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8日发(作者：)
梅贻琦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他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梅贻琦早年就读于“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后以“庚子赔款”优秀留学生的身份赴美国深造，深受美国“教授治校，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的办学理念和治校风格对清华大学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了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行列，几乎与北京大学齐名，后来还在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梅贻琦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他为人谦和，沉默寡言，但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却是众望所归，是清华大学校史上在任历史最长和取得成绩最为卓越的校长之一。
第一，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第二， 教授治校，治学育人。如果说清华这个领导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则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职能而表现的。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掌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
第三，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梅贻琦对“通识”与“专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做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对于如何培养应用人才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四， 我国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是相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治校，治学育人”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梅贻琦接受美国大学理念在清华大学办学中的实际运用和体现的话，那么，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是相通的”则是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长期办学实践中悟出的一个道理，是对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位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以维家用。
他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心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流传极广，已经成为识别大学的至理名言。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钱学森曾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可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答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百年校庆，已经渐行渐远，盛典热闹过后，留下了什么？人们开始了冷峻的反思。
诚如今年83岁的清华大学资深校史学者、被媒体称为清华传统精神守护者的黄延复教授所指出，清华百年与国运紧密相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在积累和创造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弘扬和实践清华传统精神影响最深。在成千上万人心目中，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每每在清华校庆这段非同寻常的日子里，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忆起他来。
梅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1915-1962年），自1931年底任校长直到1948底离开北平清华园整整17年，而且他还于1955年自美国返台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至逝世（1955-1962）。
他以大师论、通才教育、自由学术和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和忠诚无私、刚毅仁爱、沉默寡言、由贤而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的灵魂，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清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奠基性的栋梁之才（1955-1980年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80年前梅先生就任清华校长时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著名的“大师论”，早就响亮地回答了他的学生钱学森先生多次提出的人才世纪疑问。他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华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甚至独生儿子眼镜丢都无力配付新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八个字最初源自《周易》中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在时为清华学堂的学子们发表《君子》演说，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相赠，激励清华学人奋发图强，涵养德行，以便“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随后，清华即以此八字作为校训，制图制徽，一直流传，演绎成清华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
被誉为“寡言君子”的梅先生，以无言的身教体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他出身于没落的书香之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复杂的局面，早年清朝倾倒，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年日寇进犯，民族危亡；晚年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
如果信念不坚定，追求不执着，缺乏自强的奋斗精神，绝不可能练就服务社会、报效民族的工作能力；如果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修养品行，铸造高尚人格，绝不可能坦然直面现实，淡然处之，终始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和校友为梅贻琦先生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在各界名流致辞祝贺之后，梅贻琦先生谦逊而真诚的答谢，“润物细无声”地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流露出来。他说：“……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梅先生能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更离不开他一生坚守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十个字出自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之笔。1929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树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以资纪念，陈寅恪先生撰写了一篇著名的纪念碑文，揭橥出教书育人事业中万世不变的哲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明灯。
