一生与石交友，他在诗中写道：“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可见他生活在一个石头的世界，即使朋友来往，亦以石为礼。现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块色泽深黑、一尺有余的石头，就是沈老于1900年在老河口石滩捡拾的。他的斋号为“与石居”，其内涵引人深悟。
“易万卷庐”，是卢松安先生的斋号，先生从青年时代起钻研《易经》并广求各家易著，藏书两万卷，其中《易经》和易学著作为其藏书和搜求的主要内容，老人不仅藏书丰富，还是造诣很高的易学图书版本专家。“文革”中卢先生受其婿刘仁同志（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株连而被抄家，所藏尽被掠夺。天宇重开之际，先生的家人遵他的遗嘱，将退还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原籍的图书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着一方名为“宋端石百一砚”的珍品，这原是著名收藏家、苏东坡后裔苏宗仁先生的藏品，因砚的底部镂雕有101根小石柱，高矮不一，每柱顶上各有一黄色猫眼痕而得名，原为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并编入《四库全书》、《西清砚谱》。砚侧壁原有乾隆题刻的长诗，盗砚者惧引杀身之祸，而将御题磨去。苏宗仁先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购得此砚后，遂将书房名定为“百一砚斋”，并刻了一方“百一主人”的闲章，可见其珍爱的程度。此砚在“文革”中被康生掠走，十年浩劫后有关部门又退还给苏宗仁先生，苏先生遂将此砚捐给了国家。
著名书画收藏家、鉴定家韩慎先先生，因收得元代王蒙的《夏山图》真迹而得室名“夏山楼”，自号“夏山楼主”。他爱好京剧，宗谭（鑫培）派，得陈彦衡亲传，极见功力，为世人称道，他在票戏时和灌制唱片时用的名字，均为“夏山楼主”，是为人翘指的京剧名票。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有好几个斋号，都与他的收藏有关：1927年5月，他自琉璃厂收购了他的第一件得意藏品：清圣祖康熙玄烨手书的《丛碧词》真迹，心中甚喜，从此为自己起了个字：丛碧，并把当时居住的地方称为：丛碧山房，又请篆刻名家寿石工镌刻了印章，以为祝贺。
我曾有机会拜读过伯驹先生自己订印的《丛碧藏画录》一书（系油印线装本，印量极少，并不出售，伯驹先生只以此书相赠有此同好的友人），上面记载了他在漫长生涯中收集的藏品：隋·展子虔的《游春图》、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几乎每收藏一件这样的精品，伯驹先生就会新生一个名字，如：游春主人、平复堂主、好好先生等，他还把画室称作“平复堂”，将客厅称为“吟碧馆”，将宅园称做“展春园”……
钱化佛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受过孙中山先生的接见，他是一位电影明星，同时也是一位收藏怪杰：他是中国收藏火花的鼻祖，又是香烟盒收藏的首创者，最为别出心裁的是，他还收藏敌伪时期的各种告示。干这种事情有很大的风险，他经常夜深人静后行动，连家人也不知道。他一共收集了100多幅，解放后交公保存，成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纵观钱化佛的收藏，你会发现这些收藏物原本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因此钱化佛将他的收藏品称为“百样锦”，将居室称为“人弃吾取斋”。
此外，如藏书家傅惜华先生的“碧蕖馆”；收藏有四方乾隆御题古砚的阎家宪先生的“四御砚斋”；以收藏筷子闻名的藏家蓝翔先生的“筷乐斋”；专门收藏古玉件的梨园名宿王瑶卿先生的“古瑁轩”；百龄画师朱屺瞻先生的“三墨室”；收藏杂项的文史作家郑逸梅先生的“纸帐铜瓶室”；专集紫砂壶的许四海先生的“壶天阁”等等，都有美妙的故事在其中。
卢松安(1898—1978),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师从易学大师尚秉和,於易独辟蹊径,多所建树。尤致力於易籍的收藏,积数十载之心力,搜集古今中外易类图书一千三百余种,且多珍稀版本,为海内外藏易第一名家,并名其斋日“易万卷庐”。卢松安先生一生对易经颇有研究,并以表格形式将所藏1300余种易籍图书之书名、卷册函数、版本、著者略历、成书时代(卡片外左侧)、序跋、目录一一详加著录,并於分类(卡片外右上角)、提要等项阐发自己的研易心得。其提要或只言片语,或长篇孜释,别具只眼,令人叹服。1977年春,经原中央文史研究馆孙墨佛先生和前全国方志编纂委员会董一博副主任的介绍,先生将1064部3534册易籍图书全部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我馆单辟易庐藏书室珍藏,并於1986年在刘大钧、顾廷龙、王绍曾等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制定了《山东省图书馆易籍分类表》,将易庐易籍全部编目整理,制作函套对书籍加以保护。
