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5日发(作者：)
第6卷 第3期 2007年5月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TAIY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l.6 No.3May 2007【文学】西方哲学与红学李晓进(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政治理论教研部, 广东 珠海 519085)[摘 要] 当前,在红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否定学术规范、否认是非对错标准的相对主义倾向,这与当代西方各种激进的哲学流派的涌入不无关系。对此,宏观考察西方哲学对红学发展影响的历史轨迹,彰显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从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个案分析当中表明,即便从西方激进的哲学流派内部考察来看,也推不出古典文学研究,可以完全抛弃基本的学术规范任意阐发解释的相对主义倾向的合理性。[关键词] 西方哲学;红学;学术规范;相对主义[文章编号] 1672-2035(2007)03-0076-04 [中图分类号] I2071411 [文献标识码] A一、西方哲学与旧红学西方哲学对红学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在近代西方叔本华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这是西方哲学对红学影响的最早体现。此文一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认为,人生活着就是痛苦;而痛苦的根源在于无穷无尽的欲望总是得不到满足;生活、痛苦和欲望三者合而为一。第二章阐述了《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为我们描述了人生痛苦,更在于为我们提出了解脱痛苦的道路。第三章阐述《红楼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精神相反,具有一种真正的悲剧精神;而悲剧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伦理的目的《红楼梦》;美学上的价值和其伦理学上的价值紧密相连。第四章探讨《红楼梦》伦理学上的价值。认为,宇宙人生的存在,缺乏绝对合理的根据“根本别,无意义存乎其间”。因此,世俗眼中是“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的出家之举,在宝玉看来却是最好的解脱。第五章表明,文学艺术之美不是从经验中来,相反,主要是从先天中来;文学艺术的特质贵在具体而非抽象,文学艺术所表达的,并非个人的性质,而[收稿日期] 2006-10-12是人类全体的性质。因此,旧红学家们纷纷考证《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试图为书中的故事找出“本事”来,乃是一种荒谬的做法。综览《<红楼梦>评论》的全文,我们发现,它的总体结构,环环相扣,前后照应;当中的论证,精确严密,层层递进。应该说,在近代西方哲学直接影响下完成的《<红楼梦>评论》,已经具有了西方哲学那样的思辨性和体系化的特征。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的超越性突破。治哲学史的人一般都知道,西方哲学比起中国哲学来,在治学方法上有着根本不同:前者注重逻辑推理论证;后者注重结论。应该说,在治学方法上对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的重视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的长处所在。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学术文体样式(包括中国哲学及其他文学艺术类的批评文体)却呈现出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拿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来说,它们大多采取随笔体或语录体,短小精悍,形式活泼自由,不求体系的宏大完整,不作过多的分析论证,多凭审美直觉,三言两语,直抒胸臆,点到为止,最多作些追根溯源的索隐与灵机一动的考证。这种“零敲碎打”式的批评方式的特色和优点在于能抓住作者瞬间“闪电般的灵感”,使文[个人简历] 李晓进(1978-),男,安徽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中山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在读博士。[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青年教师科学研究基金(2005D009)
第3期李晓进:西方哲学与红学・77・威哲学》一文当中重点介绍了这种方法。杜威的“思维五步法”是对皮尔士正统实用主义哲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胡适将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和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四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考据学和考证学的方法联系起来,说它们“有其相通之[2]109处”。胡适非常得意于他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并且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在得之[2]109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胡适后来根据自己的体会,将杜威的“思维五步法”简化为三步,最后又从三步简化为两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的这一精练概括,因其简洁明了,一度在国人中间广为流传。不过,在“假设”和“求证”之间,胡适更加偏重“求证”。他说,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即便有人提出骇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设是越大越好。可是,胡适一再提醒我们,当我们有了大胆的假设后,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因为,小心的求证比起大胆的假设来二、西方哲学与新红学“还更重要”。胡适曾借别人的口来表明这种偏重:“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发表,是红学发展史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上新与旧的转折点。书中,胡适批评旧红学索隐派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不去花功夫搜集材料来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时代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与版本,相反只搜罗了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料来附[3]448习惯”。[1]75会《红楼梦》的情节”,因此都“走错了路”。胡适胡适在治学方法上对于“小心求证”的特别强说,与旧红学的索隐法不同,他的《红楼梦》研究采取调,与他在《红楼梦》研究过程中对考证方法的特别的是科学“考证学”的方法。考证的方法和索隐的方重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胡适说,要解决“《红楼梦》法有着根本区别。考证以客观史实为基础,有一份有什么用意”的问题,当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假设。材料说一份话;而索隐只是毫无根据地主观猜谜。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假设能否得到证明。你可用胡适自己的话说,考证的方法意味着必须“运用我以假设《红楼梦》是写出来骂满洲人的,也可以假设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其是写一个当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事,也可以假设它是作者自传其生平,但是,更关键[1]118作向导,引导我们到相当的结论上去”。