梅先生从事教育的一生，实际上是服膺和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生。他在长年的办学生涯中，一直坚持自由学术信念，使教育不受时势、政局所左右，展现出独立精神的强大力量。据学生回忆，梅先生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来指导办学，尽管他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梅先生多次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自由学术的向往。1945年10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同年11月5日日记：“……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在梅贻琦看来，学术自由，就是必须要有不受时局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否则教育就是空谈。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与其他学校相比，西南联大始终保持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较浓的学府。特别是后期，联大发展成为“民主堡垒”，更是梅贻琦一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必然结果。
当然，最能体现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莫过于他1948年12月底毅然离开清华园。看看当年清华留下的那些大学者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吴晗等先生的悲惨晚景（不仅学术无所建树，而且遭遇非人待遇），就能知道梅先生的抉择是何等英明，他晚年在台湾仍能继续从事教育，为中华民族传承文脉。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是清华校歌中的一句。百年清华，就是一部东西文化交流的交响曲，作为清华传统精神的重要内容，东西文化，荟萃一堂锻造出清华的许多荣光。
作为清华学者的优秀代表，梅先生1909年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1915年秋应聘清华，任教物理。1921-1922年再度赴美留学，并考察欧洲教育。具有文理兼通，中西兼具的学识，在梅贻琦那一代学者当中并不多见。而要使一个学校成规模地形成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局面，显然就更为困难了。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一方面不拘一格地引进留学海外、
学有所成的华人学者，另一方面聘请世界一流的国外学者来任职。1934年，清华设立航空讲座时，梅邀请美国航空之父冯•卡门教授任教；1935年，美国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教授到校任教；1936年世界数学会副会长、法国数学家哈达玛到校讲学。
早期清华大学实行教师定期出国研究，并通过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讲学等方式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据统计，抗战前清华先后出国休假的教授约70人。有的著名教授应邀出国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
学术不分东西。清华国际学术交流的成就，为我国近代国际学术交流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年来，清华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一代代学人通过教书育人的实践，不断地丰富着清华精神的内涵。世界教育历史一再证明，哪个学校拥有这些精神，哪个学校将会迎来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辉煌岁月！
（详细内容敬请参阅黄延复、钟秀斌著《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九州出版社，北京，2011年4月，定价48元）
清华大学梅贻琦将大学定位为研究学问和造就社会急需人才并重的机关，走的是美国大学的发展道路。在掌校期间，能够从国内外不拘一格聘人才，使学校出现人才荟萃的盛况。梅贻琦往往能够出于真诚地尊重人才，扬长避短地运用人才，营造发挥人才优势的校园氛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并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源源不断地培植一批批新的杰出人才。大学虽然可以办成不同类型，但都需要一种学习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学风和独立精神。学术无禁区，而且“理未易明”（胡适多次引用的话），这是自由学费合理性的根源；人皆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独立精神的生长点。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大学，有庚款作保障，有师资作后盾，所以尽力在独立办学的同时，注重为社会输送高水平科技人才。治校者对于学生，不可单纯看作一只吸吮知识的海绵，一种技能升级的机器；相反，需要把学生的健全的人格成长，列入教育目标，并以具体措施确保贯彻到学校生活中。尽管以谦谦君子治校，为了维护学校重大利益，不少校长也有“做狮子吼”的时候，蔡元培、梅贻琦都经历过这种场面。好校长常常既有远见卓识，又有超人胆略。“识”以保障正确性，“胆”以落实规范性，“识”一旦得到广大师生的赞同而形成规范，就需要治校者以胆略去贯彻它。但这个胆略的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心。以办学为事业的人，不会讲究生活上的享受。民国时期很多有抱负的大学校长，秉持“天下为公，教育为公”的理想，“毕生清廉，终身节俭”。 梅贻琦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也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具体的表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办学思想：
梅贻琦接掌清华时，虽然没有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那样的身份和地位，但他与蔡元培一样，既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又有清晰的治校思路。他既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优秀教育思想，又完美吸收了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经过自己创造性的消化整合，形成别具特色的大学教育思想。其中主要观点包括：
1、 大学之使命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讲演中，认为大学是养成健全人格的地方，并将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梅贻琦也有类似的见解，他1931年12月的就职演说中也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梅贻琦将大学的使命概括为学术和人才两端，实在触及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大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当然必须以育人为本，与中小学教育不同的只是，他造就的是更健全的人格和更高级人才；大学还是
学术和文化的殿堂，社会文明的推进器，是一个社会文化精英最集中的地方，当然必须以发展学术为本，大学如果仅仅止于传授知识，而不创造知识，则沦为单纯的技术养成所，社会将因此而停滞，人才的品质也会受到局限。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的统一，才是大学之道。
2、 通才教育