梁容若
梁容若（1904年—），河北省行唐县（今改灵寿县）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语言文学研究。1948年到台湾。历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国语日报编辑。1975年退休后到美国游学。1981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着作有《国语与国文》、《文史论丛》、《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坦白与说谎》、《容若散文集》等，并为《注音详解古今文选》编着了不少文章。
对尚秉和先生的学识、文章,其高足梁容若予以如此评价:“先生论史,步趋班、马,而亦瓣香蔚宗。论史法,以为正确、简炼、生动,缺一不可,直书史实,劝惩自见,是非自明”,“先生相与讲论之友朋,如王树枏、吴闿生、高阆仙、张鼎彝等,雅尚略同,皆能有公鉴,无姑息,谠论斧削,以比迹古人,力争上游为准的。先生虚怀采纳,损之又损,用能文省而事赅,扼要而畅达。文章诙奇隽永,引人入胜,吴北江氏谓,殆欲与左史班范相争衡。
汪曾祺
我喜欢汪曾祺的文字。很久前，写过一组东西，学着汪先生的。一个编辑看了，说：“只有大师才能这样写”。编辑的话就是圣旨，一紧张，就听成了“只有大师才这样写”，很高兴，听下去才明白，人家是批评。
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另外，有人说周作人是最后一个隐士，都是很奇怪的，又没有到世界末日，凭什么说最后？连上一次“文化大革命”，我都不敢说是最后一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是不见而已。
买了几本汪曾祺的书，记在这里：
《晚饭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1版1印，定价1.40元。可能买得早，未注何时何地买下。彼时，山人还没有扉叶题记的习惯。这本书的插图不错，以浅绿为底的风俗画，和文字顶般配的。
《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1版1印，定价2.20元。扉叶记：“羊年，不知如何能洋洋自得，故乱买书以慰芜杂心境，乱读书以察扬长而去之途径。是以为记，左民山人，三月七日韶关”。哦，这是上一个羊年了。
《旅食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4月1版1印，定价4.60元。扉叶记：“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于韶关”。
《草花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1版1印，定价4.80元。何时何地何故购得，竟
没有记录，让我怀旧也无由了。
另一本，是汪曾祺编的，《知味集》，已说过。
现在，来说读汪的感觉。
我以为，在运笔时的心态，是可以传递到读者的。这些文字，是汪先生渐入老境的一副笔墨，人老了，见识多了，也就宽厚，把人生的许多大关节，看得明白，就说得清楚。人生财富，看来不过如此，说自己，也不过是另一个别人。有距离，不粘，就可以微笑而论，这样的心态，传递到读者，自然也就有一个喜欢。一本书，也只有到了读者手上，才千姿百态起来，不同的阅读改造相同的版本。这种娓娓道来的作派，也得有些基础。
但也见得刻薄，如《金冬心》，说得很有意思，最后，跳出一句“斯文走狗”，一副文人相轻的斯文图，纤毫毕现。
《晚翠文谈》中，多举自己的作品为例，亲切，且有一种金针度人的意味，好样的。汪先生讲究语言的节奏，语感，也是一种气感，在认真阅读中，可以感受到。我想，阅读，是两种方法，阅与读，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于文字，更多的是“阅”，如领导批文件，“已阅”。而“已阅”恐怕也只如明太祖的“知道了”，真正好文章，非“读”不能感受其间文气。
有时想起齐白石，大写意中，以极工的手法，表现那只昆虫，清晰得可以看见羽上的脉络。写意出气氛，工笔现精神，大场面的冲击力下，总要有真实可靠的东西。
汪的写法，是一种以散文手法入篇，讲故事，但不靠悬念拿人，这就依靠于文字的功夫。有人认为，现代影视发达，读故事不如看电视，所以，文学面临式微。读过汪曾祺，就可以说，文字自身的审美价值，不是影视可以替代的。
阅读，人们在一种期望中进行。文本中要合理地布设兴奋点，而人的兴奋是与期望相关，兴奋有一个衰减曲线，衰减到一定的值，可能就会把书丢开，聪明的作者，会适时地布设新的兴奋点。新的兴奋点，是产生了新期望。期望各不相同：对人物命运的担心，故事的悬念，情节的离奇，色情、暴力，哲理，诗意等等，都是可以让人悬想的元素。另外，名家的品牌也是可以让人期望的，只是，后来让人失望的不少。未名作者的东西，读者期望值低，你必须在开头一二百字内抓住人，没有精彩的开头，风险太大。编辑对我说，只有大师可以这样写，道理也许就在此罢。
汪曾祺写成了品牌。他那种“从前一座山”式的开头，我们慢慢地听着，被他牵着，跟着傻笑，相信会有一个“和尚”，别具一格，让我们咂出一点人生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