红学研的还在于证据,你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假设,究方法从主观索隐向科学考证的转变即是旧红学向假设才有意义。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来讲,给出证新红学转向的主要标志。据要比提出假设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胡适的国学研究尤其是《红楼梦》研究对考证方从杜威到胡适的“假设可以大胆,求证务须小法的特别重视,除因深受传统的考据学的熏陶外,主心”的告诫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重提胡要得益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影响。适在《<红楼梦>考证》当中对旧红学索隐派的批评1915年,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成为即便在今天也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这主要是因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受杜威的影响,胡适为,近年来红学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有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于“方法”一直保持着强烈少数研究《红楼梦》的人,将早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的自觉意识。他说“:‘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超越的旧的索隐法重新搬出来,加以包装,利用大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众化的传媒将一些个人化的主观臆测推向广大的普[2]106杜威的影响。”胡适还说,他在走进哥伦比亚大通民众,在民间造成了一片红学研究虚假繁荣的现学之前就已经对杜威的思维方法发生兴趣。胡适所象。之后,不少红学前辈、专家和学者站出来为学术说的“方法”,主要指杜威的“思维五步法”。他在《杜规范辩护,却被说成是“搞红学话语霸权”和“以专家章充满灵气;可是其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其不甚重视逻辑推理,理论的论证过程无法展开;由于缺乏整体的逻辑体系的考虑,对于一些复杂的批评对象的评论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前后矛盾。近年来,红学研究领域中不少学者,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太过专注于琐碎细节的考证,而根本不管观点之间的整体联系和逻辑一贯性。使得一些红学论著,从细节看很有道理,从整体看就漏洞百出甚至前后矛盾。这都是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和理论修养所致。一百年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影响下,能够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的这些局限,使其红学论作具有了体系化和思辨性的特征,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后的红学研究应该注意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如果我们既能很好地继承本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色和优点,又能在理论高度和逻辑论证方面也加强考虑,那么我们的红学研究就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78・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身份压人”。其实,所谓学术规范并非某一人或某一团体制定的规章要求,它是千百年来无数专家学人治学经验的积累,并且经受住漫长的历史发展的检验,代代相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对学术规范的尊重和遵守,是学术良性发展的前提。红学研究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允许不同的研究视角,容纳不同的研究风格,可是,这并不代表承认红学研究可以抛开基本的学术规范,恣意发表一些纯属个人化的、缺乏证据的胡乱推测的观点的合理性。从杜威到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精神实质上代表着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做学问而言,对“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规范的提倡与强调,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过时的。三、西方哲学与当代红学说到《红楼梦》研究在当代的发展,不得不提到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的那一系列讲座。刘心武的讲座,生动形象,引人入胜,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在民间确实掀起了一股“红学热”。可是,从学术的角度看,刘心武的治学方法属于早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超越了的索隐法的范畴,因此遭到众多红学专家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刘心武做了许多回应。他说,[4]《红楼梦》研究应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讨论[5]《红楼梦》请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红学应该是“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他还说“:说到头,我的秦学究竟是否能够成立,那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我的这个系列讲座,引发出了人们对《红楼梦》的更浓厚的兴趣,读《红楼梦》的更多了,参与讨论它的人更多了,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因[6]此大大拓展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刘心武的意思清楚明白:他最看重的是他的“秦学”在民众中间的影响力和欢迎程度,至于他所从事的学问本身成不成立反倒成了不重要的问题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的今天,学术研究的对与错在商业利益至上的观念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不堪。“百家讲坛”栏目的制片人的话更加露骨,他说:“‘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而且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本来就是(2005年11月28日陶冶情操的,没有谁对谁错。”《南京日报》报道)当代红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否认是非对错标准的相对主义倾向的出现,与当代西方的各种激进的思想和理论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当代西方哲学的众多流派当中,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部分,它的诞生对东西方文艺批评和美学领域影响巨大。下文准备从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证明,即便从西方激进的哲学思想内部来看,我们也推不出古典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不管作品的本义任意胡乱地加以阐发解释的合理性。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德国古典解释学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前者承认解释者的前见是解释者进行解释的必要前提,而后者在进行解释的过程当中要全力避免这种前见的干扰。加达默尔对于前见合法性的强调,是基于“时间间距”在理解过程中的客观存在的思想的。