在造就人才方面，梅贻琦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治闻”的“完人”，所以他提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修养提高的“通才教育”思想。他主张，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于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精辟地指出，大学生应当通专结合，但通专不能并重，而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梅贻琦特别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收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各种旁类知识作支持，知识、修养、人格平衡发展，必大有可为。在教学方面，梅贻琦倡行通才教育，或者说是“博雅教育”。但这不是西方传统的“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抄袭，而是以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糅合了近代中外资产阶级大学教育思想而形成的独立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儒家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针对当时教育部提出的“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梅贻琦针锋相对地提出大学教育应“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综合的知识与修养。他主张大学阶段应培养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培养专才。那么，专才由谁来培养呢？他认为这一任务应由研究院，各类专科学院，特别是各种行业本身来承担。在梅贻琦的心目中，社会所需要的人，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对于通才教育，教育界一直是见仁见智，评说不一，尤其是在西方某些国家当通才教育流于似通似专、非通非专，流于“放羊式教育”时，更加易于引起物议。但是，从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清华大学的地位来看，梅贻琦推行的通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适应了培养高级英才和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并“随机应变”的需要。与通才教育相应，梅贻琦提出了“五育”（德、智、体、美、群）并重的教育方针。梅贻琦推行德育，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方面；他重视体育，但并不把体育单纯看作“粗腕壮腿”的手段，而是当作“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办法”；为加强群育，梅贻琦大力扶持各种集体活动和社团活动，以增进团体活动精神；注重美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方面，设置了多种美育方面的课程，鼓励各种文学艺术团体，以致清华的课余生活“弦歌不断”。
3、 大师论
在发展学术方面，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他反复提醒清华同仁，“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他认为大师不仅可以极大地推进学术研究，而且也有益于培植杰出人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他多年的罗致聘请，清华果真成为大师荟萃的一所名校。梅贻琦不仅注重引进人才，而且非常重视为校内人才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教师比较其他大学享有较高待遇，又提供定期出国进修机会。
治校风范
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在长期的学校管理工作中，表现了大教育家的卓越风范。这可以从大学自由风气的维护、民主管理的坚持、勤俭办学作风的恪守，以及有胆有识的襟怀等方面得到反映。
1、 自由风气的维护
梅贻琦办学，发扬了蔡元培办北大的自由与独立精神，不仅提倡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而且着力营造学术自由的环境，独立思考的条件。他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
为学术自由的准则。
2、 民主管理的坚持
梅贻琦治校的基本做法是“民主治校”，也称“教授治校”。
梅贻琦在出任校长不到六年的时间里，领导清华在校政、教学、研究、人才、学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开创了解放前清华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学术自由和学术中立，是梅贻琦始终遵循的办学原则。因此，他允许清华校园内建立各种社团，开办各种讲座，而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梅贻琦一生，可说与政治无缘。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中，他洁身自好，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而对于他领导下的清华或联大，他也同样呕心沥血地捍卫它的纯洁和政治上的中立。
治校秘诀：吾从众
梅贻琦的功绩，不在于首倡教授治校，而在于他身体力行，使这个体制在清华得到确立和健全。教授治校的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学校的大计方针都分别由这“三会”作出决定。校长梅贻琦作为这“三会”的当然主席，在会上总是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当然时有发生，但梅贻琦持重的态度在最后总是起到稳定的作用。在梅贻琦掌校的十七年里，“三会”与校长四方之间始终协调很好，没有发生裂痕，关键所在正具有梅贻琦这位“同情的校长度夺其中”。过去常有人称梅贻琦治校的“秘诀”是“无为而治”，这正是对他高度的民主作风的赞扬，梅贻琦常说：“吾从众。”在梅贻琦那里，这个“众”显然是教授，而不是学生。他始终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楷模
———中国近代教育家梅贻琦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
一、弘扬中华文化精粹,融合西学人文主义教育理念,阐发现代大学之精神
1、“大师论”的观点
2、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修养的提高（通识教育）
3、融合中西文化之精髓,深刻探研现代大学之精神
四十年代中后期,在有着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经验逐渐积累的基础上,他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和系统,对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及存在弊端,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以《大学一解》一文最为著名。其中,基本反映他的教育主张和观念。有以下几点：
（1） 关于“教育”的本质究竟应该是什么
他融合中西人文教育思想的契合点,认为:虽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从“精神”本质方面看,中西方又是相互融通的,并不是矛盾的。他非常推崇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学》,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了深刻的现代诠释,并融入了近代西方大学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认为,现代教育中的种种措施,始终不出“明明德”和“在新民”这二个范围,只不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理想而已。也就是说,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二个,不是一个,即人格品德的教育与科学技能的教育(文理工商农各门科学)。他认为,培养一个人,首先使其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之后,才能推而向外,“足以仕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这就达到了孟子的“修身而平天下”、荀子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人生理想。梅贻琦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融汇贯通,结合现代教育的特点,为进一步提出大学之精神,奠定了坚实的中西文化基础。
（2） 提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人格的人”,即“整个之人格”的观点
在梅贻琦心目中,所谓“整个之人格”应包括三大方面:“知、情、志”。三者是一个整体,缺一则全废。所谓“知”,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以解决“求知”问题,属于“智育”层次。
他尤为强调在求知的过程中,“内动力”、“好奇心”、“求益心”的作用,教师的责任重在启动于此、调动于此,“教师举其一而学生反三”。所谓“情”,指情绪;所谓意,指意志。这二点也是很重要的,但往往被教育者所忽视,梅很早就注意到了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情商”问题,并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他说,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意志得以锻炼,情绪得以裁节”,使其成为“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认为,求知也好、治学也罢,都和“意志之坚强,治学贵谨严,思想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忌一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1],在这方面,他认为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师生之间的关系绝非“演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而是一种密切的“从游”的关系,他把学校比喻为“水”,师生是其中的“鱼”,师生之间“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故,自不期而至”教师的真正作用应是:既传道授业,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授的品德举止能够对学生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巨大功效,所谓起“言传身教”之作用。
参考文献：（1）刘述礼· 黄延复主编·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01页，大师说是在第10页
“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等教育家—梅贻琦 吴洪成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流行于高等教育界被称为“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典型代表。但他并不是西方所谓“U晚间创ucation，’(自由教育)的简单翻版，而是以中国古代需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综合近代欧美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这种思想体系虽不能完全运用于当今大学教育，但在许多方面仍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值得我们珍视。当我们仔细研读和揣摩其教育言论，并深人观察其教育实践后，便会深深地感到对梅贻琦丰富的教育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通识教育：他认为，现代大学理念仍不外《大学》所说“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要达此目的.大学阶段就要给学生以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非如此，便不能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化民易俗，改造社会)的任务。所以，大学教育与一般专业或职业学校不同，不应着眼于某一门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着眼于“通识”训练，以便于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上述引论，实质上是梅贻琦通扩教育思想的一种表述。其一，他是从学生本科4年课程结构角度作为切人点的;其二，强调普通训练之重要;其三，要求学生求学应谨防狭隘之弊。这三点也正是通才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梅贻琦眼中的“通才”，首先是学科中的通才，并且能会通人生，达到人格与学间相统一之境界。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是一种学术机构。学术有学术的逻辑。学术活动是以自由为价值前提的，即学术活动离不开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文化性，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大学之所以有生命，缘于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与大学管理贯穿于大学发展的始终，两者彼此依赖，和谐共存。既然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生命，那么，大学管理就必须尊重学术自由，要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管理的基本理念。作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持续贯彻的一种教育管理模式，“教授治校”是大学的文化性对大学管理的客观要求，其意义在于它能够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有利于通过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和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的争鸣，激发学术人员的创造精神，促进学术繁荣，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综合办学水平。大学是围绕高深知识的传播、储存、鉴别和创造组织起来的机构。学术活动的探索性和创造性，以高度的自主性和某种不受监督的自由为前提。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良好的学风，成为培养人才的良好经验。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探讨中的思想自由。因此，学术自由的西南联大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学术发展和人才辈出的场所了。不论社会如何
变迁，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气息和良好的学风;高等教育要寻求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其独立的思想和学术自由，而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略论梅贻琦的大学办学思想 文 胜 利
“无为而治”、“吾从众”———梅贻琦的治校风格。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有人评价他的治校风格是“无为而治”。当别人问起他对学校大政方针的看法时,他总是那句话:“吾从众。”梅贻琦作为学校评议会的主席,在他主持会议时,都是尽量听取同仁意见。当评议会中意见出现分歧、争执不下时,争论的双方都希望他能立即表态,支持自己的一方,而他总是非常慎重,很长时间内一言不发。在别人一再催促之下,他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至于许多性急的人常说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但当他表态时,争论的问题往往片言立决。他拿出的解决方案或得出的结论,事后大家静下心来分析,往往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实际上,他的拍板或结论,都是他博采众议的结果。梅贻琦的民主作风,也常常表现在他的言谈讲话中。许多问题,他决不随便表态,说话留有充分余地,显得非常谦虚含蓄。他为人做事、处理校政,所恪守的格言便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也为此博得了“寡言君子”的雅号。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先生说话那样谨言,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1]。
著名教育学家傅任敢在谈到梅贻琦时曾说:“我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对于中国教育界的全部贡献,我也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值得我们学习的全部品格。但是,我觉得,就教育界而论,他的确是蔡子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1]梅贻琦的大学办学思想对我们目前的大学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1·大学发展要有一个科学的定位2·办大学,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3·校长要讲究治校之道
参考文献：（1）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252,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