所谓“时间间距”是指解释者与原作者之间由于所处的年代相隔久远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语言、文化以及个体心理上的差异和陌生性。原作者创作文本的年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时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化背景以及个体内在心理背景不可能完全复原,因此,在理解的过程当中“,时间间距”的存在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正是由于“时间间距”的客观存在,解释者前见的参与不但不应该避免,反而成了理解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前见的参与,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发生。加达默尔对于解释者前见合法性的强调,为我们研究历史文本的多元化理路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假象。按照加达默尔的理论,作为历史文本的研究者和解释者的前见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既必然又合法地起作用,而不同的人显然又具有不同的前见,这是否意味着承认任何人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任意地对历史文本胡乱地发表意见的合理性呢?这正是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面临的相对主义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当中已有大量篇幅给出回应。他说,哲学解释学的工作是有坚实基础的,这种基础在于解释学的主要[7]345任务只是一种“事实的探究”。解释学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性研究,要求我们的任何理解必须充分尊重历史文本的真实本义,反对任何形式的胡乱歪曲和主观臆测。所有正确的解释必须避免“随[7]343心所欲的偶发奇想”与“难以觉察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这是解释者[7]343“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理解某个本文,总是意味着完成某个筹划;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做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因此,理解作为一种预期和筹划,不能任意胡乱地进行,相反应该受到文本本义的“事实”的制约;没有这种制约,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解与交流。
第3期李晓进:西方哲学与红学・79・加达默尔说,解释者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尽管无需抛弃内心已有的前见而直接面对本文,可是他还必须对他内心中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进行明确地考察,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因为前见也是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的。前见不仅有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还有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7]379的前见”。加达默尔认为,对于后一种前见的克[7]355服是“批判理性义不容辞的任务”。加达默尔还说,假如我们真的想理解他人,我们就不能盲目地坚持自己对于事情的前见解。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倾听某人讲话或者阅读某个著作时,必须忘掉所有关于内容的前见解和所有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本文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我们自己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7]345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整个见解的关系当中”。尽管见解是流动的,具有多种可能性,可是在这众多的“可认为的见解”中,并非所有东西都是可能的;为了排除误解的可能性见解的干扰,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倾听他人实际所说的东西。谁想理解,谁从一开始便不能顽固地不听本文的见解而局限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本文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因此,加达默尔非常赞成海德格尔的观点:若想获得关于事物本身的真正理解,必然“要求我们从事物本身推出前有、前见和[7]346前把握,以‘确保’论题的科学性”。如上看来,尽管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承认解释者前见在理解过程中参与的必然性,可是前见也是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的,前见对于理解的参与是要受文本本义的制约的;在理解的过程中,不仅解释者的前见应该得到重视,历史文本的本义也是不容忽视的;接受者的前见视域和历史文本的本义视域的共同兼顾才是加达默尔作为理解的“视域融合”的真正要求,任何片面强调一方的观点都是不对的。因此,那种仅仅从加达默尔哲学强调接受者前见对于理解的重要性的观点出发,推出对于历史文本的解释没有谁对谁错的观点,是非常形而上学的。这也就是说,即便从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这些西方比较激进的思想家的思想内部我们也推不出这种相对主义的合理性。学术研究应该脚踏实地地进行,坚决反对借学术研究多元化之名,来为那些缺乏学术积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伪学术辩护。对学术研究多元化的提倡,不代表对学术研究是非对错的标准的否认,更不代表对学术研究相对主义倾向的承认。●[参考文献][1]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 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 刘心武.刘心武揭密《红楼梦》,新浪网独家连载,说在前头(1)[EB/OL]./nzt/his/lxwjmhlm/,2006-12-03.[5] 刘心武.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第2部[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6] 刘心武.刘心武揭密《红楼梦》,新浪网独家连载,说在前头(3)[EB/OL]./nzt/his/lxwjmhlm/,2006-12-03.[7]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责任编辑 张 琴】WesternPhilosophyandtheStudyon"DreamofRedMansions"LIXiao2jin(PoliticalTheoryTeachingDepartment,ZhuhaiBranchSchool,BeijingNormalUniversity,Zhuhai519085,China)Abstract:Currently,arelativismtrendhasemergedinthescopeofStudyon"DreamofRedMansions",nnotbesaidtobeirrelevantscopicviewonhistoricinfluencesontheStudyon"DreamofRedMansions"byWeseanalysisonmodernphilosophicalgenresitcanbeobservedthatevenviewingfromwithinWesternradicalphilosophicalgenres,norationalitycanbedeductedfromtherelativismtendthatbasicacademiccriterionmaybediscardedandanyexpds:Westernphilosophy;theStudyon"DreamofRedMansions";academiccriterion;relativism
